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失语症”问题
——当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遭遇中国经验

孙　士　聪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文化研究“失语症”问题
——当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遭遇中国经验

孙士聪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文化研究“失语”论正在走出草创期的本土文化研究自我回顾与反思的表征，但这一诊断的合法性有待琢磨。证之以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在本土文化经验中的历史性遭际，可知文化理论在经验现实中的不同呈现形式，总是与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争讼，以及与大众文化深刻嬗变的历史性相纠缠。文化研究“失语症”问题之提出，则根植于理论认识、认知背景以及本土化观念所建构的“问题式”中，“美国文化研究本土化”的失败个案可以在镜鉴意义上证伪“失语”判断。

关键词：文化研究;失语;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中国经验

本土文化研究已罹患“失语症”了吗？乍看起来并非空穴来风。证之以本土文化研究并不算长的发展历史，无论是从其学科定位，还是从其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来看，文化研究似乎总是难以割断与异域理论的脐带关联，进而难免不时被本土文化实践嘲讽为概念游戏，甚至身陷理论癖泥淖。更何况，即便文化研究在21世纪之交便俨然成为本土显学之后，也依然不愿放弃他者文化理论武器，固执地蹒跚于昂扬前行的大众文化实践身后。文化研究貌似聒噪，实则沉默，可谓“有语”而“无言”；看起来方兴未艾，实则“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若文化研究“失语”论确实成立，则显然将是一个极为严重的诊断，不仅影响文化研究当下存在，更决定其未来形态，值得认真琢磨。文化研究“失语症”，典型者莫过于阿多诺，其文化工业理论自从20世纪80年代在本土学术话语中出场以来，就仿佛霓虹灯下从未跟上节拍的舞者，动辄得咎，手足无措，裹挟于大众文化热浪中而嗫嚅无言。当文化工业理论遭遇中国经验，是否如学派传人霍耐特所断言，即便阿多诺地下有知也多半不知所云，*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学者霍耐特2008年9月25日在法兰克福大学召开的“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致辞时坦言：“阿多诺如泉下有知，也会茫然而不知所云。不仅会议的主题，就连与会的组成人员或许都让他大为困惑：与会者来自一个自成一体的文化地域，而这个地域又是阿多诺在其哲学与美学思考中从未涉及过的。”参阅阿梅龙、狄安涅、刘森林主编《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抑或理论自身就该沉默不语，自觉让位于“新的文化现象”和“新的话语表达”，[1]更或者“失语症”原本并非杞人之忧，而是文化研究自我审视的契机？

一

具体考察本土文化研究的历史嬗变，审视其理论渊源、现实语境、价值视野、学术使命，反思文化研究学科化及其发展之路，我们可以发现，早在21世纪初，文化研究热就兴起并进入学界视野。*代表性研究论文参阅：王宁《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载《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赵勇《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陆扬《对文化研究发展历程的反思》，载《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3期；张宁《大众文化的历史书写——试论大众文化研究的历史维度与框架》，载《文学界》2012年第11期。一般来说，文化研究的缘起多半要追溯至霍加特成立于1964年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也有观点坚持经典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对于文化研究的理论原点性意义。具体到本土文化研究，1985年，詹姆逊在北京大学所做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讲演，有时被看做西方文化研究在中国的“第一次亮相”，[2]但实际亮相可能要远在这之前。早在1978年，阿多诺就为国内学界所知，其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曾被提及。[3]五年后出现国内学者关于其否定辩证法的专题研究论文。[4]1988年，阿多诺《美学理论》中的《艺术与社会》被节译，“译者前言”特地指出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及其对社会转型期精神风尚的意义，“由于‘文化产业’的日益发达，当代社会正日益剥夺人的精神独立性，使他们丧失辨别力和思考能力”，“在一个日益商品化的世界里，不适合这个世界的东西才是真实的”。[5]将阿多诺的“Culture Industry”直译为文化产业，自与今日“文化产业”所指不同，但上述理解中透露出浓郁的时代文化关切。几乎在同一年，从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家威廉斯著作节译的《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与从霍加特著作节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同时发表。[6]这样看来，阿多诺似乎略早一点进入学界视野，整体上也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基本同时出场；另一方面，上述早期译介文献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社会等关键词，则透露出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出场式的基本框架。

