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弘扬屈原精神的文化意义

杨晴

作为一个爱国政治家，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为后世百代所景仰。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词中，有诗人不屈抗争精神的再現。千百年来，在人民反抗强暴、维护正义、维护祖国尊严的斗争中，也有诗人爱国卫道精神的重光。屈原的永恒精神和不朽生命，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中得到了延续和再生。从毛泽东推崇和赞扬屈原，足以说明屈原其人格、其精神、其文化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益发彰显从屈原到毛泽东继往开来的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一、毛泽东盛赞“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

“一名伟大的爱国者”。主张弘扬其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毛泽东是一名伟大的诗人。他对两千多年前横空出世的伟大诗人屈原尊崇有加，高度评价说“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

对屈原，毛泽东深情地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他分析屈原所处的历史时代说：“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变革都会产生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至于屈原，政治变迁是他个人的不幸。屈原艰苦地走过他的时代。他忧国忧民，力求挽救楚国的危亡。”“连年战乱使国家凋敝、民不聊生，楚国灭亡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接着开始了另一个历史过程，就是把那些分散的、互相争权夺利争战不休的诸侯王国统一起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它以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告终，从而形成第一个集中统一的帝国。这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了重要作用。这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

屈原为什么伟大？毛泽东曾阐述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屈原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创造了伟大的文化典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称颂“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在毛泽东眼里，那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贡献的历史人物，是值得崇敬的。屈原，就是毛泽东所崇敬的一位伟人。

屈原为什么伟大？毛泽东对伟大的爱国者屈原抱有深厚的情感，曾高度评价说“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一千五百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这一天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在这一天，人民吃粽子。粽子是把糯米用一种叶子包起来制成食品。人民把这种食品投到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这一番话，饱含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开创者之一的屈原的深情厚意，充满了对伟大爱国者的褒扬和崇敬。

的确，湘楚大地钟灵毓秀，它培育了屈原，也培育了毛泽东。两位相距两千年的伟大爱国者和诗人，情感相投，精神相通，意气相随。明末大思想家王船山在《楚辞通释·哀郢》中，说屈原“为楚之社稷人民哀”，是“忠臣之极也”。王船山也是毛泽东的精神导师之一。

二、毛泽东自豪地说“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真诚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对天才有着独到的历史评价。他强调，除了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要亲自参加当时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他还说：“所谓天才，无非就是聪明一点”。“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在毛泽东眼里，世界上的天才人物屈指可数。但是他多次说屈原是天才，而且满怀情愿地说：“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

在毛泽东的历史人物评价体系中，屈原是“天才诗人，也是“天才歌手”。“天才诗人，可以直抒胸臆和情感，“天才歌手”还可以为时代放歌、为人民歌唱，发出时代的最强音。抚古追今，回顾屈原在湖南的岁月和故事，毛泽东一往情深地说：“是的，这些都发生在我的故乡湖南，发生在屈原殉难的土地一一长沙。因为这缘故，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

天才就是第一。毛泽东纵论中华文学史，认为《诗经》之后，“首屈一指”的诗人是屈原。他还称屈原为“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在毛泽东眼里，能够首屈一指的人物不多。他在《清平乐·六盘山》一词中赞颂创造过世间伟业的长征红军：“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所以说，毛泽东评价屈原“首屈一指”，是极高的评价。

三、毛泽东崇敬屈原“无私无畏，勇敢高尚”，倡导“高尚纯粹”的人格精神

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是毛泽东人生奋斗和政党建设的理想境界，也是他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的号召。毛泽东认为屈原是一个高尚的人。他说：屈原“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

廉洁高尚，是屈原文化精神的体现。屈原的《卜居》、《招魂》中较早使用了“廉洁”一词。类似“廉政”、“美政”。《楚辞·招魂》写道：“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尔未沫。”王逸的《楚辞·章句》注释说：“不受日廉，不污日洁。”屈原倡导修身励志、廉洁清明，推行美政、忠贞爱国，修明法度、德政惠民，刚正不阿、敢于斗争，强调“忠诚事君”、“察夫民心”、“上下求索”、“名不虚作”、“闭心自慎”、“置以为像”、“举贤授能”、“秉德无私”的品格品行，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毛泽东对屈原这种廉洁高尚的人格精神十倍崇敬。所以，当辽沈战役的解放军饥渴难当之时仍然不吃老乡的苹果，毛泽东给予高度的评价：“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

毛泽东认为屈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象征，他的生命之树常青。毛泽东说：“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

