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古代扬州的古典商业文化

文祝海涛

简析古代扬州的古典商业文化

文祝海涛

商业文化是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学术观点是：华夏文明在本质上属于农业文明，中国只有商业文化而没有商业文明；而西方文化在本质上属于商业文明，西方只有农业文化而无农业文明。这种观点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把华夏文明简单地与商业文明隔断联系，以农业文明形态取代整个华夏文明，这严重违背了中国商业文明历史悠久的客观事实。

早在上个世纪民国时期，王孝通先生就在著名的《中国商业史》一书中提出：我国早在“神农、黄帝之间，商业规模已备。综计世界诸国，惟埃及开国，较我为先；他若希伯来、腓尼基、巴比伦等，世所称为商业发达最早者，犹俱在我国之后；至如近世著名商业国之欧、美诸邦，当时商业，尚未萌芽。”

由于商业文明发展的最直接结果必然是早期商业城市的繁荣，而近几十年来的城市考古学已经证实：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商业城市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而且，一直到明清时期，中国商业城市发展远远领先于世界。所以，把华夏文明简单概括为农业文明的观点，是不符合华夏文明客观情况的。纵观中国古代商业文明催生的商业城市，两汉时期的西安、洛阳等都城代表了世界商业城市的最高水平，唐宋以后的苏州、成都、扬州等地方城市的商业繁华，也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西方商业发达国家的任何城市。扬州是中国古代地方商业城市中的杰出代表，通过对古扬州地区和城市商业生产活动、特点的分析，对于探寻中国古代商业文明发展的轨迹和特点，全面而客观地切近华夏文明的多元化本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代扬州的商业活动

古扬州地区商业生产活动发达，是古代扬州城市商业繁荣的历史背景。扬州地区自古“俗好商贾”，形成了独特的地域商业人文景观。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一、古代江淮地区“俗尚商贾，不事农业”，这是古代扬州地区和城市商业文明的基础。

《旧唐书》卷五九《李袭誉传》称：“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桑”，另据杜佑《通典》的扬州卷《风俗》中说：“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每王纲解纽，宇内分崩，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

扬州好商贾、不事农桑的生产结构特点，并非是该地区农业耕作不发达，恰恰相反，扬州地区拥有极为灿烂的农业文化历史。据张之恒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一书中的考察：龙虬庄遗址从第8层至第4层都发现人工栽培稻遗存，而从第8层至第4层栽培稻则从原始型向成熟型发展，这说明龙虬庄文化发展的1000余年间稻作农业是持续发展的，以稻作为主体的农业经济逐渐成为江淮东部地区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而且，稻作农业贯穿整个江淮东部的新石器时代。

扬州地区俗好商贾的地域人文特征的形成，与发达的农业生产直接相关。一方面，相对于农业生产活动而言，商贾行为无疑是一种“只消费、不生产”的活动，本地发达农业提供的足够数量的剩余粮食，是商贾活动得以顺利展开的一个重要条件。历史文献也表明，”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无饥馑之患。……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干金之家“(《史记·货殖列传》)。另一方面，学者童恩正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等世界上最早文明发展地区的研究表明，唯有以谷物栽培为主的农业，才能提供足够数量和富有营养的食物，使人口增加，定居得以实现，并能提供一定的剩余产品为社会分化的基础，从而促进文明的出现和国家的形成。扬州地区稻谷栽培农业，不仅完全有能力提供足够数量的粮食，而且可保证人口增加和定居得以实现的营养，这是扬州商贾活动盛行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二、从中国商业发展历史的规律和特点来看，古扬州城市正处于中国商业活动开始由北向南转移的关键时间和关键地域。

一方面，周长山在《汉代城市研究》中指出：“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都在经历着巨大变化。随着铁器的应用，农业和商业的分离，推动了城邑的进一步发展。”‘城邑的扩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达，城与商品交换的场所——市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城市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感受日深的客观存在。”

另一方面，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认为，“春秋之商业，可分为二期：第一期为黄河流域之商业，第二期为扬子江流域之商业，故其时强国之势，亦由北而趋南”，即春秋初期，中 国古代商业以北方黄河流域最为发达，这和学界长期坚持的北方黄河文明在早期最为发达，而南方长江流域经济相对落后的观点完全一致。但是，到了春秋晚期，中国商业活动的繁荣出现了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南移的情况，“吴、越皆扼扬子江之口者，故其势渐强，然而所谓春秋之趋势，由北而趋南者，盖由黄河趋扬子江，又由扬子江上流趋于扬子江下流，岂非随商业之趋向而进行乎?”

也就是说，中国商业经济活动发展的规律，是北方发展在前，南方发展在后，具体而言是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了扬子江下游地区。

从时间上看，春秋末期正是扬州城市的发生期，在地理区域上，扬州位于吴越国统治的扬子江下游，因此，可以推测扬州城市原始形态就具备了良好的商业活动基础。这也可以说是此后扬州城市商业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从扬州地区所属国家盛衰与商业发展的关系上看，扬州地区应该有过相当发达的商业活动。

扬州城最初为吴王夫差所建，后来被越国灭掉，其直接原因固然在于诸侯之间的军事斗争。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与商业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仅仅依靠政治阴谋和穷兵黩武是不全面的。

据王孝通先生观点，“越之兴也，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虽由勾践卧薪尝胆之功，实系计然经营实业之力。”“吴、越之兴亡，率由于商业，商业之于国，关系大矣。”按照这种说法，越国灭掉吴国，与越国强大的经济力量直接相关，而越国经济又以商业活动最为突出，这里不得不提到中国商业发展的两个鼻祖级人物，一个是王孝通先生所说的计然，另一个则是人人皆知的范蠡。前者“尝南游于越”“长于牟利”，后者更是充满商业经营智慧，被尊称为陶朱公，民间则常常称之为财神爷。

