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走出去”：一种海外研究的视野

一、 海外的中国电影研究：视角与方法

中国电影的海外研究历经久远，从可查询到的第一部英语学界关于中国电影研究专著刘艾伦（Alan P. Liu）所撰写的《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电影工业》（The Film Industry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5）至今，其研究历程整整走过了半个世纪。细数五十年光阴，仅英语世界的中国电影研究专著就达百余部，论文数量更要数以万计。来自异质文化语境的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切入，运用差异的理论方法研究，审视中国电影，他们的研究主要围绕在对中国电影的历史阶段性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政治关系的研究、跨国垮地属性研究、国族身份确立的关系研究、导演明星影片个案研究等方面展开。“英语世界学者始终对中国电影的研究自始至终贯穿着跨地域、跨学科、跨文化的跨越性特点。他们既散驻于英语世界知名学府的不同院系，又因为共同的研究志趣而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学术力量。”[1]具体到方法论的层面，可以归纳出如下特征：

将中国电影置于第三世界电影理论的体系范畴之内审视，运用第三世界电影相关理论探讨中国电影中展现的国家形象与国族命运。以英国学者裴开瑞（Chris Berry）与澳大利亚学者胡敏娜（Mary Farquhar）在《银幕上的中国：电影与国族》（China on Screen： Cinema and N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中所做的研究为代表。此外，在裴开瑞主编的《中国电影视角》（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inema， London： BFI， 1991）和《中国电影视角II》（Chinese Films in Focus II， London： BFI， 2008）中，他都是贯穿着第三世界电影研究的主线收编相关文章。

从华语语言与跨国特征的视角界定并进入到中国电影研究领域。这一类型的研究以华裔学者鲁晓鹏（Sheldon Hsiao-peng Lu）主编的《跨国华语电影：身份、国族、性别》（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Identity， Nationhood， Gende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最为经典。此后，他将自己的跨国研究视野深入推进并与香港学者叶月瑜（Emilie Yueh-Yu Yeh）合编了《华语电影：历史、诗学、政治》（Chinese-Language Film： Historiography， Poetics， Politic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一书。从此，跨国、华语等标志性的关键词成为中国电影海外研究的热门词汇和论争焦点。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中国电影研究再审视。离散于英语世界的华裔女性电影研究者，具有女性身份、融汇中西的天然优势，她们在海外学术界进行中国电影研究时往往会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视角切入，得出既迎合西方学界研究热点又切实观照中国电影本体的相关结论。例如崔淑琴（Shuqin Cui）在她的著作《镜头里的女人：百年中国电影中的性别与民族》（Women Through the Lens： Gender and Nation in a Century of Chinese Cinem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中所做的研究，就以中国电影史上的女性明星演员为主线，围绕女明星与中国国族的命运兴衰之关联展开研究。邱素玲（Olivia Khoo）的专著《中国电影的异国情调：现代离散女性》（The Chinese Exotic： Modern Diasporic Feminini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主要关注了离散于全球范围的中国女性电影人对中国电影现代性作出的贡献。王玲珍（Lingzhen Wang）主编的《中国妇女电影：跨国文本》（Chinese Womens Cinema： Transnational Contex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从跨国研究的视域对中国女性电影人进行历时研究。

在影像研究中探寻中国历史书写的新路径。西方学者常常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借助影像媒介进入到中国电影的相关研究中，如新西兰历史研究者康浩（Paul Clark）在他的代表作《中国电影：1949年以来的文化与政治》（Chinese Cinema： Culture and Politics Since 194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和《再造中国：第五代导演和他们的电影》（Re-inventing China： A Generation and its Film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所做的研究；美国学者毕克伟（Paul Pickowicz）在专著《电影中的中国：一个世纪的探索、对抗、辩论》（China on Film： A Century of Explanation， Confrontation， and Controvers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2）中所做的研究，都是将影像的中国和中国的历史相关联展开研究。

