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及其文化意义

摘 要：西方世界通过在中国这一异域文化中寻找具有原型意义的对象作为据点，将自我所渴求和构想的，或是得不到充分表达的文化因素投射出来，展开其对中国的构筑和想象，而后又带着这种对异域的识知系统回归到自身的文化体系中去，审视和重建自我。

关键词：中国形象；自我认同；镜像；

作者简介：马海婷（1987-），女，陕西咸阳人，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助教。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29-0-02

“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事实上，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塑造（或赞同、宣扬）该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并表明了自身所处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空间。”[1]“形象”这一概念是某一主体立足于一个二元对立的思维据点，与对象间自觉建立起发现与被发现、注视与被注视的关系，进而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关于对象的印象，所以形象的关键也就不在于对象本身，而是存在于主客体的对立关系中。在西方文化系统中，中国即是一种想象性地理存在，作为他者之镜验证西方自身的存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经过整个西方社会集体想象的过程，而逐渐形成一系列套话模式，这些套话随之成为一种本质性的知识力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西方世界对中华民族的看法中去。随着西方文化自身的每一次的动荡，中国形象在西方出现的7个多世纪（马可·波罗朝代）中，经历了被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并且一直作为西方人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而存在。

13世纪中期是西方现代历史的起点，是西方世界知识、经济体系形成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形象进入西方世界的开始，《马可·波罗游记》（1298年）、《曼德维尔游记》（1357年）、《鄂多立克东游录》（约1330年）三大“游记”成为最先表述中国的西方世界读物。那么，中国形象会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它有可能是理想化的人间天堂，欲望圆满之地或完成自我超越的力量源泉；也有可能是被丑化的恐惧排斥、自我确认之物或完成自我巩固的需求化身，因为，中国形象出现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中，必然要跟随其时代精神，呈现出不同的形象类别。而我们若要更深刻的把握近期中国形象作为他者文化在西方话语建构中的存在意义，就必须对“中国”这一文化“他者”在参与西方现代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历史境遇作一追索。

保·利科在《阐释学论文集》中提出了关于社会想象实践的两种阐释视角：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意识形态的作用类似一个集体记忆联接站，然后“整合”一个相异性的事物使其从创始起成为其所在群体的信仰物，其目的是让想象中的本群体的身份能够支配那个被描写的相异性，以维护和保存本群体的现实状态。而乌托邦则具有“社会颠覆”的愿望，它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所以它有维持可能性领域开放的功能，即卡尔·曼海姆所言：“乌托邦是想象与现实之间的一道壕沟，它对这个现实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构成了一种威胁。”[2]

经过归纳，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形象在进入西方现代文化体系之后，也可以大致分为乌托邦化的中国和意识形态化的中国两大类，它们一同参与了不同时段西方世界的中国文本形象的建构，也隐喻相应时期西方社会的文化面貌。

首先，是关注最基础层面的物质“中国”，这一时期是西方社会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的转折点，西方现代精神的启蒙期，西方游记中传递的是呈现出一派物质繁荣的神奇美好形象的“大汗的大陆”，中国物产丰富、贸易繁荣，这种物质财富的交流拓宽了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狭隘的世界观，而大汗所具有的威严，是君主权力散发出来的力量与荣誉，于是，作为财富和权力象征的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社会的萌芽期想象中无限蔓延，对天堂般中国的想象成为人们审视西方现代文明早期的世俗资本主义精神的一面镜子，构成与中世纪基督教禁欲主义对立的时代精神面貌，解构了中世纪的传统意识形态，而开启西方现代文明的新篇章，即肯定世俗物质财富和对权力欲望的追求和争取。

