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cgss2010），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探讨，经数据分析得到，性别、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婚姻状况以及宗教信仰、户籍等因素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有显著影响。希望能为社会分层与流动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个人职业地位；影响因素；社会分层与流动

一、研究背景

职业流动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职业地位的获得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中的焦点问题。社会学家认为即使是“求职”这一简单的的经济活动，也和各种社会因素有着诸多联系。本文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探究影响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因素，希望对研究现代社会职业流动、社会分层与流动提供借鉴。

二、文献综述

近20年来，有关地位获得的研究已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该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人层面。80年代后期，逐步兴起对我国社会流动的大规模型调查研究。自此，我国掀起了一股有关“地位获得”的研究热潮。

（一）国外关于地位获得的研究

国外学者在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早期，社会学家将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人因素上，比如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其中自致性因素是工业社会中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不同学术研究背景涌现出诸多极其有价值的理论、模型。

1、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

在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中，将代际、代内流动看作一个整体，认为是这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人实现其社会地位的过程。他们认为，个人生命周期中的事件是一条有时间顺序的因果链，而个人地位的实现过程则正是对其的反映。基于此，布劳和邓肯采用路径分析法，建构了个人地位实现的基本模型。其结论是：自致个人资源比先赋个人资源在地位获得中拥有更多价值。

2、格兰诺沃特的“弱关系”理论

格兰诺沃特（Granovetter ）是以劳动力市场为主要研究领域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发现，在个人运用其私人网络找工作的过程中，他们会更经常或更有效地通过弱关系（即不常交往或不太密切的关系）而不是强关系来得到与之相配的工作。由于弱关系分布范围广，因此比强关系更有可能来作为跨越社会界限的桥梁，为人们提供可利用的信息和资源，这就是“弱关系力量”假设。由于传播存在距离界限，在无效的距离界限内，信息的传播会发生扭曲，而接受信息方也可能接收不到相关信息。因此他认为，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是促成劳动力与其职业地位相匹配的关键因素。

（二）国内关于地位获得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中国社会的职业地位获得模式研究中，研究成果主要涵盖了三大类：（1）从个人特征角度，如教育在职业获得中的作用；（2）从制度特征角度，如政党因素、工作单位和户籍制度等在个人职位提升中的影响；（3）从社会关系网络角度，在不同经济体制下分析职业地位的获得。

而在地位获得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中，也主要包括三大类：（1）以时间为跨度，从宏观角度分析不同时期的社会特征对社会整体流动所产生的影响。（2）从微观角度进行研究，主要从研究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受到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的强弱性入手。（3）针对特定群体进行地位获得与影响因素研究。

林南等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社会资源理论，认为社会资源是个人职业地位获得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可以概括为三个命题：（1）社会资源命题，求职者接近或使用的社会资源越多，越有机会取得较高地位的职业；（2）个人资源命题，即求职者的个人资源越多，越有机会接近或使用较多的社会资源；（3）关系强度命题，即使用弱关系的求职者较之使用强关系的求职者更容易获得较多的社会资源。

三、研究设计

（一）资料来源与样本概况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2010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研究，在此研究中共有数据样本3528个，在进行数据分析时，笔者将问卷中题目回答显示为“不知道”、“不适用”、“拒绝回答”的样本数据进行了缺失值处理，从而剔除了这些不符合条件的数据样本，最终用于分析的样本量确定为3237个。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处理分析，实证分析了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采用的模型是regress回归模型。

（二）因变量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职业流动日益被关注。职业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在数据中以risei表示，分析可知该变量为连续变量。

（三）自变量

自变量1：性别，作为一个虚拟变量，本研究以女性作为参照组进行研究；

自变量2：民族，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将每个民族都进行考虑不切合实际，故本研究将民族这一自变量划分为少数民族和汉族两类，将少数民族作为参照组；

自变量3：宗教信仰，出于与上述变量同样的考虑，将该变量分为有宗教信仰和无宗教信仰两类，有宗教信仰是参照组；

自变量4：受教育年限，在所得数据所对应的问卷中，对该项所设置的问题是“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为了便于进行分析比较，对数据进行处理换算，成为一个连续型变量：“受教育年限”。换算相对应分别为：未受过教育为受教育年限为0，私塾为受教育年限为2，小学为受教育年限为6，初中为教育年限为9年，职高、技校为受教育年限为11，普通高中、中专为受教育年限为12年，大学专科为15年，大学本科为16年，研究生为20年。

