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唯进

谢唯进化名“林济时”，从瑞士出发，于1937年4月4日兴奋地踏上西班牙的土地。满以为马上就能前赴战场，谁知干巴巴地等了一个多月，还是不准他参加国际纵队。谢唯进在巴伦西亚实在耐不住了，5月28日，他提笔写了一封信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请他们再考虑考虑。在信头他就明确表示：“为了参加这个斗争，我费尽万难才来到西班牙，我是不会就此打退堂鼓的。”他还表示如果对他个人的背景有所怀疑，大可去询问瑞士德共、巴黎法共的中国部。他强调：“我不是短期的逗留，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做一名战士来战斗的”。信尾，他写道：“希望委员会能够批准我这个权利，像其他许许多多的外国同志一样加入国际纵队。”

这封信发出去以后，果然立刻奏效。6月初，谢唯进就来到国际纵队总部报到，终于拿到了一张国际纵队军人证，号码是83492。

1937年7月6日，西班牙共和国出动了28个旅，八九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佛朗哥的军队进袭。这是谢唯进在西班牙参加的第一个战斗，他被分派到国际纵队第11旅的反坦克部队，当政委和党委书记，官阶士官。3尊45毫米的大炮，威风凛凛地架在双轮炮车上，在7月毒辣的烈日晒烤下，发出刺眼的亮光。尚未启用的炮管已经发烫，皮肤一旦碰到便会烫起水泡，等到战场上开炮时，更如火上浇油，炙热难耐。逢到缺水无法灌注到炮管外的冷却管时，他们便洒尿进去冷却。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服，他们渴得快要发疯，但是补给无法及时运到战场，而瓜达拉马河的河水也干涸了，他们往河下深掘，涌出一小股水来，捧起浑浊的泥水贪婪地喝下，也顾不得满嘴苦涩的滋味。

7月底，谢唯进加入奥地利营，这个营用维也纳左派起义的日子“1934年2月12日”取名。谢唯进他们驻扎在马德里西北方40多公里的科利亚多比利亚尔瓦，他被分派到机关枪连，官阶士官。这个连有80—100人，因为人数少，大家很快就熟识起来，连里有个16岁的奥地利小伙子汉斯·兰道尔，是个通信兵，他对谢唯进感到非常好奇。在那个年代，中国是个多么遥远的国度，好像远在另一个星球，一个中国人怎么会来到西班牙参战呢？他跟谢唯进就这么熟了起来。谢唯进告诉他说自己来自瑞士，还有一个儿子在瑞士。8月22日，卡车把他们载到马德里南方80公里的滕布莱克，从那儿他们把武器装到火车上，然后坐进客厢向另一个战场金托驶去。

谢唯进与这个机关枪连坐在同一个车厢。夜半时分，整连的人在火车的晃荡下沉睡着，只有谢唯进一个人没有入睡。当火车快到巴伦西亚时，谢唯进突然大叫：“着火了！着火了！”他的吼声惊醒了整个车厢的人，汉斯·兰道尔也跳了起来。火车立刻紧急刹车，有人跳下车厢，黑夜里鲜亮的火舌从车厢底部窜出，原来谢唯进这一节车厢的刹车因为过热着火。去除了这节车厢，他们挤到别的车厢，继续旅程。火车沿着地中海岸行驶，到了塔拉戈纳，然后转向往马德里的旧铁道，向阿拉贡省前进，跨过埃布罗河，抵达目的地金托。

他们没有歇脚，当晚就步行到金托战场。8月24日是个大晴天。金色的阳光照在几百户依坡而建的灰泥楼房上，坡顶靠着峭壁上一座大石教堂，霸占了整个天空，每个窗口都被敌人架上了机关枪。在教堂的西面不远处有一座圈有围墙的坟场，沿着教堂的东南两面是颇伯尔坡，敌人挖了一圈战壕，藏满了机关枪。清晨，当军队获令往上冲时，坡上敌人的机关枪子弹像落雨似的朝山下猛射。奥地利营的营长首先挂彩，子弹穿过他的脚踝。谢唯进也中弹，右腿膝盖下被炸开，当场血流如注，被救出战场，送往贝尼卡西姆医院。

谢唯进到了贝尼卡西姆军医院，右腿从膝盖以下都被包扎起来，他还与南斯拉夫的伤兵和男护士一起照相留影。几天以后，医院里来了个二十来岁的中国伤兵，他右脚拇趾给子弹射穿。谢唯进和他交谈，发现眼前这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竟然是来自纽约中国城餐馆的侍应生！他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中英文，能写一手漂亮的中国字，而且国学底子还很深厚。他自称陈文饶，当谢唯进在金托打仗时，他也在场，等到金托告捷时，陈文饶又继续前往贝尔奇特打仗，在那儿受了伤。谢唯进很高兴能够认识陈文饶，很想和他多聊聊，但是因为他自己伤重，必须转到另外一个军医院去开刀，俩人只好话别，并约好通信联系。

