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与艾略特诗歌女性形象的新批评式比较研究
——以《荒原》和《苏小小墓》为例

李梅英，罗 聪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李贺与艾略特诗歌女性形象的新批评式比较研究
——以《荒原》和《苏小小墓》为例

李梅英，罗 聪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在英美诗歌研究及比较研究领域，至今仍未有诗论能够超越“新批评”。新批评派和象征主义诗歌奠基人T.S.艾略特的诗歌不仅有英国玄学派诗歌的传承，还表现出与我国诗人李贺相似的“奇喻”特点，他们塑造的女性形象也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本文以两位诗人的代表作《苏小小墓》和《荒原》为例，探讨他们相似的创作背景、创作心境、创新追求及对传统的借鉴。

李贺；艾略特；新批评；女性形象

自《荷马史诗》以来，西方文学就确立了以叙事为核心的文学传统，虽然出现过英国玄学派诗人，但其影响力甚微。英语诗歌的总体面貌仍然是叙事功能压倒意象塑造，这一状态直到T.S.艾略特及庞德出现才被打破。T.S.艾略特是英美“新批评”和象征主义诗歌的典型代表，其创作继承了17世纪英国玄学派重视比喻和象征的文学传统。他自称是政治上的保皇党、宗教上的英国天主教徒、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其代表诗作被誉为英美诗歌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荒原》表现出富于“奇喻”和意象的古典诗歌特点。我国古代诗人李贺是一位擅长奇诡意象的“鬼才”，能够集中体现其个人风格的作品为神鬼诗。“神鬼诗是专门针对李贺诗歌而提出的新概念，专指李贺诗集中以描写神鬼为主的诗歌。”[1]纵观中国诗歌发展，大量创作神鬼诗，并以耀目的神鬼诗成就载入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诗人，唯有李贺一人。

无论是李贺的神鬼诗还是艾略特的《荒原》，其中描写女性形象的部分都占有较大比例。李贺现存诗歌241首，描写神鬼的约80首，每一首都或多或少地描写女性或者涉及女性。《荒原》中共有将近100个不同语境，其中涉及的女性共25位。因此，比较研究这两位诗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一、相似的创作语境：没落时代的“病患”

李贺传世资料极少，考订艰难。直到朱自清先生的《李贺年谱》问世才厘清众多疑点。“德宗贞元。六年庚午(七九〇)贺一岁。贺当生于是年。”“元和十一年丙申(八一六)二十七岁。是年自潞州归，卒。”[2]据此可知李贺的活动时期是在唐贞元、元和年间。在民间，广大穷苦百姓无家可归，受尽藩镇残酷剥削；在朝堂，宦官把持朝政，言路闭塞。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李贺创作的诗篇多为慨叹生不逢时、仕途无望，借以抒发内心烦郁之情。女性形象成为李贺作品表达情感的最佳载体。T.S.艾略特生活在20世纪，却与李贺一样，历经了时代的由盛转衰。艾略特生活早期，西方经济迅速发展、资本高度集中、科技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可以说是充满希望幸福的“伊甸园”。然而，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了美好的一切，“伊甸园”开始坍塌，人们开始质疑资本主义世界。《荒原》正是诞生于一战结束后，“它集中反映了时代精神,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广大青年对一切理想信仰均已破灭的那种思想境界”[3]。

李贺是唐朝宗室郑王之后，但与荣华富贵的正统皇室不同，他的家族只是没落的旁支。李贺极为看重自己的皇室血统，以“皇孙”自居。他胸怀家国大志，期盼建功立业，但生理和心理上的疾病以及残酷的社会现实压垮了他的精神。生理上，李贺被描述为细瘦、通眉、巨鼻、长指爪，躯体孱弱、疾病缠身。心理上，李贺处于一种既自卑又自恋的矛盾心理，因自己的病体和奇怪的相貌而深感自卑。李贺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貌，在他看来，自己丑陋的外貌与高贵的血统极不相衬。在《高轩过》中李贺描述自己相貌为“庞眉书客”，颇有自我嘲讽的意味。李贺自恋是因他觉得自己是皇亲国戚，地位高人一等，时常在诗中炫耀自己是皇室后代。然而，唐朝宗室郑王发展到李贺这一代，早已不复当年风光。贫穷困顿的他只好四处奔波，寻求施展才华抱负的机会。《苏小小墓》便是李贺在游历江南、投奔友人时而作。李贺尝尽世态炎凉，一次次遭遇打击，内心压抑悲愤，看到感情忠贞、至死不渝但又求而不得的苏小小，自然产生了强烈的命运共鸣。