然而20世纪80年代并非阿多诺的时代，这不仅表现为阿多诺著作文本翻译较晚较少，而且在有限的中译文献中，国外研究文献译介占绝大多数，国内专题研究极少。从研究领域来看，80年代对阿多诺的关注，相对集中于音乐学领域，此外涉及文学社会学与美学，较少直接关注文化工业理论，更遑论展开大众文化批判了。80年代的阿多诺尚不能对时代热点发言，或者反过来说，彼时的思想与理论还萦绕在更需关切之物上。在一个对世俗的人、感性的人充满热情的时代，启蒙尚且有待引近，阿多诺晦涩的启蒙辩证法无论如何都不是那个时代所能理解的。更何况，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是不太注重的”，真正迷人的不是阿多诺，甚至不是萨特，而是海德格尔，[7]如此，则批判海德格尔的阿多诺更难奢望时代的关注目光了。

20世纪80年代的阿多诺基本可以视为本土文化研究的最初形象，就连在文化理论上更显乐观的马尔库塞，也在彼时被接受为现代性的诗意批判者形象。*参阅：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29页；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23-224页。尚处于译介阶段中的西方文化研究著作，自不会引起学界关注。然而，如果因此得出本土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错误地走上了“失语症”道路的结论，则显然也难以自圆其说。比如20世纪80年代三大著名译丛——“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美学译文丛书”和“走向未来丛书”——都不约而同地强调要“从当时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变革的需要出发，从他们对于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和历史使命的理解出发”，从事“一项思想性的工作，一项精神启蒙的工作”。[8]在启蒙与人的解放这一社会担当上，阿多诺的沉默与马尔库塞的诗意批判，都可视为理论回应现实而发出的清晰回声。具体到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出场式的基本框架，对于阿多诺而言，20世纪80年代本土接受的沉默则凸显了文化、政治和学术研究的时代规定性及主导性范式，也披露出审美文化的新变趋势；对于马尔库塞而言，诗意批判也非仅仅停留于诗意，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语境，本土语境中的马尔库塞也将难以解释，在悲观主义的马尔库塞身边屹立着的革命乐观主义的马克思，正是在那个时代的诗意与激情中所无法忽视的政治理性。至于身份不明的本雅明，则只能在马克思主义身份明确并且政治性可靠的伊格尔顿那里，而绝不会在身份明朗却不可靠的安德森那里，找到自己被接受的合法性根基；而坚决批判大众文化的阿多诺虽尚需等待本土大众文化时代反思的到来，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对其接受可以游离于马克思主义语境之外。

概言之，将阿多诺在20世纪80年代的遭遇视为一种与所谓文化研究“本土化”相对立的学术实践，并不符合事实。文化工业理论于彼时的沉默绝非超然世外。文化工业理论遭遇中国经验本身就是文化研究的，而不可能是先在地存在着文化研究的本土化/非本土化的二元对立。这里还可以邓丽君为例做进一步讨论。1974年出道并成名的邓丽君，借助20世纪80年代前后录音机的迅速普及而一路北上，其流行歌曲及磁带盒上甜美形象很快便深入人心，甚至被商家作为招徕顾客的手段，从而开始与越来越多的市场行为构建起密切关联。[9]听邓丽君，于此就具有人性苏醒、心灵抚慰的“歌声启蒙”意义，就此而言，这“第一波世俗化”[10]7-13的大众文化，显然不是阿多诺文化工业意义上的大众文化。邓丽君如此迅速流行，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国家多次出台文件对境外录像制品严格管控，但其绝非立足于阿多诺所批判的“同一性”逻辑基座上。职是之故，晚至的阿多诺及其文化工业理论对邓丽君视而不见，不仅不是文化研究失语的一个症候，而恰恰相反，“靡靡之音”具有阿多诺意谓的解放的人道主义性质。在流行的邓丽君与沉默的阿多诺之间，并不存在本土化的文化研究与非本土化的文化研究的论域区分，正如邓丽君来了又走了，不能被视为港台文化的某种入侵，阿多诺开口或者沉默，同样不是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经验的例证。

