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屈原到毛泽东的美政理想

2016-06-11 16:52周美好石琪
湘潮(理论版) 2016年7期
关键词:楚国屈原理想

周美好 石琪

两千多年前,楚国伟大的诗人屈原诞生在长江之畔的秭归乐平里。毛泽东诞生在与湘江相邻的湘潭韶山冲。他们诞生地均与江、山紧密相连,可谓山青水秀,人杰地灵,而且诞生地均属楚国疆域。湖南沅湘一带,曾经是屈原流浪过的地方,呕歌过的地方,也是他殉难的地方。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从韶山到湘乡、湘潭,再到长沙,均是楚风极盛之地。也许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缘”情结,毛泽东对屈原情有独钟,终身喜读《楚辞》。虽然屈原与毛泽东出生的年代相隔两千多年,但他们的浪漫主义情怀,他们对于完美政治的追求,他们的“美政”理想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屈原的“美政”理想

“美政”作为屈原的政治理想,是在《离骚》中明确提出来的:“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所谓“美政”,即为屈原所追求的完美政治。屈原很推崇尧、舜、禹、汤、文、武那样的贤人政治,他所谓的“美政”,也即是尧舜禹汤的政治,是他终身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屈原为这一政治理想而生,为之被流放,为之沉江殉道。他自信,只要依照古代圣君的先王之道,实行“美政”,便能使楚国富强起来,并进而由楚国来统一天下。

1.“美政”理想的内容。虽然我们并未看到屈原对“美政”理想有直接的说明,但就其作品来分析,可以概括为:制度改革,强大楚国;明修法度,依法治国;斥逐奸佞,举贤授能;联齐抗秦,统一天下。对内主张完善制度,加强法治,选贤任能;对外主张联合齐国,牵制秦国;最终的目的是振兴楚国,一统天下。

明修法度,依法治国。战国时期,法治思潮开始流行,列国用贤变法的事迹层出不穷,因变法而强大的事实有目共睹,著名的如商鞅变法。楚国也有法治传统,春秋时期就制定了具体的法律制度,君臣形成了依法治国的初步共识。楚庄王时期楚国君臣都对法治意义有了共识,执法严明。但楚国强盛以后,统治者便安于现状因循守旧,淫刑施于下而绳墨毁于上,甚至发生了吴起因变法兴国而招致体解身裂的惨剧。至战国时,楚国政权更是被腐化没落的贵族集团所把持,他们“湎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不惜违背法度,践踏法令。屈原则致力于楚国的法制建设,在《忆往昔》中,回忆了受楚怀王委托起草宪令的过程。据《屈原贾生列传》所述,屈原“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屈原是个坚持原则的人,在帮楚怀王起草宪令之时,文中有些条款

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上官大夫强令其修改,屈原坚决不同意,从而得罪了朝廷权贵。在上官大夫等人三番五次进谗言之后,引起了楚王的怀疑和警惕,屈原从而失去了楚王的信任和重用。

斥逐奸佞,舉贤授能。君子当亲贤能,远小人。举贤授能是美政的重要措施,美政的实现也只能建立在举贤授能的基础上。屈原生活的楚国,在经济文化上虽然有着较高程度的发展,但政权仍将把持在一些腐化没落的贵族集团手中,他们贪婪逐利,嫉贤妒能。正是目睹了楚国政治浑浊,群臣相妒,百姓心离的黑暗现实,屈原才主张举贤授能,远离奸佞。

联齐抗秦,统一天下。屈原主张联齐抗秦,统一天下。他不仅提出了一统天下的主张,还设想了楚国统一以后的盛景:

“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诸侯毕极,立九卿只。”《大招》在诗人的想象中,楚王如同周天子一样,面南高坐,三公纷纷登堂与王议政,九卿分立堂下,听候楚王的赦命,四方诸侯尽臣服于楚国而来朝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政局动荡,各诸侯国之间战乱不断。早日结束战争,实现天下一统是人民的迫切愿望。楚国经过春秋以来的累世发展,国力已经超越山东诸侯,逐渐具备了与秦国抗衡的实力。“横成则秦帝,从成即楚王”(《战国策·秦侧四》)。屈原正是看到了楚国的这种实力,才为楚国描绘出了一统天下的蓝图。而秦国也是忌惮于楚国的不断强大,才处心积虑要削弱楚国的实力,挑拨楚国跟其他诸侯国的关系。楚国失信于齐、魏等国后便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破坏齐楚联盟正是孤立楚国的关键。正是由于秦国军事、外交上咄咄逼人的攻势将楚国逼上了不兴则忘的道路。