对中国另类独立电影制作的特别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始，海外媒体与学界就已开始关注独立于官方体制之外的中国独立电影制作，将其视作一种另类的中国电影文化现象进行审视。进入21世纪，海外学界针对中国独立影片的研究呈现出全新态势：西方学者们开始从零散自发的各自为营，逐步向研究群体的构建与共同主题的整合探寻。代表性研究如毕克伟与华裔学者张英进（Yingjin Zhang）合编的《从地下到独立：中国当代另类电影文化》（From Underground to Independent： Alternative Film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华裔学者张真（Zhen Zhang）编辑的《城市一代：世纪之交的中国电影与社会》（The Urban Generation： Chinese Cinema and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英、美、中三国学者裴开瑞、罗丽莎（Lisa Rofel）、吕新雨合编的《中国新纪录片运动：公共档案》（The New Chinese Documentary Movement： For the Public Recor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综上可知，海外中国电影研究具有历时久、分布广、理论视角新颖、方法体系完善、参与学者众多等鲜明特点。“但是，东方的影像流传到西方，或是在被西方选择性接受的过程中，所衍生出的不仅仅是英语世界学者同仁富有创造力的解读或建设性的建议，同时也伴随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误读曲解或是变异现象的发生。”[2]

二、 中国电影“走出去”：开拓与未知

近年来，中国电影取得了迅猛发展，一个个票房神话的创造，一个个观影纪录的打破，仿佛都在转瞬完成。如何能让中国电影墙内开花而香溢四海，成为国家文化战略制定，学界前沿问题的研讨，民间茶余饭后热议的焦点。中国电影要想畅通无阻地“走出去”，自然需要打开视野、敞开心扉了解中国电影已有的海外接受与研究状况，据此而调整完善国家文化战略、影片拍摄策略、宣传流通攻略、学术科研谋略，全方位立体化的助力推动中国电影健康蓬勃的“走出去”。国内学界围绕这一主线做出了相关探索与开拓。

第一，注重对中国电影海外研究学术史脉络的描述。王昶的论文《一种注视：英语世界中国电影研究简介》发表于《世界电影》杂志1998年第4期。在论文中，王昶追忆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的十几年间，英语世界的中国电影研究这个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的历程，是国内学界出现最早、较全面梳理中国电影海外研究状况的文章。张英进的论文《简述中国电影研究在欧美的发展》发表于2005年第2期的《电影艺术》上。张英进的梳理述评将中国电影的海外研究学术史脉络延伸到21世纪初期。本人的论文《论近年来英语学界的中国电影研究》发表于《电影新作》2014年第1期。延续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在论文中我着重引介探讨了新近几年英语学界中国电影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前沿趋势等问题。三篇重要的学术论文串联描绘出中国电影海外研究的学术发展脉络。

第二，关注海外中国电影研究者，积极引介其相关著述。近年来，海外知名学者的中国电影研究著述被陆续译介入国内，总量已达20余部。较有代表性的如胡静译张英进所著《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的批评重构及跨国想象》（Screening China： Critical Interventions， Cinematic Reconfigurations，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Ann Arbor， MI：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连城译白睿文（Michael Berry）所著《乡关何处：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Xiao Wu， Platform， Unknown Pleasures： Jia Zhangkes ‘Hometown Trilogy ，London： BFI， 2009）；沙丹等译张真所著《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An Amorous History of the Silver Screen： Shanghai Cinema， 1896-193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刘辉译傅葆石（Poshek Fu）著《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s，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等。除了译著的引介形式，国内学者还通过专著和论文述评海外中国电影研究者的情况。刘宇清编译的《他山之石：海外华语电影研究》收录了他所翻译的关于中国电影研究的英文论稿，并从电影研究专业的角度阐述了海外华语电影的发展简史，描述了海外华语电影研究的基本脉络与理论方法，简析了华语影星的海外生存概况，对未来华语片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刘晓静、李亦中的论文《助推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三位“外援”》将中国电影的海外研究视域拓展至英语圈以外的更广空间，除英国人裴开瑞之外，他们还详尽描述了意大利人马可·穆勒、德国人曼弗雷德·杜尼约克对中国电影海外传播所作的贡献。

