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雅·采薇》明代文献整理情况概述

2016-05-30 10:48朱昳晨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6年2期
关键词:采薇明代

摘  要:清代至今,对明代《诗经》学的研究仍存不足,而明代《诗经》学研究又在整个《诗经》学史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现以《诗经》中《小雅·采薇》篇为例,从对明代《诗经》学著作中关于《采薇》篇的资料整理出发,期望通过对现象的分析,管中窥豹,见出明代《诗经》学的衍进方向,并于《采薇》篇有所发现。

关键词:明代  诗经学  《采薇》

清代以来,关于明际《诗经》学研究的著作只是寥寥,在具有通论性质的《诗经》研究著作中,对明代《诗经》研究状况的论述也只占了很小的篇幅,结论往往言其空疏,与汉唐宋人相较皆有不足[1]。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有明一代的论《诗》著作在数量上超过前代,七百四十余种著作中,目前尚存二百二十余种[2]。他们作为经学的一部分,反映着明代主要文化思潮的变化,刻画出明代《诗经》研究的脉络。

此次所涉及的文献,依托于国家社科项目《中日朝诗经百家汇注》,从尚存的二百二十余种著作中,又选出明代各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共五十一种,以反映不同时期《诗经》研究的倾向。每部著作先读其序言,再读后世目录学著作中相关提要,最后落脚到《采薇》文本的具体内容。但是,因资料搜集有限,笔者只能就表面现象进行总结概括,但亦希望管中窥豹,见出明代《诗经》学的衍进方向,并于《采薇》篇有所发现。

一、明代前期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布衣,结束元末的乱世,建立起统一的汉族王朝,以前朝为鉴,以强硬的手段加强中央集权。作为统治者本身的朱元璋,对理学有浓厚的兴趣,“勤于学问”,虽出身游丐,然屡与儒者问学,“能为散文”,“亲风雅”,“熟于史事”,“留意经学”[3]。他一方面用政治手段对意识形态进行控制,加强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兴办学校,规定学校的教育内容,和科举试题的选择范围;一方面又因其本身多疑的性格,重典治国,大兴文字之祸,《廿二史劄记》言朱元璋“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明初文人多仕”条下云:“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者……文人学士,一授官职,罕有善终者。”这就造成了明初保守拘谨的文化环境。

从思想史自身发展进程的角度来看,明代早期对程朱理学的奉行自有其法理依据。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中谈到这是“沿着惯性在这一取向上前进”的选择,有着“民族”与“文明”的双重支持[4]。

从上述来看,对程朱理学的奉行奠定了明早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基调。对《诗经》的研究,自然而然围绕着朱熹的《诗集传》,以下通过具体论著加以说明。

梁寅是明初由元入明的学者,颇通经义,时人称之“梁五经”,其作《诗演义》成书于洪武十六年,其自序曰:“今之读者宜一遵程、朱,难复互异,故曰义理之必正也。古人之歌诗如今之歌曲,或颂或规,唯取大意,诗之事实,多所未究……故余之所论者为幼学虑。”由是可知其作主旨在阐发朱子《诗集传》所言之义理,且言辞务必浅切通俗,易为幼学所知。对《采薇》篇,梁寅于训诂方面不出《朱传》,义理疏解偏重于为上者与为下者之间的伦理道德。这种对经典作理学化诠释的学术风气,其影响程度虽有变化,但一直贯穿了整个宋明时期[5]。

明早期还有一部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胡广等人奉敕修编的《诗传大全》,台阁气颇重。从思想上来说,在当时拘谨的文化环境下并无甚新意,羽翼《朱传》,甚至还有抄袭之嫌,但确是反映了宋元以来汇集诸说的学术潮流。当然,此书之编纂,可能还受到统一王朝之初多有学术总结风气的影响。

梁寅的《诗演义》与胡广等人修编的《诗传大全》代表了明早期程朱理学笼罩下《诗经》研究的两种方向。

二、明中期

明中期的政治局面直到弘治时期都相对稳定,还出现了“弘治中兴”的局面,直到正德时期,两次藩王之乱,刘瑾乱政,切武宗荒淫,不理朝政,导致“战则无兵,守则无食,民生穷苦,府库空虚,风俗倾颓,纪纲废弛,赏不当功,罚不当罪,法令不行”的局面[6]。当统治阶层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不再那么严酷之后(明祖晚岁去严刑),思想领域对程朱理学独尊的不满开始体现,并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变革。从这一时期的《诗经》论著来看,一是对《毛诗》的回归,二是阳明心学影响下的立异解读。

明中期的《诗经》著作,不再是独尊程朱之学,而是出现了回归汉学的趋势,重新依据《毛诗》的疏解,表现在对《小序》的依从,并对程朱诗学表现出或温和或激烈的犯规态度。如正德间吕柟的《毛诗说序》,《四库提要》曰:“是书以《小序》为主。”袁仁《毛诗或问》,《四库提要》亦评其为:“是编大旨主于伸《小序》,抑《集传》。”他们对《采薇》篇的解说,不出《毛传》,对诗旨的论说不约而同的强调了“先王之德”。《说序》言:“此先王所以达人情”[7],《或问》则曰:“知国所以兴。[8]”这样的有意强调,或许并不仅仅是在思想上反抗程朱之学的禁锢,而是将他们对现实政治的忧虑与失望,融入了经书的注解,通过对先王理想政治的追述,寻求解决的方法。

