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管理语境下的高校教师修养探究

2016-05-30 10:48査紫阳
昆明民族干部学院学报 2016年12期
关键词:大学精神自我管理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平,210023

【摘要】我国受西式教育影响,大学精神失落,管理制度滞后,教师境界亟待提升。出于价值实现之需,理应强调教师自我管理,并配套合理的师德考核制度。而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相应养料,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关键词】大学精神;教师修养;自我管理

随着1990年代“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大力推行,“跨越”、“扩招”、“升级”、“创收”等新名词接踵出现,“高校素质的整体下降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更为严重的是急功近利、弄虚作假造成的诚信流失。我们现在还有大学精神吗”?

人们总是把高校学术水平看成国家科技文化发展的最高标志,充满敬意、崇拜和期待。而作为高校发展的主体力量、高校校风的核心、大学生人格与道德的影响与示范者的教师群体,也深受社会推重,在教育过程与科学研究中均起着主导的作用。所以,如果大学精神失守,教师道德出现滑坡,将对社会与文化发展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笔者不揣谫陋,从师德管理视角对教师修养现状进行剖析,为高校师德建设提供相应对策。

一、大学精神的开始失落

我国古代承担大学教育功能的是承延千年的书院体系,1901年,清廷下诏将全国书院改制成大、中、小三级学堂,却并未能与高等教育体制建立起真正的前后关联,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与近现代大学之间出现了明显断裂。如今的大学体制,是典型舶来品,特定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并不意味着大学文化可以照搬。作为中国大学,应将传统文化精华加以现代化转化,使之呈现出中国气派,而中国古代大学核心精神是对道德品行的推崇与追求,解决的是生命安顿的基本问题。

现今我国的教育思想体系采用西方模式,与中国传统悖离,种种弊端便暴露了出来。长达百年的办学实践,一直不能解决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只讲知识,不讲做人,断裂传统,直接导致大学精神缺失。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当前大学教育偏重知识教育,忽略品性德行,在教育全面西化的浪潮中,“将传统教育对人的本体教育忽略了,只注重了成才成器的工具价值,人役于物,工具理性役于价值理性之上”。只重视一时之事功,不看重对灵魂的终极关怀。其二、理想失守与理念危机。市场经济使大学与社会接近,大学丧失了高贵超然的精神品质与独立自主的价值判断,大学的价值变得平庸。大学理应走在社会发展的前沿,具有前瞻性,能对社会主流价值作出引导。可大学现在被社会牵着鼻子走,明显缺乏独立性。大学里的功利主义泛滥成灾,事事以利益为导向,人文精神稀缺,大学理想失守。大学面临着理念危机,体现为理想黯淡、精神失落、形象扭曲、观念落后、使命弱化与目标混乱等。其三、专门化与应用型教育,无法完成人格塑造。大学教育过于强调科学化和专门化,对知识加以整体性割裂,对人的培养也就相应机械化与程式化了。专业教育,可以使人变成有用的机器,却不能变成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急功近利的应用式教育,更易产生不良后果,使社会道德水平急剧下降。

总之,我国大学教育与传统的书院情怀渐行渐远,更为严重的是,大学师德素养也每况愈下。

二、师德面貌与成因剖析

高校教师既是教育主体又是教育手段,举手投足间都将影响大学生的成长,所以,教师道德必影响学生道德人格。然而,袁贵仁在一次报告中曾指出:“调查显示,大学生对高校教师的素质状况不尽满意。”的确,“缺乏道德的教学能手”、“没有精神的教育专家”等在神州大地比比皆是。传统师德观以为,教师首先当具有高尚品质与人格,才可有教育学生的资格。“君子怀德”,仁智勇等品德,是儒家对教师道德的基本要求。轉化成现代话语就是,教师理应具备爱岗敬业、教书育人和为人师表等师德规范。但现实状况却不容乐观。某学者曾感慨教师“浮躁而急功近利夸夸其谈,言之无物;缺乏学术道德,自吹自擂,欺世盗名;抄袭剽窃,招摇撞骗;……或互相吹捧,或互相攻讦”。这种现象蔓延开来,教师职业陷入扭曲与尴尬境地。功利主义思想的风行,也使高校教师在研究成果鉴定、项目评审、学校评价等工作中出现了弄虚作假、收买评委等现象。王坤庆说:“今天,只要看看一些知识分子为职称、房子、子女、待遇可怜兮兮地求人拜官的样子,……就能度量出我们这个时代这些人精神发展的水准有多高!”综上,高校师德总体面貌欠佳。对自身,教师关注生存而忽视存在;对社会,缺失独立人格;对教学,更多是单纯知识传递与技能授受,对学生缺乏品性的教授与感染。