二

如若说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遭遇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经验，由于文化研究本身尚处“雾里看花”之中，因而尚谈不上所谓“失语症”问题，那么，至90年代中期，尤其是随着徐贲所谓“走出阿多诺”论的提出，“失语症”之说似乎可以找到理论土壤。可概括其基本推论如下：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被普遍运用于本土大众文化批判实践中，并且依阿多诺逻辑着力揭示本土大众文化消极的一面。但上述批判对于理论武器的倚重遮蔽了对理论有效性限度的反思，结果造成文化工业理论与本土文化经验的错位，“批错了对象，提错了问题”。[11]故文化批判看起来火力猛烈，实则无关对象痛痒——对于本土大众文化实践来说，这不是文化研究“失语症”又是什么呢？客观而论，“错位说”绝非游谈，只要看一看90年代前期的代表性论文，比如《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陶东风)、《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金元浦)、《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大众文化批评导论》(尹鸿)，大体可以瞥见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面对本土经验的阴郁表情及无力之感。然而，理论之矛飘过对象头顶是一回事，由此得出小试牛刀的文化研究偏离出本土化大道则是另外一回事；至于将本土文化研究的缘起仅仅追溯至“人文精神大讨论”之说，则显然过于简单化了。如果说，最晚在80年代末期，阿多诺、霍耐特、威廉斯等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理论大家被译介，可以视为本土文化研究的正式出场，且在并不清晰的面孔下晃动着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与研究范式，那么，最早在90年代初期，本土文化研究已经清楚地展现出文化理论对于文化现实的思考，以及文化现实对于文化理论的寻找。简言之，本土文化研究已经真正开始了自己作为文化研究而展开的历史行程，而不是非本土化研究延续到21世纪，更非本土文化研究与非本土文化研究双轨并行，这从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相互纠缠，大众文化深刻嬗变，文化理论触角探进日常生活等方面可窥见一斑。

毋庸讳言，当下所谓文化研究并非本土学术话语自主生成，而首先是源自西方学术话语的某种适时性激发，这意味着文化研究出场伊始就建基于20世纪80年代本土大众文化土壤之中，同时又与彼时文学批评紧密相关。就前者而言，邓丽君的流行与随后阿多诺、霍耐特、威廉斯中译文章的出现之间，关系自非清白。就后者而言，文化研究出场及其展开则不能游离于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谱系，从而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之关系拖入论域。厘清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谱系，或者本土文化研究的某一思想源头，皆非本文所能承担，这里只消指出，文化研究作为学院派学术话语与阶层、权力以及社会实践之间的批判性关系，赋予它与其他学术话语(比如文学批评话语)以根本性区别。据赵勇先生的考察，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谱系发生过三次转型，分别是社会政治批评、审美批评、文化批评，而文化批评由于其思想立场的批判性、学术立场的距离性与对话性以及操作方法的互文性，使得它在文学批评谱系中颇显另类，它与文化研究多有重合，同时又差异显著。[12]这一指认至今不失敏锐与客观，其敏锐性在于揭示出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的深刻影响，其客观性则是揭示出文化批评作为文艺批评新范式，在其自身演变中同时承担着走向文化研究的中介功能。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与其认为文化批评的中介功能并非仅仅满足于实现文化研究对于文化批评的最终覆盖与整合，以至于消灭自身，而毋宁说，在文化研究之外同时存在文学研究的文化批评，这一事实不仅确认了文化研究之后90年代文学批评“越来越具有文化色彩”[13]的新变，而且同时表明作为文学批评新变的文化批评逐渐向本土学界中心位移。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从1994年到1996年三年间，对英国文化研究、美国文化研究的详细梳理与对阿多诺模式的反思，以及文化研究个案分析与文化研究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一切都在不同的层面指向本土文化研究时代的开始，而这原本就是根植于文艺批评谱系与文化理论的阐释实践、文化研究具体展开之中，根植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争讼之中。

