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音乐的边界: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的一种界定

2016-04-04 10:20熊晓辉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民族音乐 2016年4期
关键词:音乐学民族学科

■熊晓辉(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文化与音乐的边界: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的一种界定

■熊晓辉(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西方民族音乐学学科自创建以来,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与探索之中,从19世纪80年代艾德勒(G.Adler)的比较音乐学到20世纪50年代梅里亚姆(Alan.P.Merriam)的音乐人类学,其经历了长达100年的理论与实践过程,同时也经历了欧洲殖民主义兴起和扩张的整个过程,“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文化偏见深刻地植入了幼嫩的西方民族音乐学学科之中。20世纪初,所谓“美国学派”的民族音乐学学家们提倡从文化背景中去研究非欧洲地区及其各民族的音乐传统,重视实地考察音乐与社会、经济及文化方面的联系,从强调音乐文化意义的角度,为民族音乐学学科做出了贡献。后来,音乐学家们曾对于所谓后现代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给予了相当重视,实际上,现代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心已移向美国,因为美国的民族音乐学学家博厄斯、赤尔佐格、内特尔等,在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和思路上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他们的著作被公认为是民族音乐学的重要文献。跨入21世纪后,西方民族音乐学学科正在“纵深发展”与“横向开拓”,观点与方法论的更新已是必然;可见,西方民族音乐学不仅是学科的总体结构,还是具体的研究,都是新颖与鲜活的。

西方民族音乐学萌芽于18世纪中叶的欧洲,由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人们把“非西方”文化当着研究对象,并形成了“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文化偏见。到了19世纪20年代,人们热衷于建构社会科学,1885年,奥地利音乐学家艾德勒首先提出了“比较音乐学”概念,并且指出音乐学的任务就是“比较音响产品”。20世纪50年代以后,“民族音乐学”取代了“比较音乐学”,逐渐成为音乐学领域内的主流学科,在此期间,梅里亚姆、胡德、内特尔3位重要人物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族音乐学学家们开始批评西方思想体系和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反对音乐文化的全球同一化,强调各种音乐自身的特点。21世纪初,人们不断从文化背景中去研究各民族传统音乐,认为当前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应深入到支撑着音乐背后的社会行为、社会形式、社会背景,把对音乐的研究扩大到音乐行为所能涉及和影响到的各个方面,及音乐行为所负载的文化现象。[1]21世纪西方民族音乐学是在多元文化、多中心和跨国、跨民族的文化研究思想指导下,对某一音乐文化现象进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多方面研究。边缘与中心、强势与弱势、西文化与主文化等概念的提出,以及去中心、复边缘、抑强扶弱的主张,体现了后现代文化研究特点,同时也带给了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许多启示。

学者们根据近4年来美国《民族音乐学》杂志所刊登的文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了21世纪初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具有“纵深发展”与“横向开拓”两大特点。其一,“纵深发展”指的是民族音乐学界原有研究课题的进一步深入探索,或是在新时代、新背景产生的情况下,对原有研究课题认知观念或研究视角的改变,主要表现在“双重音乐能力”内涵的拓展、关于“体裁”理论的研究、移民群体之音乐文化现象的研究和世界音乐发展态势的研究4个方面。其二,“横向开拓”指的是民族音乐学界新涉猎的研究领域或课题,主要体现在应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开拓、“涉及暴力”的音乐表演行为与研究、音乐商品化问题的探讨以及流行音乐的研究4个方面。[2]西方民族音乐学跨入21世纪后,其研究内容也触及到了很多领域,在学科建设方面的理论和思想也逐步成熟。在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从理论上探讨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目的、必要性和研究方法,比如赖斯(T.Rice)对梅里亚姆三重认知模式的批评和重构,被视为是对以往民族音乐学修正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在21世纪初,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基本学术特点则是强调对音乐的阐释,重视创造音乐的过程及创造者本身的体验。关于21世纪初西方民族音乐学的许多理论方法和热门课题,可以从《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的“民族音乐学”条目之四“当代理论问题”中观其大概:如理论与文化、社群及其音乐、族群性、民族主义、离散群与全球化、种族、性征与性别、新历史主义、实践理论、音乐理论与分析方法等[3]。并且从中可以看出21世纪初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新视角和关注热点。

目前,对“民族音乐学”的界定仍有争议。西方在现有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中,“民族音乐学”的界定不可避免地涉及研究方法与对象,在定性研究方面,学者们多从民族音乐学的性质、地位作用方面来进行界定的。20世纪60年代,梅里亚姆与胡德分别代表了民族音乐学学科中“人类学”阵营和“音乐学”取向,针对“民族音乐学”是相关文化语境的语境还是以分析音乐形态为

主题进行争论。21世纪后,在民族音乐学语境中,体裁(Genre)这个术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实,它一直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焦点。体裁问题多是通过分类学方法得以界定,从而使得音乐作品能够通过人们对其所属类型的认识得以探讨,也能对民族音乐学本身性质进行关照。根据人们对研究对象的拓展,可以窥视到西方学者们仍在不断完善民族音乐学学科的方方面面,使其具有更广阔的研究领域、更丰富的研究手段、更多元的阐释视角。