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西方职业教育观念对我国大学带来严重危害。教师们打着“讲求实际”的旗号,过于关注现世生活与利益,“难怪有些学者将教师形象地比喻为‘被雇佣的职业技术劳动者”。众所周知,要培养人才,选择师资至关重要。而一所大学,最重要的是要拥有品行与学术双馨的“大师”。可是今天“唯才是举”仍被赞扬。一旦一个社会致力于成才而不是成人,将很难避免道德底线的陷落。道德诚信缺位,社会将付出巨大代价。当年曹操笃信“唯才是举”的人才观,使整个北方地区百年间成为了人们互相残杀的人间地狱。才如器,是工具,能行善,亦能作恶。在才华能力上,如果没有驾驭和制止能力跋扈之物,将十分可怕。

第二、管理制度的形式化、机械性与滞后性,使师德修养的提升步履维艰。高校制度规范表面上也重视品德教育,实践中却与这些思想脱节,极少能关怀教师与学生的灵魂。比如思政政治课教学很重要,但教师队伍忽视和敷衍,专业水准低,谁都可以教,学生不爱听,听了不管用,成了二律背反。我国高校实行的主要是科层管理体制,在追求标准化的背景下制定的规章制度,“见物不见人”,把人当成机器对待,试图用以约束教师行为。高校教师总被外在力量控制时,无法产生愉快之感。师德方面,很多学校并无硬性指标对师德作出制约与评价,缺乏科学客观的师德管理评价机制。而有些学校则制定出了师德规范,不少教师却将学校颁布的伦理规范理解成虚伪与形式化的东西,如果这些外部规范无法内化提升师德修养,久而久之,就会沦为一种摆设。這类规范又违背了教师德行成长的自然要求,充斥着“不行”、“不应该”,教师表面赞同,实则是比较排斥的。同时,师德规范还具有滞后性,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事实上本身也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只能提供有限条款,无法穷尽高校教师所有教育生活,在面对复杂的教育情境时,其作用会显得苍白。因此,管理制度并非是提升教师品德的唯一选择。

三、师德修养提升的重要性

大学教育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仍然是阳光事业。对高校教师的师德素养进行反省,更是由于对她有高标准的道德要求,应该是“社会各领域的表率和道德建设的先行者,教育的性质和任务不容她在道德上失范”。

其必要性大致由下列三個方面加以体现:

首先,如前所述,高校教师具有崇高而特殊的地位。在学生德行养成中,教师是重要的引导者。德行是教育皇冠上的明珠,离开高尚的品德,教师将变成失去灵魂的空壳,师德修养提升的重要性不容置疑。

其次,出于文化传承的迫切需要。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之目的,主要是要培养至善的圣人。孔子教给学生四种知识——文献、德行、忠诚、信实,即《论语·述而》中的“文、行、忠、信”,其教育明显以道德教育为主。古代选拔人才时,对德更为重视。在中国书院学规中,道德教育是一根主线,以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代表的几乎所有书院学规,均以修身、治学为中心,把思想品质与道德修养放在首位。因此,提升并保持高尚的师德修养,是延续教育自然发展规律的重要举措。

最后,是出于自我实现与完善的需要。方红指出:“人必须具有德性才能成其为人,才能在人类群体中获得生存的权力。”高校教师,同样如此。大凡具有“天职感”的教师,其“通过工作所获得的不仅仅是物质、报酬,而更多地在于这份工作带给他的心灵充盈和精神富足”。他们在教育活动中“寻求人生意义的阐发和存在价值的证明,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就是要追求一个崇高的境界”。他们追求崇高的德行素养,希望超越现有的状态,向往生存的高度,朝向可能的生活。他们摆脱了物质生活的干扰,摆脱了诸种诱惑、忧惧与动摇。人的存在从不应是纯粹的存在,总会牵涉到意义。师德修养的提升,可以更有意义与体面地活着,在被领导、同事、家长与学生的高度认可中得到成就感的最大满足。

四、师德管理的可能性策略

在师德管理上,应该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不仅应强调高校教师的自我师德管理,而且要制定出更为合理的师德规范与考核制度,二者不可偏废。

