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立不迁”到“独立寒秋”

屈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是华夏民族精神谱系的锻造者之一；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国近代各民族的伟大领袖。”虽然，这两个人物时隔两千多年，从政治实践与结果上来说，屈原是失败者，毛泽东是成功者，似乎他们之间以政治家的身份没有可比性。但是，这两位伟大历史人物都是楚之后裔，都与湘楚大地相依，他们之间有着天然而又特殊的联系。自从青少年时代毛泽东聆听屈原的故事、学习屈原的作品后，屈原就伴随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的爱国情怀、忧患意识、求索品格、治国方略、诗辞文采、变革主张、人格个性等多方面，都留有屈原的“基因”。本文选择屈原在《九章·橘颂》中的一句“独立不迁”与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的一句“独立寒秋”来进行解读与比较，试图论证屈原的独特个性意志深深地影响毛泽东独特个性和伟岸人格的形成与实践，而且毛泽东更具超越性。 一、《九章·橘颂》与《沁园春·长沙》的创作背景 作为政治家的屈原，是当他的美政理想破灭而遭谗被疏、放逐江南后，才以诗歌为武器，化作为人民鼓与呼的战斗号角，由此无意之中成为了一代“诗宗”。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就写诗来说纯属“副业”，大多是在马背上“哼”成的，或是其丰富感情的自然流露，有的甚至是游戏之作。然而，无意成为诗人的毛泽东，却“独领风骚”、“数屈一指”，其诗歌整体成就也毫不逊色于历代诗杰且罕有人能与之“比肩”。在两位大诗人的对比研究中，我们似乎还可看到某种文化上的渊源。 屈原共有25篇作品，其中有一首唯一以“颂”体创作的作品，也是屈原作品中句式与《天问》相同的最短四言体诗，这就是屈原的《九章·橘颂》。其原文是：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緼宜修，姱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从现世所能见到的诗作来看，屈原的《橘颂》堪称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首咏物诗。关于《橘颂》的创作年代，学术界有诸多看法，我们先做一个简单梳理。 自王逸以降，洪兴祖、朱熹、林云铭、蒋骥等楚辞名家，力主晚期说，即在顷襄王时期屈原放逐江南后所作。由于他们在历代楚辞接受史上具有标志性地位，所以晚期说影响深远。曹大中甚至撰文断定，《橘颂》是屈原晚年的绝命辞。 持中期说者也不乏其人。有的主张作于左徒任上，有的认为作于怀王后期屈原遭谗被疏途中，有的认为作于顷襄王早期，如清代王夫之、姚鼐，当代的潘啸龙等。 现当代楚辞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早期说。郭沫若最先指出：“《橘颂》作得最早，本是一种比兴体，前半颂橘，后半颂人。这里找不出任何悲愤的情绪，而大体上是遵循着四字句的古调”，陆侃如、姜亮夫、林庚、聂石樵等大家也都持此观点。这一学术的立论依据，大都是以分析《橘颂》一诗的文辞语气开始，发现此诗的情绪是昂扬向上、热情礼赞的，与屈原的《离骚》、《怀沙》、《惜往日》等公认的中晚期作品中低徊激愤的语气完全不同，同时发现诗中“嗟尔幼志“和“年岁虽少”等语句也可作年少的内证，再结合四言体的古调句法，认为是屈原早期模仿《诗经》之作，也就是屈原在青少年時代所作。赵逵夫对这一学说另辟蹊径，从《礼仪·士冠礼》之祝辞中找到作品外证，从而作出《橘颂》乃屈原20岁举行冠礼后抒怀之作的结论。周秉高则在认同赵的观点基础上，更是推断《橘颂》当写于屈原20岁时的二月间的更为细化的结论。认为屈原是在参与“士冠礼”那种激动人心的仪式氛围后，再加二月名“橘”的诱因，触发了他对橘树的“白热化”的“幻想和感情”。 那早、中、晚“三说”中，哪类观点更趋向于真实呢？笔者认为，单纯从《橘颂》的文辞语气和句式长短对比，都不足以推断《橘颂》的创作年代。因为，人的情绪是可以转化的，乐极可以生悲、痛定之后可以坦然，而文学创作中即使作者情绪相对低落时，也可创作出波澜壮阔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喜怒哀乐的人生。否则，多少英雄豪杰在逆境中、在悲伤时、在赴刑场时，又怎么能写出和喊出悲歌慷慨、激动人心、震撼人心的文字与话语呢？至于作品的句式长短、体裁风格，即使一个成熟作家也非一成不变的。对此，古今之人都可如此，屈原也理所当然既可在意气风发时，又可在遭谗被疏和流放江南时创作《橘颂》了。我认为，判断《橘颂》的创作年代，关键是要推断屈原时代橘树的独特性是否是家喻户晓的常识？也就是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否被大多数老百姓所认同？能否推测出橘的南北差异特性的发现权、发明权到底是谁？如果是常识，那橘的南北差异特性的发现权、发明权就不是屈原，自然屈原就完全可能在青少年时代、中年时代、晚年时代的任何时期创作。如果不是常识，那屈原就断然不可能在青少年时代创作的，也就只能在中、晚期二说中作选择。 这种排除法应该是成立的。因为尽管《汉书》里盛称“江陵千树橘”，也可说明早在汉代以前，楚地江陵即已以产橘而闻名遐迩了，但并不能直接或间接说明，橘树“只有生长于南土，才能结出甘美的果实；倘要将它迁徙北地，就只能得到又苦又涩的枳实了”的这一结论，在楚地是路人皆知的常识。即使《晏子春秋》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记载，也不能直接证明这一知识性结论就在楚地广为传播。而我更相信，让橘树这特性在楚地得以传播开来的载体，恰恰是在屈原创作《橘颂》并得以流传后，才慢慢变成楚地人的常识的，再慢慢地上升为人们对家国热爱的一种人格品质与情感意志。 所以，笔者更倾向于认同“中期说”，认为是屈原出使齐国并获知了橘树这一特性不久后所作，是作者一次人生的深度感悟。诱发屈原创作冲动的直接原因，或许就是因他遭谗被疏。其理由是，我认为屈原对橘“独立不迁”这一独特本质的把握，如果不是楚地的常识性知识，那屈原只能在对比中发现，而不能在单一观察中自我发明，更不能是屈原的浪漫式想象。否则，橘的“独立不迁”这一独特本质就纯属虚构。也就是说，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如果屈原不直接地对南方和北方两个地域的橘，进行直接的对比性观察和了解，或者说屈原没有间接性认知到《晏子春秋》所记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一独特属性，那么屈原就提炼不出橘的“独立不迁”这一独特本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屈原没有认知或感知到橘树的独特本质，也就写不出被称之为“第一首咏物诗”的《橘颂》。其实，屈原在“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一句中的“南国”，也已经暗含有“北国”或“南国以外”的方位概念，诗外之中有对比观察分析的意味。 我们更进一步分析，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的屈原，是没有条件在青少年时代游历北方诸国的。从他后来的作品解读来看，这一时期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屈原虽博览群书，但《晏子春秋》只是一部历史类的传记性小说，并且成书时代也难以断定在屈原时代就已经形成，或已经是非常有影响的经典著作了。