民族迁移、文化发展等必然会对民族音乐产生影响,其中社会和文化变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目前民族音乐学主要对研究对象所在地社会和文化变迁中所扮演角色进行探讨,社区参与和传统文化保存是其中两个重要方面。如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对于属于内部构造的织体、曲式、速度、节奏、重音、音色、音高、音域、音律、音节、旋律等,以及部分中间部构造的音乐家、乐器、歌词、乐曲等方面已有丰硕的成果,而较少触及属外部构造的依存于自然界的程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与各类艺术的关系、社会行动规范等方面[4]。在近百年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民族民间音乐成为主要对象,直到西方民族音乐学学科的传入。近30年,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迅速崛起,学者们虽普遍以本土音乐为研究对象,但其目光已放置于世界音乐范围之中了。音乐民族志记载了民族音乐学研究实践的具体成果,并占据西方民族音乐学文献的主要部分,在对布鲁若、内特尔、托马斯、图瑞若、赖斯、费尔德等学者相关文献研究中,能了解到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们对理论的理解以及具体方法的运用。

20世纪50年代,以梅里亚姆为代表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模式对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梅里亚姆提出“概念—行为—声音”的理论模式;洛马克斯借助分析音乐风格测定社会基本形态的方法,揭示社会与文化深层的关系;赖斯从“历史构建—社会维持—个人创造与体验”3个分析层面与梅里亚姆的理论模式相结合,形成“四级目标模式”等等,这些民族音乐学理论模式的构建,为西方民族音乐学学科跨入新世纪的大门奠定了基础。了解、掌握民族音乐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人们研究该学科的第一步,21世纪后,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观念与方法出现了许多新的趋向,正如《新格鲁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所归纳的那样,西方民族音乐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最新理论研究可以归纳为:性别主义、本体与全球化、传媒和技术文化、种族主义、空间·地点和自身、移民问题和身份认同如何在音乐中表达、社会和政策执行者等学术观点。

民族音乐学在发展过程中同许多社会科学领域其他分支学科都发生着直接的联系,其中与之最为密切的是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地理学和语言学等学科[5]。西方民族音乐学学科与相关学科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民族音乐学不仅与音乐理论科学及音乐学中其他学科有着关联,而且在社会学科领域非音乐理论科学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当今中外学者们一致认为,新世纪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基本学术研究走向应是侧重多视角的观察和思考,将民族音乐学研究与对象置于广阔的人类社会环境中。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与多学科有着紧密联系的人文学科,应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应具有“时代精神”。

西方民族音乐学的个案研究对与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的规范化、深入化具有重要作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个案研究作为民族音乐学学科总体研究方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程序和环节,它能展示学者在案头分析时是如何生成问题、解决问题、获取理论的思维过程。个案研究也是文化人类学领域经常强调和广泛使用的一个学术名词,如今,受文化人类学深度影响而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自然地继承了这一科学方法论传统。不同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课题,需要采用不同的形式去进行个案研究。然而,由于调查既可以从同一角度去观察不同范围或同一性质的音乐事象,这就使民族音乐学个案调查在对象范围和性质上出现多元化形式。个案调查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类型模式,这主要取决于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去进行类划,如果按调查获取材料的性质目的来划分,就构成纵向分类的各种形态。如2007年5月,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布鲁诺·内特尔在《北美印第安音乐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讲座中,以北美印第安音乐为个案,探讨了什么是印第安音乐、印地安人音乐节奏和结构、印地安人如何思考音乐等3方面问题,提出了“音乐中的思维”和“音乐外的思考”的相互关系的研究视角。

21世纪后,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视野逐渐扩大,它把关注西方之外的其他文明之中的音乐文化和重视“艺术音乐”之外的音乐现象作为当代音乐研究的学术走向,新的学术动向开始出现,如“当代音乐学术中的史实与价值”“社会语境中的音乐”“解构与音乐”“哲学、文学理论与音乐”“女权主义学术与音乐学领域”“音乐学与意识形态”“作曲家与性征”等都成了当代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范围。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始终坚持去研究世界所有地方的现代音乐历史,指出民族音乐学的这类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去实现对整个音乐学的潜在的贡献。尽管是这样,以蒂莫西·赖斯为代表的部分民族音乐学家们认为,民族音乐学仍然是主要或专门研究与“当前”事象相关的学科,比如当前活着的音乐家的表演和这类表演在当前社会中的角色。因为民族音乐学关注一般情况下音乐以什么机制和规律发生的变化。

历史跨入21世纪后,美国民族音乐学家蒂莫西·赖斯指出了民族音乐学发展的新动向,他把近年来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新趋势分成了九类:其一,针对全球化、跨国主义、海外移民、旅游的以及认知现象的兴起和高涨等类,如已出版的《音乐、货币与全球想象:南非与西方》(Erlmann,Veit,1999)。其二,第一部世界音乐百科辞典的出版。其三,世界音乐课程教材的出版,它是民族音乐

学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表现,也是大学音乐教学从过去只关心欧洲艺术音乐到现在注重民族音乐学的转变。其四,新版权法的需要。其五,对大众传播流行音乐研究的重视。其六,有关暴力、战争与流行疾病的音乐研究。其七,关于“爱好群体”音乐的研究。其八,关于中产阶级、日常音乐的研究,蒂莫西·赖斯把这种音乐叫作“中产阶级音乐”(middle-classmusic)或“郊区音乐”(suburburmusic),或者称之为“非常普通的、每天熟悉的、每个人都没有兴趣参与的音乐”。其九,关于因特网上的音乐研究。现代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在对音乐特殊视角探索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差异”为基础的理论构架,也使其研究视角转向了由差异造成的女性、儿童、移民、贫民等亚群体音乐文化。

[1]关京伟.浅谈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历程与现状[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8(1).

[2]郝苗苗.从美国期刊〈民族音乐学〉看世界音乐的研究动态[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4).

[3]JohnTyrrell“Ethnomusicology”,TheNewGroveDictionaryofMusic andMusicians(2nd),Lodon;New YorkMacmillanPublishersLimited,2001.

[4]齐琨.从123篇译文看西方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旅行[J].音乐研究,2010(9).

[5]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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