试论东方诗学的文化同质性*
——以中、朝、日首家诗话为例

孙德彪

(延边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吉林 延吉 133002)



试论东方诗学的文化同质性*
——以中、朝、日首家诗话为例

孙德彪

(延边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吉林 延吉 133002)

诗学批评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认同，也是传达自身思想观念的一种表现方式，中、日、朝三国的诗学文化一脉相承，诗学批评思想自然也有着许多共性之处，而这样的种种都通过三部诗话著作徐徐展开，展示在读者眼前。在《六一诗话》(欧阳修)、《东人诗话》(徐居正)、《济北诗话》(虎关师炼)三部诗话作品中，三位作者秉承儒家的济世情怀，宣扬诗歌的社会功能，并结合禅宗的思维方式，与诗歌的创作规律相结合，奠定了在各国的诗学批评地位。

东方诗学；文化同质性；中韩日首家诗话

一、儒：世与理

儒家思想自诞生后，成为社会运行的一种推动力量。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对中国文化的统治长达几千年之久，根据不同的政治要求衍生出不同的文明形态。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朝鲜，儒家思想总能适应各个时代、各个统治者对政治的多种要求。

文学的创作往往离不开政治铺垫与文化渲染。在诗学批评上，儒家思想是重要的指向标准，《六一诗话》《济北诗话》《东人诗话》都是按照儒学的批评标准进行创作的。儒家的世值观念与普世理念透过三位不同国度文坛巨匠的笔触，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儒家思想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成为一种文明符号、一种精神信仰。儒家的世值观倾向于世俗，贴近人的生活，形成一种共同认可的观念集合，一种尊重社会与人性的理性思考方式。

《六一诗话》对儒家的世与理有着明确的认知和阐述。在谈到唐末著名诗人郑谷的时候，欧阳修给予的评价是“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今其集不行于世矣”。诗文创作是为了传达情感与价值，不单单追求语言的通达与明晰。若创作失去神韵，就如同华丽的空壳，没有灵魂，无法形成感性与理性的碰撞，更不会具有社会价值。欧阳修借梅圣俞之口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若诗文只追求语意，而不具备有价值的普世理念，只能“人皆以为笑也”。在谈到“龙图赵学士师民”时，欧阳修盛赞其“以醇儒硕学，名重当时”，“为人沈厚端默”，“于文章之外，诗思尤精”，“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可见，欧阳修是典型的儒学倡导者，人“厚”学“精”，具有被人们尊崇的品质，虽“群居终日，似不能言”，却能写出“麦天晨气润，槐夏午阴清”这样具有意境美的诗文。可见，欧阳修的批评标准、审美情趣深受儒家的世值观念与普世价值的影响。欧阳修作为宋代文学的风向标，发挥了他的社会价值，一步步完成了属于自己的社会使命。

《济北诗话》作为日本五山时期唯一一部诗话作品，是引导当世日本文人了解汉诗文、诗学批评的重要途径。虎关师炼具有深厚的汉学根基，对汉文化有深刻的认知。《济北诗话》中体现出的最集中的儒家义理观念是全书涉及的诗人评价与诗文欣赏品评。虎关师炼在广泛的儒学认知、深厚的儒学基础之上，建立了完整、系统的评价标准，树立了儒学批评立场。《济北诗话》中，对陶渊明、李隆基的态度明显不认可。虎关师炼针对陶渊明的“傲吏”之说，不满之情溢于言表，针对陶渊明所处“东晋之末，朝政颠覆”的时代背景，认为陶渊明的挂印而去不合礼法、不值得提倡，若真有心为官，在最开始时就要做好承担一切的心理准备，将当地之风化、百姓之教化立为己任，“受则令彭泽民见仁风于己绝，闻德教于久亡”，从而使“一县清而一郡学焉，一郡学而一国易教焉，何知天下四海不渐于化乎”，若能如此，“岂不伟乎哉”？而陶渊明却“不思此而挟其傲狭”，因而虎关师炼对其胸怀与人品都提出了质疑。虎关师炼对开创了“开元盛世”的玄宗皇帝李隆基也有相似的评价标准，认为被世人视为贤主的李隆基不但“只是豪奢之君”，而且“暗于知人矣”，以薛令之的《自悼》诗为由，不见官员深受朋党之争的苦恼，不问官员生活清苦之辛酸，反倒在旁书曰：“啄木嘴距长，凤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迫使薛令之辞官还乡。玄宗读孟浩然“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诗句后，“怃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有此作？因命归终南山。’”对于有才之士不知爱惜，对于民之愁心不能体会，虽自言“素闻其人”，但对孟浩然之诗文“少诗思却咎浩然”，“不细思诗句却疏之”，而且其生活之奢靡，晚年任人之昏聩，难以获得虎关师炼的认可。虎关师炼所列举的这一系列非贤主之因，都是依据儒家标准来判定的。