第三，基于英语世界对中国电影研究的系统梳理，正视中西方文化差异，换位思考站在西方语境的角度，探讨中国电影被海外观众以及学界接受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本人近年来所做的研究都是围绕这个思路展开，例如专著《中国电影在西方的想象性接受与变异性研究》探讨了中西方观众由于差异的审美心理、不同的文化语境而导致的在选择中国电影欣赏及评判中国电影优劣方面所表现出的偏差；系列论文《变异学视角审视下的中西方差异化中国电影研究》《论西方产业化视角关注下的中国电影研究》《论英语学界对中国电影戏曲音乐传统的差异性审视》等都是在中西方的中国电影研究中寻找差异，在差异中探寻一条求同存异、多赢共荣的中国电影“走出去”路径。

第四，从电影产业与电影艺术的多重角度，研究探讨提升中国电影内在品质而促其“走出去”。国内知名学者饶曙光、倪震、倪祥保、丁亚平、赵卫防、陈犀禾、聂伟、李亦中等都有相关研究著述。

专著方面，如饶曙光所撰《中国（华语）电影发展与对外传播》，全面、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华语）电影发展以及对外传播的历程，指出了阶段性特征、结构性问题、存在的主要矛盾及其解决的途径和方法。倪祥保编的《华语电影如何影响世界：当代华语电影文化影响力研究国际论坛文集》全面回望近20年以来华语电影的发展进程，探讨其在产业、美学、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互动与创新，尤其为研究全球化语境下如何提升当代华语电影传播文化影响力问题提供了很多富有创见而积极有效的学术思考成果。聂伟编的《华语电影的全球传播与形象建构》立足华语电影跨地域传播与形象建构这一主题，围绕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跨界传播与理论建构、合拍片、全球视野与产业实践等分支，汇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在场观察与理论思考，探索华语电影全球传播的未来新图景。丁亚平著的《大电影的拓展：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竞争策略分析》和《大电影的互动：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竞争策略可行性研究2》围绕中国电影的内容生产、业态转型、投融资模式、海外营销、华语电影融合等方面为国家电影发展战略献计献策，提出不仅要进一步巩固中国电影在国内市场的份额，更要加强对海外电影市场的竞争策略研究。这有利于中国电影产业实现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升级，也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等。

论文方面，李亦中的系列论文《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路程与路径》《为中国电影“走出去”工程解方程》《中国式大片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动因与文化心态考》《中国电影在美国的口碑与传播——基于<纽约时报>对中国电影影评的分析》等，以中国大片的海外传播为例，做了较为深入的中国电影海外接受案例分析。陈犀禾的论文《中国艺术电影的海外传播》与《中国电影研究学术发展史纲》着重探讨了中国艺术电影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情况。2016年初，《当代电影》杂志更是开辟了“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研究专栏，专家学者各抒己见。期刊先后登载了饶曙光的《中国电影对外传播战略：理念与实践》、倪震的《我们要在银幕上和世界促膝谈心》、赵卫防的《中国电影海外推广的路径与主体区域研究》，以及蒋燕鸣、王凡、郑中砥、冯思亮《对话华语电影海外发行》四篇文章。它们从对外传播战略制定、影片内容丰富创新、区域推广步骤策略、海外院线发行宣传等方面探讨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可行办法。