艾略特的生命较李贺长了许多，但观其一生，所遭受的苦痛远多于快乐。1914年，艾略特因为一战爆发从德国辗转到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刚到英国时，艾略特不被当地文坛主流所接受，诗稿出版艰难，甚至遭受到了英国评论界的攻讦，后在庞德等人的帮助下才渐渐打开局面。艾略特的《荒原》于1919年构思，1921年完成初稿。创作《荒原》的几年可以说是艾略特一生中最为痛苦、情绪最消极的时期。艾略特本身患有疝气、牙痛、颌面感染等多种疾病。1915年7月，艾略特与维维安结婚，婚后活泼可爱的维维安潜藏的精神问题日益显露，最终精神失常。作为家中的经济支柱，艾略特不仅要写稿赚取生活费用和两人治病的费用，还要照顾神经失常的妻子。发表于1922年的《荒原》正是艾略特在瑞士洛桑接受精神治疗时完成的。在前往洛桑接受治疗之前，为了短暂舒缓自己濒于崩溃的内心，艾略特曾在伦敦附近的马尔门海滨进行度假休养。在这种精神状态之下，艾略特将本该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四月变成了“最残忍的一个月”，清晨人们穿梭于伦敦桥上班，在艾略特眼里也变成了幽灵在地狱游走，类似于这种与现实相悖的现象在《荒原》中随处可见。

两位诗人借笔下的女性人物表达对社会的批判和指责，都有其父系的影响。李贺自视才华出众，然而他的才华只有少数人发现，更没有被统治者赏识。父亲的名字“晋肃”与“进士”冲撞犯讳，无法入仕。当时社会的排挤、侮辱给李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在经历过无数次失望后，李贺与苏小小一样，只能抱憾而终。“李贺借苏小小的形象充分表现了自己内心空寂幽冷的心境。在绮丽秋艳的背后，有着哀激孤愤之思，通过凄清幽冷的外表，可以感触到诗人炽热如焚的肝肠。”[4]

艾略特用岩石夫人表达的社会批判，缘于童年时期祖父对他的影响。艾略特的祖父是美国唯一神教的传教士。唯一神教由清教发展而来，反对奢侈放纵，提倡忍耐勤劳。艾略特曾经多次提及祖父是其偶像，直言自己受祖父影响甚深，甚至自己的行为准则都以祖父制定的规则为准绳。他后来移居英国，皈依英国国教，这种影响仍然深深刻在他的心底，潜移默化，并进一步得到强化，最终在其创作中得以体现。

“集体无意识”也对李贺和艾略特的创作产生了作用。“集体无意识”由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是某一种族全体成员的心理沉淀物，是一种世代相传的同类经验。这种集体无意识之所以能世代相传，是因为有相应的社会结构作为支柱。李贺所处的封建王朝时代，不管女性如何独立，总归受制于男权社会的辖制，即便如女王武则天，生前死后都要承受世人的非议。而《荒原》中的“集体无意识”体现在对女性的态度上，承继了从古希腊神话一直沿袭下来的男权。在西方传统文化中，女性总是若有若无地被“边缘化”，“男权意识掌控了几千年的社会,男性早已习惯了挥臂指挥女人、而女人只是照办无需反抗的常理。无数的男性作家也根深蒂固地贯彻着这一规则”[5]。

二、相似的女性形象：物质无忧的空心人

《苏小小墓》被认为在李贺神鬼诗中成就最高、名气最大。清朝学者阎再珍称《苏小小墓》为“陈王之洛神”、“屈子之山鬼”。诗中描写南齐名妓苏小小的身姿体态时没有采用直接描写，而是罕见地将墓地比喻为她本人，“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6]。美人香草并举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惯常传统，写死去的美人也不过是“魂魄未曾来入梦”或者“小轩窗，正梳妆”的人像描绘，还从有过以坟墓喻人这种诡异笔法。“她亭亭玉立在绿草与青松的怀抱中，轻风是她的衣裳，流水做她的环佩……在这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巧妙融合中，苏小小优美的身影就与自然融为一体，与万物共生机。”[7]李贺简洁的诗句自然而然地描绘出一位娇俏明媚的女子。诗中描写苏小小生前出行乘坐“油壁车”，这是当时贵族乘坐的车子。据《南齐书·鄱阳王锵传》记载：“制局监谢粲说锵及随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车入宫，出天子置朝堂。’”由此可知，苏小小在物质生活方面是没有忧虑的。但不缺金银珠宝的苏小小并不快乐，她一直都在“夕相待”，等待着一个人。可悲的是直至撒手人寰，她痴心等待的主人公都未出现，说明没有一个真正了解她的人。“冷翠烛，劳光彩”，坟前蜡烛徒劳地燃烧着，发出幽暗的微光。香车宝马、纸醉金迷的生活表面上风光艳丽，却揭开“虚伪”的面纱，苏小小的内心忧郁空虚。