况且，春秋战国那时，天下流行的应该是诸子百家的救世思想，读的和学的也应该是大小“六艺”了。特别是《晏子春秋》中记载有一“晏子使楚”的名篇，讲的是约公元前538年晏子来到楚国，楚灵王3次侮辱晏子却反受机智善辩的晏子所辱的故事，“橘逾淮为枳”也记录于此。难道楚国的宫廷能让如此侮辱先祖的书籍保留和在民间流传吗？那断然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比屈原早或与屈原同时代的其他典籍或文字中，也没有“晏子使楚”或“橘逾淮为枳”的记载。所以，屈原在青少年时代，既没有条件游历淮北，也不可能读过《晏子春秋》，也就不会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一独特属性的感知与认知的。 由此观之，屈原最有可能的是在怀王时期主管内政外交时，才有条件出使他国，也就是大约在齐宣王八年（公元前312年）首次出使齐国、或齐宣王九年又再次出使齐国时，他沿途或在宫廷里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一独特属性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断，当时齐国的稷下学宫汇聚了许多闻名天下的学问大家，稷下黄老学派、儒家学派、阴阳五行学派、墨家学派、名家学派、纵横家学派等，或论辩著述、或干预国政、或不治而论，学术思想和风气盛隆。作为政治家和学者的屈原，除了完成自己的外交使命外，也一定会到稷下学宫与诸多稷下学士切磋琢磨，或在学术上进行辩论、或在政治上进行探讨。屈原正是这次北方之行，才直接发现和发明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或者说是间接获取了对“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认同。 如果笔者上述推断成立，那么《橘颂》的创作年代就在屈原出使齐国后回到楚国不久。若再把屈原的出生，定位为学界大多数倾向认定的公元前343年，再参照屈原大约在齐宣王八年（公元前312年）和九年（公元前311年）出使齐国的历史事实，那么《橘颂》的创作年代就可定在屈原3l岁左右的而立之年。如果又再考虑屈原创作《橘颂》诱因是第一次遭谗被疏，依据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日：‘何不杀张仪？_怀王悔，追张仪，不及”所记录的屈原使齐返楚历史事实的年代推断，那屈原应该是32岁左右创作《橘颂》，正好与毛泽东创作《沁园春·长沙》时的年龄相当。 毛泽东一生大约写有150诗词，其《沁园春·长沙》是一首堪与《沁园春·雪》媲美的伟大作品，古诗全文如下：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毛泽东创作这首诗的时代背景是清晰的。据《毛泽东传》介绍，1925年2月，从上海回湖南养病的毛泽东来到老家韶山。他一面继续养病，另一方面访亲问友，召开各种座谈会，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他还与妻子杨开慧一起，在韶山办了20来所农民夜校。教农民识字、珠算，向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在艰苦深入的思想发动和团结了一批赤贫农民与贫苦知识分子的基础上，毛泽东开始指导组织秘密成立农民协会。不久，韶山的农民协会便发展到20多个。五卅渗案后，毛泽东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在韶山又组织许多“雪耻会”，进行反帝爱国斗争。6月，毛泽东亲自培养发展了庞叔侃、毛新梅、钟志申、李耿侯四位同志入党，并亲手创建了中共韶山特别支部。这些农民运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同年8月时任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电令逮捕毛泽东。在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毛泽东机智地离开故乡来到了长沙。他重游橘子洲，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此时，毛泽东时年32岁。 由上述分析我们得知，《九章·橘颂》和《沁园春·长沙》都创作于作者世界观基本形成的而立之年。如果进一步探索他们创造的时代背景，我们知道，屈原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政治大动荡、思想大繁荣的时代。屈原所在的楚国，内临权贵腐朽、外临强秦入侵，面临的是选择合纵战略还是任由连横战略的包围瓦解的重大抉择。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也是国内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等都在探索救国救民之路。这种相似的创作年龄和同处救世的时代背景，自然为我们研究两作者的心路，提供可以打开诗作文本思绪的钥匙。 二、“独立不迁”与“独立寒秋”的背后情志 华夏民族是一个古老的诗歌国度，自古就有“诗以言志”的传统。中国文学史普遍认为，“诗言志”作为一个理论术语提出来，《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最早记有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后来，“诗言志”的说法就更为普遍，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记载。孔子时代的“志”，主要是指政治抱负。而庄子“诗以道志”的“志”，则是指一般意义上人的思想、意愿和感情。屈原在《离骚》中所说“屈心而抑志”、“抑志而弭节”，这个“志”的内容虽仍然以屈原的政治理想抱负为主，但显然也包括了因政治理想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愤懑之情及对谗佞小人的痛恨之情在内。至于他在《怀沙》中所说“抚情效志兮，冤屈而志抑”，“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等，这里的“志”实际上指的是指他内心的整个思想、意愿、感情。到汉代后，人们对“诗言志”即“诗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这个诗歌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基本上趋于明确。所以，我们读古今之伟大诗篇，都可以窥视出作者的情与志。 那屈原的“独立不迁”与毛泽东的“独立寒秋”到底表达作者一种什么样的情与志呢？是否折射出作者某些相似的人格意志呢？我们必需回到他们俩的诗歌文本进行解读。 屈原的《橘颂》可分两节，第一节16句中的“绿叶素荣”、“曾枝剡棘”、“青黄杂糅”、“精色内白”、“纷緼宜修”，都是作者对于江南橘树俊逸动人外表的热情描述，而“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文章烂兮”、“类任道兮”、“娉而不丑兮”的发现与提炼，则是作者对江南橘树内在品质的深情礼赞。第二节共20句，作者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品质特征的人性化与升华，是对橘树拟人化后精神特质的热情讴歌。其中“独立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闭心自慎”、“秉德无私”等，都张扬肆意地讴歌了橘树“特立独行”、“坚定不移”、“远离世俗”、“独来独往”、“小心谨慎”、“遵守道德”、“毫无私心”的精神特质。