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词论的雅化

【摘要】明代以来，词道不振，清初文人致力于词并努力探寻明词衰微的原因，寻求词学复兴的途径。清代词派兴盛，他们也是词学复兴的主要力量。清代词论以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为代表，三个词派主要通过提倡豪放词风、追求“清真雅正”和推尊词体等方面，使清代的词论突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呈现出雅化的特征。

【关键词】清代词论；诗庄词媚；豪放词风；醇雅；推尊词体

明代词坛衰颓，清词是词这一文体继宋词之后的另一个高峰，常常被人们称为词学的“中兴”或“复兴”。在清词的辉煌中，词派的兴盛是其最显著的标志。词派的兴盛从明末开始贯穿到清代，云间词派、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几大词派在交替更迭的过程当中各领风骚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成为清代词坛的主流。针对明末清初词坛的现状，清代词论以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为代表，三个词派通过各自的词论的主张，使清代词论突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呈现出雅化的特征。

一、明末清初词坛状况分析

清代词坛评论家陈廷焯曾云：“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而再震于我国初，大畅厥旨于乾嘉以还也。”词至明代已经衰微，这是不争的事实。清代的文廷式也曾这样说道：“词家至南宋而极盛，亦至南宋而渐衰，其衰之故。可得而言也。其声多啤缓，其意多柔靡，其用字，则风云月露、红紫芬芳之外，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迈往之士，无所用心。沿及元、明，而词遂亡，亦其宜也。”明词之衰由此可见一斑。并且周颐也认为，明词存在“纤靡伤格”“粗浅芜牵”“风雅绝续”的问题。

明代，由于拟古风气甚浓，八股文取士制度盛行，以及政治腐败，给文学造成了不良的影响。除了流行于民间的、以反映城市居民的生活情趣为特点的小说成就较高而外，其它方面都比较贫乏。就词作来说，缺乏创造性的发展，在我国千年词史上，处于一个中衰的时期。陈维崧这样分析当时词坛的情况：今之不屑为词者固无论，其学为词者，又复极意《花间》、学步《兰皖》，矜香弱为当家，以清真为本色，神普审声，斥为郑卫，甚或羹弄但词，闺唬冶习，音如湿鼓，色若死灰。此则嘲诙隐瘦，恐为词曲之滥筋所虑。杜夔左骇，将为师涓所不道。辗转流失，长此安穷？

可见，词坛的这种香弱之风由来已久。清初从云间开始虽然走向曲婉雅丽的道路，但是清初词坛却仍然是婉约一统天下。明末清初词坛呈复兴局面，然而对词体的认识仍未有改观，比如陈子龙仍称词为“小道”。

二、阳羡词派

在清代的诸多词派当中，阳羡词派无疑是领导词坛风气的重要一支。严迪昌先生曾这样评价阳羡派“一个关系到清初词风嬗变，以及一代清词所以得而生气张扬，衰而复盛的贡献至多的词派。”

清代词学的显著特点之一是词学流派的存在和影响，阳羡词派即是一例。明末清初，以陈子龙为领袖的云间词派在当时的词坛可谓是首屈一指，为革除明代词坛的弊端，在创作和理论上都曾做出过努力。但由于在词体观念、风格倡导等方面的认识未有新的突破，因而清初的词风主流仍为明代余绪。

陈维崧也认识到了当时词坛风气的香婉柔靡，并且针对词坛积弊提倡新风气，他在《和荔裳先生韵亦得十有二首》的第六首中说：诗律三年废，长痔学冻乌。倚声差喜作，老兴未全孤。辛柳门庭别，温韦格调殊。烦君铁绰板，一为洗幕芜。这是表明了要用豪放之风去改变词坛风气。由于陈维崧抓住了思想内容这一重要因素，所以能够高屋建瓴，与从语言、音律上斤斤两两去分别豪放、婉约的词论家更加具有理论高度和说服力，所以他的豪放词论也产成了很大的影响。

陈维崧的《词选序》一文表明他已经完全跳出“诗言志，词言情”的问题分野，他认为在词的功能与诗是一样的。注重词体的“通志”之用，是阳羡词派的共同理念。史惟圆也曾说：今天下之词亦极盛矣。然其所为盛，正吾所谓衰也。家温韦而户周秦，抑矣《金荃》《兰畹》之大忧也。夫作者非有《国风》美人、《离骚》香草之志意，以优柔而涵濡之，则其入而不微而其出也不厚。人或者以滛亵之音乱之，以佻巧之习沿之，非俚则诬。