在《荒原》第一节《死者的葬仪》中，艾略特通过描写著名的女相士马丹梭梭屈里士的太洛纸牌占卜术，引出岩石夫人——贝洛多纳。岩石夫人在西方传统文化中原指达·芬奇画笔下美丽善良、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岩石圣母。第二节《对弈》描写了艾略特心中的岩石夫人。在艾略特笔下，岩石夫人发生了变异，演变为一个群体，她们不再代表纯洁、美丽的女神，而是真正的岩石性格，麻木、耽于情欲。如在第二节开头出现的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她的座椅如同发亮的宝座，她的镜子装饰精致，她的缎盒炫目辉煌，但她却依赖“奇异的合成香料”[8]。这是一种可以麻痹神经、催生情欲的香料。一切都昭示着这位贵妇实质上不过是一名百无聊赖的上流社会女人。又如在酒店里和朋友交谈的丽儿，她不修边幅，朋友劝她“把牙都拔了吧，丽儿，配一副好的”，但丽儿毫不在意；她只愿享受情欲却厌恶生育，“是我吃的那药片，为打胎，她说(她已经有了五个。小乔治差点送了她的命。)”《对弈》的最后一句“明天见，太太们，明天见，可爱的太太们，明天见，明天见”，是《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最后一次出场的告别词。奥菲利亚是纯洁善良的女性代表，却迷失了神智，在疯狂中溺水而亡。女性在西方繁殖神话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象征圣洁的岩石夫人群体的堕落迷失，人类文明自然岌岌可危，大地便会一片荒芜。

中国封建社会男权当道，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奉行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名妓苏小小便生活在其中的南齐时期。《苏小小墓》是一首鬼诗，表面上写的是鬼魂，但只是一种形式，在更深层次上反映的是人的情感、人的思绪。

女鬼苏小小痴痴等待良人的到来，始终没有抛弃作为女性的尊严，依旧盛装打扮，自持地在自己的居所“西陵下”等待。在李贺的笔下，不是“无人结同心”，而是“无物结同心”，体现出了苏小小已经醒悟了，不再对男性的情感和社会的宽容抱有期待。在李贺的《苏小小墓》中，作为主导地位的男性被“剔除”，将女性上升到核心地位。苏小小在世俗眼里只是“玩物”，是身份低微的妓女，没有人愿意为她付出真心，所以她才会发出“无物结同心”的感慨。

封建社会的苏小小如此，现代社会的岩石夫人又是如何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部分女性为争取投票权而奋起抗争，数次被捕入狱，意志仍然坚定，宁愿绝食抗议也不屈服。其他西方国家也爆发了不同程度的女权运动。然而，觉醒的女权意识仍未形成大规模影响，很多女性仍然随波逐流，自甘成为社会的“玩物”。《荒原》第二节《对弈》中，有的人只会每日无聊地问自己“我现在该做些什么？我该做些什么？……我们明天该做些什么？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第三节《火诫》中有的人外表是圣洁的“仙女”，内心却是沉湎于情欲的机器。这群“仙女”和“几个城里老板们的后代”在泰晤士河边纵情声色，事后在河边留下大量垃圾。这一节还描写了现代都市社会中的女打字员和小公司男职员的情事。在这场情事中，女打字员卑微、软弱、屈从。男职员的行为“虽说不受欢迎，也没受到责骂”，“探险的双手没遇到阻碍”。“她的头脑让一个半成形的思想经过：‘总算完了事，完了就好。’美丽的女人堕落的时候，又在她的房里来回走，独自机械地用手抚平了头发，又随手在留声机上放上一张片子。”这些内心活动和动作描写充分体现出女打字员的冷漠和麻木。

