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千年的“爱恋”

2016-06-11 16:52任远
湘潮(理论版) 2016年7期
关键词:爱恋楚辞屈原

任远

作为楚人屈原的后裔,作为诗人屈原的后裔,20世纪中国的政治家、诗人毛泽东,从少年到晚年,对屈原的作品百读不厌,屈原的各个方面都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通过梳理毛泽东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研读和运用楚辞,赞美、高扬、学习屈原,从地域情结、诗歌情结、人格情结等方面来浅述他的屈原情结。

一、毛泽东多次评价屈原及其作品

(一)一生陪伴《楚辞》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就在自己的笔记《讲堂录》中,用工整的小楷抄录了《离骚》、《九歌》全文,在《离骚》正文的开头上,写有各节的提要。这些足见毛泽东对浪漫主义诗歌鼻祖屈原是何等的敬仰。

1957年12月,毛泽东要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大约有50余种。毛泽东如获至宝,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籍。

1958年,毛泽东读屈原最勤、感受最多。同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从这个“又”字上看,毛泽东这段时间内曾多次阅读和“领会”过屈原的作品。同时可以看出,《离骚》强烈的个性舒展,不拘陈规的超越现实的想象世界,与毛泽东的思想互相辉映。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向与会干部介绍自己的读书方法:“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1月18日在南宁考察时,国民党飞机在南宁上空呼啸而过,毛主席镇定自若的让人点燃蜡烛,聚精会神地读起了《楚辞》。这也许是屈原及其作品丰富的思想内涵深深地吸引着他,或许是屈原作品的浪漫色彩影响了他。同时,也表现了毛泽东大无畏的精神。

同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在审阅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加了一段话,提到“屈原的批判君恶”有人民性的一面。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1959年,他在外出视察所带的书籍中,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和明陈第撰写的《屈宋古音义》。在《屈宋古音义》中,毛泽东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圈划。哪怕在艰苦战争年代的南征北战中,毛泽东所带的书籍里均有屈原的作品。可以说,毛泽东从少年到晚年对屈原的作品都爱不释手。

(二)适时运用《楚辞》

毛泽东不仅熟读屈原的作品,对屈原作品有着自己深刻独到的见解,还能在各个场合都能信手拈来进行运用。

1.诗歌创作中的运用。毛泽东的名篇之一《七津·答友人》前四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即化用了屈原《九歌》的故事。“帝子乘风下翠微”,显然是由《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变化而来。“斑竹一枝干滴泪”也是化用湘夫人闻帝舜死于苍梧,十分悲痛,眼泪沾在青竹上,留下点点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通读毛泽东诗词,人们深深地被其气势磅礴、神奇浪漫、富于想象的艺术魅力所感染,从中可以窥见《离骚》、《九歌》给毛泽东的创作带来的影响。

2.人际交往中的运用。1915年5月,毛泽东通过《征友启事》结识了罗章龙。他们第一次会见,谈了二三小时,内容涉及很广。其中就有关于《离骚》的讨论,毛泽东主张对《离骚》赋予新的评价。归后,罗章龙还特意赋诗以记交谈之事,题为《定王台晤二十八画生》。在那个年代,有志之士的爱好、理想和目标总是一致的。

3.外交活动中的运用。毛泽东多次在政治外交场合提到屈原,并数次向国外元首推崇介绍屈原。1954年10月26日,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离京到外地访问,毛泽东当场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并说道:“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以朱熹的《楚辞集注》相赠。在国际高级交往会晤中,毛泽东把屈原的诗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这既表明《楚辞》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又对当时日本学术界出现的“屈原否定论”是一个有力的回击。同时,也向世界推崇屈原及其作品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田中角荣将《楚辞集注》带回日本后,要求日本读卖新闻社复印。之后,读卖新闻社社长又转送给毛泽东一部由他们复制的《楚辞集注》。

(三)热情礼赞屈原

毛泽东推崇屈原,不仅仅在于熟读他的作品,学习他的为人,还多次赞美屈原的伟大人格和精神。

1.诗歌中提到屈原。1918年春,罗章龙赴日本留学,毛泽东作了一首《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七言古体诗,有一句“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再次提到屈原和贾谊,诗中的纵宇一郎就是指罗章龙。可见,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是十分欣赏屈原的才能的。

2.谈话中礼赞屈原。1949年12月,毛泽东登上火车去苏联访问,在火车行进的途中与苏联汉学家弗德林谈起中国文学,由《诗经》谈到屈原。费德林常就中国文学的若干问题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也就此侃侃而谈。费德林将这些谈话作了记录。

费德林说:“据中国文学史上说,在《诗经》的无名作者之后,首屈一指的该是屈原了,他是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

毛泽东说:“哦,这是你喜欢的题材啦。不过这个问题谈起来就不那么简单哕。对,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不过现在的人就未必哕,他们不一定理解屈原的伟大功绩。”

费德林说:“我想,由于乡土关系,同乡人哪怕隔了许多代,对屈原有一種直接的感受,他们对诗人的评价就更有说服力。”

