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如何“问”得更好
——武汉电视问政舆情观察

◎杨兼



电视问政：如何“问”得更好
——武汉电视问政舆情观察

◎杨兼

2015年7月6日-7月11日，武汉电视问政作为舆论场的每年的“固定节目”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媒体报道中还特别说明了“此次‘期中考’将有53名领导干部作为‘考生’上台应考，总人数为历年之最”。武汉电视问政自2010年推出，因其创新形势以及较高的问题解决推动能力受到了网民的极大关注，在2011年武汉市掀起治庸问责风暴后，其作为曝光现阶段武汉政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的有力手段也得到了广大市民的不少好评。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电视问政成为市民政务监督的“常规动作”，其不足之处也开始显现，因此，政府部门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为如何更好的利用这一和民间舆论场互动的渠道，积累应对舆情经验，打造自身正面形象提供参考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历史：武汉电视问政的“成长路径”

1.蕴育期（2005——2009）。

武汉电视问政“脱胎”自2005年武汉市纪委、市纠风办与武汉电台联合开办的访谈类节目《行风连线》，旨在通过媒体力量开展监督，端正政风行风，为职能部门搭建一个与百姓沟通的平台。节目以广播直播的方式，邀请职能部门负责人到电台直播间，接听市民百姓打进的热线电话，解答相关投诉和咨询。而电视对这个栏目进行了广泛关注，借鉴广播的传播经验，适时地推出了《百姓连线》栏目，意在增加于民间和官方的沟通渠道。

2.顶峰期（2010——2012）。

2006年，电视直播介入广播《行风连线》14家上线单位的“一把手”现场受理市民的咨询和投诉，许多观众在直播结束后拨打热线电话，希望今后多举办这样的活动。2007年，广播问政正式植入电视，形成了电视问政“对话、互动、点评”三位一体的基本运行模式。2008年，电视问政《行风面对面》连场推出，引入“现场办公”理念，探民生，采取了与新闻媒体相结合的模式，加入了记者参与，精选案例，设计并采制“局长体验”环节。进一步将政务工作者推入沟通“前台”，在这一年也受到了市民的广泛好评，多家媒体也跟进报道了此次互动。2009年，进社区活动开始与演播厅访谈有机衔接，官员（区长）开始和老百姓真正面对面交流，更直接、更有效地促进了一大批民生问题的解决。2010年，节目更新为《电视问政》正式推出，2011年，联合新闻媒体选择了十个突出问题，精准性具体性更加突出，并开始形成品牌效应，及至2012年，《电视问政》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平台，并将节目频率调整为半年一次，成为舆论监督的“常规动作”。

3.争议期（2013至今）。

2013年，武汉电视问政加大了点评力度，通过高水平的专家评点，跳出局部观全局，透过现象看本质，寻找体制机制缺陷及其解决路径。然而，电视问政也开始出现了“审美疲劳”的迹象，无论是针对电视问政节目本身，政府部门问政场中表现，亦或是曝光问题，都出现了争议局面。此后，电视问政虽依然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平台和官民沟通的重要渠道，但改变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

二、上升期：为什么电视问政能够得到广泛好评？

观察电视问政的发展过程及舆论场反应，以2013年为转折点，前半段为节目的“上升期”，无论是市民口碑，还是品牌效应，都得到了绝大部分舆论场的认同。而这份舆论场的认同，背后也有着多重原因。

1.形式创新。

在电视问政发展前期（2005年至2009年），尽管互联网进入中国，官方和民间的沟通仍旧更多的依赖于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纸类媒体提供的问题反映渠道，这种渠道虽有一定的成效和影响力，但推动问题解决的能力依然有限。群众反映问题的体量和通达官方的渠道形成了明显矛盾，这一形式的出现在前期有力的填补了沟通渠道的空白点，特别是将政务工作者推至沟通前台，进行直接有效交流乃至推动问题解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此受到了市民的广泛好评。在众多的媒体评论中，都认可了电视问政对推动社会问题解决起到的作用。