与此相关，大众文化本身也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嬗变。与20世纪80年代“歌声启蒙”的邓丽君不同，90年代的大众文化已经打开了“去启蒙”的过程。依陶东风先生之见，在这一过程中，解放意义的世俗化以及世俗化背后的政治化、公共化，已被消费意义上的世俗化以及世俗化背后的去政治化、去公共化所取代，个体化已沦为绝对隐私与身体写作的私人化。[10]15-19阿多诺“文化工业”一词所指涉的对象正跃出历史地表，并将在经济产业的觊觎中被收编整合，从而重新规划了文化研究的理论配置。当徐贲提出“走出阿多诺”[14]的时候，这与其说是在指引文化研究转向伯明翰学派这一英国文化研究新模式，毋宁说是在提醒本土文化研究注意研究对象的历史性变化。如上所述，90年代前期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正处于剧烈嬗变过程中，文学批评开始直面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也在文学批评尤其是在文化批评中看到扎根进本土文化土壤的路径。由此来看“走出阿多诺”论，其意义就不仅仅在于提示文化批评走出阿多诺模式的重要性，也不仅仅在于补充文化研究中阿多诺之外的英国范式，更在于揭示阿多诺模式与本土经验之间错位的文化现实。当所谓隐私写作、身体写作乃至下半身写作映入学界眼帘时，徐贲的提醒显然被人们清楚地听见并领悟了。无论是面对邓丽君蔓延时的沉默，还是大众文化质变后的批判，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的本土实践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起伏，正与本土大众文化的世俗化演变周期相吻合，而文化研究也在本土文化实践之中而非之外确证自身。如若文化研究是对于当代文化的研究，[15]那么文化研究的当下性就已将其自身安置于特定文化土壤与文化实践之中。职是之故，所谓文化研究脱离了文化经验之具体性恐怕将是一个伪命题：它要么证伪了文化研究的实践性，要么证伪了文化实践的具体性，结果都将自相矛盾，难以自圆。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文化研究多元性的渐次展开，以及大众文化逐渐在国家意志下被引向文化产业坦途，文化工业理论真正进入失语状态：一方面是文化工业理论批判锋芒所指已经陷入无物之阵，批判对象已漂白一新，抽身而去；另一方面是“走出阿多诺”的知识分子一去不回，弃大众文化批判如敝屣。一方面是文化工业理论已经言无可言，另一方面是阿多诺在文化研究理论丰富性之中被湮没。对于文化研究而言，真正重要的仿佛已不再是如何面对大众文化，而是开始围绕学科化与非学科化问题琢磨自己的当下生存与未来走向。看起来，遭遇愈益丰富与复杂的当代大众文化实践的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既割裂了理论与经验，又陷入西方理论迷恋之中，不仅已然失语，而且理应闭嘴。这一指斥自非空穴来风，但同时也应该避免简单化把握。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中国文化理论研究者对于家用电器的研究，[16]该著作出版后甚至被高校内非专业人士误以为是一本科普或者娱乐之类的书。事实上，早在60年前，阿多诺就敏锐而深入地探讨了看电视与文化工业的问题。*See：T.W.Adorno. “How to Look at Television,” Quarterly of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Vol.8,No.3(Spring,1954),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213-235; “Television and the Patterns of Mass Culture,” in Mass Culture, edited by Bernard Rosen-berg and David Manning White, New York: Free Press,1957, pp.474-488.而眼前，现代化乃至信息化的物(比如手机)甚至早已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对此展开文化理论乃至文化哲学的细致审视与深入思考，恰是文化研究充分展开自身的现实形式，是理论正视现实的直接表现。即便其中渗透了阿多诺、本雅明、福柯等西方文化理论大家的学术理路与思想资源，也不宜视为陷于理论游戏或西方迷恋的简单例证。当大众文化的时代形式不断涌现，文化研究不论是否探出思想触角，抑或是闭口不言，都将是理论及其本土实践的具体呈现。聚焦于日常文化生活乃至家用电器的文化研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失语，而是实言。

三

对阿多诺文化理论遭遇中国经验的历史性考察，意在揭示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出场伊始就根植于大众文化实践之中，因而一直展开着本土化行程。然而，文化研究失语问题的提出绝非偶然，依阿尔都塞之见，问题之为问题并被客观提出，在“问题式”中有深刻根源，因为正是后者“确定提出问题时的理论认识环境；确定提出问题时的具体场合，确定为提出问题所需要的概念”。[17]换言之，对于文化研究“失语”论的考察，不应满足于对于论题本身的讨论，还应深入到对于问题之所自的追问。由此，对于文化研究“失语”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将扭转到问题的提问本身，尝试探查构成“失语”论“问题式”的理论认识、认识背景以及本土化观念等方面，同时讨论“美国文化研究本土化”以做镜鉴。