2.屈原“美政”理想的失败。屈原用他的诗歌唱出了一个浪漫而又悲剧的时代,用他的血和泪谱写了不朽篇章。作为文学家,屈原是中国文坛泰斗,作为政治家,虽然在政治舞台以失败告终,但他所坚决捍卫的“美政”理想和宁死不屈的精神,将永远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

政治变革未能得到权贵和楚王的支持,从而难以颁布施行。屈原虽然位居“左徒”,是楚王外交内政的得力助手,得楚王器重。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难免招致奸佞小人的嫉妒。屈原的政治变革也触及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屡遭上官大夫、子兰等人的诽谤,使得楚怀王对屈原失去了信任。

好修而不群,不与奸恶之人同流合污。正如《离骚》自述,像猛禽之类的“鸷鸟之不群,自前世而固然”,“民生各有所乐兮,吾独好修以为常”,作为诗人学者,清白做人,遗世独立,徜徉于山水花木之间无可厚非,然而作为一位追求“美政”的政治家,他就显得“不合群”了,政治家需要纵横捭阖,在坚持自身正直的前提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待朝中的复杂人事关系,也要做到“外直中通”,这样才能为美政的执行扫平障碍,奠定基础。屈原“好修”,严于律己,但对别人也如此要求,并以这一标准要求“楚王”,“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这就很容易遭“馋人间之”,把楚王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还把本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也推向自己的对立面,从而使自己更加孤立无援。

求索之途,曲折漫长。先于屈原的吴起在楚国变法就遭致杀身之祸,昭示了屈原的美政求索之路必将同样充满荆棘。当时中国正由诸侯割据,趋向封建集权统一,不仅秦楚争霸异常激烈,在楚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变革与反变革势力斗争也十分激烈。处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屈原仍坚持自己清白的操守和报国的理想,全身心地为楚国求索变法图强的美政之路,对内主张明法度,举贤能,除奸邪;对外主张联齐抗秦,统一中国。在如此复杂的局势下,权衡各方利益以满足各方需求的改革很难达成,而要变革就只能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既得利益集团不会放弃自己的固有利益,将要获利的人们因为还未获利也不会坚定地追随,故而很难将“美政”理想付诸实施。

二、屈原的美政理想对毛泽东的影响

虽然屈原在政治上未能对楚国的“美政”施展抱负,没能让美政施行,没有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他仍然不失为一名政治家,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的鲜明的个性、高洁的品质、远大的理想和巨大的人格魅力,吸引着一大批继承者们。《离骚》强烈的个性抒发,奇诡的想象世界和浪漫主义情怀皆与毛泽东的思想交相辉映。屈原及其作品对毛泽东思想影响很深。毛泽东自青年时代就非常喜爱《离骚》,受屈原作品的影响颇深。“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十一次谈到屈原及其著作,凭借其内含的爱国精神、深远意境、巧抒真意、点拨时事。”

屈原对毛泽东的影响在诗词创作方面,表现在时有惊人之作的问世。屈原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创始人,毛泽东在创作风格上深受他的影响。1958年前后,正是“大跃进”、“放卫星”的年代,当时的毛泽东65岁左右,也正是毛泽东阅读《离骚》等屈原作品最频繁、最多的时刻。此时毛泽东的浪漫主义情怀急剧上升,诗词常有惊人之作问世。通读毛泽东诗词,人们深深地被其气势磅礴、神奇浪漫、富于想象的艺术魅力所感染,从中可以窥见《离骚》、《九歌》给毛泽东的创作带来的影响。毛泽东的名篇之一《七津·答友人》前四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干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即化用了屈原《九歌》的典故。“帝子乘风下翠微”,显然是由《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变化而来。“斑竹一枝干滴泪”也是化用湘夫人闻帝舜死于苍梧,悲痛欲绝,泪沾青竹,留下点点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毛泽东的个性特征和创作风格与屈原类似,这是毛泽东酷爱屈原和《楚辞》的根本原因。

屈原高尚情操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将屈子精神运用到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上,激励人们奋发有为,积极向上。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此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这些大使,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当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时,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土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答:“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宁碎而不致其白,竹宁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白玉兮为镇”也是屈原的《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