概而言之，国内学界围绕着中国电影“走出去”这一热点问题作了开拓性的探索，关注海外学者中国电影研究的学术动态，重视其学术史研究的发展脉络，更从主观自身多维度多层面反思研讨，寻求“走出去”的突围路径。但是，国内学界对于海外学界的中国电影研究情况较多关注于英语世界华裔学者的相关研究，而大量的英语世界本土学者并未得到应有关注。此外，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策略研究更多的是从主观视角切入，而较少关注输入方的接受视域。正如伽达默尔在阐释如何突破他者所存在的历史以达到真正的视域融合时论述到：“我们只是要求对他人的和文本的见解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是，这种开放性总是包含着我们要把他人的见解放入与我们自己整个见解的关系中，或者把我们自己的见解放入他人整个见解的关系中。”[3]因此，切实观照英语学界本土学者与观众的中国电影接受与研究情况，并从异质文化圈的接受视域换位思考，成为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待开发领域。

三、 中西差异化的中国电影研究：并置书写与差异瞩目

“在英语世界学者进行中国电影研究的历程中，一直伴随着多重问题的困扰，例如：何为中国电影的概念性争议；哪些影片可以被归入中国电影的研究范畴等。”[4]面对在学术概念与研究范畴方面的差异理解，他们尽可能的将与中国电影相关的研究议题统筹归纳而自成体系。因此，中国电影作为一个被审视研究的对象在东西方之间并置存在却又呈现出气象万千的差异风景。

英语学界针对1949年前，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第一个“黄金时期”的中国电影研究成果颇丰。第一，运用白话现代主义理论审视中国早期电影文化。一方面的研究，是解析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莲姆·汉森所提出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的内涵，尤其是将其还原至历史文化语境中审视这一理论对中国早期电影文化研究的适用性问题；另一方面研究以张真及其著作《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为代表，运用白话现代主义理论阐释中国早期电影与上海都市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二，在影像中寻找历史与历史视角的影像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基于美国伊力诺依大学历史系教授傅葆石从历史学研究视角所做的上海被日本占领时期所拍摄的电影研究展开。第三，由裴开瑞等学者倡导的将中国左翼电影置于第三世界电影研究理论方法框架内所做的相关研究。第四，围绕这一时期影片主题与风格所进行的深入研究。例如，美国教授毕克伟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中所谓外来精神污染主题所做的研究分析；加拿大学者彼得·哈里·里斯特（Peter Rist）对联华公司上海电影（1931-1937）中的视觉风格所受西方影片影响所做的研究；香港学者叶月瑜针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音乐性特征的关注。这些研究都丰富拓展了我们自己对早期中国电影的多维度理解。

有关新中国前30年电影的研究是国内学界相对薄弱和欠缺的。英语世界学者从四个较为突出的方面对新中国初期电影进行了大胆而又探索式的研究。首先，对新中国初期影片观影群体的研究，主要以中国电影研究的早期拓荒者陈力及其著作《电之影：中国电影与电影观众》（Dianying： An Account of Films and the Film Audience in Chin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2）为代表。其次，对早期中国电影文化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以另一位中国电影研究的开拓者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授康浩及其著作《中国电影：1949年以来的文化与政治》为代表。再有，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东亚语言文化中心林鸿霖（Hon Lam Lin）针对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戏曲类型电影的研究，他对中国电影与传统戏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中国戏剧影片中非言语表意的特点与意义进行了梳理。还有，对文革样板戏电影及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深度剖析，美国学者马杰声（Jason McGrath）、澳大利亚学者史蝶飞（Stephanie Hemelryk Donald）、新西兰学者康浩等都有所论及。这些新颖的研究角度，大胆深入的剖析，无疑补足了我们自身对这一阶段影片研究的欠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中国电影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期，引发更多海外学者的关注。例如，尼克·布朗（Nick Brown）、毕克伟、维维安·索布切克（Vivian Sobchack）、邱静美（Esther Yau）合编的《中国新电影》（New Chinese Cinema： Forms， Identities，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收录了针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电影的研究文章，总结出了英语世界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研究的轨迹脉络，尤其关注中国新电影中的形式、身份、政治问题。此外，针对中国导演进行代际划分，所进行的相关研究。以康浩的《再造中国：第五代导演和他们的电影》（Re-inventing China： A Generation and its Film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5）和希莉娅·科尼利厄斯（Sheila Cornelius）与伊恩·史密斯（Ian Haydn Smith）合著的《中国新电影：挑战性表达》（New Chinese Cinema： Challenging Represent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Wallflower Press， 2002）为典型代表。再有，海外不少学者运用西方理论审视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进而得出了偏激甚至极端的观点。如美国学者周蕾（Rey Chow）将中国当代电影比作民族志或文化翻译的观点；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谢柏柯（Jerome Silbergeld）运用西方艺术史观通过其代表作《电影里的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参照格》（China Into Film： Frames of Refer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9）对中国电影进行的视觉寓言式解读等。当然，作为上世纪末中国电影的代表人物，陈凯歌、张艺谋赢得了英语学界的最多关注。澳大利亚学者胡敏娜对陈凯歌成名作品《黄土地》的隐形性别研究；美国华裔学者刘帼华（Jenny Kwok Wah Lau）对《霸王别姬》中的历史、情节剧与意识形态的的解读；张本梓（Benzi Zhang）所做的关于《霸王别姬》从文学文本研究到影像研究的转换研究；以色列学者伊沙·兰达（Ishay Landa）对张艺谋影片的社会学视角分析；美国学者文森特·布鲁克（Vincent Brook）对张艺谋影片中的个人与政治关系研究；美国迈阿密大学东亚研究系石梁（Shi Liang）对张艺谋影片中的道家思想分析等都极大地拓展了我们自身对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研究视域。