“失语”论内在地包含了对于文化工业理论普适性的批判。在此之前，伯明翰学派早已批判过文化理论的精英主义与战略悲观，全球文化工业理论聚焦于其古典性，霍耐特则致力于非社会化批判。在英国伯明翰学派那里，“后福特时代”大众文化已远非作为“社会水泥”的大众文化及其“单维性”所能概括，文化工业理论的精英主义导向了“受众白痴论”。在全球文化工业理论那里，文化工业随着信息技术与新媒介的发展已在全球蔓延，“开始对经济和日常生活体验两者进行统治”，[18]作为表征的文化则被物质化，而作为商品的物则被媒介化，其新变已超越出文化工业理论想象力的古典边界。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哈贝马斯明确批判阿多诺的虚无主义与化约论，[19]而霍耐特则批判“《启蒙辩证法》借助‘支配自然’的范式建立起来的这种社会模式纹丝不动地在阿多诺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中反映出来，并给这种理论生硬地穿上了集权主义理论的僵硬的紧身衣”，[20]其理论后果则是忽视了文化批判“社会的维度”。上述三种批判都具有视角上的局限，但对思考本土文化工业理论普适性批判都有启示意义。理论普适性并非先在或者抽象之物，当文化工业理论遭遇中国经验之时，理论自身的精英主义批判立场、当下性本土文化经验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批评传统就已经架构起文化研究的“问题式”，并决定了“失语”问题提出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忽视了这一点，坚信阿多诺的批判立场早已自绝于当下大众文化，而后者也早已溢出了前者的批判范围，那么，文化工业理论面对本土经验的失语则为必然之举。事实显然并非如此，阿多诺诊断所揭示与批判的大众文化正不同程度地成为当下文化现实不失为有力的证明，而理论普适性问题之被提出，本身就源于当下文化现实的吁请，就构成本土文化研究具体实践的一个环节，而无需再凭空勾画出一个有待本土化的文化工业理论。

此外，学界围绕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关系的激烈论争也为文化研究“失语”论提供了某种认识论语境。从文艺学边界问题到文学研究的终结，从文化研究的学科化问题到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争讼不休。曾几何时，文学努力回归审美，而转眼间它自身的存在都成了问题，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转换为审美与政治的对立。有学者指出，这一场声势浩大的论争至今没有意识到一个思路上的盲点：即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区别其实源于人的观看行为所具有的入场与离场的双重性：文学研究主要是入场的观看，文化研究则主要是离场的观看。入场的观看，所看到之物是场内与人和谐共处，带给人愉悦享受的审美性；而离场的观看，所看到之物则是场外不断实际建构着的由阶级、性别、民族、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构成的政治性。[21]在这里，审美与政治的颉颃进一步置换为在场与离场的对立、沉浸性与间离性。表面看来，反美学的文化研究仿佛游离在日常文化实践之外，但它实际上无论如何都无法从当代性中抽身而出，作局外人式的旁观，而在抽丝剥茧式的分析中也同样无法完全清洗掉文学文本的分析方法；反过来，社会文化生活的新变也不断要求文化研究延展新的思考，试图理解与努力介入社会文化实践正是当代文化研究持续推进的主要动力。主要文化研究始终是在场的文化研究，那种关于文化研究理论与文化研究实践二元对立的似是而非之论终将难以立足。

平心而论，“失语症”诊断源于本土文化研究的自我回顾与反思，扎根于文化理论批判以及文化研究/文学研究论争现实的土壤，然而，由此开出本土化的自我救赎药方却未必具有合理性。在此，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的“美国文化研究本土化”经典案例不失为有益镜鉴。在一般学者眼中，美国文化研究被视为欧洲文化研究的美国版，凯瑞却并不认同。在他看来，“当我们从学术上强调文化的中心地位和传播的仪式观时，我们不得不主要依赖欧洲的资源或那些深受欧洲学术影响的美国学者，其结果便是大大增加了误读的可能性”。[22]8沉溺于英国文化研究模式中而误读美国本土文化，这一判断大约可视为美国文化研究“失语”论。凯瑞的解决之道在于为文化研究寻找美国根基与本土传统，确证美国文化研究是美国化的本土文化研究，而不是欧洲文化研究的本土化。为此，凯瑞首先确立美国文化研究的起点，他找到了杜威。凯瑞的杜威被阐释为马克斯·韦伯、涂尔干、托克维尔等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分析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内在危机的文化端线；以杜威为起点，凯瑞建构起美国文化研究思想谱系，囊括了从杜威到芝加哥学派的一系列学者，以兹证明早在欧洲文化研究之前，美国早就有学者从事文化研究了。到此为止，美国文化研究已经找到了本土思想传统。但凯瑞认为还不够，他还要将英国文化研究与美国文化研究的父子关系扭转为兄弟关系，因为在他看来，“英国和美国的文化研究有一些明显而重要的相似点，它们有着某些共同的起源与影响”。[22]75经过一番辗转腾挪，凯瑞终于建构起具有独立知识架构和完整学术谱系的美国文化研究，不仅为英国文化研究找到了美国登陆点，也为美国文化研究找到本土传统，到这里，英国文化研究的本土化被置换为美国化了的本土文化研究。