“大中华帝国”是十五到十七世纪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又一想象，这一时期，中国成为一个寄托西方社会政治期望的乌托邦形象。门多萨《大中华帝国志》塑造的是一个建立在实地考察基础之上的真实且完美的帝国形象，“中国是世界上治理最好的国家，皇帝高高在上，智慧而德高望重的阁老，以议会制的形式集体决定政务大事；中国司法公正，监察制度健全……”[3]这一完美的中华帝国形象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化精神具有强大的精神拯救作用，它使身处宗教改革、政治分化之中的欧洲社会有了新的精神寄托，使因神权瓦解而产生恐慌和焦虑的欧洲人看到新的希望，它是欧洲文明自我反观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西方社会完成自我的定位和评估，进而完善自身的社会制度，将现代文明步伐继续向前推进。

十七世纪中叶，西方思想界发现一个思想文化先进的“中国”，即“孔夫子的中国”，传教士在基督教的历史语境中发现了自然神学意义上的中国，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哲学精神与基督教神学在起点上是和谐一致的，儒家所有的宽容精神和道德哲学作为西方现代理性主义思潮的先在存在，中国文化在其所遵循的自然法则中关于个人信仰与社会伦理的思想应该可以给西方现代文明以重大启示。这一形象的出现，不仅预示着中国形象的哲学意义被西方挖掘出来，并且作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一种批判力量而获得西方哲学家重视，唤起西方哲学家的美好憧憬与强烈的社会使命感。由此，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文明成长的历程中经历了物质、制度到哲学三种层面的乌托邦想象，并始终作为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一种隐喻而存在。

十八世纪中期，欧洲启蒙运动发展到后期，以理性、自由、进步、民主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性思想逐步确立起来，西方文化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得以恢复与加强，资本主义扩张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为确立西方自身所持的信仰与权力秩序，西方的中国形象开始出现与此相对立的文化镜像。中国形象就这样在西方启蒙进步的大叙事中被转入意识形态化轨道，于是，有了“停滞的帝国”、“专制的帝国”和“野蛮的帝国”三种形象类型。

首先，“停滞的帝国”形象是在西方关于进步的现代性叙事结构中出现的，西方现代性意识需要通过构建关于人类存在的世俗历史话语来进行自我确认，“停滞”的形象将其自身现代性建构中的“进步”相对立来确认自身的合理性。中国形象从悠久到停滞的形象转变，也只不过是西方现代性进行自我确认时所操纵的话语范畴，而关于停滞与进步、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叙事模式也不再仅仅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而存在，还是一种权力体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由此推演出的一种观念即停滞在过去的中国缺乏存在的意义，西方进步力量对其进行征服与消灭成为一种合理、正义的行为，这种文化霸权思想与资本积累需求相配合的结果就是培养了一个对外扩张性的西方现代文明观念。

其次，以自由为进步的尺度，是西方现代性建构的核心观念，同时也是西方现代性自我文化身份认同的基础，那个曾经被先哲颂扬为政治开明、道德淳良的国家，却因此成了与自由相对立的东方专制国家。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将中国塑造成一个被所处自然条件和民族精神禁锢在愚昧野蛮状态中的专制政体国家形象。残暴的政权统治者、愚昧幼稚的臣民、迷信封闭的腐朽社会等一齐将这一“专制帝国”形象具体化，并参与到西方自由民主的现代性精神建设中去，这一奴役的专制的帝国形象与西方自由的民主的精神主张相对立，来构筑并确认西方文化自由精神的核心内涵。

最后，文明为西方现代性提供了文化身份认同，同时也为这种认同设置了“他者”形象，西方在中国作为“野蛮的帝国”形象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差异性构建中寻找到自我身份的确认，在这种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秩序中，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找到了合理理由，即文明对野蛮的征服，这就是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依据，十九世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入侵，包括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便是在这样一种“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关系中找到其权力合法性的，这集中表现在“文明”话语中对“他者”的想象与权力合谋的方式。

因此，我们察觉到，西方社会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基本上属于一个相对自足的话语系统范畴，是一个文化“他者”的想象构筑系统，是西方能够通过这一想象完成自我现代意识中关于价值、信仰与情感等诉求的文化影像，它与想象主体相对立，从而参与到主体对于自身权力秩序和价值确认的进行中。

注释：

[1]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02页。

[2]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4页。

[3]周宁著，《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