而且，毛泽东不仅继承了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风，而且高度评价屈原终生追求并为之献身的政治理想一一国家统一富强，社会繁荣昌盛，政治清明廉正，并在新的时代，率领全国人民，在神州大地上践行不怠。

屈原已逝，人格长存。

四、毛泽东高度评价屈原民主精神，颂扬“哀民生之多艰”的人民为本精神

《离骚》是屈原创作的文学名作。作品倾诉了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哀民生之多艰”，叹奸佞之当道。主张“举贤而授能”，“循绳墨而不颇”。提出“皇天无私阿”，对天命论进行批判。

毛泽东1959年8月16日《关于枚乘（七发>》的批示：“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

毛泽东认为“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等历史评价。这是毛泽东对屈原以及《楚辞》其他作者的人民性和人文精神的崇高彰扬。

“哀民生之多艰”，是伟大屈原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品德的具体体现。毛泽东敬重屈原“哀民生之多艰”，一生继承屈原哀民生之多艰的精神遗产，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和切身利益为重。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更是第一位伟大的爱民爱国的诗人。习近平指出：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也都是深刻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品和佳句。

毛泽东喜爱《楚辞》，不仅因为《楚辞》既质朴又有文采，更因为《楚辞》具有人民性，有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志向和情怀。毛泽东对费德林的谈话中曾说：“屈原的功勋并不是马上就得到人们的承认。那是后来过了不少日子，诗人的品格才充分显示出来，他的形象才真正高大起来。屈原喝的是一杯苦酒，也是为真理服务的甜酒，诗歌像其他创作一样，是一种精神创造。”

屈原“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令毛泽东一直心仪，十分推崇，使屈原成为毛泽东挚爱不渝的诗人。屈原与毛泽东之间，魂魄相连，精神承传，源远流长。

忧国忧民，是中华民族优秀人物的杰出品质，更是楚文化、湖湘文化的特有内涵。毛泽东评价说：“屈原艰苦地走过他的时代。他忧国忧民，力求挽救楚国的危亡。”忧国忧民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英雄豪杰奋斗创造的内在动力。

湖南历史上因为有屈原放逐、贾谊贬谪而留下奇瑰的辞赋，所以杜甫发出“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的咏叹，历代众人不禁为屈贾而神伤落泪。习近平《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中的“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就巧妙地化用了《楚辞·离骚》的诗句，来抒情写意。

五、毛泽东评价屈原“《天问》了不起”，提倡“问天问地”不懈探索精神

《天问》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收录于《楚辞》中。全诗373句，1560字，多为四言，兼有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偶有八言，起伏跌宕，错落有致。全文自始至终，以问句构成，一口气对天、对地、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提出173个问题，被誉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人们在读屈原的《天问》时，脑海里经常浮现出毛泽东的身影和面容。一篇天问，把屈原和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

青年毛泽东领导“驱张运动”时，曾组织“平民通讯社”，发行《天问》刊物，揭发军阀张敬尧的罪恶，刊载驱张文章。毛泽东也在《天问》上撰写发表过檄文。《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就刊于《天问》第十六号。

毛泽东的著名诗篇《沁园春·长沙》，张扬了那一代湖南青年“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豪迈气魄，屈原的独立自由精神贯穿其中。他们敢于发出“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天问”，敢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渴望“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一群时代英雄，有毛泽东，有蔡和森，有向警予。他们都是屈原文化哺育的湖南先进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为新时代杰出的新青年。

毛泽东对屈原的《天问》，爱之颇深，一直给予高度评价，特别是屈原《天问》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贡献。他同几位哲学家谈话时，从唐代的刘禹锡《天说》回溯到屈原的《天问》，感叹说，到现在《天问》没有解释清楚，《天对》（柳宗元）之作，讲什么也没说清楚，只知大意。《天问》了不起！

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同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周谷城谈学术上的争论，曾提到：“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

作为爱国、民主、进步的政治家和诗人，屈原以其独特的艺术想象和批判精神，在《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疑问，内容涉及天地的形成和结构，以及人类社会变迁的种种神话传说，诸如伏羲为帝，女娲造人，殷受天命等等既成的传说和信念，屈原都表示了大胆的怀疑和驳难，体现了神话不可依，天命不可待的历史理性观念。鲁迅先生曾说屈原的《天问》“怀疑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这种探索和怀疑的精神，在毛泽东身上也體现得淋漓尽致。

屈原问天，毛泽东问苍茫大地。屈原的政治思想、人格情操、文学精神，对毛泽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英雄惜英雄，毛泽东崇敬屈原，是因为他们的心志相通。“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洋溢着屈原毛泽东式的问天精神和超凡的想象力。

