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对青年毛泽东道德理想形成的影响

2016-06-11 16:52唐春元
湘潮(理论版) 2016年7期
关键词:屈原理想道德

唐春元

(一)屈原和毛泽东,都是湘楚大地山川奇气所钟的伟大人物,是中国历史上两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浪漫主义诗人。在历史长河中,先人对后人的影响往往是举足轻重的,屈原作为两千多年前的战略家和思想家,其思想、学说及精神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多个领域,其中最明显、最重要的,当属其道德理想对青年毛泽东道德理想形成的影响。

道德理想一般指理想人格和理想的社会道德状况,是个人和社会道德的最高境界;道德理想作为一种自觉表达的愿望,往往包含在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意识中,是一定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观的反映。道德理想能不能成为人们热忱向往和执着追求的目标,能不能激励人们改善个人道德品质和现实道德关系,最终要看它是否正确反映了现实社会关系发展的趋势,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青年毛泽东在从摒弃儒家道德理想和“精神个人主义”道德理想过程中,是深受屈原道德理想影响的。

(二)屈原,名平,字原,出身于楚国贵族。战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具有崇高人格的诗人。他心系国家和人民,热爱祖国,勇敢坚强,无私无畏,至死不渝地追求其道德理想的实现。

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阊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提倡“美政”;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的努力下,楚国国力曾一度增强。但是,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再加上楚怀王偏听偏信,受朝内奸人所左右,后来不但不接受屈原的正确意见与主张,而且渐渐疏远和冷落了屈原。公元前305年,楚國因为“黄棘之盟”而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自杀。

屈原虽然生在荆楚,但他最为辉煌、最为悲壮、最为留恋的是其生命最后的长期流放生涯。是三湘四水成就了屈原的辉煌和伟大,更是湖南的奇山圣水、古朴民风、美丽的神话传说和独特的巫风湘俗成就了他的伟大思想和不朽诗篇。而且也是湖湘人民对屈原的敬仰、尊重和深沉的情感传承了他的不朽与辉煌。

(三)毛泽东诞生在与湘江相邻的湘潭韶山冲。清乾隆二年《韶山记》记载:“韶山,南楚一名山也。”这里与两千多年前楚国伟大诗人屈原诞生地——长江之畔的秭归乐平里为江、山紧密相连,当时两地均属楚国疆域。特别是湖南沅湘一带,又是屈原流放过的地方,呕歌过的地方,也是他殉难的地方。所以,这里留下了屈原太多的印记,留下了他许多宝贵的思想财富。

生于斯长于斯的毛泽东,少年时代在家乡韶山宗祠墙壁的壁画上就见过屈原的作品,他被壁画上描绘的屈原《离骚》、《九歌》等通俗而带有神话故事的描写所深深吸引,并由此引起他对《楚辞》更大的兴趣。在长沙求学期间,屈原、贾谊等人成了青年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和学习、效法的楷模。

有资料显示,至今发现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做的《讲堂录》笔记,共47页,其中前11页就是他工整地用小楷全文抄录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而且在《离骚》正文的天头和边角上,还写有各节的提要。

1915年5月,毛泽东通过《征友启事》结识罗章龙时,在第一次见面的近三个小时的谈话中,内容涉及虽然很广。但其中的重点就是关于《离骚》的讨论,毛泽东明确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为此,罗章龙在见面后当晚,特意赋诗以记交谈之事,题为《定王台晤二十八画生》:“白日东城路,娜媛丽且清。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风流共欣赏,同证此时情。”诗中的“策”,指贾谊的《治安策》,“骚”,便是说的便是屈原的《离骚》。

1918年春,罗章龙赴日本留学,毛泽东赋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送别,诗云:“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艨艟巨舰直东指。”诗中“屈贾才”三字,就是指有屈原、贾谊的才能。毛泽东此处以“屈贾才”来表达对以屈原、贾谊为代表的人杰地灵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继承和仰慕。”这里,足以说明屈原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至深至大。

(四)屈原道德理想的核心是爱国忧国。热爱祖国,忠贞不渝,是屈原身上爱国主义的最本质体现,也是其道德理想的最高境界。为了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屈原雄心壮志,竭忠尽智,知行合一。对内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后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却痴心不改,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为念。明知面临着许多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屈原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恐皇舆之败绩”,“哀民生之多艰”。就是因为看到国破家亡,民众受苦受难,他才不忍离开自己的祖国。最后,因为感其道德理想彻底破灭而无法时,才忧愤交加,怀沙投江。