而“年岁虽少，可师长兮”一句，乃是沟通“物与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尾，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正如潘潇龙所言：“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也如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 而全诗中的“独立不迁”一句，揭示的本意是“特立独行、永不迁徙”，讲的既是橘树最为本质的自然属性，也是橘树拟人化后最为高贵的精神品质。同时，讲的还是统领全诗的核心品质，更是橘树人格化后作者自我抱定的“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表达的是诗人自己扎根故土、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和特立独行、怀德自守的人生理想。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无疑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咏物言志”诗的开山之作。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屈原后来的人生道途中，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身处逆境，为什么都能始终坚守自己“独立不迁”的坚定意志与高洁操守呢？其根本的原因是，屈原在创作《橘颂》前，他的心灵世界就播洒了热爱自己的家乡、坚守自己品性的种子，只是创作《橘颂》时心灵的砸门被叩开，才借橘树表达自己的情志，并将其不断的固化、培植、升华。 笔者认为， “独立不迁”中“独立”二字思想更为深邃，是“桀骜不驯、特立独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屈原对于个体价值的最高追求，也是渗透于屈原除《九歌》以外所有作品中全部人格的基石。屈原点燃和开启了中国古代社会，个体对于追求自由、追求幸福与追求个人信仰的希望曙光。他用自己全部的人生实践与生命代价，回答了什么叫独立人格的坚守、什么叫独清独醒的生命意志，这是一种特别罕见、特别稀有、特别崇高的个体独立生命存在观。正如鲍鹏山所设问的“谁能像他那样让自己的个性直面世界的辗压而决不屈服？谁能像他那样以自己个性的螳螂去挡世界的战车？谁能像他那么悲惨？谁能像他那么壮烈？谁能像他那样成为真正的战士？”是的，屈原决不扭曲自己的人格、决不压缩自己的精神空间，来求得对于世俗社会的妥协，他至死都坚守着自己独立的人格意志。 毛泽东所作的《沁园春·长沙》全诗大意是：在深秋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独自伫立在橘子洲头，眺望着湘江碧水缓缓北流。看万千山峰全都变成了红色，一层层树林好像染过颜色一样，江水清澈澄碧，一艘艘大船乘风破浪，争先恐后。鹰在广阔的天空飞，鱼在清澈的水里游，万物都在秋光中争着过自由自在的生活。面对着无边无际的宇宙，我要问：这苍茫大地的盛衰兴废，这样的命运由谁来主宰呢？回想过去，我和我的同学，经常携手结伴来到这里游玩。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那无数不平凡的岁月至今还萦绕在我的心头。同学们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大家踌躇满志，意气奔放，正强劲有力。评论国家大事，写出这些激浊扬清的文章，把当时那些军阀官僚看得如同粪土。还记得吗？那时我们在江水深急的地方游泳，那激起的浪花几乎挡住了疾驰而来的船。 诗中的毛泽东“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既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仰天长问，又有“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浩然壮气。全诗凝结了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将走向何方的深深思考，抒发了他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信心、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自己将投身一场伟大革命的满腔豪情。 毛泽东以“独立寒秋”为全诗开篇，其中“寒秋”二字，即有交待时序季节的实指之意，也有暗含着中国革命还处在初始阶段、处在春天来临的寒意前夕，中国革命的征程还前路漫漫。而“独立”二字，即有毛泽东独自一人伫立橘子洲头的真实表白，也暗含有毛泽东行事风格中的某些特立独行，也透露着毛泽东的一种人格坚守。我们从毛泽东后来一生与《楚辞》相伴、力主推荐屈原为中国的首位世界文化名人、多次推崇盛赞屈原的高洁人格等特殊情怀中，更能体会到他对于屈原独特个性意志的坚守与超越、对于“独立”二字的深度追求。 由此，我们从“独立不迁”与“独立寒秋”两诗句的创造年龄、时代背景、基本内涵中，印证了毛泽东与屈原的某种文化上的内在联系。 三、毛泽东对屈原独特个性意志的坚守与超越 现代心理学认为，一个人个性、性格、意志、情怀等人格因素的形成，是由其自身先天的遗传基因和后天的环境因素交互作用下逐步形成的，而且后天的家庭环境、教育环境、社会环境以及自我实践、自我调控等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其中文化环境又是后天因素中的核心因素，起特殊的作用。 毛泽东从韶山冲的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既有那个大时代、大社会背景的熔铸和造化，“是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势中产生的伟大人物，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人物，是走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伟大人物”，也与他生长在湖南这片特殊土地上有关，是湖南这一自古为“屈贾之乡”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文化内核长久地滋养着毛泽东，是近代湖湘文化中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霸的蛮、不信邪、舍我其谁”的豪情与壮志浸染了毛泽东。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既善于从无数古圣先贤那里获取智慧，又善于从国家人民的革命建设实践中吸取营养；既善于从无数中外思想先驱那里获得启迪，又善于从中国历史社会变革中探寻规律。这些伟大人物的思想和人民实践，都给予了毛泽东深深的影响。但屈原对毛泽东的个性、性格、意志、情怀等人格因素的形成，却因毛泽东一生对屈原的特殊情缘而起着十分重要特殊作用，集中表现为对屈原独特个性意志的坚守与超越。 首先，毛泽东是一个十分强调个体独立意志的人，也是他能成为了一个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权威型领袖的重要因素。如果说儒家强调的是个体的社会担当价值，那么庄子更多的是强调个体的自我自由价值，而屈原不仅是儒家学说最早的真实实践者与超越者，也是庄子个体自由价值最早的追求者和坚守者。