孜孜不倦的经济史学家
———记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

●本刊编辑部

孜孜不倦的经济史学家
———记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

●本刊编辑部

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道格拉斯·诺斯于当地时间2015年11月23日去世，享年95岁。根据其生前所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网站公告，诺斯是在其位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度假屋中去世的。

诺斯1920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42、1952年先后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临终前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经济系卢斯讲座教授。在诺斯1983年加入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前，他在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经济系供职33年。诺斯开创性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他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主要著作包括：《1790—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制度变化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制度、制度变迁及经济绩效》、《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说，能窥探国家与民族兴衰的命运，是经济学研究的最大乐趣和魅力所在。本期大家即走近这位终生以经济学研究为乐、尤以经济史研究见长的学者，感悟其孜孜不倦且丰富多彩的一生。

成长于多元背景

道格（诺斯名字的昵称）问我：“你准备如何实现你的职业生涯？”他必定已经知道他准备如何实现，并且他也真的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约拉姆·巴泽尔

约拉姆·巴泽尔是犹太经济学家、华盛顿大学经济系教授，与诺斯共事几十年，是诺斯的“亲密朋友和备受器重的同事”。诺斯辞世后，巴泽尔撰文悼念，曾忆及自己初到华盛顿大学时诺斯问他的问题：“你准备如何实现你的职业生涯？”在巴泽尔看来，诺斯必定知道自己如何实现既定人生目标，并在日后的岁月中诺斯真的以其卓越的专业贡献获得了成功。

的确，诺斯一早就确立了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的目标。同为新制度经济学家、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曾说：“我一直是在到达之后，才了解自己到了哪里”；诺斯在一次演讲中举此例说明自己与科斯的不同——“打从我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的那一天起，我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走的方向。”然而，这位目标坚定的学者在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前，有着国际化的多元多科教育背景和不少其他的选择。

1920年，诺斯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这里是两所世界著名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所在地，书香满城，但诺斯并没有生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在大都会保险公司任职经理，高中即开始养家糊口，母亲也非高学历出身。由于父亲的工作性质，童年时的诺斯常随父亲工作地点的变更而转换学校，1929年至1930年，他在瑞士洛桑公立学校读书，之后在加拿大渥太华度过了小学和中学，1933年才迁回美国。尽管如此居无定所，但在诺斯看来并没有影响其学业，反而让他拥有了国际化的教育经历，培养起广泛的兴趣爱好。此后，由于父亲成为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在西海岸的主管，举家又搬迁至旧金山，已经拿到哈佛入学许可的诺斯又决定改念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里终成为改变其一生的转折点。诺斯先成为一个笃信的马克思主义者，参与了很多学生社团活动，尽管他的成绩并不突出，但他选修了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三个主修方向，且对经济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以后的研究埋下伏笔。

二战打响后，诺斯十分抵制战争，当希特勒入侵苏联时，跟其他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学转而去支持战争不同，诺斯从伯克利毕业后加入商船服务。这期间，诺斯成为领航员，往返行驶于旧金山与澳大利亚之间，并且进入新几内亚及所罗门群岛。海上航行的岁月让诺斯着迷不已，但这三年更多的是给予他阅读学习的时间。在这持续不断的阅读过程中，诺斯先是立志成为一名经济学家，随之而来在战后最后一年于加州一所海事人员学校当教员的经历又让他重拾高中时的摄影爱好，1941年夏天，诺斯认识了多萝西·兰格，作为农村安全署摄影部主管的多萝西一直劝说诺斯成为一名摄影师，而她的丈夫保罗·泰勒是加州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同时劝说诺斯成为经济学家。于是，在这对夫妻的影响下，诺斯最终选择做一名经济学家。

重新返回伯克利研究所深造的诺斯已然坚定了自己的志向，“我一开始就探索是什么因素造就了经济的富庶或贫困，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做到了这点，接着才能谈如何改善经济的表现。探索经济表现的最初根源，可以说是一段漫长而充满意外的旅程，从马克思主义转变到认知科学，但一路走来，这项持久不变的目标却一直指引、塑造了我的学术生涯”，诺斯在一次演讲中深情地说道。