从越国商业经济发达乃至消灭吴国的情况来看，扬州城在属于越国期间，受到越国商业经济活动影响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四、古扬州城市的商业文明，早在吴王刘濞时代的盐业生产活动中，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扬州的盐业活动究竟开始于何时，尚需要学界进一步考证，但是，扬州在汉初吴王刘濞时期，盐业发达已经著名国内倒是不争的事实。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力富饶。”而韦明铧《两淮盐商》一书则说：“刘濞最重要的政绩有三，即铸钱、煮盐、造船。这三大产业，使得当时吴国的强盛成为天下之首。”对于吴王刘濞时期的盐业经济为其带来的巨大财富，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里通过分析“七国之乱”的原因，有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看法：“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吴国处于长江下游，煎矿得铜，煮水为盐，吴王即利用这商业的财富，减轻并替代人民的赋税，因之得民心。他又收容人才，接纳各地豪杰。”由此可以证明吴王刘濞时代，利用盐业积累的财富使国力富强。扬州作为吴国的都城，其商业繁华由此可见一斑。

由上可知，早在扬州城市的原始形态时期，不仅具备充分的商业发展的条件，而且，在原始形态的末期以盐业为标志，一度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商业活动中重要的内容。

古代扬州商业文化的特征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形成了以务农为本的价值判断体系。经商则与社会正统道德观念相违背，公开言利的功利观念尤其违背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教条。因此，从商还是务农，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生产活动方式，而被赋予了道德价值意义。

扬州城市原始形态时期，商业活动相当发达，较早凸显了言商重利的社会风尚，并在道德观念上获得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由此形成了与传统伦理教义中重农抑商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念体系。这既是商业生产结构形成的必然特征，同时，也是扬州都市文化不同于农业文化的差异所在。这正是扬州都市文化原始形态的第一个重要特性。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马克思在考察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时指出，城市位置的选择有一定的条件，城市只有在对外贸易特别有利的地方，或者在国家元首及其权臣需要用自己的收入(剩余产品)换取劳动而把它作为基金支付出去的地方才能形成。虽然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的主观目的在于军事运输，但是，邗城不仅没有发展成为纯粹的军事城市，相反，邗沟在沟通南北运河水道之后，使扬州成为国内日趋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这在客观上大大刺激了扬州城市商业文明形态的发展。另一方面，一般而言，一座城市的兴起，往往是在这一地区农业相当发达，有了足够的粮食剩余可以满足手工业者等非农业人口的供应之后，才会在交通便利、人口聚集的地方产生城市。从地理资源条件上讲，邗城阶段的扬州，是非常适合这种城市发生模式的。

扬州的好商贾之风，导致了扬州城市与中国传统社会主流不同的道德观念。这里可以通过扬州对于历史上两个重要人物夫差和刘濞的道德评判看出。

就前者而言，夫差在中国历史上被更多人关注，往往不是为父亲阖间报仇击破越国的雄伟壮举，而是因为贪恋女色中了越国美人计，最终身死国灭。在这场诸侯争霸战争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艰苦磨砺，为自己赢得了社会道德评判中的赞扬，而吴王夫差则成为此后历代社会道德批判的重要对象，也是历代谏官忠臣用以警醒帝王的反面教材。吴王夫差身死国灭，究竟是否因为贪恋女色所致，这里姑且不论。但是，其成为封建社会主流道德批判指

责的对象是确定无疑的。就后者而言，刘濞往往被笼罩在制造“七国之乱”政治阴谋的阴影下，这意味着他在历史上无法洗清篡位谋反的不道德名声。在传统主流道德观念中，二人都属于道德批评的对象，然而，重商言利之风盛行的扬州，不仅没有对两人加以严厉的道德批判，反而赋予了肯定和褒扬的道德内涵。位于黄金坝的邗沟大王庙里供奉着两位财神，一是刘濞，二是夫差。《扬州览胜录》卷四云：“邗沟大王庙俗称邗沟财神庙，在便益门北官河旁，中为吴王夫差像，配以汉吴王濞……至乾隆间，则有借元宝之风，香火不绝，谓之财神胜会，至今仍相沿成习，于正月五日烧香时，爆竹声喧，箫鼓竟夜，沿途士女往来，车如流水，有借元宝者，有还元宝者，人持纸钞，络绎于途，可谓新年胜景。”

如果说吴王刘濞被尊重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吴王刘濞被分封为吴王的时候，就“采铜铸钱”、“煮海为盐”，积极把境内的盐运输出去，实现商业流通。并为此专门开挖了茱萸沟，又名运盐河(后来通称扬运河)。

客观地说，刘濞对于扬州城此后的发展，尤其是此后扬州都市经济支柱产业——盐业经济的发展做出过贡献，那么被当作财神爷供奉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夫差居然也被赋予道德评判的正面价值，倒是很能证明扬州城市在伦理价值体系上与主流价值观念的差异，就算是夫差开创了扬州城市历史，扬州人民需要对此加以褒扬，但是，当一个昏庸误国的罪名被扣在头上，在封建礼教秩序坚固如磐石的社会，夫差对扬州城市的贡献与沉重的历史罪名，本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夫差被扬州人民供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扬州城市深受商业文明反传统主流道德价值判断的影响，与重农贱商的农业文明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