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游走型主持人而引发的深思
——浅谈现代传媒的道德建设

王旖旎乌兰察布广播电视台　内蒙古　乌兰察布市　012000

从游走型主持人而引发的深思
——浅谈现代传媒的道德建设

王旖旎
乌兰察布广播电视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012000

中国的传媒业，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我们可以深切的感受到如今传媒的多元化给我们带来的选择的多样性，也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然而中国的电视传媒还处于刚刚起步的探索性阶段，因此难免会存在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国家广电总局收听收看中心金文雄主任也曾在“星光”电视主持艺术论坛发言，对最容易把节目做低俗的“游走型节目主持人”进行了点名批评。对此我们的大众传媒究竟应该怎样来正确的引导受众的价值取向，我国的现代传媒道德又应该怎样建设？对此，我们应该好好冷静下来琢磨琢磨，大众传媒的路究竟应该怎么走才能做到尽善尽美？

随着媒体融合和传媒的互动性加强，现代传媒相对于传统媒介而言肩负着更多的传媒责任，其中对受众的道德引导和主流价值观的建设亦是极其重要的内容。

主持人现代传媒媒体责任道德建设

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曾以5W的模式阐明媒体传播链条的各个环节，即传播者、传播途径、传播手段、传播效果和受众。这其中居于首位，也是在传播过程中重要的环节之一的是传播者。传播者，可以是特定的一个人，比如说主持人、记者、编辑，也可以是一个群体或一个机构。在电视媒介中，传播者（或称传播者的代言人）更多的以主持人的身份亮相于屏幕前，担当和受众直接沟通的角色。由此可见，主持人能否担负起引导受众向真、向善、向美的职责，除了其专业素养之外，道德的高尚与否将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衡量依据。本文将以近年来出现的“游走型节目主持人”的种种道德失范现象为范本，来透视大众媒体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近几年可以说是我国各地电视节目开花结果、争奇斗艳的一年，过去的几年里湖南卫视率先打出“快乐中国”的口号，同时也真正的达到了几乎每个节目都可以说是精品的标准，对于国内其他地方广播电视台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也正是因为有了湖南卫视这只领头羊，近几年各个地方广播电视台都纷纷效仿，出现了许多异彩纷呈的娱乐节目，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然而，也许正是因为中国各地的娱乐节目处在一个刚刚起步的状态，导致这其中大部分的节目是从国外或者是台湾地区引进的，并且许多地方台又效仿国内做得好的节目，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同类节目竞争收视率的火爆现象，有些节目甚至为了抢收视率，不顾道德的约束，从而形成比较恶劣的影响，而且这也成为恶性竞争的很大的原因，由此一场收视率的竞争大战便拉开序幕，其中一些广播电视台为了能够打一场胜仗，于是使出浑身解数。有的甚至出现了“乱穿乱脱”（穿一些让人很费解的衣服，或者是有些主持人为了渲染现场气氛会突然间脱掉自己的衣服，以引起大家的关注）、说话低俗的现象，于是，国家广电总局收听收看中心金文雄主任在“星光”电视主持艺术论坛发言，指出了现在内地主持人存在关键时刻缺位、越位、失语、乱语等现象并且两次点名批评一些大胆的主持人，“游走型主持人”已经成为了近些年来产生的热门新名词。这个类型的节目主持人何以成为问题的焦点，媒体的道德建设又该从何入手，值得人深入思考并做出回答。

一、游走型节目主持人的涵义及其媒体表现

（一）游走型节目主持人的涵义和由来

游走型节目主持人的提法，最早见于国家广电总局收听收看中心金文雄主任。他用此来指称那些“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经常游走于各个电视台之间，主持一档或几档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其实这些主持人的做法和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说到的“明星走穴”极为相似。需要说明的是，游走型节目主持人往往在演艺圈或主持界摸爬滚打已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这些也正是其能够自由出没多家广播电视台的资本。一些地方广播电视台也正是看中了这些主持人的品牌号召力，启用他们提高节目的整体收视率。

（二）游走型节目主持人的媒体表现特点

应该说，游走型节目主持人刚刚出现的时候，并非是一个贬义词。他们利用自己较为丰富的经验、出色的主持表现和节目掌控能力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很多人会在多个卫视的多个相似栏目上看到同一个主持人的节目。细究之下其实并不奇怪——目前中国电视节目（栏目）的“同质化”倾向严重，往往是一档栏目火爆后，其它广播电视台竞相效仿。而在主持人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一个主持人客串多个台就不难理解了。问题是，同质化的栏目加剧了各台之间的竞争，而收视率又直接决定着经济效益——于是在火爆了一阵之后，这些没有单位约束的主持人开始无所不用其能，“乱穿乱脱”也好，“胡言乱语”也罢，仅仅是其媒体表现的冰山一角。这些人所主持的节目也开始从“媚俗”“低俗”向“恶俗”的方向滑去。游走型节目主持人遂成为“素质偏低，节目质量偏差，对社会影响很坏”的代名词。论者认为，目前游走型主持人在媒体的职业道德素养的低下乃至缺失集中表现为以下几点：

