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性修养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展开
——评《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史论》(1921-1966)

周向军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党性修养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展开
——评《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史论》(1921-1966)

周向军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党性修养是增强党性的基本途径，我们党历来重视党性修养。《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史论》(1921-1966)一书，详细论述了从1921年到1966年间党性修养在党的建设中的具体展开和理论凝结。本文从理论根源、实践形态、理论构建三个方面对该书进行了解读，并阐述了今天党性修养对我们党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史论》(1921-1966)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愈挫愈勇，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成了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我们党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与特别重视自身建设分不开。可以说，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而党性建设则是“法宝”中的灵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党性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志，“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1]我们党历来重视党性建设，始终把加强党性修养作为增强党性的基本途径。正是由于我们党重视党性修养，才使全体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成为有组织的整体，为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奠定了思想、政治、组织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党的建设史也是一部党性修养史。长期以来，对党性修养的研究纷繁呈现，但能够对党性修养历史作非割裂式详细梳理的研究并不多，能够史论相融、叙议互现的研究更为少见。近读房晓军、张子礼、胡业福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史论》(1921-1966)一书，弥补了上述缺憾。该书从党性修养的内涵外延、党性修养在革命和建设初期的实践、老一辈革命家对党性修养的理论探索三个板块入手，详细论述了从1921年到1966年党性修养在党的建设中的具体展开和理论凝结，既有系统思维，又有理论高度，不仅使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修养历史有了更为全面、深刻和清晰的认识，也对当下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要求有了新的启迪。

一、党性修养的逻辑内核：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结合

党性修养的产生不是党的建设史上的偶然闪现，而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适应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养理论创造性地结合的产物，这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理论与方法的结合构成了党性修养的逻辑内核和运行动力。阅读《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史论》(1921-1966)，我们可以对此有更为直观和清楚的了解。

首先，我们来看马克思主义党性修养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关于党性修养的专门著作，但他们的相关思想还是比较丰富的。他们认为，共产党员应由无产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组成，共产党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党的组织可以吸收其他阶级出身的人加入，但是必须进行严格的思想改造，“每一支部应对接受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2]列宁则明确提出了“党性”概念，“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3]他指出，要将学习当头等大事来抓，不断提高党员理论修养；党员必须有铁的纪律；要加强作风建设，杜绝官僚主义、贪污受贿的不良作风；要把好党员“入口关”和“出口关”，等等。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党性是政党固有的本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最高利益的集中体现。所以，党性是政党区别的根本标志，共产党的党性体现在它代表无产阶级的使命和利益。要想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必须要做到“品质纯洁”——牢固的信念、坚定的立场、严整的组织、严格的纪律。上述理论，不仅为党性修养的产生提出了实践要求，而且为党性修养提供了科学指导。

其次，中国的革命要求和文化传统使党性修养的产生成为可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但是，应当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以农民、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把他们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4]所以，如何保持共产党员的党性，成了我们党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党性意识本质上就是一个身份认同问题。从逻辑上来讲，身份认同、身份追求背后反映的是文化的作用。[5]5我国的传统文化十分注重人的道德品质修养问题，并形成了一套修身思想。这些关于修养方法与修养境界的理论学说在中国历史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能否把修养思想和党性建设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的重要命题。之后，刘少奇根据自己党内生活的长期观察和体验，围绕毛泽东的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性地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借用“修养”这一概念，经过慎重考虑和细致改造，将之引入党的建设领域，赋予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秉性和精神品格，创造出了党性修养的优秀理论。这一理论的产生适应了中国革命的实践要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又有中国作风和气派，体现了传统与现实的交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二、党性修养的实践形态：理论、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多方位构建

党性是需要修养的。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中，需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自觉地用党性原则规范自己的行为，克服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自我们党成立以来，在每个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中央特别强调党内思想和行动的一致，以党性原则来保证令行禁止，按党性要求来巩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用党性修养来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论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路线和中心任务，我们党始终把党性修养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

第一，注重理论武装。毛泽东曾强调：“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6]264中国共产党只有加强理论修养、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才能有把握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全胜利。在整个革命时期，我们党为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进行了大量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最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成果，使党性修养有了更加切合实际的理论指导。

第二，注重思想建设。不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我们党始终面对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教育党员、不断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重要任务，这就要求必须把思想上入党放在党性修养的首位。古田会议首次明确了从思想上建党的重要原则，为我们提供了加强思想建设、坚决纠正错误思想、有效地保持党性的重要方法。实践证明，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途径。