本文在第一、二部分中，已经论及了毛泽东从屈原身上所摘取的“独立”种子，并不断地让它在自己心灵的天地里发芽、生根、开花、结果，体现了毛泽东身上与屈原某些相似的赤城爱国情怀、执着坚定个性、独立思考秉性、独立特行风格、清廉高洁操守、独清独醒意志等人格特征，这也是毛泽东能成为卓越的政治领袖的个人特质。而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均未能胜任历史重任，就是由于他们身上缺乏这些诸多特质。据王宝生在《文史月刊》撰文介绍，从1928年到1935年，毛泽东曾遭受了四次沉重打击，分别是1928年3月被错误“开除党籍”、1929年6月22日的红四军“七大”上被人为地“落选”了前敌委员会书记、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被错误地剥夺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1932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上再次被剥夺军权。毛泽东自己也讲过：从1928年到1930年，他遭受的党内处分达20次。在被排挤、遭处分的这段相当艰难的岁月里，这位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这位一手抚育红军壮大、成功地指挥三次反“围剿”胜利、使敌人闻风丧胆的毛泽东，却被自己的同志四次惨痛地剥夺了军权，其心灵的打击与创伤是可想而知的。但毛泽东凭借自己独特的个人意志，顽强战胜了挫折。他正确对待名利，对前途始终充满信心。他相信自己的独立思考，更信服经过实践反复验证得来的结论。终于，毛泽东以自己的理论贡献、实践贡献和人格力量，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毛泽东这段人生逆境岁月，虽与屈原的流放生涯有所区别，但他们身上所折射的那种独立的、执着坚定不移的人格意志，却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毛泽东能走出巨大打击的原因，除了心中装着中国革命必胜的坚定理想信念外，《离骚》那坚贞不屈的苦难心灵史，也一定是身处逆境中的毛泽东抗拒消沉的强大精神武器；屈原那个体独立意志，也一定是身处逆境中的毛泽东走向光明的人生标杆。我们更有理由得出结论：毛泽东深受屈原作品的滋养，屈原的独特个性意志深深地影响毛泽东独特个性和伟岸人格的形成与实践。 其次，毛泽东不仅强调个体的独立意志，而且创造性地上升为我们党“独立自主”的理论基础，也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政治家的屈原之所以失败，恰恰是在于屈原对于自身完美人格的绝对追求。笔者曾《屈原人格范式于当代的实践意义》一文中分析指出：“我们发现屈原的人生目标、思想观点、志趣情操、心理趋向、性格意志、言论行动等几乎是一个完人。而世界上没有完人，这也就注定屈原的人格一定存在缺陷，否则他便成了神。屈原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他过于清高、孤傲，情感过于激烈，缺乏忍耐性，沟通能力和适应能力都不够。”而毛泽东与屈原不同，比屈原有更为广阔的境界与胸怀。他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参与者，还是一个政治决策者，更是一个旷世罕见的大战略家。他坚持自我却又超越自我的天地，在对屈原的独特个性意志坚守的同时，更懂得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更懂得把自身的坚守与对群体的坚守、对党与国家的坚守结合起来，因而具有非凡的超越性。 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考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我党还不成熟，党的大政方针一直是由共产国际一手制定的。1930年5月，毛泽东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与革命实践，针对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他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毛泽东最早的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也是毛泽东关于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的第一次明确表达。 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被确定。他以自己政治领袖的特有地位和权威，不断地将独立自主的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中国人民自己做主，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破除迷信，独立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只有当工业有所发展，中国才能在经济上不依赖外国，才能享有真正的独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洋为中用”，等等一系列追求独立自主的思想火花喷薄而出。我们民族要坚持国家主权独立，坚持人民民主自由平等，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不受其他外来因素的框束和制约，不受任何其他集团和个人的干扰，立足、依靠自己力量，自主探讨、自主判断、自主抉择和自主行动，这些独立自主的行动目标和行动原则，都渗透、体现、贯串于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各个组成部分，表现在处理国家关系、国际上党际关系、国内阶级关系、内外力量关系及外交政策等各个方面。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终于使“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探索中，形成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基本经验，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精神实质。 这样，毛泽东在坚守屈原所开辟的个体独立意志人格追求上，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屈原的实践舞台，上升为我们立党立国的一项根基，这也是毛泽东留给我们民族又一伟大的精神遗产。 总之，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的屈原和作为近代历史巨人的毛泽东，他们不仅同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在当下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我们研究毛泽东与屈原的独立人格意志，高扬屈原精神和毛泽东思想，对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重塑，对于民族性格中个性追求的锻造，对于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对于党和国家独立自主方针的全面贯彻，对于全民族在改革开放中的独立思考等等，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从“独立不迁”到“独立寒秋”——试论屈原的独特个性意志对毛泽东的影响