历史、逻辑、未来相结合的经济学研究

诺斯的遗产是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严谨的学术治学，以经济增长为入口，研究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且以制度经济学特有的视角和分析方法，获得了超越之前研究的成果。

——钱颖一

1993年，诺斯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评委会将其主要贡献界定为：“运用经济理论和数量方法来解释经济和制度变迁，从而开创了新的经济史研究。”在后人看来，诺斯对经济学的贡献往往被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第二，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第三，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运用到经济研究中，极大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诺斯是经济史学家。他最早开启经济学研究就是在广阔的历史图景中探寻经济增长及其背后制度变革所起的作用，《美国的经济增长：1790-1860》、《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都是经济史学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著作。例如，常被提及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探研了西方兴起的秘密，直接回答大国如何崛起的同时也间接回答了“李约瑟之谜”（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提出的“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一问题）。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解答，诺斯探研西方兴起恰从硬币的另一面解答了李约瑟之谜。诺斯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而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衰落的根源正是在于制度选择没有形成推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无法保证私人从事适应社会发展的经济活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平衡更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又正面印证了诺斯的观点，在打破计划经济桎梏、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断释放发展活力。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其理论框架中，制度对于产权的界定、行使和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其流传最为广泛、最重要的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开篇即给出他对制度的定义：“制度是社会游戏博弈的规则，更正式地说，是人类设计出来的用以规范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规则。其结果是它们提供了人们在交易中的激励结构，不管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经济的。制度变迁影响社会随着时间的演变，因此是理解历史的关键。”这成为当前最为普遍接受的对制度的定义。

诺斯不仅个人成绩斐然，也带动了他所在院系经济学科的发展。这位1952年从伯克利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其后有30余年工作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到了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直至逝世。在西雅图华大工作期间诺斯曾任经济系主任，在其带领下，形成了产权和经济史两大有着重要影响力的研究派别，整个经济系学术氛围生机盎然……

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演讲

伟大的经济学家总是能够让人从各个角度切入感悟其学术贡献和思想价值。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看，他开天辟地引入制度等因素让该学科焕然一新；从新制度经济学派观察，他的学说以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与意识形态理论为核心，内涵丰富，被很多学者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之集大成者；古稀之年位列经济学神殿，诺斯仍旧孜孜不倦，2005年出版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2009年出版的《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等著作不断修正改进自己的学说、将研究再推向前。诺斯曾言：“历史总是重要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以史为镜鉴、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准，诺斯用理性和逻辑编织起直指未来的思想学说。

丰富生活的主宰者

我几乎是一见面就被诺斯教授感染了，他热情爽朗，行动矫捷像个年轻人，连说话都有跳跃感，快人快语。岁月加给他的，是丰富的阅历、广博的学识、深邃的眼光，以及一部银白色的大胡子。

——汪丁丁

多年前，经济学家汪丁丁到密歇根水晶湖畔造访诺斯，一见面即被诺斯性格中那种强烈的感染力所吸引，并写下如上诺斯给他的深刻印象。这位性格爽朗、有着广泛兴趣爱好的老人，得益于他的家庭影响和早年的丰富经历。聪颖智慧、思想活跃的母亲在诺斯的教育和成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还有一些长辈引领他进入古典音乐的世界，“即使到了今天，我的姑姑阿德莱还是我生命中非常特殊的人”，晚年的诺斯回忆道。而更让他洋洋得意的还是年轻时在摄影方面获得的奖项——“我人生早期最值得关注的国际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和七等奖都是在高中时期获得的。”尽管经济研究一直是诺斯生命中的重心，但其他各式各样的活动也掺杂其中，丰富着诺斯的人生。他始终以摄影为乐，垂钓与打猎也是其业余生活的一部分。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和华盛顿州，他还有两所农场；会驾驶飞机，嗜好佳肴美酒，对音乐的热爱不离不弃。