基本上同一时期兴起的阳明心学,无疑是这一时期甚至之后长时间内最有影响力的变革。在其影响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阳明弟子季本所作《诗说解颐》,《四库总目》:“大抵多出新意,不肯剽袭前人而徵引该洽,亦颇足自申其说。”季本既不尊程朱,也不为《毛传》摇旗呐喊,而是独出新解。刘毓庆先生在《历代诗经著述考(明代)》一书《诗说解颐》条下有按语:“其说《诗》不袭旧说,每多新见,颇得阳明以心解经心传,然少阳明师心自用之弊。[9]”很是确切。其言《采薇》篇,首次明确指出《采薇》为宣王诗,今天看来是极有见地的[10]。

三、晚明

从正德开始的政治动荡,到晚明也并未好转,反而愈演愈烈。嘉靖继位之初,虽有治乱之心,却未能持续多久,晚明时期的皇帝有一多半笃信道教,无心治国。在位最长的万历帝,竟有十數年不朝的局面。统治阶层对意识层面的控制进一步弱化,学者们对《诗经》的解读也更为丰富。

明中期变革带来的影响并没有消褪,一方面,仍不断有尊《毛诗》、弃《朱传》或者折衷二者的论著出现,如郝敬《毛诗原解》,曹学佺《诗经剖疑》,陈祖绶《诗经副墨》等。在此基础上,训诂考据之学再次被重视起来,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朱谋?《诗故》,李资乾《诗经传说》,徐天赠《诗经正义》,何楷《毛诗世本古义》等,皆是此类著作。特别是何楷《毛诗世本古义》一书,《四库提要》曰:“然楷学问博通,引援赅洽,凡名物训诂,一一考证详明,典据精确,实非宋以来诸儒所可及。”具体到《采薇》,何楷将之附会于周公季历之诗,虽不可取,但其后对具体字句的训释颇精,譬如解“象弭鱼服”,曰:“服,盛矢器……本作箙。”[11]多为后来学者所接受。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变化,应该是士人对《诗经》的认识,发生了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刘毓庆先生《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一書已经作了详尽的分析与说明,下面只能书写一些更为具体和直观的感受。

《诗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以“经”的面目出现,严肃庄重,有难以动摇的崇高地位,但在中晚明士人的眼中,围绕在《诗经》周围经学的光芒,似乎不再那么耀眼,《诗经》作为“诗歌”的一面被凸现出来。徐光启《毛诗六帖讲意》,唐国士为之作序,批评之前的《诗经》论著说:“仅袭纸上陈言,互相影附,沉疴日久,将千古风人性灵都不及探索。[12]”言下之意,既是说徐光启此书是以“性灵”解诗。其对《采薇》篇的解说,特别是对卒章的解说,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和文学品评的倾向,曰:“君劳其臣,曰莫知我哀,其知之也不亦深乎。味此一言,真足使人肝脑涂中原,膏血润野草而不悔也。”以情动人,感慨尤深。又评章法“神妙”,更是品读文学作品的方法。《历代诗经著述考》词条下刘毓庆先生按语说其《诗》学在晚明的影响甚巨。徐光启之后,有沈守正《诗经说通》“纯以公安,竟陵之诗派竄入经意。”而黄道周《诗经琅轩》虽是总结性质的著作,但所用《诗经》本子为钟惺评本。万时华《诗经偶笺》“以竟陵门径说诗,善体诗人之情”,解《采薇》卒章“莫知我哀”句甚通达。贺贻孙《诗觸》“其所以入,乃在钟惺《诗评》”。万时华《诗经偶笺》自序:“今之君子知诗之为经,不知诗之为诗,一蔽也。[13]”颇为确切的道出当时士人对《诗经》的重新定位。刘毓庆先生提到《诗经》文学式解读“是在明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由高雅走向世俗的背景下”进行的,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也提到明开国之初就表现出的经典的通俗化倾向。明中期黄佐的《诗经通解》在释《采薇》篇时,已有大篇幅关于“本其情”“私情”“公义”等近于文学品评的分析,虽然作者的关注点更侧重于对理想君臣伦理关系的肯定,但可以体现出《诗经》文学式的解读在明中期既已有迹可循。

此次关于《采薇》篇的明代《诗经》文献整理,建立在对五十余篇文献及其相关资料阅读的基础之上,只是依据《采薇》篇的具体情况,给前辈学者已作出的研究结论提供新的佐证,在文献整理过程中,逐步学会如何抓住其中的重点,期望有助于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与实践。此外,更深切的体会到,不论做哪一时期的文学研究需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包括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等,如此,才能更深入挖掘现象背后的原因。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分析贯穿于文学研究的始终。

注释:

[1]比较系统的关于明代《诗经》的研究著作,只看到收录于林庆彰先生《明代经学研究论集》的数篇论文,杨晋龙先生《明代诗经学研究》,刘毓庆先生的《从经学到文学》。

[2]刘毓庆,贾培俊:《历代诗经著述考》(明代),中华书局,2008年6月版。

[3][清]赵翼,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4月版,第738页。

[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289页。

[5]姜光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卷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五十七至五十八章。

[6]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七章第四节。

[7][明]吕柟:《泾野先生毛诗说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6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65页。

[8][明]袁仁:《毛诗或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6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15页。

[9]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明代),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6月版,第64页。

[10][明]季本:《诗说解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3页。

[11][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0页。

[12][明]徐光启:《新刻徐玄扈先生纂辑毛诗六帖讲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6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39页。

[13][明]万时华:《诗经偶笺》(续修四库全书第6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撰.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实录·附校勘记明·太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3]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朱昳晨  山西太原  山西大学文学院  0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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