《东人诗话》对诗人、诗文的批评理念也体现出明显的儒化倾向。朝鲜深受儒学文化的影响，尚儒尊孔已成为朝鲜文化的主要基调，朝鲜的文学创作、诗学批评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儒学痕迹，形成了立足于本土、根植于儒学的独特价值取向与普世理念。徐居正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极具文学才华，在汉诗创作上具有较高成就，任元濬推许徐居正诗文“规模之大，原委乎李、杜；步趣之敏，出入乎韩、白”，其作品数量之多在东国文士中甚为罕见，其“五七言古风、近体、歌行、绝句万余首，为诗集者五十余卷；序、记、说、跋、碑铭、墓志数百余篇，为文集者二十余卷”。徐居正在诗学批评中注重文学的实用性，这是由朝鲜当时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对诗文的价值评判不在于诗句语言及结构，而在于诗文是否具有教化价值，能否带来积极的理念影响，若不能满足这样的基本需求，诗文的格调也不会获得认可。这种诗学观念与中国儒家的礼教文化如出一辙，对朝鲜汉诗产生了深远的引导作用。《东人诗话》的序言、后序都提及了孔子删诗，反映出朝鲜当世文人对礼乐教化的重视程度。徐居正极为推崇杜甫的诗歌，所推崇的不是杜诗的语言风格，也不是杜甫洋溢的才华，而是杜诗中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社会关怀精神，“古人稱杜甫非特聖於詩，詩皆出於憂國憂民，一飯不忘君之心”，而“大元至治中”，“益齋李文忠公”在“高麗忠宣王被讒竄西蕃”之际，“萬里奔問，忠憤藹然”，实现了儒家入世价值中的忠义两全，“可見其志之所存”。这样的价值理念使徐居正认可其“忠誠憤激，杜少陵不得專美於前矣”。儒学深厚的文化基础、深入的审美意识、颇受认可的价值理念为徐居正的诗学批评提供了生长的沃土、成熟的环境基础以及完善的理论准备。这部作品充满了儒学世值观念与普世价值所留下的深刻印记。

二、佛：诗与禅

思想的进步取决于文化的发展，而文化的发展来源于精神的力量。中、日、朝三国在精神信仰中，都和佛家有着不解之缘，或多或少地受到佛家思想的浸染。

欧阳修早年有反佛的名声，王辟之曾言：“欧阳文忠公不喜释氏，士有谈佛书者，必正色视之”。欧阳修在被贬谪期间，在佛家之地发生因缘，《五灯会元》记载欧阳修与浮山法远法师因棋说法，并叹曰：“修初疑禅语为虚诞，今日此老机缘，所得所造，非悟明于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到了晚年，欧阳修更倾心于释家，退居颍上后，更是“惟衣道服”，自称“六一居士”，颇有超然物外之意。虎关师炼本就是佛家弟子，自幼聪颖好学，悟性极高，十岁就身入空门，后又师从元朝使僧一山一宁，成为五山文学早期标志性的代表人物，佛家思想与儒学文化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徐居正所在的李朝时期是朝鲜尊儒排佛最严重的时期，但并不代表徐居正没有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佛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对徐居正的创作带来的影响是潜在的。