屈原爱国忧国的道德理想,深深影响了青年毛泽东。青年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时候。此时,毛泽东热血沸腾,踌躇满志,然而,他看到的却是相反的情景:帝国主义亡我中华危在旦夕,晚清政府腐败无能屈辱求和,中国正如屈原所处的那个时代一样。于是,毛泽东表现出扶危救亡的强烈政治报负和使命感,并以此作为自己道德理想的终极目标。

毛泽东爱国忧国的道德理想,首先体现在忧国之情上。1915年5月7日,袁世凯答应日本提出使我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消息传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进步师生当即编印了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录》,毛泽东挥笔在封面上题写下绝句一首:“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当年,第一师范的同学和挚友易昌陶去世,毛泽东挥毫撰联日:“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煎,独令我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殁,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这里,毛泽东那爱国、忧国之情跃然纸上。同年7月,毛泽东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齑其躬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后来他在《讲堂录》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种精神,他引《墨子·大取》中关于断腕保身的思想,借以发挥说:“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这种为国献身的精神贯穿于他的一生。1916年7月,毛泽东在给同窗好友肖子升的信中说:“思之思之,日本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为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人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人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毛泽东爱国忧国的道德理想,还集中表现在立志改造中国上。他积极主张社会变革,特别强调改革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必要性:“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并认为“各世紀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

青年毛泽东的民族自强精神也是其爱国忧国道德理想的重要表现方式。在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常引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与同学共勉,他要求自己并鼓励同学为挽救今日中国之危亡共同建设未来而“储才蓄能”;要做确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不要做“金玉其外”,不学无术,专为自己打算的小人。他说:“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孜孜不倦,刻苦攻读,以期成为今后救国、建国的“奇杰”。

1921年农历端午节,曾在长沙第一师范、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任教的易白沙,只身赴京刺杀北洋政府首脑末果,旋即南下组织军队北伐亦末果,于是他选定在屈原投江的日子跳海自杀,以唤起民众。毛泽东也为易白沙写了挽联:“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去年追悼陈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对联中的陈公就是陈天华。陈天华也是学习屈原,为救国唤起民众而在日本跳海自杀的。受屈原投江殉国的影响,除陈天华易白沙二位外,当时不少热血青年为救国救亡,企图或已经采取了投水自尽殉国的方式。后来尽管毛泽东撰文批评了这种救国忧国的方式,但由此可见毛泽东以及与他同时代的青年,受屈原爱国忧国道德理想及道德追求的影响程度之深之大。

(五)敢于斗争,知难而进,是屈原道德理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屈原忠心报国,直言进谏,信而见疏,忠而被谤。眼看祖国一步一步地走向衰弱,将被强秦所灭,他愤怒地批评楚王昏庸无道,不辨忠奸,听信谗言,误国误民;无情地揭露社会混浊黑暗,“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屈原的《天问》,借助神奇诡谲的想象,超越时空,上天入地,纵横驰骋,求仙问卜,探求真理。勇于创新,敢于超越。屈原深深懂得,忠臣往往得不到好报,“鲧婞直而亡身”(《离骚》),“贤士穷而隐处兮,廉方正而不容。子胥谏而靡躯兮,比干忠而剖心。子推自割而饲君兮,德日忘而怨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屈原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下定必死的决心,愿依彭咸之遗则,将从彭咸之所居。为了理想,为了信念,为了节操,他不畏强暴,不避生死。他对死亡的抉择,是“以身殉道”。其根据是,他在《离骚》中写到:“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以死告诫人们如何生,生活不能苟且而要有意义;他以死来衡量生,认为生命不能有任何玷污和屈辱。“以身殉道”正是屈原爱国道德理想及崇高人格的升华和最后的实现!

屈原这种道德理想对青年毛泽东的启发和影响极大,甚至影响了他一生。毛泽东青年时期就喜欢那些对旧势力,旧制度具有反叛性格的革新者、改革家和革命家。凡“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具有革新思想和革命精神的人物,都给以程度不同的肯定评价。他很推崇和赞赏战国时代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岁时,毛泽东报考湘乡东山学校,就是因为一篇《言志》的论文而被该校录取的。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毛泽东对屈原辞赋的学习如痴如醉,对屈原敢于斗争,知难而进的道德理想崇拜得无以复加。

毛泽东在《讲堂录》的“修身”一节中,批判了懒惰:“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奋斗: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正是以这种道德理想的激励,毛泽东发出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迈誓言。

(六)“民为邦本”是湖湘文化中政治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屈原道德理想的价值追求。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都非常留心于经邦治国、济世安民之道。从屈原的《离骚》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思想上同情人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从政期间,他曾想通过改革使人民得到好处。在共赴困难的时候,他不愿离开人民,“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