陈维崧在《词选序》中批评“香弱”的词风，更是从理论上阐明了豪放词的价值，并且在他创作词的过程当中贯穿了这一理念。并且他的雄健词风，也得到了其他阳羡词人的赞赏和认同，史惟圆就曾这样评价其词：及观吾子之词，湫乎侐乎，非费阡非陌乎！何其似两山之束峭壑，窘蠢阨塞，数起而莫知所自拔乎！抑众水之赴夔门乎，漩涡湍激，或蹙之而转轮，或矶之而溅沫乎！通过史惟圆对陈维崧激昂之词的欣赏和钦佩中，可以看出史惟圆与陈维崧皆非常推崇豪放词风。

徐喈凤也对豪放词多有肯定，在其《词证》中这样说道：魏塘曹学士作《峡流词序》云：“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则壮士也；如春华，而诗则秋实也；如夭桃繁杏，而诗则劲松贞柏也。”罕譬最为明快。然词中亦有壮士，苏辛也；亦有秋实，黄陆也；亦有劲松贞柏，岳鹏举、文文山也。选词者兼收并采，斯为大观。若专尚柔媚绮靡，岂劲松贞柏反不如夭桃繁杏乎？

在这段话中，徐喈凤对曹学士的诗词分野和“诗庄词媚”的观点提出异议，表达了阳羡词派惯有的推尊词體的观念，并且主张树立“兼收并学”的词学心态。“岂劲松贞柏反不如夭桃繁杏乎”的反问，更是反映出了徐喈凤与陈维崧同样的对“香弱”词风笼罩词坛的现状的不敢苟同，因此大力标榜豪放词风。所以阳羡词派得以摆脱当时词坛盛行的“香弱”词风的影响，为清词注入了一股清新刚健之气。

三、浙西词派

浙西词派论词的宗旨是：崇尚醇雅，宗法南宋，推尊姜张。这是由浙西词派的创始人朱彝尊提出来的。朱彝尊词论的核心就是标举“醇雅”，醇雅也是浙西词派的理论基础。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他们不满俚俗的“巴人之唱”，所以主张“词以雅为尚”。为使词坛走上一统的醇雅之路，朱彝尊不遗余力写序作跋，谈扬同调，并编辑《词综》，示人典范。他主张“慢词宜师南宋”而“小令宜师北宋”，似乎与其力求醇雅的主旨相联系。他还认为“填词最雅不过姜夔”。朱彝尊的崇南宋、崇姜夔、求醇雅的主张，得到广泛的响应。在他的倡导下，其同里和友人都把以学姜夔视为求醇雅的途径。谢章铤曾高度评价了浙西词派以雅为宗的词学主张，这一主张使词不失于俚，对转变清初淫靡词风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浙西词派的领袖人物，朱彝尊的词学观念和创作，最能代表浙西词派的理论主张、创作风貌。他的词学活动影响了整个浙西词派前、中、后期的词论和创作。中期的浙西词派与前期的浙西词派一样，也追求清空、醇雅的风貌，这在厉鹗的词论中表现的最为明显：词权舆于唐，盛于宋，沿流于元明，以及于今，门户各别，好尚异趋，然豪迈者失之于粗厉，香艳者失之于纤亵，惟有宋姜白石、张玉田诸君，清真雅正，为词律之极则。

厉鹗对豪放、婉丽之词各有批判，唯独认同“清真雅正”之词，推崇姜张，与朱彝尊等前期浙西词派如出一辙。另外，吴锡麒、郭麐都是后期浙西词派的健将，其词学仍以朱彝尊和厉鹗为尊，他们尊南宋、崇雅正。

应该看到，浙派领袖朱彝尊有明确的理论主张，又有丰富的创作实践。他推尊词体，使归醇雅，在反对当时词坛轻薄浮艳之风方面有一定意义。即使其艳词如《琴趣》者，亦能“一归难正”，醇雅之说确有可取之处。浙西词派崇尚醇雅的词学主张，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实为救明季之弊，为推尊词体而提出的。但是浙西词派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三蔽”即淫词、游词和鄙词，于是常州词派取而代之。