苏小小虽然不沉湎情欲，但社会地位低微，身不由己；岩石夫人虽然社会地位独立，但却麻木空虚地成为男性玩物。二者都表现出女性对男权社会的依附性质。这种表面不同、本质类似的人物形象，与两位诗人生命中的重要女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苏小小墓》中可以看出李贺对妓女抱以同情和尊重，与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中将娼妓视为“下九流”并对其进行肆意戏弄的态度完全不同，原因在于李贺的一生中父爱的缺席及其坎坷的遭遇。李贺的父亲官小权微，常年在外，陪伴李贺度过童年的只有母亲和弟弟。在李贺作品中他的母亲出现不多，但与李贺有关的古籍中记载了不少李贺与其母的故事。如李商隐所作《李贺小传》：“及暮归，太夫人使碑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尔！’”[9]张读《宣室志》：“其先夫人郑氏，念其子深，及贺卒，夫人哀不自解”[10]。他的母亲既要操持繁重的家务，又要照顾体弱多病的他以及年幼的弟弟。温柔敦厚、善良勤俭的母亲对李贺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她带给了诗人母爱的温暖、包容和支持，使诗人对世间的女子秉持尊重。

对李贺影响最大的女性是他的母亲，对艾略特来说则是妻子维维安。《荒原》中所体现出来的艾略特的女性观更为复杂。岩石夫人这一形象在诗歌中占比很重，并呈现一种负面化的倾向。艾略特在《荒原》中体现出来的贬低女性倾向或许与妻子有着密切联系。维维安婚前可爱活泼、招人喜欢，是艾略特最早的支持者之一。然而婚后的她精神失常、情绪不稳定，给艾略特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折磨。这在《荒原》第二节《对弈》中也有所体现，“今晚上我精神很坏。是的，坏。陪着我。跟我说话。为什么总不说话。说啊。你在想什么？想什么？什么？我从来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想。”这段对话或许就是艾略特与维维安日常生活的缩影。在艾略特笔下，对女性多抱以批评的语调。如艾略特在题记中化用了古罗马文学家佩特罗尼乌斯的《萨蒂利孔》中的故事：太阳神阿波罗戏弄了西比尔，将智慧与勇气并存的古米先知西比尔变成被囚禁在吊笼里、一心求死的老太太。第一部分《死者的葬仪》中出场的女相士马丹梭梭屈里士用太洛纸牌占卜的故事，化用了同时代英国作家A.L.赫胥黎的小说《黄色王冠》。在这篇小说中，马丹梭梭屈里士被认为是欧洲最聪明的女人。但在《荒原》中，艾略特对她表现出轻蔑的态度，把她描写成“患了重感冒”、“带着一副恶毒的纸牌”的女相士。

三、相似的艺术追求：奇诡的意象塑造

审视李贺对苏小小与艾略特对岩石夫人的塑造，我们可以看出两位诗人对意象的重视。“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11]是艾略特提出的重要文学创作理论，该理论追求为主观的情感、思想找到某种客观的镜像物，将情感和思想客体化、对象化。这与中国古诗的意象说逻辑相通。艾略特对中国古诗意象说的接受缘于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的影响。庞德热爱中国古诗，译介过大量中国古代诗歌和典籍。他不仅是艾略特最早的支持者，还在艾略特的请求下对《荒原》初稿进行了修改，《荒原》的题词献给庞德，可见庞德与艾略特相交甚深。

虽然艾略特并未完全接受意象派理论，学界也将其定位为现代派诗人。“艾略特诗歌中随处可见的意象并置，客观冷静而精确的描述，精心选择的意象等都显示出意象派的综合影响”[12]。在《荒原》中，这种影响更是随处可见。如第一部分《死者的葬仪》中的丁香、枯死的树、荒凉而空虚的大海，这一系列带有枯萎色彩的意象正契合了荒原之荒；又如第三部分《火诫》中“长疙瘩的青年‘血肉之躯’与出租车‘引擎’的剪切凸显出现代人的麻木不仁、机械冷漠”[13]。

李贺是长年浸淫中国古典诗学的中唐代表诗人，其诗歌中的“意象说”表现得更为彻底。《苏小小墓》全诗表现出视角游移、层次多变的特点，其镜头运用堪比现代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全诗由意象并置构成：啼眼的幽兰露水、不堪剪裁的烟花、草、树、风、水、油壁车、冷翠烛，以及立于西陵下的痴情女子。寥寥几笔，现实与想象交织变换，勾画出一副凄美画卷。