在多年的耳闻目睹中,屈原的“民本”思想给青年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开始仿效其思想关注人民、注重人民的力量。他在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就已觉察到了人民群众所蕴藏着的巨大力量。在《讲堂录》笔记中,毛泽东曾这样写道:“人心即天命,故日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也。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特别是他于1919年7、8月间发表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十分鲜明地反映了他当时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水平。

正是这种道德理想使然,毛泽东始终把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作为品评人事的重要标准。少年时代,毛泽东就认为,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在于他能否善待农民;大革命时期,青年毛泽东认为,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区别在于对待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农民和农民运动的看法;抗战时期,毛泽东又认为,一个青年是否是真正的革命派,就看他能否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可见,从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人民群众观,具体内容包括:一是注意和关心人民疾苦,立志救国救民;二是看重人民的力量,充分相信人民群众;三是自觉与人民群众相结合,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

(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上下求索,追求真理,是屈原一生的志向和事业的写照,充分表现了屈原对人生征途漫长而曲折道路的认识,同时也表达出屈原道德理想的执着和对道德理想的追求。

屈原大胆怀疑,上下求索,充满着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他不满足于现成答案,在《天问》中一连提出了172个问题。当他面对无情的现实,感到报国无门,其志难伸时,仍坚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并明确表白: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其坚持自己认定的道德理想目标,并勇于探索、勇于实践这一目标的精神昭然若揭。

上述体现屈原道德理想中饱含追求、探索和抗争的警句、格言,成了青年毛泽东的座右铭。他多次抄录这些人生格言,以屈原的这些思想和精神来确定和不断修正自己的道德理想,并鞭策、激励自己努力探索真理,进而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

为追求真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道德理想,青年毛泽东在读书和交友结社上非常用心。他争分夺秒地读书,认真地思考和探索,“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为他后来的壮举打下了扎扎实实的基础。

1915年9月中旬,毛泽东公开贴出《征友启事》,寻找志同道合者,以共同探索、寻求救国之道。《征友启事》这样写道:“二十八画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故日: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毛泽东的《征友启事》果然寻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共同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朋友,其中主要有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罗学瓒、陈昌、萧子唪、萧子舁、邹彝鼎、陈书农等。

1918年4月中旬,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怀揣远大抱负与理想的有志青年,汇聚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周家台子(蔡和森家),发起成立了一个纯政治性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该会取义于“大学之道在新民”,确定以“革新学术,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建立新民学会,是毛泽东探索真理道路上的新起点,也是他把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求索精神与道德理想付诸实践的最关键一步,基本完成了对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塑造。未来的路虽仍未清晰,但已经是有迹可循,因为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目标,即投身社会实践,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

(八)修身励志,廉洁无私,是屈原道德理想的目标所在。屈原修身立德,志存高远。他以香草为伴,以圣贤为师,重“内美”,重才能,重“修名”。他借橘树“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和竹子“从小有节”以自喻。屈原洁身自爱,独清独醒。他志洁行廉,矫然自异,从不随波逐流;他不妖不染,嚼然不滓,从不同流合污。

在屈原这一道德理想的影响下,毛泽东心中所固有的理想人格,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和升华。他仿效屈原,诚心实意地致力于道德品行的修炼,完善自己的身心,充分发掘自己的潜能,以确立完美的道德理想。

为此,青年毛泽东非常注意自身的修养。他说:“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青年毛泽东的自身修养并不是“闭门思过”,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冥思苦想,而是紧密联系社会实际。青年毛泽东懂得“练达世情皆学问”,主张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善于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他认为,“古者为学,重在行事”,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强调亲身经历,“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受屈原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对人生价值也有独到的理解。他认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应定位在满足自我利益的狭小范围和求取金钱财物的物质层面,而应在精神生活方面和大众利益范围去寻求。这种人生价值观在青年毛泽东身上具体表现为:一是注重立志。毛泽东认为,“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他主张青年人要有高尚的理想,远大的目标,多关心国家及天下大事,把自己的学习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幸福联系起来。二是倡导大公无私精神。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说,人有共同的乐利性,只是乐的内容不同,一般人喜躯壳之乐,“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即世俗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随后他引述了《论语·述而》中的一段话:“故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里既包含着吃苦的精神,又包含着无私的精神。三是疏淡钱财。青年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与志同道合的学友三不谈:一不谈金钱之事,二不谈家庭琐事,三不谈男女之间的事情。这是青年毛泽东注重精神生活的高尚人生理想的另一种形式的表达,也是其高尚道德理想的最有力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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