毛泽东说:“可是,家乡人对屈原的纪念是很微不足道的。何况诗人的时代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了。对于他的命运,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费德林说:“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变革都会产生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至于屈原,政治变迁是他个人的不幸。屈原艰苦地走过他的时代,他忧国忧民,力求挽救楚国的危亡。”

毛泽东说:“连年战乱使国家凋敝,民不聊生,楚国灭亡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接着开始了另一个历史过程,就是把那些分散的、互相争权夺利、争战不休的诸侯王国统一起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它以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告终,从而形成第一个集中统一的帝国。这对中国后来的命运产生了重要作用。这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要专门来谈。”

毛泽东又说:“这些都发生在我的故乡湖南,发生在屈原殉难的地方——湖南岳阳。因为这缘故,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这足以见毛泽东对屈原的评价有多么的高了。

毛泽东不仅自己喜欢阅读和研究屈原的作品,对屈原的作品情有独钟,还将屈原的作品推荐给其他领导干部,其中蕴含有现实的目的和意义。1951年7月,毛泽东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谈中多次称赞《离骚》“有一读的价值”。1958年9月,在安徽视察时,他借来一本《楚辞集注》,问随行的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治中回答说:“未读过。”毛泽东说:“这是本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吴江、邵铁真、龚育之等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毛泽东说:“《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屈原在《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问题,内容涉及天地构造、人类社会以及种种神话传说,对此屈原表示了大胆的怀疑和诘问,而且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提出了这么多富有哲理性、启迪性、历史性的问题,的确是非常“了不起”的。

(四)极力高扬屈原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这是世界人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也是对美国侵略朝鲜的抗议。为此,毛泽东指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决定向大会赠送一幅屈原画像。

(五)赋诗吟颂屈原

1961年6月,毛泽东要工作人员找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南宋朱熹注本《楚辞集注》,当年秋天便写了《七绝·屈原》,全诗为:“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他的这首咏赞屈原的诗与常人的创作手法不一样,没有直接哀叹屈原的不幸,而是认为屈原的作品犹如手中握着的一柄匕首,用这支战斗的“笔”书写和捍卫自己的爱国思想、强国抱负、忧民之情和高尚人格,揭露和讽刺楚国朝廷的腐朽和没落。将工于谗言的奸佞之人喻为“艾萧”,将坚持真理的贤达之人喻为“椒兰”。同时,在这首诗中,描绘了屈原坚守正义、忠贞不阿,不屈于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高大形象。

(六)倡导学习屈原

1956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为印发汉代枚乘《七发》所写的按语中说道:“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甚亦有可喜之处。”并指出由《离骚》所开创的赋有两大文学特征,民主色彩和浪漫主义,都是由《离骚》开始而逐渐形成的。屈原作品通过对以楚怀王为首的腐朽贵族集团的揭露和自己遭馋被疏的痛苦愤懑的抒发,表现出他对“美政”理想的追求和对楚国黑暗统治的大力批判。这种批判精神也正适合毛泽东的个性。宋玉、景差、贾谊和枚乘等人的文学成就虽然不如屈原,但他们继承了屈原的这种批判精神,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可喜之处”。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引用了司马迁《报任少卿書》中“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话,赞同司马迁说屈原写作《离骚》属于“贤圣发奋之作”的评说,同时毛泽东还高度地评价了屈原的《天问》。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吴江、邵铁真、龚育之等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毛泽东说:“《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屈原在《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问题,内容涉及天地构造、人类社会、以及种种神话传说,屈原都表示了大胆的怀疑和诘问,而且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提出了这么多富有哲理性、启迪性、历史性的问题,的确是非常“了不起”的。

二、毛泽东的屈原情结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屈原对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得源于毛泽东与屈原深深的地缘情结、诗歌情结和人文情结。

(一)毛泽东与屈原的地域情结

相传大禹划天下为九州,即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韶山正处在荆州之域。历夏、商、西周,至战国,乃属于楚国。虽然舜帝已于此前一千多年给韶山带来了人文之气,但到此时尚是原始的“南蛮”之地。那时,韶山属于由荆楚向“苗蛮”的过渡地带,几乎没有汉族人居住,只在其边缘有极少的人迹活动。但是,距离韶山只有30多里的湘乡县城,战国时却已聚居着不少人口。清代乾隆二年《韶山记》记载:“韶山,南楚一名山也。”毛泽东和屈原的诞生地均与江、山紧密相连,可谓山青水秀,人杰地灵,而且诞生地均属楚国疆域。屈原一生中,最为辉煌和最为悲壮的时期便是他生命最后21年的流放生涯。这段时间,他的足迹遍布湖南各地,在湖南的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他对祖国、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使湖南充满了灵性、热性和刚性,也形成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湖南,既是屈原流浪过的地方,讴歌过的地方,也是他殉难的地方。韶山文化积淀深厚,诗风颇浓,毛氏宗祠墙壁上画有舜的二妃娥皇、女英事迹的图像,这些人物都在屈原作品中出现过。毛泽东从小耳濡目染,当碰到《楚辞》有关描写时,自然不会感到神秘莫测,而是亲切有趣。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从韶山到湘乡、湘潭,到长沙,辗转于湖南各地游学。他很早就领略到屈原的爱国精神、求索精神、民本精神,也能深深地感受到屈原作品中楚辞的瑰丽和芬芳。也许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缘”情结吧,毛泽东对屈原可谓情有独钟,终身喜读《楚辞》,并将自己的诗词熔铸成新一代的“离骚”。