徐蔚明 屈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是华夏民族精神谱系的锻造者之一；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国近代各民族的伟大领袖。”虽然，这两个人物时隔两千多年，从政治实践与结果上来说，屈原是失败者，毛泽东是成功者，似乎他们之间以政治家的身份没有可比性。但是，这两位伟大历史人物都是楚之后裔，都与湘楚大地相依，他们之间有着天然而又特殊的联系。自从青少年时代毛泽东聆听屈原的故事、学习屈原的作品后，屈原就伴随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的爱国情怀、忧患意识、求索品格、治国方略、诗辞文采、变革主张、人格个性等多方面，都留有屈原的“基因”。本文选择屈原在《九章·橘颂》中的一句“独立不迁”与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的一句“独立寒秋”来进行解读与比较，试图论证屈原的独特个性意志深深地影响毛泽东独特个性和伟岸人格的形成与实践，而且毛泽东更具超越性。 一、《九章·橘颂》与《沁园春·长沙》的创作背景 作为政治家的屈原，是当他的美政理想破灭而遭谗被疏、放逐江南后，才以诗歌为武器，化作为人民鼓与呼的战斗号角，由此无意之中成为了一代“诗宗”。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就写诗来说纯属“副业”，大多是在马背上“哼”成的，或是其丰富感情的自然流露，有的甚至是游戏之作。然而，无意成为诗人的毛泽东，却“独领风骚”、“数屈一指”，其诗歌整体成就也毫不逊色于历代诗杰且罕有人能与之“比肩”。在两位大诗人的对比研究中，我们似乎还可看到某种文化上的渊源。 屈原共有25篇作品，其中有一首唯一以“颂”体创作的作品，也是屈原作品中句式与《天问》相同的最短四言体诗，这就是屈原的《九章·橘颂》。其原文是：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緼宜修，姱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从现世所能见到的诗作来看，屈原的《橘颂》堪称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首咏物诗。关于《橘颂》的创作年代，学术界有诸多看法，我们先做一个简单梳理。 自王逸以降，洪兴祖、朱熹、林云铭、蒋骥等楚辞名家，力主晚期说，即在顷襄王时期屈原放逐江南后所作。由于他们在历代楚辞接受史上具有标志性地位，所以晚期说影响深远。曹大中甚至撰文断定，《橘颂》是屈原晚年的绝命辞。 持中期说者也不乏其人。有的主张作于左徒任上，有的认为作于怀王后期屈原遭谗被疏途中，有的认为作于顷襄王早期，如清代王夫之、姚鼐，当代的潘啸龙等。 现当代楚辞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早期说。郭沫若最先指出：“《橘颂》作得最早，本是一种比兴体，前半颂橘，后半颂人。这里找不出任何悲愤的情绪，而大体上是遵循着四字句的古调”，陆侃如、姜亮夫、林庚、聂石樵等大家也都持此观点。这一学术的立论依据，大都是以分析《橘颂》一诗的文辞语气开始，发现此诗的情绪是昂扬向上、热情礼赞的，与屈原的《离骚》、《怀沙》、《惜往日》等公认的中晚期作品中低徊激愤的语气完全不同，同时发现诗中“嗟尔幼志“和“年岁虽少”等语句也可作年少的内证，再结合四言体的古调句法，认为是屈原早期模仿《诗经》之作，也就是屈原在青少年时代所作。赵逵夫对这一学说另辟蹊径，从《礼仪·士冠礼》之祝辞中找到作品外证，从而作出《橘颂》乃屈原20岁举行冠礼后抒怀之作的结论。周秉高则在认同赵的观点基础上，更是推断《橘颂》当写于屈原20岁时的二月间的更为细化的结论。认为屈原是在参与“士冠礼”那种激动人心的仪式氛围后，再加二月名“橘”的诱因，触发了他对橘树的“白热化”的“幻想和感情”。 那早、中、晚“三说”中，哪类观点更趋向于真实呢？笔者认为，单纯从《橘颂》的文辞语气和句式长短对比，都不足以推断《橘颂》的创作年代。因为，人的情绪是可以转化的，乐极可以生悲、痛定之后可以坦然，而文学创作中即使作者情绪相对低落时，也可创作出波澜壮阔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喜怒哀乐的人生。否则，多少英雄豪杰在逆境中、在悲伤时、在赴刑场时，又怎么能写出和喊出悲歌慷慨、激动人心、震撼人心的文字与话语呢？至于作品的句式长短、体裁风格，即使一个成熟作家也非一成不变的。对此，古今之人都可如此，屈原也理所当然既可在意气风发时，又可在遭谗被疏和流放江南时创作《橘颂》了。我认为，判断《橘颂》的创作年代，关键是要推断屈原时代橘树的独特性是否是家喻户晓的常识？也就是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否被大多数老百姓所认同？能否推测出橘的南北差异特性的发现权、发明权到底是谁？如果是常识，那橘的南北差异特性的发现权、发明权就不是屈原，自然屈原就完全可能在青少年时代、中年时代、晚年时代的任何时期创作。如果不是常识，那屈原就断然不可能在青少年时代创作的，也就只能在中、晚期二说中作选择。 这种排除法应该是成立的。因为尽管《汉书》里盛称“江陵千树橘”，也可说明早在汉代以前，楚地江陵即已以产橘而闻名遐迩了，但并不能直接或间接说明，橘树“只有生长于南土，才能结出甘美的果实；倘要将它迁徙北地，就只能得到又苦又涩的枳实了”的这一结论，在楚地是路人皆知的常识。即使《晏子春秋》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记载，也不能直接证明这一知识性结论就在楚地广为传播。而我更相信，让橘树这特性在楚地得以传播开来的载体，恰恰是在屈原创作《橘颂》并得以流传后，才慢慢变成楚地人的常识的，再慢慢地上升为人们对家国热爱的一种人格品质与情感意志。 所以，笔者更倾向于认同“中期说”，认为是屈原出使齐国并获知了橘树这一特性不久后所作，是作者一次人生的深度感悟。诱发屈原创作冲动的直接原因，或许就是因他遭谗被疏。其理由是，我认为屈原对橘“独立不迁”这一独特本质的把握，如果不是楚地的常识性知识，那屈原只能在对比中发现，而不能在单一观察中自我发明，更不能是屈原的浪漫式想象。否则，橘的“独立不迁”这一独特本质就纯属虚构。也就是说，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如果屈原不直接地对南方和北方两个地域的橘，进行直接的对比性观察和了解，或者说屈原没有间接性认知到《晏子春秋》所记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一独特属性，那么屈原就提炼不出橘的“独立不迁”这一独特本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屈原没有认知或感知到橘树的独特本质，也就写不出被称之为“第一首咏物诗”的《橘颂》。其实，屈原在“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一句中的“南国”，也已经暗含有“北国”或“南国以外”的方位概念，诗外之中有对比观察分析的意味。 我们更进一步分析，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的屈原，是没有条件在青少年时代游历北方诸国的。从他后来的作品解读来看，这一时期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屈原虽博览群书，但《晏子春秋》只是一部历史类的传记性小说，并且成书时代也难以断定在屈原时代就已经形成，或已经是非常有影响的经典著作了。