凯瑞为建构美国本土文化研究可谓大费周折，问题却在于，他的“美国文化研究本土化”工程成功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当文化研究成功登陆美国，并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美国化过程，乃至直接引发了美国人文学科的文化转向，文化研究就已经是美国化了的文化研究了。这样的文化研究相对于其源头英国文化研究来说，不仅经过了美国式的“无害化处理”，不再揭示文化与权力关系，而且摇身一变成为学院知识分子的一种话语游戏、一个空洞的能指过程，[23]还早已将英国文化研究的精神实质淘空，原本致力于揭示文化权力机制，发掘抵抗方式，张扬政治性，如今却自我阉割而去政治化、体制化。[24]而这一切都可以在美国学术传统中找到深刻根源，也都可以视为生长于本土文化土壤中的花果。凯瑞就操劳于这一土壤之中，却又想将脚下的土地纳入操劳中，变成操劳的物质对象。从英国文化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美国化，并非在美国文化传统的虚空中展开，也非美国化的文化研究的持续失语，倒是所谓美国本土文化研究多半流于凭空造出的幻影。无视美国学术传统，拉郎配式凭空拼凑所谓本土文化研究传统，这些做法难免阿Q之嫌。建基于本土化上的文化研究“失语”论亦可作如是观。

综上所述，即便文化工业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理论家那里已被视为“过去的思想形式”，[25]在本土语境中似亦沦为明日黄花，但“与其徒唤奈何于那些原创的思想即将产生的腐坏，热切地期待于那种将其重建的创造性的方法是一种好得多的态度”。[26]十年前即有学者提醒，“如何意识到文化研究自身的缺陷并积极寻求应对措施，从而避免陷入西方研究已陷入的困境，可能是摆在文化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大的课题”；[27]十年过去，文化研究如今早已如火如荼，而文化理论如何面对中国经验以及如何反思这一面对，却愈益凸显其现实性。当文化工业理论遭遇中国经验，“失语”之忧诚然是文化研究自我审视与反思的重要契机，然而如若拘泥于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经验，抑或执着于凯瑞式本土文化研究合法性证明，则文化研究难免又将面临遗忘当下鲜活具体的文化实践的危险，凯瑞对于美国文化研究失语症之失败了的本土化诊治实为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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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琼)

On Aphasia of Chinese Cultural Study——When Adorno's Theory of Culture Industry Encounter with Chinese Experience

SUN Shi-cong

(SchoolofLiterature,Capital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089,China)

Abstract：The judgment that the “aphasia” of cultural study follows the representation of self retrospect and reflection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local culture study is dubious, calling for further evidence. Evidenced by the historical encounter of Adorno's Theory of Culture Industry with Chinese local culture experience, we can see the diverse forms that culture theories have taken on in the reality of experience and historical entanglement with cultural criticism, cultural research controversies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of mass culture. The proposal of the “aphasia” of cultural study stems from the ways in which how questions are constructed in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cognitive background and the concept of localization. The failures of Carey's project on the local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al study falsify in some ways the judgment of aphasia of Chinese cultural study.

Key words：cultural study; aphasia; Adorno; Theory of Culture Industry; Chinese experience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6)02-0084-09

作者简介：孙士聪(1972-)，男，山东费县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WYB029)；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一般项目(ICS-2014-B-08)

收稿日期：2015-12-20

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16.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