2.环境推动。

电视问政发展前期，节目形式出现了填补了反映问题渠道的空白，提升了民意上达的效率。2010年《电视问政》推出后，在2010年到2012年进入了其发展的顶峰期，其模式和内容都得到了巨大的认可并创造了品牌效应。而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是中国的“微博元年”，这意味着，自媒体舆论场开始越来越壮大，而此时，公民（也有网民的身份）对互动性和透明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表达自身诉求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电视问政顺应时势的调整，正好符合了公民在当时媒体环境变更下的诉求变动。

3.诉求变更。

在2013年以前，市民本身也处在一个逐步提升与学习的过程中。电视问政发展的前期，市民的诉求是增加民意诉求上达渠道，顶峰期，则在前期基础上提升了对官民互动效率及节目效果的需求。此时的电视问政都很好的顺应了民意诉求，把握了当下诉求的核心要害，因此得到了市民的广泛好评和全国性关注，媒体也数次报道诸如官员“在场上‘直冒汗’”、“感觉下不了台”等等，这些也及时顺应了市民当时对政务进行舆论监督的需求。

三、转折点：争议期的主要问题

2013年可以算是电视问政成为舆论监督“常规动作”后相对的转折点。在此后，电视问政由最初的一致好评转向毁誉参半，而这其中，也有着多种原因。

1.套路化问题。

电视问政关注民生，然而网民反映的具体问题虽各有不同，问题本质和网民诉求却有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似。因此，在2012年电视问政成为常态，政府应对直接互动式问政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后，2013年，关于电视问政套路化的问题开始抬头。2013年武汉电视问政在违建问题的问政过程中，城管熟练回应被讽成套路，网络上甚至总结出了官员的答题套路，讽刺为“认错改进明天去看”，不仅是网民面对问政的“审美疲劳”出现，官网应对也趋于机械化招致网民不满。

2.执行力问题。

电视问政反映问题，但问题的解决却并非一日之功。在反映问题的解决执行上，舆论场中也出现了“长期不解决，一问就去办”的讽刺，此外，对官员在电视问政现场的承诺兑现问题也出现了负面评价，如武汉多年的雨季渍水问题，不仅历次在电视问政中被提及后，舆论场中都会出现“电视问政反映无用，政府不作为”的论调，而且在每年武汉雨季到来，城市内涝发生时，即使并非电视问政期间，舆论场都会“旧事重提”，特别提及电视问政已经问过此事，但政府部门的解决和执行却并未见大的成效，在2014年人民网的评论中，也直接点出了“电视问政‘一问了之’”的质疑，执行力问题也为电视问政招致了众多争议。

3.个人秀问题。

电视问政中，公民关注的除了问题，官员应对成即兴现场表现也成为了一个关注重点。由此衍生出的“官员为应对电视问政，临时抱佛脚”或“精心准备，现场作秀”问题也成为公民不满与质疑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执行度不足时，官员现场的情绪表现极有可能被公民认作是“作秀求同情”，例如2014年蔡甸区区长面对镜头的明显哽咽语气，就招致了舆论场毁誉参半的评论，虽然不少网民认为官员是感情的正常流露，但也有部分网民认为是官员执行不力，问政场作秀，由这样的猜测也引发了不满。

4.制度化问题。

随着电视问政进程的逐步深入，更多人对这项创新之举能否持久的担忧，比如，有专家就表示，电视问政成本太高，恐难坚持；亦有不少公众认为，电视所问“之政”毕竟是少数，且半年才一次，依然是一种“运动式”问政，缺乏常态化、制度化的安排。还有一些是针对曝光出来的城市管理和执法问题本身以及管理者自身能力的质疑，比如，曝光出来的问题和现象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这些问题总是媒体首先发现，而相关领导往往后知后觉？因此，在电视问政无法“防微杜渐”上，也存在着很多争议。