况且，春秋战国那时，天下流行的应该是诸子百家的救世思想，读的和学的也应该是大小“六艺”了。特别是《晏子春秋》中记载有一“晏子使楚”的名篇，讲的是约公元前538年晏子来到楚国，楚灵王3次侮辱晏子却反受机智善辩的晏子所辱的故事，“橘逾淮为枳”也记录于此。难道楚国的宫廷能让如此侮辱先祖的书籍保留和在民间流传吗？那断然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比屈原早或与屈原同时代的其他典籍或文字中，也没有“晏子使楚”或“橘逾淮为枳”的记载。所以，屈原在青少年時代，既没有条件游历淮北，也不可能读过《晏子春秋》，也就不会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一独特属性的感知与认知的。 由此观之，屈原最有可能的是在怀王时期主管内政外交时，才有条件出使他国，也就是大约在齐宣王八年（公元前312年）首次出使齐国、或齐宣王九年又再次出使齐国时，他沿途或在宫廷里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一独特属性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断，当时齐国的稷下学宫汇聚了许多闻名天下的学问大家，稷下黄老学派、儒家学派、阴阳五行学派、墨家学派、名家学派、纵横家学派等，或论辩著述、或干预国政、或不治而论，学术思想和风气盛隆。作为政治家和学者的屈原，除了完成自己的外交使命外，也一定会到稷下学宫与诸多稷下学士切磋琢磨，或在学术上进行辩论、或在政治上进行探讨。屈原正是这次北方之行，才直接发现和发明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或者说是间接获取了对“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认同。 如果笔者上述推断成立，那么《橘颂》的创作年代就在屈原出使齐国后回到楚国不久。若再把屈原的出生，定位为学界大多数倾向认定的公元前343年，再参照屈原大约在齐宣王八年（公元前312年）和九年（公元前311年）出使齐国的历史事实，那么《橘颂》的创作年代就可定在屈原3l岁左右的而立之年。如果又再考虑屈原创作《橘颂》诱因是第一次遭谗被疏，依据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日：‘何不杀张仪？_怀王悔，追张仪，不及”所记录的屈原使齐返楚历史事实的年代推断，那屈原应该是32岁左右创作《橘颂》，正好与毛泽东创作《沁园春·长沙》时的年龄相当。 毛泽东一生大约写有150诗词，其《沁园春·长沙》是一首堪与《沁园春·雪》媲美的伟大作品，古诗全文如下：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毛泽东创作这首诗的时代背景是清晰的。据《毛泽东传》介绍，1925年2月，从上海回湖南养病的毛泽东来到老家韶山。他一面继续养病，另一方面访亲问友，召开各种座谈会，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他还与妻子杨开慧一起，在韶山办了20来所农民夜校。教农民识字、珠算，向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在艰苦深入的思想发动和团结了一批赤贫农民与贫苦知识分子的基础上，毛泽东开始指导组织秘密成立农民协会。不久，韶山的农民协会便发展到20多个。五卅渗案后，毛泽东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在韶山又组织许多“雪耻会”，进行反帝爱国斗争。6月，毛泽东亲自培养发展了庞叔侃、毛新梅、钟志申、李耿侯四位同志入党，并亲手创建了中共韶山特别支部。这些农民运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同年8月时任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电令逮捕毛泽东。在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毛泽东机智地离开故乡来到了长沙。他重游橘子洲，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此时，毛泽东时年32岁。 由上述分析我们得知，《九章·橘颂》和《沁园春·长沙》都创作于作者世界观基本形成的而立之年。如果进一步探索他们创造的时代背景，我们知道，屈原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政治大动荡、思想大繁荣的时代。屈原所在的楚国，内临权贵腐朽、外临强秦入侵，面临的是选择合纵战略还是任由连横战略的包围瓦解的重大抉择。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也是国内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等都在探索救国救民之路。这种相似的创作年龄和同处救世的时代背景，自然为我们研究两作者的心路，提供可以打开诗作文本思绪的钥匙。 二、“独立不迁”与“独立寒秋”的背后情志 华夏民族是一个古老的诗歌国度，自古就有“诗以言志”的传统。中国文学史普遍认为，“诗言志”作为一个理论术语提出来，《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最早记有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后来，“诗言志”的说法就更为普遍，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记载。孔子时代的“志”，主要是指政治抱负。而庄子“诗以道志”的“志”，则是指一般意义上人的思想、意愿和感情。屈原在《离骚》中所说“屈心而抑志”、“抑志而弭节”，这个“志”的内容虽仍然以屈原的政治理想抱负为主，但显然也包括了因政治理想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愤懑之情及对谗佞小人的痛恨之情在内。至于他在《怀沙》中所说“抚情效志兮，冤屈而志抑”，“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等，这里的“志”实际上指的是指他内心的整个思想、意愿、感情。到汉代后，人们对“诗言志”即“诗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这个诗歌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基本上趋于明确。所以，我们读古今之伟大诗篇，都可以窥视出作者的情与志。 那屈原的“独立不迁”与毛泽东的“独立寒秋”到底表达作者一种什么样的情与志呢？是否折射出作者某些相似的人格意志呢？我们必需回到他们俩的诗歌文本进行解读。 屈原的《橘颂》可分两节，第一节16句中的“绿叶素荣”、“曾枝剡棘”、“青黄杂糅”、“精色内白”、“纷緼宜修”，都是作者对于江南橘树俊逸动人外表的热情描述，而“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文章烂兮”、“类任道兮”、“娉而不丑兮”的发现与提炼，则是作者对江南橘树内在品质的深情礼赞。第二节共20句，作者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品质特征的人性化与升华，是对橘树拟人化后精神特质的热情讴歌。其中“独立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闭心自慎”、“秉德无私”等，都张扬肆意地讴歌了橘树“特立独行”、“坚定不移”、“远离世俗”、“独来独往”、“小心谨慎”、“遵守道德”、“毫无私心”的精神特质。