1.主持人没有在节目中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即缺位。有一些情感话题类节目，主持人没有适时地在一些本来带有负面影响因素的悲剧事件后给予正确的舆论引导。总说一些所谓的“不痛不痒”的话，类似于“相信观众会有自己的一些判断”等。在大众看来，这种类型的节目应该在节目最后给受众一个正确的舆论价值导向，或者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观点。这既是媒体的责任，更是主持人作为媒介代言人的使命所在。可惜的是，往往在受众最需要传播者引导的时候，主持人哑然了，“缺位”成为当下游走型节目主持人职业道德素养贫乏的首要症候。

2.一些主持人会为了某种利益而“不择手段”即越位。我记得曾经某个节目组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孩子被拐卖并致聋，在此过程中这个节目组非但不报警，反而认为事件过程值得去采访、追踪，于是他们带着受害者家属寻访，最终打草惊蛇。这样的节目从表面上看似乎在帮人，实际上，仔细推敲不难发现这类节目是把节目追求的震惊效果置于整个事件当事人的安全之上，在我看来这样的主持就可以称之为“越位”。其实换一种思路去做这个节目，未尝不能收到好的效果。比如，以公安人员对案情的整个侦破过程为报道角度，辅之以媒体报道事件的精心谋划和构思，同样可以起到良好的传播效应。“越位”究其实质是媒介缺乏人文关怀，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当事人利益之上的道德失范表现。

3.在节目的呈现过程中，主持人没有很好的条理性即容易失语。所谓乱语主要是针对综艺类的节目主持人而言，就是要避免对明星过于的追捧，从而产生“乱语”现象。例如在许多节目中，有些明星在节目中表示说自己从小就对金钱有渴求，梦想成名，当拍了她人生的第一个广告后，就偷偷在课堂上练签名，结果一走神被老师发现并且批评，其实这本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对于正在成长的一些青少年而言，这样会扭曲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他们会认为，是不是自己这样也会成为明星？这会对他们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现在的一些“知名”主持人仗着自己的名气在采访前不做“功课”，其中，易中天曾多次被某主持人无知的问题气得想离去，甚至还问主持人“你还要继续愚蠢下去吗？”这样的问题。

4.节目主持人的方向把持很重要，否则容易出现尺度大的现象，主要是指节目本身呈现的内容和主持人在主持言说的过程是否符合国人的审美心理和道德要求。正如金文雄点名批评的那样：有的娱乐节目看起来不啻于一个三级片。当然这已不仅仅是主持人的问题，节目本身的定位和宗旨不仅和向真、向善、向美的旨趣相距甚远，更是滑入恶俗和鄙俗的境界了。尺度的把握，已成为主持人文化素养的高低和道德水准高下的重要评判依据。

由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游走型节目主持人所呈现的种种道德失范表现既非个案，更不是偶然现象。那么其幕后的“推手”或原因究竟是什么？

二、游走型节目主持人容易把节目做“低俗”原因

首先，我们静下心来细细地分析推敲电视节目，尤其是娱乐类节目，其主要功能是娱乐大众，通过节目编排，从主持人的风格、衣着打扮、言说特征等各个方面，一定要有创意，甚至可以说是另类，才能够吸引大众的眼球，才能保证节目有良好的经济效益。众所周知，电视节目为了能够提高收视率，会邀请一些特别嘉宾或者特约主持人来渲染、烘托气氛，从而增加人气，而正因如此也就给了现在“游走型主持人”一个很大的生存空间，也可以说正因如此也就给了他们一个“肆意而为”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们随便说、随便做，但凡是能够吸引别人的眼球的行为，都可以做，对于他们来说，正是因为自己以前积攒的身份乃至地位，所以可以让他们在节目中肆无忌惮的没有原则的发挥自己，因为节目是不用这些主持人负责的，所以他们会尽量利用节目把自己推销出去再说。我个人看来这就是“游走型主持人”的一大规律和特点。