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英语世界学者加入到中国电影研究领域中来，其研究越发呈现出与我们自身研究不一样的别致风景。例如，鲁晓鹏和米佳彦（Jiayan Mi）合编了《中国环保电影：在环境危机的时代》（Chinese Ecocinema： In the Age of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他们综合运用电影研究理论与生态学理论细读审视了中国电影中所体现出的生态环保意识，并将这类电影归类命名为“中国生态电影”，开创了中国电影研究的全新路径。此外，在类型片研究方面他们也不断突破，开始尝试对全新的中国电影类型拓展。例如，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媒体传播学院朱英淇（Yinchi Chu）撰写了《中国纪录片：从教条到复调》（Chinese Documentaries： From Dogma to Polyphony， Media，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in Asia Series， London： Routledge， 2007）审视了中国纪录片电影在风格与内容方面发生的显著变化，深刻分析了中国纪录片电影转型的多重原因。在导演及其影片的个案研究方面，贾樟柯取代了之前的第五代导演群成为海外学界审视的焦点，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达德利·安德鲁（Dudley Andrew），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白睿文（Michael Berry），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艺术学院司徒健仁（Kin-Yan Szeto），佐治亚州艾格尼丝斯科特学院教授吴淑琴（Shu-chin Wu）等都以著述或论文的形式对贾樟柯及其影片展开细读分析。他们梳理述评贾樟柯早期影片如《小武》《站台》《任逍遥》强烈的镜头语言叙事风格，探讨从《海上传奇》开始的风格转向，挖掘贾樟柯影片中特有的时间与空间表达方式。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更全面深层的理解贾樟柯及其影片起到了参照作用。最后，英语世界的中国电影研究“学术朋友圈”已经初步形成，集中体现在多部重量级的合编集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林松辉（Song Hwee Lim）与汪居廉（Julian Ward）合编的《中国电影全书》（The Chinese Cinema Book ，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2011），张英进主编的《世界华语电影指南》（A Companion to Chinese Cinema， The Wiley-Blackwell Companions to National Cinemas， London： Wiley-Blackwell， 2012），裴开瑞主编的《中国电影：媒体与文化研究中的批评概念》（Chinese Cinema： Critical Concepts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3）等。大量高水平研究合集的接连出版越发将分散于英语世界各个不同学科领域、不同知识背景的中国电影研究者紧密联合起来，也可以使我们生动直观地了解把握海外中国电影研究发展的动态全貌。