六、毛泽东诗赞“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倡导彻底的革命斗争精神

毛泽东的《七绝·屈原》，作于1961年，诗曰：“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寥寥如笔，一个特立独行、独醒独忧的伟大诗人形象脱颖而出，跃然纸上。

《离骚》抨击黑暗，具有极强的战斗威力，是刺向邪恶势力的尖刀。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七绝·屈原》前两句中写道：“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令人惋惜的是，楚怀王和顷襄王不能认识这把尖刀，没有接受这把尖刀，反而听信谗言，放逐了屈原，屈原投泪罗江而死。所以毛泽东在诗的后两句写道：“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屈原当得上这样的忠魂英雄。正如李白的诗句所言：“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确实，公侯王孙俱往矣，屈原文化耀中华。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屈原《国殇》里的“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的诗句，赞美那些在抗日战争中英勇不屈的先烈们，充分表达出对那些在民族危难之际，勇于献身的先烈们的景仰与怀念之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也引用“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这句名诗，向全世界抒情铭志，展示大国风范。

毛泽东赞赏屈原“敢讲真话，敢于斗争”。1957年，吴冷西从新华社调《人民日报》社工作，毛泽东找他谈话：“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毛泽东列举屈原、司马迁为例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放逐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到腐刑乃发愤著《史记》。”

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评价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

毛泽东对于自己的诗词创作，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同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长征途中所写诗词时说：“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样严峻的现实，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

七、毛泽东毕生践行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创新精神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屈原之志的内心表白。司马迁说屈原志洁行廉，“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屈原这种矢志探索的开路精神，与毛泽东一生坚持不懈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创新精神，文化一脉，魂魄同工。

毛泽东敬爱屈原，尤敬屈原之志，重视发扬屈原之志。毛泽东认为屈原的精神两千年来一直活在人民的心里，是永远不会死的。正如他对费德林所说，“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以屈原为代表的爱国爱民情结、忧国忧民情结：“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和精华。为了美政、民生、理想而奋斗，可以说，屈原为后世中国诗人和所有中国人提供了精神坐标和文化高峰。毛泽东也是一位奋斗不息的时代英雄。从早年的“终生未得真理，即终生无志”，到晚年的强国之梦，一脉相承，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路漫漫而求索。屈原的名诗名句，可以视为毛泽东一生奋斗不息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也可以作为毛泽东求索创新精神的精辟概括。所以，毛泽东曾经设问和宣告：“我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

毛泽东极其推崇屈原的“独立不迁”特质。《沁园春·长沙》词首写道：“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独立”一词，源于屈原的《九章·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橘树那“经冬犹绿林”、“自有岁寒心”的坚贞节操，可与松柏相媲美。

“独立不迁”的反潮流精神，从屈原到毛泽东，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特品质和显著性格。

诗言志。屈原在《橘颂》中，用橘树来称颂志行高洁的年轻人。毛泽东屹立在长沙的橘子洲头，赞颂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一代风流。“橘”之品德风格一脉相承。

作为与日月争光的千古悲剧人物，屈原的爱国强国精神，他对人世间真善美和高洁品德的不懈追求，对底层老百姓苦难命运的深切同情，以国事为己任的情怀，坚持正义、追求真理的责任、担当与勇气，以人为本、关怀民生的人文精神，乐游山水的自然观念，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也是激励后人奋进的精神财富，值得永远承继发扬。

可以说，从屈原到毛泽东，代表着一种民族精神的生机活力，呈现出一种文化符号的深刻内涵。他们那种坚守理想的精神，独立不迁的人格，拳拳的爱国之情，树立起中华民族精神的猎猎旗帜和高大丰碑。

如果说，在中国诗歌史上，产生了“诗祖”屈原，“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鬼”李贺，“诗魂”陆游。毛泽东则可称之为“诗神”。在毛泽东眼里，“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

从毛泽东最得意的两首《沁园春》中，可选取名句集成妙联，上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下联：“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贯通古今，纵横时空，臧否人物，显示了大胸襟、大气魄。他呼唤“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赞扬“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创造前无古人、改天换地的新中国伟业；特别希望炎帝神农氏和舜帝的圣地湖南沧桑巨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芙蓉国里尽朝晖！”

可以想见，屈原精神的神圣之魂，在毛泽东身上得到发扬光大！

因此，我们引用屈原的诗句说，屈原和毛泽东，“与天地兮同壽，与日月兮齐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