诺斯素喜农夫的生活，酷爱大自然。夏季时，诺斯和家人都住在密歇根的家中，这里既是休闲娱乐的绝佳之处，也有着适合研究的环境。每年，诺斯有相当一部分工作在此完成。休假中的他一天的日程安排是上午研究，下午遛狗、打网球或去游泳，晚上则与妻子去附近的音乐营听音乐会。

而当诺斯回到校园中，他的日程表也并未因为其他事务而显得繁冗难以平衡。在巴泽尔的回忆中，他从未见过诺斯从事研究工作，“我时常在上午十点钟左右过来，而那时，早起的道格已经完成了他的研究。这项研究他是在家里进行的。剩余的时光，他都花费在了闲聊、漫长的午餐以及讨论经济学这些事情上，只有极少的时间用在行政事务的管理上。”游刃有余如诺斯，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抵达一个又一个人生的新高度。

时任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会见诺斯

与夫人在清华大学自己的肖像前驻足

思想影响中国

田国强与诺斯

访问中国

在北京大学演讲

诺斯的长处，是他重视思想，懂得判断一个思想的重要性，喜欢鼓励与维护一个思想的发展。

——张五常

同为经济学大师的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是1969年诺斯在担任华盛顿大学经济系系主任之时被聘前往任教的，跟诺斯有同事兼朋友之谊，他在悼念诺斯的文章中称“诺斯是个很古的人。一九五二年获博士，主攻欧洲的经济史，今天经济学的曲线或方程式他是没有学过的。”尽管如此，张五常还是给出了他对诺斯一语中的的评价，在他看来，诺斯对于思想的重视超过任何人，“我为做学问用心地工作了五十多年，认识的天下高人无数，但从来没有见过一位像诺斯那样，遇到认为是他可以用的思想，就立刻求教”，张五常如是说。

的确，诺斯对思想的重视是他产生超越前人重要思想的源泉，而他的经济学思想则进一步影响着更多人。作为中国经济学人最为熟悉的西方经济学大师之一，诺斯逝世后，不论是与其有过交往的经济学家还是深受其著作影响的经济学人、财经媒体人等都纷纷撰文纪念。

经济学家田国强评价诺斯“作为新经济史学派（量化史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及新政治经济学派的先驱者、奠基人和开拓者，诺斯是20世纪后期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诺斯的经济理论发现和思想洞见在一直以来处于制度转型之中的中国传播广泛，使得他本人也成为在中国经济学界被引用率最高的当代经济学家之一。”

毫无疑问，制度是诺斯经济学思想的关键词，由于制度在中国的改革和转型过程中的突出重要地位，经济学家钱颖一对诺斯也有着与田国强相类似的评价：“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的影响远超出其他经济学分支，诺斯在中国的影响远超出在美国的影响。”

诺斯逝世后，经济学大家吴敬琏也写下缅怀诺斯的文字：“惊闻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教授去世，不胜悲悼。”吴敬琏的笔触不无沉重。然而让他沉重的并不仅仅是一代大师的陨落，更是其重要思想仍未被中国的改革实践充分吸收镜鉴。

1995年，诺斯造访中国，曾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吴敬琏作为与会嘉宾，曾做《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的评论，他在当时即谈到诺斯教授的制度演进理论对中国的意义，二十年后的今天，吴敬琏仍感慨道：“20年过去，中国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既有市场经济因素、又有大量旧体制残余，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体制，距离最初的设计还有不小的差别”、“艰难的改革历程印证了诺斯教授路径依赖的洞见，它警示我们在改革进程中戒慎戒惧，选择正确的改革路径”。

纪念一代经济学大师的最好方式莫过于读其著作、重新感悟其经济学思想价值。尤其对于这位与中国经济学理论实践有着深厚渊源的诺斯。正如钱颖一所说，“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随着中国经济从中等收入逐步迈入高收入，制度和制度变迁将成为更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诺斯的遗产将不可避免地伴随并帮助我们的探索。”这位九十余岁时仍继续著述的老者既留下了丰富的经济学思想遗产又展现了孜孜不倦耐人寻味的一生。假使当年的诺斯选择了用镜头观照这个世界，也许现在我们纪念的不是经济史学家，而是一位有思想的摄影大家。■

（本栏目责任编辑：阮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