第三，注重组织修养。共产主义者要建立一个有战斗力的统一行动的党、清除无政府主义影响，就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以严格的纪律约束党员的行动，是党的队伍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保证。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亲自制定和颁发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一系列红军纪律。回顾党的历史会发现，党什么时候纪律严明，什么时候就步调一致，就朝气蓬勃，就胜利前进；否则，党的力量就会涣散，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加强组织修养是促进党的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的重要保障。

第四，注重作风修养。党的作风是党的精神表征，是党性的具体表现。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在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指引下，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包括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作风等。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构成了我们党的特性，是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与财富。

第五，注重运用正确方法加强党性修养。在不同历史时期采取适当的方式加强党性修养锤炼是解决党员干部在党性修养方面存在问题和不足的关键。1941年7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规定：“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7]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我们党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针。这些正确的党性修养措施既检査了思想，又增强了党性，找到党内斗争的正确方法。

三、党性修养的理论凝结：老一辈革命家的多角度认识与阐释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党性修养理论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党性修养理论。阅读《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史论》(1921-1966)一书，我们看到，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形势下的紧迫任务，毛泽东指出要从思想上建党，刘少奇提出党员要加强修养，周恩来制订了修养要则，朱德强调了部队中党员的党性应表现为革命英雄主义，任弼时全面阐发了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和内容。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围绕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我们党开始了对执政党党性修养的破题。毛泽东提出执政党一定要加强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对执政党的腐蚀，防止西方“和平演变”，必须要坚持“两个务必”，反对官僚主义；刘少奇认为理想信念问题在党性修养中处于关键的地位，要贯彻党的宗旨，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周恩来对思想改造予以高度重视，强调：“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8]，提出党员干部要切实完善自身修养。这些对党性修养的认识、思考与阐述是我们党形成厚重的党性修养理论的澎湃源泉。

以下通过截取几个关键词的形式予以举要，管窥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对党性修养的理论凝结。一是思想上建党。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逐步确立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注意清除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而明确了党性修养的根本目的，那就是创建一个完全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二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它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不论哪一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这是党性修养的最终体现。三是实事求是。“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9]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党性修养理论的理论精髓和思想特色，揭示了党性修养的基本思想方法。四是整风运动。延安时期，通过整风，加强党性修养，防止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创造了增强党性的有效形式。五是以身作则。我们党十分重视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6]227周恩来从自身做起，制定了修养要则。六是“两个务必”。鉴于党执政以后将面临的新挑战，以警醒戒惕之心提出必须坚持“两个务必”，必须拒腐防变。以上所述可能挂一漏万，但却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对党性修养的高度重视和全面探索。这些理论探索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勃发、激荡、辉映与合融，最终凝结成我们党独具特色的党性修养理论。

四、党性修养的现实需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行需要加强党性修养

重视党性修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显著优势。阅读《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史》(1921-1966)，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的革命史和建设史是一部高度重视党性、始终注重加强党性修养的历史。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正在经历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实践，“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10]所以，全体党员面对“四大危险”“四大考验”，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承担起新时期的历史使命。那么，怎样才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正如习近平所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11]所以，在新的历史关键时期，重新回顾我们党的党性修养历史，汲取我们党历史上加强党性修养的经验、智慧，就显得那么重要，那么有意义。

坚强的党性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头脑中自发产生的，而是从严格的党内生活中反复锻炼得来的。可以说，任何具有自身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它的过去和现在之间都会存在某种关联。[5]9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方面还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有些党员在思想上理想信念滑坡，精神上“缺钙”，行为上出轨违纪；在政治上，对上级决策指示打折扣、搞变通、做选择；在组织上，遇事挑三拣四，跟组织讲条件；在作风上，责任意识薄弱、担当精神欠缺，不严不实、飘浮敷衍。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把加强党性修养牢牢抓在手上，切实抓出成效。

为在新时期加强党性修养，首先必须把理想信念立好铸牢，从本源上坚定共产党人的信仰信念，“如若没有理想信念，人就成了‘无舵之舟’，只能随波逐流”[12]17。其次，要全面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真正学懂、弄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起点和逻辑关系，搞清楚历史的来龙去脉，达到“理论上的深刻与彻底”[12]17。再次，要细照细查，善于在内省中端正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细照细查是共产党员修身正己的有效办法。最后，要笃信笃行，既要敢亮身份、甘当公仆，真正扑下身子干事业，又要心存戒惧，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守。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真正使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不忘初心、坚定勇毅、砥砺前行。

[1]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5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2.

[3]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363.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57.

[5]李建民.日本战略文化与“普通国家化”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范平.延安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66.

[8]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25.

[9]赵云献.毛泽东建党学说论: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226.

[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11.

[11]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重要论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44.

[12]房晓军，张子礼，胡业福.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史论[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5:17.

2016-05-26

周向军(1952- )，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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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602(2016)11-019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