而“年岁虽少，可师长兮”一句，乃是沟通“物与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尾，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正如潘潇龙所言：“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也如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 而全诗中的“独立不迁”一句，揭示的本意是“特立独行、永不迁徙”，讲的既是橘树最为本质的自然属性，也是橘树拟人化后最为高贵的精神品质。同时，讲的还是统领全诗的核心品质，更是橘树人格化后作者自我抱定的“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表达的是诗人自己扎根故土、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和特立独行、怀德自守的人生理想。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无疑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咏物言志”诗的开山之作。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屈原后来的人生道途中，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身处逆境，为什么都能始终坚守自己“独立不迁”的坚定意志与高洁操守呢？其根本的原因是，屈原在创作《橘颂》前，他的心灵世界就播洒了热爱自己的家乡、坚守自己品性的种子，只是创作《橘颂》时心灵的砸门被叩开，才借橘树表达自己的情志，并将其不断的固化、培植、升华。 笔者认为， “独立不迁”中“独立”二字思想更为深邃，是“桀骜不驯、特立独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屈原对于个体价值的最高追求，也是渗透于屈原除《九歌》以外所有作品中全部人格的基石。屈原点燃和开启了中国古代社会，个体对于追求自由、追求幸福与追求个人信仰的希望曙光。他用自己全部的人生实践与生命代价，回答了什么叫独立人格的坚守、什么叫独清独醒的生命意志，这是一种特别罕见、特别稀有、特别崇高的个体独立生命存在观。正如鲍鹏山所设问的“谁能像他那样让自己的个性直面世界的辗压而决不屈服？谁能像他那样以自己个性的螳螂去挡世界的战车？谁能像他那么悲惨？谁能像他那么壮烈？谁能像他那样成为真正的战士？”是的，屈原决不扭曲自己的人格、决不压缩自己的精神空间，来求得对于世俗社会的妥协，他至死都坚守着自己独立的人格意志。 毛泽东所作的《沁园春·长沙》全诗大意是：在深秋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独自伫立在橘子洲头，眺望着湘江碧水缓缓北流。看万千山峰全都变成了红色，一层层树林好像染过颜色一样，江水清澈澄碧，一艘艘大船乘风破浪，争先恐后。鹰在广阔的天空飞，鱼在清澈的水里游，万物都在秋光中争着过自由自在的生活。面对着无边无际的宇宙，我要问：这苍茫大地的盛衰兴废，这样的命运由谁来主宰呢？回想过去，我和我的同学，经常携手结伴来到这里游玩。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那无数不平凡的岁月至今还萦绕在我的心头。同学们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大家踌躇满志，意气奔放，正强劲有力。评论国家大事，写出这些激浊扬清的文章，把当时那些军阀官僚看得如同粪土。还记得吗？那时我们在江水深急的地方游泳，那激起的浪花几乎挡住了疾驰而来的船。 诗中的毛泽东“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既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仰天长问，又有“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浩然壮气。全诗凝结了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将走向何方的深深思考，抒发了他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信心、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自己将投身一场伟大革命的满腔豪情。 毛泽东以“独立寒秋”为全诗开篇，其中“寒秋”二字，即有交待时序季节的实指之意，也有暗含着中国革命还处在初始阶段、处在春天来临的寒意前夕，中国革命的征程还前路漫漫。而“独立”二字，即有毛泽东独自一人伫立橘子洲头的真实表白，也暗含有毛泽东行事风格中的某些特立独行，也透露着毛泽东的一种人格坚守。我们从毛泽东后来一生与《楚辞》相伴、力主推荐屈原为中国的首位世界文化名人、多次推崇盛赞屈原的高洁人格等特殊情怀中，更能体会到他对于屈原独特个性意志的坚守与超越、对于“独立”二字的深度追求。 由此，我们从“独立不迁”与“独立寒秋”两诗句的创造年龄、时代背景、基本内涵中，印证了毛泽东与屈原的某种文化上的内在联系。 三、毛泽东对屈原独特个性意志的坚守与超越 现代心理学认为，一个人个性、性格、意志、情怀等人格因素的形成，是由其自身先天的遗传基因和后天的环境因素交互作用下逐步形成的，而且后天的家庭环境、教育环境、社会环境以及自我实践、自我调控等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其中文化环境又是后天因素中的核心因素，起特殊的作用。 毛泽东从韶山冲的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既有那个大时代、大社会背景的熔铸和造化，“是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势中产生的伟大人物，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人物，是走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伟大人物”，也与他生长在湖南这片特殊土地上有关，是湖南这一自古为“屈贾之乡”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文化内核长久地滋养着毛泽东，是近代湖湘文化中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霸的蛮、不信邪、舍我其谁”的豪情与壮志浸染了毛泽东。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既善于从无数古圣先贤那里获取智慧，又善于从国家人民的革命建设实践中吸取营养；既善于从无数中外思想先驱那里获得启迪，又善于从中国历史社会变革中探寻规律。这些伟大人物的思想和人民实践，都给予了毛泽东深深的影响。但屈原对毛泽东的个性、性格、意志、情怀等人格因素的形成，却因毛泽东一生对屈原的特殊情缘而起着十分重要特殊作用，集中表现为对屈原独特个性意志的坚守与超越。 首先，毛泽东是一个十分强调个体独立意志的人，也是他能成为了一个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权威型领袖的重要因素。如果说儒家强调的是个体的社会担当价值，那么庄子更多的是强调个体的自我自由价值，而屈原不仅是儒家学说最早的真实实践者与超越者，也是庄子个体自由价值最早的追求者和坚守者。