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2016-05-26 13:52夏建国李红梅
江汉论坛 2016年3期
关键词:逻辑起点历史逻辑理论逻辑

夏建国 李红梅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何时中国化”、“为什么需要中国化”、“为什么能够中国化”、“中国化化什么”和“怎样中国化”等问题之关键,事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內在逻辑命题是否成立。作为思想进程的开端,逻辑起点既强调“起点”诞生的客观必然性及合理性,也强调“起点”理论生发的开创性以及內容之间的內在必然性、逻辑关联性和理论体系的一致性、系统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起点,即既包含实践过程又衍生出相应的理论成果,体现具体实践与抽象概念的统一,彰显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內在逻辑关联。因此我们认为,能够概括和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概念是实践,具体而言是“中国工人实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中国工人实践;历史逻辑;理论逻辑

中图分类号:B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3-0057-05

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时代内容是中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联性的历史过程。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廓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何时中国化”、“为什么需要中国化”、“为什么能够中国化”、“中国化化什么”和“怎样中国化”等问题之关键。极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问题事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命题是否成立的问题,有必要予以专题研究。

概念内涵的明晰和一致,是理论研究达成共识的基础。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必须首先厘定“逻辑起点”的内涵,然后进一步确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意蕴。在此基础上,顺理成章地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是什么的问题。

一、“逻辑起点”及其一般特征

在当今的学术话语体系中,逻辑(Logic)有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之别。古希腊最早出现的逻辑系统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逻辑是关于有效推理的条件或正确推理的结构和原则的研究。它主要被认为是处理不依赖内容的论证形式,虽然形式和内容的区分有时受到质疑。亚里士多德使逻辑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黑格尔把他自己的哲学称为逻辑学,但对他来说,逻辑不是一个有效演绎的静止的形式体系。毋宁说,它论究思想的过程,按此过程,一范畴被另一范畴所包含,并由此发展为其对立面。这些范畴在一更高的全体中达到统一,这个统一又为发展的下一阶段开辟了道路。……黑格尔也把他的逻辑称为存在的辩证法和辩证逻辑。它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对事物基于它们的内在矛盾而永恒变化过程的反映。”由此可见,形式逻辑讲究概念内涵明晰、判断具有必然性和推理演绎合理,主要是有思维规律、推理规则等含义;而辩证逻辑则与(经由黑格尔改造了的)辩证法同义。在逻辑本义的基础上,逻辑还衍生出规范性、规律性、必然性、合理性、关联性等意蕴。与此相关联,逻辑有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等类型。

那么,什么是逻辑起点?我们知道,起点是一个在有限时间和空间里的开端,即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开始。逻辑起点同样有其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在这里,所谓历史起点,即历史上发生的客观事实的起点;所谓思想进程,则是指人们关于客观事实起点的分析研究的开端。客观事实决定思想进程。因此,历史从哪里开始,理论逻辑也应当从哪里开始;历史进程与理论逻辑进程具有直接同一性。然而,作为一种抽象,理论逻辑起点不是历史起点的直观反映,而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的逻辑揭示。这种由历史逻辑起点决定、渗透着一定理论原则的思想进程的开端,就是逻辑起点。由此可见,逻辑起点是历史逻辑起点与理论逻辑起点的统一。之所以谓之逻辑起点,正是强调“起点”诞生的客观必然性及合理性,“起点”理论生发的开创性里程碑意义以及内容之间的内在必然性、逻辑关联性和理论体系的一致性、系统性。因而,确立逻辑起点是研究任何一件历史事实、任何一个理论形态的奠基性工程。

黑格尔在其《逻辑学》的开篇,极为思辨地论述了哲学的开端问题,其致思走向大致如下:哲学的本原表现为一种开端,且开端是逻辑的,但是这个逻辑开端不是主观的、具体的、间接的,它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中介、内容、根据。“必须造成开端的东西,不能是一个具体物”,因而,“开端应当是抽象的开端”。那么,逻辑开端的规定性是什么呢?逻辑开端必须是客观的、抽象的、直接的、纯粹的,甚至可以说逻辑开端是一切事物的开端,是直接的东西本身,是全部科学的根据。“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它必须直截了当地是一个直接的东西”,“它本身不能包含任何内容,也不能对他物有任何规定”。这就是“纯有”与“纯无”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绝对精神”自我决定、自我实现,因而形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具有内在逻辑关联性的、首尾相连的“圆圈”。因此,“前进就是回溯到根据,回溯到原始的和真正的东西;被用作开端的东西就依靠这种根据,并且实际上将是由根据产生的……于是,这个最后的东西,即根据,也是最初的东西所从而发生的那个东西,它首先作为直接的东西出现”。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以“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为立论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将“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为考察“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共产党宣言》则以(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逻辑起点;在《资本论》中则“从分析商品开始”。他们秉持从抽象到具体的学科研究方法,认为“在思维的进程中,范畴发展的顺序应该是从最简单的范畴发展为复杂的范畴,前者为后者提供根据和前提,后者为前者提供论证和发展”,甚至“每一点同时表现为起点和终点,并且只有在它表现为终点的时候,它才表现为起点。”在整体性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实践为逻辑起点。

如果说黑格尔“纯有”的逻辑起点是纯理论逻辑,带有唯心主义色彩,马克思恩格斯则是在辩证唯物主义论域下确立自己理论的逻辑起点的。那么,“逻辑起点”有哪些一般特征?