四、为什么会出现争议期问题

从电视问政发展的过程来看，争议声的逐步加大主要自2013年开始，而这种变化和电视问政初期受到好评一样，也有着多元的，社会性原因。

1.传播环境再次变更。

随着2010年中国进入所谓“微博元年”，中国民间舆论场有了互动性、即时性更强的生存平台，很多事件，不再单纯通过媒体渠道抵达舆论场，而公民意见的发表也较之互联网2.0时代增加了更多的渠道，由此，事件的传播已经逐步由媒体主导走向了大众主导。随即而来的就是公民对互动性和渠道有效性的再次增加，单纯的“对话互动、你问我答”的形式已经无法满足当时传播环境变更所带来舆论场的变化。

2.舆论监督能力的提升。

可以看到的是，随着换播环境的变革，在2013年以后，公众对电视问政的关注线开始延长，从对电视问政当期和电视问政本身的关注，逐步发展到电视问政前官员的作为及表现、事件发生前政府部门对负面事件的预判和关注，以及事件被曝光后，特别是进入电视问政环节后，政府部门在后期的执行能力和解决能力，因此，电视问政执行度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舆论场监督能力的提升，这不仅仅表现在舆论场对已发生事件抽丝剥茧、深入分析的能力，更表现在舆论场对事件发生全过程、政府行政过程的把握上，这些能力的提升都对政府预判、预警、处置和善后能力提出相当高的要求，而按照以往电视问政“提问—解决”的循环模式，显然已经无法应对舆论已经提升的监督能力。

3.问题领域板结导致的野审美疲劳冶。

一方面，在2012年电视问政获得极大关注后，出现了一个平台期，如同2013年电视问政中，增加的专家点评环节，虽然这些点评是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寻找到了体制机制缺陷，但这些问题的改善并非一日之功，也需要多部门，多方面的协调与完善，因此，政治层面难以深入。高级别的官员难以邀请，导致一方面代替领导出镜的情形比较常见，另一方面基层的政府官员不受重视而较少受邀出场。而且节目选题内容大多停留在公安、交通、城管、食品安全、环保之类的“民生政治”层面，而公民在高曝光率、高互动传播环境的影响下长期接触此类问题，也出现了“审美疲劳”，加之存在执行力问题，网络颇有争议，且难以触及更为重大、敏感或更基层的实际问题，现场评论也难以做到非常尖锐，这直接制约了问政问责的深度、广度和实效性。

五、电视问政，新路在何方？

电视问政由全面好评到毁誉参半的发展历程，实际也反映出社会环境、公民诉求、监督能力、传播机制等社会多方面的变化。因此，如何避免出现越来越多的“审美疲劳”，起到电视问政应有的作用，将这一监督机制的作用持续发挥下去，媒体和专家也给出了不少的答案。

1.以解决问题为本。

纵观网民对电视问政的要求，无论是发展期、顶峰期还是争议期，一个关注的重点就是电视问政中反应问题的解决。因此，要把解决问题作为问政之要。电视问政要问出成效，关键在于官员践行承诺。答复得再好，现场掌声再热烈，最终还得看官员承诺是否履行，要知道，问题是否解决才是检验问政成效的唯一标准。

2.学会野举一反三冶。

在争议期，网民质疑电视问政的一个重点即，某些问题的解决，非要等到电视问政曝光才能提上政府部门的议事日程，被曝光出来的可能是个案，而电视问政的目的是从现象背后发现体制、机制、观念的原因，寻找根本的解决办法，预防同类问题的发生。换句话说，有关部门应该学会“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能够通过电视问政中，找出相关事件凸显出的政务弊端，防微杜渐，才能保证电视问政的健康发展。

3.顺应民意需求。

电视问政从发展期过渡到顶峰期，又从顶峰期滑到争议期，无疑和民众本身的变化息息相关，民众的监督质疑能力，对电视问政效果的关注的变化都导致了电视问政发展阶段的变化。因此，让群众尽可能掌握有关信息；群众代表选择要有科学性；合理问政时间，给群众参与提问、与官员沟通以足够的时间；把握干部回答质量，参与者客观理性地评价；评价结果中群众意见的比例和分量等等。只有依靠严格的程序和规范的制度，电视问政才有生命力。

（荆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