首先,应强化师德的自我管理。人性中,有求利的一面,也有守道德的一面,这一点不可忽视。在市场经济和网络时代,很多法规不够健全,高校教师的道德自律显得尤为重要。教师必须自我完善,也能够自我完善。身处文化传统从未中断的伟大民族,许多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新道德的源头活水,具有超越性、恒久性、稳定性与凝聚力,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理应批判地继承下去。那么,将在古代极受重视的“诚”的品德成为全体高校教师信奉与实践的道德准则,应该是可行的。“从本体论上而言,‘诚是人所能具有的最高德性”,“可以化为诸德等具体的德性,并指导诸德”。“诚”,应当成为高校教师进行道德修养的主要目标之一。“诚信”向来并提,但是相对于“信”,“诚”是更为根本的品行。人们之所以能做到不欺诈,守诺言,归根到底需要内心“诚”德的支撑。“只有诚,才不会做欺骗他人这种违背道德之事。只有诚,才不会说无法实践之言,说了则必付诸实践”。反之,如果教师们做不到“诚”,内心就会缺少基本的道德规范的约束,就会时时发生违背诺言之事。在我国古代儒家思想中,“诚”是对人的道德要求,也是人们的一种绝对道德义务。在诚信常被人们忽视的今天,高校教师如能带头坚持诚实守信,忠于自己的这份职业,无愧于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将在培育人才上时刻保持正确的方向。

高校教师应时时处处加强自身修养,道德修养贵在自觉,只有这样,才能在言行中感染与教育学生,所谓“为人师表”。在儒家经典《大学》与《中庸》中,均有有关“慎独”的记载。在古代儒家知识者的精神修炼过程中,“慎独”得到普遍推崇,成为一门逻辑体系严密的工夫学。它是古代儒家“诚”德修炼的三种具体修养方法之一。“慎独”,是要求高校教师在独处无人时,时时刻刻反省思考自己的社会身份,对自己的言行思想时时保持警惕,將所有恶念扼杀于将萌之前。社会上拜金主义的流行,使高校教师无法完全规避私欲恶行。而“慎独”正是私欲恶行的最大克星,因为只要有一点私欲、一件恶行,就将使自己陷于“不诚”的境地。“诚”德的养成,需要长期的训练,需要艰苦的毅力,需要个体的理性自觉和坚持不懈的道德实践。内心有“诚”,才会带来持续善的行为。“诚”德,理应成为高校教师的必备道德素质,是缓解当前道德失范的良药。

增强“诚”意识,“时刻保持自己一念发动的善,在他人所不知的时候,也能够听从良心的呼唤,是十分必要的”。在具体修养过程中,也可以把“诚”具体化,比如做人真诚、诚实守信、对国家事业忠诚等等,使之成为人人可奉行,人人可做到的一项美德。

在“诚”德养成的过程中,高校教师还可以试图从中国古代书院中汲取优秀的教育经验。自唐代以来,历代书院均由山长聘请教员、招收学生,在山清水秀的书院里集体生活、学习、研究与讨论。针对当今大学在办学形式上师生间交流简单、情感淡漠,很多教师除了授课,与学生并不见面的现实境况,高校教师可以将“诚”德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可以增加与学生的生活与学习接触,真诚地对学生的未来与理想做出帮助与指导。更重要的是,近距离的观察与交往,可以使高校教师更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品行面貌。在自己谨守道德、奉行诚信的同时,对不敬师长、不孝父母、不爱兄弟的学生进行真诚的教诲,从而使大学校园中的道德追求真正落到实处。只有在学生那里,在人际间进行知行合一的师德实践,才能更好地培育“诚”德。

而另一方面,高校教师品行修养也应受制约或监督,因为过分夸大道德自律的作用,而“忽视他律的作用,忽视制度安排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就极容易造成一种道德上的‘无政府主义,即道德建设中的严重自由主义”。这些外在的制约包括:一、宏观社会制度的制约;二、高校教育行政管理制度的制约。切合实际、能被广大教师接受的制度是必要也是必须的,无规矩不成方圆。“制度是告诉被管理者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目的是为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制定时,应时刻注意避免使条款令教师产生抵触情绪,否则效果将大打折扣。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应该有精神追求,那就理应对高校教师的言行思想有所约束。大学教育管理部门,在师德管理上,应明确教师待人接物、教学与学术研究的行为规范,制定出具体规章制度,并应意识到人格与德行的培养、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外在的规范制度,不应具有强制性,应该是正面的引导和倡扬,施行柔性管理。此外,还应当确定“德育为首”的办学理念,建立科学的德育评价体系,对公认的道德模范进行物质和精神的嘉奖,在政策上加以倾斜。

总之,在大学建设面临困惑的今天,强调高校教师的品行修养,将对高校教育事业发展造成正面而积极的影响,这一点,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作者简介:査紫阳,男,江苏常熟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学与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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