第一,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辩证统一。既然逻辑有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之别,那么逻辑起点亦是历史逻辑起点与理论逻辑起点的统一。这就是说,思想进程与历史进程、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理论的逻辑进程与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具有一致性;科学理论的逻辑进程与关于对象认识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样具有一致性。因此,作为动态的理论逻辑的建构历史,其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必须能够相通相融。这样的特性,要求一个能够涵盖并“打通”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的整体性概念成为其起点。与此同时,涵盖并“打通”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的概念,才能将历史起点包含在逻辑起点之内,从而使其成为与历史逻辑相关联的实在概念。正是这样的现实的实在概念,为整体性理论的联系和发展创造了实践基础和未来空间。如果不与历史逻辑相关联,那么,逻辑起点就会成为脱离客观实际的、纯粹的抽象概念,从而形成黑格尔式的概念自我演绎的封闭圆圈。

第二,逻辑起点最简单、最直接、最抽象。作为理论的奠基性起点,其逻辑开端必须是具体的、有指向的、真实的、最简单的概念。概念具体、真实而有指向,其确立的问题域才能是有边界的、有解的、具体的“真问题”。具有担当逻辑起点资格的概念,是整体性理论的“奠基石”,因而是最直接的。它不需要别的概念为自己奠基,它直接就是理论的开端。这样的逻辑起点必定是最抽象的,相对于具体实践课题或某类事件而言,其涵盖的普遍性最广,因而其内涵较小而外延较大,从而生成的理论才具有内在的逻辑整体性和品质的独特性。惟其如此,它才能够生成某种具体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实现理论自身的逻辑演绎和发展,从而担当起整体性理论的逻辑起点的职责。

第三,逻辑起点与逻辑终点相呼应。就历史逻辑而言,其起点必定是时代的具体实践课题或具体的某类事件,因而有始有终。作为理论逻辑,其起点必定是整体性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奇点”。起点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每前进一步,都将以开端为根据。开端并不因后继者而消灭,将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即,它把全部发展都蕴涵在起点之中。逻辑起点与逻辑终点遥相呼应,只有当起点达到了终点才是现实的,即起点要在终点中实现。这即是说,逻辑起点使得理论体系在与历史逻辑相联系的实践过程中,与时代同步并自我规定、自我实现、自我演绎和自我发展,形成具有内在逻辑关联性、整体逻辑结构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发展的逻辑“圆圈”,从而前后呼应、首尾关联,水乳交融、浑然天成、变化发展、与时俱进。在这里,所谓起点和终点都是具体的和相对的,因而是有限的,其构成的“圆圈”亦是具体的、相对的和有限的。因此,所谓终点是相对于特定的起点而言的。事实上,某一逻辑终点同时又是另一逻辑起点。理论体系就是一个由许多发展“圆圈”所构成的统一的逻辑集合体。

第四,逻辑起点具有必然性和开创性。逻辑起点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及鲜明的开创性。起点者,起始创新之谓也。就其历史逻辑而言,起点是历史进程时空中的具体接点,同时又是新历史事件的具体拐点,是必定要发生的,具有历史必然性。就其理论逻辑来说,它富有新意,开创了新域。如果没有新意或独特性,其理论只能是别的某种理论的构成部分,而不能成为具有起点意义的独创性、独特性的理论。正如肯定与否定同时存在于某一事物之中一样,必然性与开创性亦同时存在于逻辑起点之中。

第五,逻辑起点具有奠基性和客观性。建立在历史必然性和理论开创性基础之上的逻辑起点,具有奠基意义和客观价值。如前所述,逻辑起点是整体性理论的“奠基石”。然而,逻辑起点不是人们任意确定或随意选择的,亦不是人们可以随便指认的。逻辑起点的前提条件是客观性。这即是说,客观性是逻辑起点得以确立的依据。惟其如此,逻辑起点才能拥有确立的客观依据和事实支撑,才能具有必然性和奠基性。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意蕴

逻辑起点的一般特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中是如何体现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意蕴是什么?