四、常州词派

常州词派的崛起，也是因为不满当时词坛存在的种种弊端。张惠言曾在他的《词选序》中指出当时的词坛弊端“跌荡靡丽，杂以猖狂俳优”。张惠言编选《词选》正是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示学者以正鹄，指导他们走上风雅正轨。

常州词振开创者张惠言的词论主张，主要体现在《词选》前的一篇短序中。他在《词选·序》中引用《说文》“意内言外”，用来说明“词”的本意，与作宋词的意内言外，是全然不同的。张惠言首倡意内言外，用意内言外来说词，确实是一个独创。这当然是针对浙派“清空”“醇雅”的偏见而发的，指出词要比兴含蓄，要“以国风离骚之情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张惠言推尊词体，使词与风骚同科。当时的学者莫友芝也认为，常州词派“意内言外”的主张，对提高词体的地位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张惠言十分强调作词的“意”，认为词体在以外在言辞表达内在情志这一点上，近似“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将历来被视为“小道”的词体与古典诗歌中地位最高的风雅传统相提并论，既体现了他对词体教化意义的重视，也反映了他对词体本身地位的充分可定，他甚至把词摆在了与儒家经典、正统诗歌相等的位置上。郑文焯对此也有论述：词者意内而言外，理隐而文贵，其原出于变风小雅，而流滥于汉魏乐府歌谣，皋文所谓“不敢同诗赋而并诵之”者，亦以风雅之馨遗，文章之流别，其体维，其道尊也。

可见张惠言推尊词体的目的，是要彻底改变人们对词体的不庄重的态度，扫除“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的词坛现状。

在张惠言之后，周济进一步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的论断，继续强调词体的独立地位。随着张惠言、周济这些观念的传播，常州词派在词坛掀起了一股“尊体”之风。周济是常州词派的后继者，周济论词，比张惠言高明得多，弥补了张氏的疏漏。常州词派，因而确立不倒。

周济也曾谈到当世词学之衰：文人卑填词为小道，未有以全力注之者，其实专精一二年，便可卓然成家。若厌难取易，虽毕生驰逐，费烟楮耳。周济认为词学不振的原因是词体不尊，所以文人们不肯致力于词学，词学自然就难以兴盛。尊词体，这是周濟对张惠言尊体理论的发展，这也是周济论词的基本出发点。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周济还概括出“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作词的原则，他在这样说过说：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元寄托也。

周济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探索和总结是有贡献的。他的“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是张慧言“意内言外”“风骚比兴”之说的具体化。但是如果把比兴寄托作为一切创作必须遵循的法则这又难免过于片面了。然而要刻意从周邦彦、吴文英词作，从美人香草中去寻求什么难以捉摸的深意寄托，就必然会必流于穿凿附会，也难免会有故弄玄虚的嫌疑。事实上即使是倡导“意内言外”说的张惠言本人的词作，也并不是篇篇都有比兴寄托。当然张慧言、周济强调比兴寄托有助于词境的开拓，论词注重高远的意境，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调和了浙西、阳羡两派的词学观点并且还有自己的新的创造。

常州词派注重儒家政教、“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的词学思想，也贯彻到了他们的创作之中。所以常州词派的创作体现出“温柔敦厚”的教化观。

五、结语

各个词派为改变当时词坛香弱之风盛行的现状，他们都分别做了不同的努力。阳羡词派的代表人物陈维崧通过提倡豪放词风，树立了豪放亦是本色的词学观念，使阳羡词人得以摆脱词坛盛行的“香弱”词风的影响，为清初词坛注入了一股清新刚健之气；浙西词派的领袖朱彝尊以及他的《词综》一书，论词和创作追求“清真雅正”，提倡醇雅词风，是以醇雅之词尽扫词坛俗艳之风，为转变当时词坛风尚，确立清词的高雅品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常州词派则着重于推尊词体，改变人们对词体的不庄重的态度，重视并推尊词体的地位。经过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努力，这三派的词论逐渐扭转了人们对词体的认识，提高了词体的地位，并且说明词和诗具有同样的抒情言志功能。这三个词派所主张的词论以及他们的创作使清代的词论突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逐渐呈现出雅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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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巍巍（1988—），女，河南南阳人，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