其次，我们都知道，人常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其实说的就是他们。幕后有很大的策划团队来策划、效仿国外的新路线，表面上给大家一种貌似是崭新的感觉，之后再利用这样所谓的“新鲜感”来想办法、花心思，用各种手段来保持受众的关注度。他们还利用目前中国娱乐节目处于“瓶颈”期来给自己做了很好的广告，正好此时观众由于长期没有接触到娱乐节目，于是对此类节目也非常买账，正是由于观众给予他们“极大的支持”，才让他们长久以来能够“生生不息”。也许正是因为有受众、有市场、有影响，使得这些主持人愈演愈烈，愈来愈出位，尺度也愈来愈大，最终从“通俗”走向了“低俗”，更为甚者，还有一些走向了“媚俗”——娱乐果真要演变为“愚乐”吗？

“低俗”这个贬义词在我看来是不可以随便用的，因为这个词有着太多的主观性和道德性。之所以赋予这些游走型主持人这样一个词，其实已经说明这些所谓的主持人所存在的问题已经对一部分人造成了一定的“杀伤力”。我们看到有些主持人是一些已经走红的演员或者说是老百姓赋予他们的头衔——明星主持人，他们本身就没有进行专业的培训，或者说他们本身不具备主持人的一些专业的素养，所以当他们看似驾轻就熟的主持节目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偏离大众的娱乐导向以至于成为了低俗的代名词，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中国大陆一些娱乐节目不能长久的受大家欢迎的原因。

所以对于此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冷静下来认真的思考一下作为媒体人我们的路究竟要往哪里走？这也不禁让我考虑到另一个问题：现代主持人究竟是新闻工作者，还是会在台上耍宝的“演员”呢？面对今天的中国的电视节目我们的尺度应该在哪呢？我们的媒体道德又该如何建设呢？

三、如何加强现代传媒道德建设

从游走型主持人道德失范的种种行为出发，可以看出加强媒体的道德建设应该是一项综合的、立体的工程。不仅涉及到媒体从业人员的价值取向、职业素养，更与媒体的宗旨、定位密不可分。这里的论述仅从论者感兴趣的角度切入：

（一）衡量媒体从业人员的绩效标准由经济效益向社会效益过渡

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类动机理论》中认为：“人类的需要可以分为生理的、安全的、社交的、尊重的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要彻底改变媒体从业者的效益观，就必须为个体满足的自我实现需要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有些媒体以工作人员拉到广告的额度作为效益标准，作为考核衡量的依据，人为的将金钱作为媒体工作者效益观念的主导因素，无疑是片面和极其危险的。这也是诱导节目低俗和主持人恶俗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改变目前新闻从业人员道德体系的关键首先是效益观念的转变，这是建立科学的道德体系的大前提，也是导向性的客观因素，需要新闻界进行全面的体制改革。

（二）建立监督机制，为道德体系的建构提供保障

随着现代媒介事业的发展，媒体的从业人员构成参差不齐，要按照统一秩序集体行进，就要有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这样才能规范媒体从业人员的从业行为，促进新闻事业健康发展。一方面是强化内部监督，建立以制度作保障，以纪检监察为主体的长效监督机制。另一方面是强化外部监督，畅通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的渠道。总之，转变效益观念是前提，内化职业规范是关键，建立监督机制是保障。做到这点，我们的媒体就能够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

（三）建设现代传媒的人文关怀体系

大众传媒的人文关怀问题向来是大众传媒的永恒主题之一，从传播的角度讲，人文关怀即是从道德情感方面给予受众心理安慰和情感关怀的一种积极地情感安抚。这种情感安抚不是简单的“迎合”和“媚俗”，而是积极地引导和调适。大众传媒在以自己宽广的覆盖面影响受众生活的同时，也必定要将人文关怀的精神传递到每一个受众的心里，这既是良知使然，更是职责所在。因此，建设现代传媒的人文关怀体系，不仅要做到关怀内容的艺术化表现和受众的通俗接受的完美结合，还要表现媒体对社会情感的理性分析，这将是媒体道德建设的又一个崭新的、有待于深入开掘的课题。

我认为，作为传播过程中重要的一个环节——主持人，还是属于新闻工作者的范畴，虽说不是都得像央视主持人那般严肃、庄重，但也得有个端庄、认真的样子。倘若主持人都像演员一般肆意表现、刻意博取观众同情，那现代传媒的道德建设要依赖于谁呢？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决定了其始终要在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价值理念和经济效益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结合点，这并非易事。游走型节目主持人的不良表现说明媒体的道德建设任重而道远。它需要我们每一个环节的努力，需要每一个参与者的共同约束，共同监督。

［1］金文雄“低俗”的道德标签不能胡乱粘贴［N］.时代商报，2010-01-22

［2］（美）马斯洛.人类动机理论［M］.北京：三联书，1999

责任编辑：孟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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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6-0751（2016）04-0004-04

王旖旎乌兰察布广播电视台二级播音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