《六一诗话》《济北诗话》《东人诗话》的作者都是当世的文坛领袖，都与佛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他们创作的诗话作品自然也受到了佛家文化的诸多影响。佛家文化对三部诗话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诗话的创作形式；一是对诗话理论的影响。

(一)禅学对诗话创作形式的影响

三部诗话的创作形式都属于语录体。语录体起于儒家的经典《论语》，其广泛应用多见于禅宗。禅门语录体兴起并盛行于唐朝，到了宋代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除了用来记载禅门宗师的言论之外，野史杂记也有以此形式创作的作品。诗话是文学理论著作，渗透作者的文学主张，这和佛门的传经布道有相通之处，江藩的《国朝宋学渊源记》附记有云：“禅门有语录，宋儒亦有语录”。欧阳修晚年退居颍上，多与禅门中人来往，“惟衣道服”，“日与沙门游”。社会大环境的有效引导、身边友人的潜移默化影响都是促成《六一诗话》产生的原因。虎关师炼是禅门中人，受到的影响自然是最直接的。虎关师炼的文学素养与禅门悟性使得他将文学与禅学的特性相结合，并遵循先人的足迹，完成他所承担的文学社会责任。徐居正在创作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受到禅门的影响，但以语录体作为他的创作形式体现了这种创作形式由儒学领域影响禅学领域，又由禅门领域回归到文学领域的过程，更说明语录体的创作形式本身更易于表述观点，也更利于读者的接受，是一种诗学批评的理想形式。

(二)禅学对诗话理论的影响

禅宗在唐代兴盛发展，对诗歌创作和批评理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六一诗话》之前，相关的诗论创作主要是诗格、诗式，其中已有不少佛门影响的痕迹。佛门有南北宗之别，王昌龄在《诗格》中就是以南北宗派为所评述的创作者分派论文，即“司马迁为北宗，贾生为南宗”，并表明“不看向背，不立意宗，皆不堪也”。在中国的佛学史中，六祖慧能是个标志性的人物。他虽不识一字，但听人诵《金刚经》，“一闻经语，心即开悟”。他的出现将中国禅宗与印度禅宗正式分离，中国禅门开始了“自悟”的修行过程。这种禅门的“识”与“悟”对诗学批评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读诗就要有这种顿悟，获得对诗文的真正见解。要找到诗文的切入点，也就是佛门所说的“识”，而后展开的诗学批评就是禅宗的“悟”。三位作者在诗话创作中都遵循了这样的批评理论，呈现出了相近的批评模式。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更重视“识”，他的创作都以诗文、事物等作为批评、论述的切入点，然后针对这一特性阐述批评理论。虎关师炼的《济北诗话》则比较注重“识”与“悟”的结合，目的是传播诗学批评理念，树立审美意识，而要实现这一功能性的价值取向就必须兼顾“识”与“悟”，并同时发挥两者的优越性，准确的切入点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确认批评观点倾向，而深入的批评意识可以完善虎关师炼的批评理念，起到他所期望的教化作用。徐居正的《东人诗话》更注重“悟”，这与《东人诗话》的创作宗旨与社会意义有着直接关系。徐居正在批评中多次以中国诗人、诗文为引，导出朝鲜诗人，在对比中进行深入剖析，这也正是《东人诗话》的突破点与成功之处。

[1]蔡美花，赵季.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一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2]欧阳修撰,克冰评注.六一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2014.

[3]虎关师炼.日本诗话丛书·济北诗话[M].东京：交会堂书店，1920.

[4]张寅彭.中韩日首家诗话纵横谈[J].中国诗学,1995(4).

2016-05-21

孙德彪(1964- )，男，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韩诗学关系研究。

*This work is supported by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Fun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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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602(2016)11-012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