谢唯进住在穆尔西亚的西番莲医院。等到动完手术伤势稳定后，谢唯进便开始活动。他向院方要求，希望准许他在穆尔西亚所有的国际纵队医院自由进出拍照，院长于11月发下公文批准，谢唯进可以用周恩来送给他的照相机做些新闻记录，寄给巴黎的中国人民阵线。同时谢唯进给他在贝尼卡西姆军医院认识的陈文饶写了一封信，说他腿伤复原很慢，到现在还不能扶杖而行，不过他在穆尔西亚已经认识了八位中国志愿军。有一位是国际纵队骑兵团团员阎家治，他曾在张作霖的军队当过兵，1916年赴法，1936年到西班牙参战。还有两位是来自巴黎的华工刘景田和张瑞书，另一位是从美国去的华侨张纪。中国人因为人数少，没有一个自己的队伍，都分散在国际纵队中，谢唯进想组织一个中国战士的团体。他写信向陈文饶提出这个构想。

12月初，陈文饶从贝尼卡西姆军医院回信给谢唯进，“弟万分同意。早已想到这种主张，但总没法找到一个中国同志谈话之故”。并请谢唯进一旦精神恢复时便可起草报告，希望早日实现。

谢唯进自从8月受伤以来，心情一直很矛盾。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可是自己腿伤在身，困居在西班牙医院，不知何时才能痊愈，既然帮不了西班牙，何不回瑞士，带着儿子一起返回中国去参加抗战？可是巴黎的中国人民阵线写信给谢唯进转达了中共的意思：“我党领袖如毛泽东、王明诸兄特专函嘱弟向各位代致敬意，并祝早日恢复康健，继续加入前线杀敌。”并且又写道，“西国战事吃紧之时，中友不当一般提出返国参战之议，因可引起不良之影响也。你们对此点特别当小心。至于个别同学因种种关系，欲返国抗战，我们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但应利用个别同学之回国来加强中西两国兄弟之联合……以便回国后可以与西通信联络。”

陈文饶也劝谢唯进多留几个月再回国，他在信中写道：“我们中国同志在此很少，若兄能再居留此间数月，不但于我们有利，对祖国抗战方面间接亦有相当协助。”谢唯进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谢唯进人虽在西班牙，对于国内抗日战争的发展却不脱节，这都靠巴黎中国人民阵线的赵建生经常给他寄国内的报纸、书籍和《救国时报》。1938年2月，《救国时报》决定暂时停刊，迁去美国纽约出版，因为大部分的编辑及工友都先后回国参战。《救国时报》搬家前特制一面红色锦旗，上面用毛笔写有《救国时报》同仁献给西班牙前线中国战士的一首诗，3月由赵建生送交谢唯进。诗文如下：

东战场，西战场，相隔几万里，关系文化的兴亡。咱们所拼命的，是对侵略的抵抗。咱们要贯彻的，是民主的主张。你们为西班牙伟大民族而受伤，你们流的血是自由神下凡的红光。你们的英勇消息，充满了我们的心腔，好比是冬天的太阳。你们打胜仗，便是我们打胜仗。请你们放心，祖国的责任有我们担当。向前创造吧！直等到法西斯消灭，民为王，有四万万同胞，欢迎你们回故乡。啊，何必回故乡？看，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类是兄弟姐妹，全世界是咱们的家乡。

在接到《救国时报》的锦旗后，谢唯进又收到另一个礼物。这是毛泽东和王明委托一位中国海员，从上海跨过千山万水，经法国马赛辗转带来西班牙，送给谢唯进等“数十参战健儿”的。谢唯进拆开一看，好一幅鲜红的大旗，足足有一人高！这长方形旗子上半部是中文，下半部是英文。斗大鲜亮的黄字写着：“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上款“国际纵队中国支队”，下款“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赠”。

谢唯进把锦旗当宝一样地挂起来，这是他们几十位中国参战者最大的光荣。

1938年秋，国际纵队的所有战士被召集到巴塞罗那，等候撤离。撤出西班牙后，谢唯进等人随部队被安置在法国境内的塞尔瓦小区。这里聚集了16000多名等待回国的国际纵队战士，虽名为集中地，实际情况却如同集中营。谢唯进在《对海外侨胞的报告和呼吁》的文章中这样描述：“十步一兵，五步一警，荷枪实弹，连防毒面具都挂在腰间，机枪坦克，布妥阵势……”集中地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起初没有供水，战士们只能喝沟里的污水，许多人得了痢疾。每个人的身上都虱蚤成群，面黄肌瘦。

经过8个月的集中地生活，包括谢唯进在内的6名中国志愿军终于获准离开。1939年6月抵达重庆，参加八路军工作，后又去了延安。解放战争时期，他调任四野特种兵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平津战役。1955年，谢唯进被授予解放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