1957年,新华社的吴冷西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时,毛泽东找他谈话:“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毛泽东列举屈原、司马迁为例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放逐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到腐刑乃发愤著《史记》。”

195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陆定一起草的《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时,在该文中加了一段话,特意把“屈原的批判丑恶”同“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重君轻,苟子的人定胜天,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等思想列在一起,看成是中国教育史、思想史上具有进步性的“人民性”的代表,并说:“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人民的教育。谈中国的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可见,毛泽东对屈原作品的思想价值是给予高度肯定的。

屈原的“美政”理想对毛泽东的影响表现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斗争生活与屈原忧国忧民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屈原振兴楚国的远大志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激励了毛泽东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雄心壮志。他不仅自己在青年时期就开始投身革命,而且还动员组织全家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他家有五位亲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不仅反复研读屈原的《楚辞》等作品,而且将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运用到自己的作品和政治生活中。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枚乘(七发)》一文中说:“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屈原的作品,通过对以楚怀王为首的腐朽贵族集团的揭露和自己遭谗被疏的痛苦愤懑的抒发,充分表达了他对“美政”的追求和对楚国黑暗统治的无情批判。这种批判精神,也正适宜毛泽东的个性。

毛泽东还多次在政治外交场合提到屈原,并且数次向国外元首推崇、推介屈原。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访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曾说:“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两千多年前就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把他死的这天作为节日,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在这一天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去伤害屈原。”

三、“美政”理想的现实意义

“两千二百多年以来,中國人民一直热爱着屈原。年年到端午节,竞舟角黍的风尚普遍大全国每一个角落。历史上还不曾有第二个作家能获得这样广泛而悠久的爱戴与怀念。”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美政”理想,宁死不屈,不与人同流合污的高洁品质,都是值得人们敬仰和怀念的。屈原的“美政”理想,于当代仍有可借鉴之处。

1.屈原“美政”理想的现实重塑。屈原的《离骚》,强烈地流露出一个诗人、政治家在当时历史局限下的崇高理想和不屈精神,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不朽典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等隽永诗句,无不熔铸着屈原思想的光辉和人格精魂。无数的仁人志士被屈原的精神和人格魅力所折服。鲁迅对屈原情有独钟,称屈原的诗歌“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郭沫若认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伟大的诗人要推数屈原”,因而著述最多的是对屈原的研究,写下了一部长篇学术论著《屈原》,还创作了著名的历史剧《屈原》,并得出了屈原从“革命诗人”到“人民诗人”再到“伟大的爱国诗人”的论断,且始终如一地捍卫屈原。如今,中国进入改革发展的新阶段,受各种思潮的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深刻变化。屈原的作品、精神,尤其是“美政”理想,应当成为新常态下,推进改革攻坚,结构调整,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从推进改革发展上讲,要敢于触雷区,涉险滩,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从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讲,无论是浪漫主义才子还是现实主义作家,无论是诗人还是文人,都应当努力或直接或间接地从屈原博大精深的作品中汲取思想营养和艺术营养,发掘深刻内涵与深沉新意,保护发展文化遗产,建设共有精神家园,共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坚固的思想长城。

2.屈原“美政”理想中所散发的爱国精神仍需大力弘扬。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屈原雄心壮志,竭忠尽智。对内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后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却痴心不改,始终忧国忧民,期望楚国强大;明知面临着许多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悲天悯人,进退俱忧的性格更增加了他的人格魅力。“恐皇舆之败绩”,“哀民生之多艰”,看到国破家亡,受苦受难的民众,他不忍离去,最后忧愤交加,抱石投江,在华夏子孙爱国的历史长河中树立了一面伟大的旗帜。今天我们纪念学习屈原,就是要弘扬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入学习实践十八大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今中国不仅需要大量优秀的人才,更需要成千上万富爱国情操的仁人志士。我们仍然要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培育全民爱国情怀和爱国之心,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看齐;始终坚持反腐倡廉,常修从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反“四风”,除陋习,建设坚强的执政党。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坚持“美政”理想,所走的“求索”之路,步步闪耀着竭力抗争与宁死不同腐朽势力妥协的光辉,是民族精神的鲜明写照。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和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虽然已经陨落,但有无数中华儿女的仰慕继承,屈原和毛泽东的杰作、美德和精神,仍像两座永不熄灭、光芒万丈的灯塔,照耀着、鼓舞着、激励着人们上下求索,开拓创新,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巨轮必将能驶过各种急流险滩,克服重重困难,走向胜利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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