(二)毛泽东与屈原的诗歌情结

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是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他气魄宏伟、辞章瑰丽的作品堪称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而无穷的影响。特别是“离骚”,强烈地流露出诗人在当时历史局限下的崇高理想和无穷斗志,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不朽典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等熔铸着屈原思想光辉和人格精魂的隽永诗句,两千多年来,影响和哺育着一代代的仁人志士和文人墨客。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以历史人物为题的,仅有4首。其中,写屈原、贾谊的占了3首,足见屈原和以屈原为榜样的贾谊在毛泽东胸中占有很高的位置。毛泽东不仅仰慕屈原、贾谊的才志、人品、情操,而且对屈原投汨罗江而死、对贾谊英年早逝,感到深深的惋惜。通读毛泽东诗词,人们深深地被其气势磅礴、神奇浪漫、富于想象的艺术魅力所感染,从中可以窥见《离骚》、《九歌》给毛泽东的创作带来的影响。

毛泽东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挥洒雄放的抒情风格,也跟屈原作品一脉相承。从艺术风格上看,《离骚》那种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和创作方法,恰恰吻合毛泽东的审美趣旨和欣赏特性。屈原作品主观个性的强烈抒发和对现实的超越,与毛泽东的“人定胜天”的精神品貌完全可以相互印证,直接沟通。毛泽东对屈原作了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评论,在诗词创作中发扬了屈原的人格精神,吸收了屈原作品的艺术营养,继承了屈原的浪漫主义诗风,从而使自己诗词的艺术成就和思想境界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

(三)毛泽东与屈原的人格情结

一生洁身自爱的屈原以香草自喻,并把自然香草与人品美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屈原不仅以香草自喻,而且以香草树木喻人。作为高阳帝之苗裔,屈原为自己的出身骄傲,但更重视自己的内美,修身立德,志存高远。他志洁行廉,矫然自异,从不随波逐流;他不妖不染,嚼然不滓,决不同流合污。其高洁人格堪“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在修身、治国、辅佐君王的道路上,屈原以自己的独特气质撒满了如兰的芳香。屈原雄心壮志,竭忠尽智,知行合一。对内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后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却痴心不改,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为念;明知面临着许多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屈原悲天悯人,进退俱忧。“恐皇舆之败绩”,“哀民生之多艰”。看到国破家亡,受苦受难的民众,他不忍离去,最后忧愤交加,抱石投江,在华夏子孙爱国的历史长河中树立了一面伟大的旗帜。

而毛泽东“立远志”,追求真理,忠诚信仰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所以他决心“将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为了找到真理,他苦其心志,经过10年之久的探索,比较了各种“主义”,终于在1920年27岁时,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定信仰,此后再未动摇。毛泽东心系国家、民族,为“救湖南、救中国”而改造旧社会旧中国,为抗击外敌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为推翻阶级压迫、解放人民大众而奋斗。

毛泽东极为注重道德修养,早年在探索人格道德问题时就认为“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赞成“先修身而后平天下”、“先亲亲而后仁民爱物”,尤其是他提出了“道德之本质,本一人因其适用之方面,而有公私、大小乃至善恶之分”的主张。“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时时处处济人之急、成人之美、履危蹈险以慰吾心。在革命斗争中,毛泽东率先垂范,忠实践履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成为高尚的、纯粹的大德人格之楷模。在他身上凝结了中华民族、無产阶级以及人类的优秀道德思想和品质,他严格律己、言行一致地将其付诸于自己的道德实践,因而形成了崇高的政治威望和道德威望,在人民心中矗立起崇高的人格形象和道德丰碑。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勤劳节俭的道德情操和政治本色。

毛泽东与屈原一样,在求索共产主义的漫漫路途中九死而不悔,不惧怕任何艰难困苦,勇于自我牺牲,勇敢而坚定地为人民的利益和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任何艰难险阻,他都从容面对,与人民一起勇敢克服。井冈山斗争的困难,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千难万险,建国初期帝国主义的封锁,抗美援朝战争的艰难,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拮据,他都“用高度的热情、勇气、信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屈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一首悲壮的赞歌。但精神不朽,薪火相传。毛泽东与屈原穿越两千年的不解情缘,成就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应继续高扬,继续继承,继续求索,继续开拓创新,才能走向胜利。

猜你喜欢
爱恋楚辞屈原
《楚辞·九章·惜往日》校读一则
梦见屈原
端午思屈原
屈原和楚辞
秋夜读《楚辞》
屈原及其《离骚》(外三则)
跨越太平洋的爱恋
跨越太平洋的爱恋
屈原送米
魏晋南北朝时期楚辞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