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意蕴之前,有一个问题需要达成共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属性问题,即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究竟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抑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还是兼而论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属性的界定不同,其逻辑起点的判定标准及其意蕴也不同。所谓化者,即变化之始、彻头彻尾之意也。它既是开始、开端,亦是进一步展开的进程,更是变化及其进程的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多重属性,它既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亦是一个理论体系。就其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有开端的动态的历史过程,其逻辑起点应该属于历史过程的开端;就其理论形态而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形成和发展,其逻辑起点应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始。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和理论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历史逻辑起点与理论逻辑起点的统一,其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革命、促使中国发生“马克思主义”变化的开端;二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产生中国经验并创造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起点,即这个起点既包含实践过程,又衍生出相应的理论成果。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蕴: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是历史逻辑起点与理论逻辑起点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是历史的,同时是多样性的,譬如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政治理论、文化理论、党的建设理论、革命理论、战争理论等理论同时中国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有其统一性基础。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不是杂乱无章的,不是单个孤立的事件,亦不是某个人的个别言论,更不是中国之外的某种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是在性质上一致的、在时代需要上统一的具体实践的综合,其历史进程和思想进程与逻辑起点是相互关联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思想进程的交汇点。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中的逻辑,是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基本内涵的统一,意指在形式上,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概念一致、结构自治的统一的逻辑体系;在内容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辩证创新发展,二者是具有精神统一性、逻辑必然性的“一块整钢”。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规范性创立、规律性发展和必然性、合理性诞生的开端,它具有实践的客观依据和奠基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是特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开端。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具体实践与抽象概念的统一,从而构成了逻辑起点与逻辑终点相呼应的逻辑“圆圈”。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源于中国社会具体实践的需要。在这里,具体实践不是单个事件,而是由许多新性质的事件所构成的反映历史新趋势的实践。这样的“具体实践”实质上同时是蕴涵着丰富具体内容的、与逻辑起点相关联的实在概念。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不仅是一致的,而且历史的发展总是呈现出阶段性和过程性特征,不同阶段和过程的具体历史起点构成完整的抽象的逻辑起点,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与逻辑终点相呼应。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开过程的一切矛盾的胚芽,蕴涵着所有尚未展开的各种可能性和全部丰富性。正是逻辑起点所蕴涵着的丰富内容,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发展,从而形成一个个相互联系的逻辑“圆圈”,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历程。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具有必然性和开创性、奠基性和客观性。毋庸赘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蕴涵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新历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客观的合理性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的丰富和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因此,我们必须用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普遍性的、蕴涵着具体实践的概念,来概括和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概括和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符合上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意蕴,同时还要说明马克思主义“何时中国化”、“为什么需要中国化”、“为什么能够中国化”、“中国化化什么”和“怎样中国化”等问题。或者说,什么概念能够集中表达“(1)‘谁来化,即承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历史主体。(2)‘化什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对象。(3)‘为什么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4)‘怎样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途径。(5)‘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即国家、社会需要的程度”等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件?我们认为,概括和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概念是实践,具体而言是“中国工人实践”。

第一,“中国工人实践”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均有开端,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何时中国化”、“为什么需要中国化”等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起点与理论逻辑起点的辩证统一。中国工人阶级的实践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起点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需要中国化?这主要取决于中国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实践需要。毛泽东明确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由此可见,中国工人阶级及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其实践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客体,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目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起源于中国工人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

第二,“中国工人实践”是具体实践与抽象概念的统一,解答了“中国化化什么”和“怎样中国化”的问题,生动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发展“圆圈”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由于中国工人实践的主题和任务是多样的和具体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容也是多样的和具体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初革命实践是主要任务。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动员、凝聚和武装。这样的实践需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必定由诸多性质相同的多个事件构成。例如,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这三件典型性事件便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起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中国工人实践即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

与此同时,“中国工人实践”还是一个抽象概念,其逻辑起点蕴涵着以中国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建设实践和改革开放实践的广阔空间。“中国工人实践”概念意味着,“中国工人实践”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整体实践,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正因为这个逻辑起点最抽象,因而也最直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最一般和最基本的本质规定,能够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即是整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中国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社会实践主题和任务的需要,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之中。例如,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了社会的主人,工人阶级政党成为了执政党,新的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新的中国化。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再次飞跃。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中华民族正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面对中华民族“实现怎样的复兴和梦想,怎样实现复兴和梦想”的新问题和新任务,新一届领导集体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乘风破浪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由此可见,从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运用,都是为了满足中国工人阶级实践的需要,而每一个时期具体的社会实践需要满足之后,又开始了新的实践。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基础上,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和发展。因而,以“中国工人实践”为逻辑起点,能够生动地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发展的逻辑,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特征。

第三,“中国工人实践”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中国化”的逻辑必然,从而具有开创性、奠基性和客观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与中国工人阶级的本质属性具有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工人实践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中国工人实践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工人实践既是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必然。也是人民群众创造中国新历史的必然,因而既合规律,又合目的;既具有真理性,又具有价值性。

综上所述,以“中国工人实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既准确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意蕴,又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辩证统一,同时充分而典型地彰显了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性。

(责任编辑 胡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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