自变量5：婚姻状况，本研究中将该变量划分为两类：离婚丧偶及同居、已婚。前者为参照组。

自变量6：年龄，作为连续变量不设参照组。

自变量7：政治面貌，分为党员与非党员两类，将后者作为参照组。

自变量8：地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以东部为参照组。

自变量9：户籍，划分为两类：农业户口及非农业户口，其中，将农业户口、居民户口以及军籍都归为非农业户口，以农业户口为参照组。

自变量10：父辈的职业地位，父亲及母亲的职业地位对个体的职业地位也有可能产生一定影响，故将此也设为自变量。

以上共有11个自变量，可以将其划分为三大部分，从自变量1至7为人口学相关因素，变量8、9为地区及户籍因素，最后父亲及母亲的职业地位归为父辈的职业地位一类。在设计模型时，也根据此分类进行了设计，模型一中主要包括的是人口学的相关因素，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添加了户籍与地区这两个因素，而模型三则是在此基础上再添加了父辈的职业地位情况这一因素。

（四）回归方程

本文采用的回归方程是：

risei=a+bl*male+b2*age+b3*educ_y+b4*party+b5*ethnic2+b6*marriage2+b7*religion2+b8*hktype2+b9*region+blO*fisei+b11*misei

在该回归方程中，a：截距；b1：性别的回归系数；b2：年龄系数；b3：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b4：政治面貌系数；b5：民族系数；b6：婚姻状况系数；b7：宗教信仰系数；b8：户籍系数；b9：地区系数；b10：父亲职业地位系数；b11：母亲职业地位系数。

回归系数解释：

b>0，表示X每增加一个单位，Y增加b个单位；

b<0，表示X每增加一个单位，Y减少b个单位；

b=0，表示X对Y不形成影响。

四、实证研究

运用模型对各变量进行数据分析，得到各因素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的显著性，由此分析各要素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程度。分析表格如下表所示：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一）模型一相关因素分析

在模型一中涉及到的都是有关人口学的因素。性别与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相关系数为-1.939，三个模型横向比较发现系数差别不大，由此可直接分析模型一，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男性的职业地位低于女性职业地位1.939个单位，也即在控制变量下，女性的职业地位获得要优于男性。

从上表我们发现，年龄与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相关系数在前两个模型中均不显著，但在模型法三中较为显著，由此可得到结论：年龄与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呈正相关。

受教育年限与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相关系数为1.696，说明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与受教育程度正相关，表明受教育年限越长，其个人职业地位越高，且相关性较为显著。

政治面貌与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相关系数为7.282，表明党员身份有助于提升职业地位，且影响较大。

民族这一变量所对应的数据较为特殊，其相关系数由0.990变为-0.272，说明模型二中加入户籍和区域因素后对民族产生了影响，但是在加入父辈情况后，也就是在模型三中，系数又变为0.675，可以解释为汉族比少数民族的职业地位高，和模型一是一致的。

婚姻状况与个体职业地位获得的相关系数为-1.991，可以发现婚姻状况也是影响个体职业获得的重要因素，婚姻越稳定，其职业地位越高。

宗教信仰这一自变量与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相关系数为-1.148，可以解释为有宗教信仰的个人的职业地位获得要高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个人。其显著性有所削弱，可能是存在一定交互作用所致。

通过对模型一中人口学相关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到：性别、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婚姻状况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是显著的。

（二）模型二相关因素分析

模型二以模型一为基础，添加了两个新变量：户籍与地区要素。由表中数据看到，户籍与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相关系数为7.155，表明户籍与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显著相关，且非农业户籍的职业地位获得要显著高于农业户籍群体。再看地区这一要素，其相关系数为-1.609，这表明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的职业地位获得要低于东部地区。

（三）模型三相关因素分析

在模型一与模型二的基础上，模型三再次添加了两个新变量，可以统一归为父辈的职业地位，包括父亲、母亲的职业地位。从表中数据得到，父亲的职业地位与个人的职业地位获得的相关系数为0.105，也就表明，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则个人的职业地位也受其父辈影响而变高。但是母亲的职业地位与个人的职业地位获得的相关系数为-0.024，虽然呈现负相关趋势，但是影响并不是十分显著。

五、结论

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本研究针对个人职业地位提升的影响因素有了如下总结：

在人类学相关因素分析中，我们发现性别、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婚姻状况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是显著的。其中，女性的职业地位要高于男性；受教育年限越高，其职业地位要明显高于年限低的群体；党员群体的职业地位显著高于非党员群体；婚姻状况为已婚或是同居的职业地位也明显高于那些离婚或是丧偶的，表明婚姻的稳定性对于职业地位的获得也有一定影响；最后是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的群体职业地位更高。拥有宗教信仰往往更加自律，对自身的职业地位也会产生一定影响。针对模型二中新加入的户籍与地域这两个要素，我们发现户籍与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有着显著的联系。非农业户口群体的职业地位要明显高于农业户口群体。非农业户口居民的生活环境及资源条件具有优势，为其职业地位的提高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1] 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1

[2] 翟学伟.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J]，社会学研究.2003（1）

[3] 涂洪波.社会资本与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D]，武汉大学.2004

作者简介：曹钱一（1992～），女，汉族，江苏无锡人，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2014级社会工作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区社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