本文在第一、二部分中，已经论及了毛泽东从屈原身上所摘取的“独立”种子，并不断地让它在自己心灵的天地里发芽、生根、开花、结果，体现了毛泽东身上与屈原某些相似的赤城爱国情怀、执着坚定个性、独立思考秉性、独立特行风格、清廉高洁操守、独清独醒意志等人格特征，这也是毛泽东能成为卓越的政治领袖的个人特质。而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均未能胜任历史重任，就是由于他们身上缺乏这些诸多特质。据王宝生在《文史月刊》撰文介绍，从1928年到1935年，毛泽东曾遭受了四次沉重打击，分别是1928年3月被错误“开除党籍”、1929年6月22日的红四军“七大”上被人为地“落选”了前敌委员会书记、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被错误地剥夺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1932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上再次被剥夺军权。毛泽东自己也讲过：从1928年到1930年，他遭受的党内处分达20次。在被排挤、遭处分的这段相当艰难的岁月里，这位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这位一手抚育红军壮大、成功地指挥三次反“围剿”胜利、使敌人闻风丧胆的毛泽东，却被自己的同志四次惨痛地剥夺了军权，其心灵的打击与创伤是可想而知的。但毛泽东凭借自己独特的个人意志，顽强战胜了挫折。他正确对待名利，对前途始终充满信心。他相信自己的独立思考，更信服经过实践反复验证得来的结论。终于，毛泽东以自己的理论贡献、实践贡献和人格力量，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毛泽东这段人生逆境岁月，虽与屈原的流放生涯有所区别，但他们身上所折射的那种独立的、执着坚定不移的人格意志，却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毛泽东能走出巨大打击的原因，除了心中装着中国革命必胜的坚定理想信念外，《离骚》那坚贞不屈的苦难心灵史，也一定是身处逆境中的毛泽东抗拒消沉的强大精神武器；屈原那个体独立意志，也一定是身处逆境中的毛泽东走向光明的人生标杆。我们更有理由得出结论：毛泽东深受屈原作品的滋养，屈原的独特个性意志深深地影响毛泽东独特个性和伟岸人格的形成与实践。 其次，毛泽东不仅强调个体的独立意志，而且创造性地上升为我们党“独立自主”的理论基础，也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政治家的屈原之所以失败，恰恰是在于屈原对于自身完美人格的绝对追求。笔者曾《屈原人格范式于当代的实践意义》一文中分析指出：“我们发现屈原的人生目标、思想观点、志趣情操、心理趋向、性格意志、言论行动等几乎是一个完人。而世界上没有完人，这也就注定屈原的人格一定存在缺陷，否则他便成了神。屈原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他过于清高、孤傲，情感过于激烈，缺乏忍耐性，沟通能力和适应能力都不够。”而毛泽东与屈原不同，比屈原有更为广阔的境界与胸怀。他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参与者，还是一个政治决策者，更是一个旷世罕见的大战略家。他坚持自我却又超越自我的天地，在对屈原的独特个性意志坚守的同时，更懂得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更懂得把自身的坚守与对群体的坚守、对党与国家的坚守结合起来，因而具有非凡的超越性。 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考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我党还不成熟，党的大政方针一直是由共产国际一手制定的。1930年5月，毛泽东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与革命实践，针对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他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毛泽东最早的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也是毛泽东关于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的第一次明确表达。 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被确定。他以自己政治领袖的特有地位和权威，不断地将独立自主的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中国人民自己做主，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破除迷信，独立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只有当工业有所发展，中国才能在经济上不依赖外国，才能享有真正的独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洋为中用”，等等一系列追求独立自主的思想火花喷薄而出。我们民族要坚持国家主权独立，坚持人民民主自由平等，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不受其他外来因素的框束和制约，不受任何其他集团和个人的干扰，立足、依靠自己力量，自主探讨、自主判断、自主抉择和自主行动，这些独立自主的行动目标和行动原则，都渗透、体现、贯串于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各个组成部分，表现在处理国家关系、国际上党际关系、国内阶级关系、内外力量关系及外交政策等各个方面。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终于使“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探索中，形成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基本经验，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精神实质。 这样，毛泽东在坚守屈原所开辟的个体独立意志人格追求上，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屈原的实践舞台，上升为我们立党立国的一项根基，这也是毛泽东留给我们民族又一伟大的精神遗产。 总之，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的屈原和作为近代历史巨人的毛泽东，他们不仅同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在当下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我们研究毛泽东与屈原的独立人格意志，高扬屈原精神和毛泽东思想，对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重塑，对于民族性格中个性追求的锻造，对于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对于党和国家独立自主方针的全面贯彻，对于全民族在改革开放中的独立思考等等，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