《苏小小墓》和《荒原》还体现出两位诗人对诗歌创新的不倦追求。“李贺歌诗，向来以其奇诡与个人的早夭为他歌诗的艺术特色奠定了谲怪的基调。‘不屑做经人道过语’，对诗歌语言原创性的追求更增添了他的神秘色彩。”[14]《苏小小墓》中的“幽兰露，如啼眼”六字，将暗夜中兰花上颤动的露水比喻为女子盈泪的眼眸。草木能偿人之泪债，是一种极具想象力的修辞。能够从草木虫鱼中看到它们的本质，其实是以己推物，以物拟人，物动乃情动。这种修辞在中国古诗中并不少见，但只有李贺在诗歌创作中大量使用。“芙蓉泣露香兰笑”、“冷红泣露娇啼色”、“月明白露秋泪滴”等草木含泪之处多不胜数。这种创作常态与李贺一身病躯、身世坎坷不无关系，一个内心抑郁忧愁的诗人看到大自然中柔弱的花草时自会心有戚戚焉。

作为西方现代象征主义诗歌大师的艾略特在作品中不遗余力地进行新的尝试。“《荒原》在结构、比喻、用典等方面更加大胆、更加新颖。它集东西方文明于一炉，把整个人类文化传统微缩于433行诗中。它毫不预示地从一个场景移到另一个场景，从现代回到古代，又重新回到现代。”[15]自由的语句节奏、多变的人物视角、溶于自我的典籍故事、琐碎的人物对话情节，这些新奇之处带给了读者极大的震惊。《荒原》初看逻辑凌乱，但其中自有章法，大量典故信手拈来，心理、哲学、宗教等知识运用自如，不愧为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宣言书。

李贺与艾略特都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意象，通过不同的人物、意境拓展了审美空间。苏小小和岩石夫人都拥有出色的容貌，物质富足但精神空虚。二者表面上有所区别：苏小小本是妓女，生活在封建社会，努力追求爱情，执着不悔；岩石夫人是现代女性甚至有职业妇女，对爱情感到厌倦，由具有着强大精神力量、象征人类繁衍的圣洁女性堕落成为麻木冷漠、沉溺情欲无法自拔的无聊女人。究其本质，这两类女性都属于被庞大的社会力量吞噬的无奈人群。

两位诗人在生活中磨难重重，一首《苏小小墓》，时空交错跳跃，苏小小的生前死后合二为一。视角游移、层次多变，写得怪诞陆离，又艳丽凄清，写尽了女鬼苏小小的坚定执着和凄凉悲伤，也写尽了诗人李贺自己的悲凉失望。这种鬼诗让李贺内心的忧郁越积越深，无法完全释放、排遣，也不能给予读者潇洒、豁达与超脱的阅读感受。里程碑式的巨著《荒原》，正面女性严重缺席，所描写的女性形象中没有一个值得称赞或敬佩，岩石夫人系列女性组成厌倦无聊、冷漠麻木的人生镜像，表现出“荒原”社会对人巨大的异化能力。

[1]李海娟.论李贺神鬼诗及其与古代神话的关系[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0:4.

[2]朱自清.李贺年谱[J].北京:清华大学学报,1935(4):891.

[3]赵萝蕤.《荒原》浅说[J].北京:国外文学,1986(4):55.

[4]杨立群.秋坟鬼唱鲍家诗 恨血千年土中碧——浅论李贺的鬼诗[J].宝鸡: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37.

[5]王军.女性主义批评与《荒原》中的女性形象解读[J].北京:国外理论动态,2009(12).

[6]王琦等.李贺诗歌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6.

[7]陶庆梅.以爱情之歌写生命之悲——李贺《苏小小墓》赏析[J].南京:古典文学知识,1998(1).

[8]艾略特.荒原[M].赵萝蕤，等，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48.

[9]李贺.李贺诗歌集注[M].清.王琦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7.

[10]张读.宣室记[A].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304.

[11]T S Eliot.“Hamlet ”，Selected Essays[M].London：Faber and Faber Limited,1932: 145.

[12]董洪川.“荒原”之风：T.S.艾略特在中国[D].成都:四川大学,2003:28.

[13]刘孝梅.艾略特意象观与中国古诗意象说之比较研究[J].合肥:江淮论坛,2014(3).

[14]李俊.钱锺书《谈艺录》李贺论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08.

[15]张剑.T.S.艾略特在西方——艾略特评论史述评[J].北京:外国文学评论,1995(2).

2016-05-28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批评’与中国文学研究的转型(1980-2010)”(14BZW174)；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批评’与中国文学研究的转型”(2013B208)；吉林省教育厅项目“新时期‘重写文学史’现象与英美新批评”(2013第208号)。

李梅英(1974- )，女，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I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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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602(2016)11-012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