通过对英语世界中国电影研究的既有成果按照相应历史年代顺序的扒梳整理，可以清晰地发现英语世界学者在对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电影进行研究审视时呈现出与我们自身研究截然不同的侧重与志趣。可以说 “英语世界学者通过四十多年的中国电影研究，不断挖掘其内涵，丰富拓展其研究范畴，形成了兼容并收的研究风格与包容延展的研究态势”。[5]

结语：海外视野——作为中国电影“走出去”的一种参照

中国电影海外研究的视野，作为助力中国电影更好“走出去”的一种可行思路，好似一面明镜，可以清晰的照出国际视野下中国电影发展的较为合理定位。按历史年代梳理海外中国电影研究成果，会呈现出一部与我们自身书写的电影史并置的学术史。有了清晰的历史脉络与谱系，将更易于中国电影制作恰当定位、准确评估自己在国际同行中的位置处境，并可以据此做出客观理性的全面对策。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相关策略规划，不能仅仅按照输出方的主观意愿来硬性制定，而必须基于对接受方的分析和审视做出合理判断。而海外视野所关注的中国电影热点问题，必然成为策略制定从主观意愿到客观评判调整转向的重要参考。因此，基于海外研究视野而制定的中国电影“走出去”战略对策将更具客观性与准确性。

再有，提炼总结海外中国电影研究所运用的理论方法，分析评判其理论运用的利弊得失，将启发并拓展我们自身的研究思路和影视创作灵感。基于此而建构的“走出去”策略将更具操作价值与实践意义。吸收借鉴来自异质文化语境，解读阐释中国电影的合理观点与新颖亮点，对于其研究中的过度阐释甚至错误解读，我们不能主观臆想般的期待、纠正、接受一方的认知，而是要换位思考，深入探究，将中国电影海外研究成果与中国国内学界的相关成果进行比较分析。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谦虚态度，充分尊重接受方的观点意见与文化势差，从完善自身做起，尽量避免由于文化差异而可能导致的更多接受休克现象的发生。在海外研究的视野中，结合中国电影发展的自身特点，寻找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新方法，推动国内影像品牌的国际化建构，为具有中国特色、顺应国际潮流的中国电影“走出去”做策略层面的分析建议。

基于海外视野，以成功“走出去”的中国题材影片的海外传播与研究为案例，分析总结其成功特质，必将对今天中国电影更健康更全方位的“走出去”大有裨益。无论是《黄土地》《霸王别姬》《红高粱》《菊豆》等文艺片让第五代中国电影人蜚声国际；还是后来《卧虎藏龙》《英雄》《功夫》《一代宗师》等武侠艺术片取得的海外票房与口碑双赢，它们的成功“出走”是中国电影继续更好地“走出”的宝贵财富积淀，成功案例虽不可复制，成功经验却可沿袭。中国电影品牌“走出去”必须要与代表性的知名导演相关联，必须要与中国特色鲜明的叙事相关联，必须要与中国印记明显的文化符号相关联。

总之，以海外研究作为中国电影“走出去”的考察视野，审视西方学界中国电影研究的学术成果价值，主动进行中西比较，总结西方学者多元而具有差异性的研究方法与理论特点——这必将拓宽国内学界中国电影研究的视域，促进我们自身学术观念的革新，使中国电影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尽可能的避免因为文化差异、体制差异等而造成的输出滞障。海外研究视野下的中国电影“走出去”研究，是思考问题方式的一种根本转变，从主观想要如何“走出去”转变为客观需要如何“走出去”。思维视野的转变，必将带动相关理论研究与策略制定的不断创新，进而成为推动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全新动力。

参考文献：

[1][2]石嵩.中国电影在西方的想象性接受与变异性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2，1.

[3]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345.

[4][5]石嵩.变异学视角审视下的中西方差异化中国电影研究[J].文艺评论，2015（7）：14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