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没有宣判的案件——谈《喊山》的叙事伦理

⊙张海城［吕梁学院，山西　离石　033000］



一宗没有宣判的案件——谈《喊山》的叙事伦理

⊙张海城［吕梁学院，山西离石033000］

摘要：农村在共和国前夜以及共和国历史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共和国的历史也是一部农村史，而农村史也是其与外界的关系史。如此种种，作家们以其生花妙笔，将其构建为乡民们难以抗拒的容颜，换言之即为外界鬼魅般撩拨着乡民们。历次遭遇战中，乡民们总会遇见同样的难题——伦理困境。如何处之及以何处之成为作家的想象之渊薮。葛水平便身陷其中，《喊山》中她以极具个性的叙事伦理，为我们构建起经纬错综的伦理视阈，生发出伦理之花。

关键词：《喊山》叙事伦理叙事幻象生命感觉

我常想吾人与异域的差异如何？答案可简可繁，可表象可实质，而人们更愿意于表象之上滑行，只因如此便可身心俱顺且可姿态绰约。但只有择取一端，打入内部，方可取胜。如此便可减少仇雠、妒忌之心的作祟，从而窥见一个真实的自我和他者。这样想时两个声音几乎同时浮上来，不觉突兀地站立在我眼前。他俩各说各话，但大抵不过自卖自夸。在他们的交谈中，我知道了一个叫原罪，另一个唤作性善恶。正当我意欲上前劝解时，他二人瞬间消失。世界于彼时变得异常空旷，空旷地容纳不下我和一个无力但坚定的声音：原罪与性善恶孰美？在我看来，孰美的问题理应搁置，二者其实都有着一样的面孔——伦理（道德）。也就是说，它们都有着伦理面向。换言之，二者不过是伦理问题的不同表征罢了。

人生于世必然需要交际，交际便会遇到问题，是时如何处理，善善恶恶均指向伦理层面。伦理有社会层与个人层之别。社会伦理有极强的外射力、规约力、渗透力，辐射范围可以无限大，它形塑了一个社会、国家，乃至民族，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构件；个人伦理内射力强大，且仅限于单一个体，很难辐射周边。它只能形塑一个个体，是人性中不可遮掩（但可能会被压抑）的部分。

农村远离中央，所谓“天高皇帝远”，中央的种种规约、诉求，经几道曲折到达农村时即便不能说被彻底整容，至少也是局部变脸。农村自有其世代传承的生存哲学、伦理道义。对于中央，农村就是那个个体。二者遭遇之时势必发生许多是是非非。单就农村而言，生于斯死于斯的乡民，又是许多个体。二者遭遇同样会发生许多是是非非，而是是非非即为伦理。至此，我明白了农村依然会有诸种伦理案件与纠葛。

小说《喊山》便是一宗系列伦理案件。

案件一：韩冲和琴花的暧昧关系。①

案件二：韩冲炸獾炸死腊宏。②

案件三：韩冲照顾哑巴母女。③

以上是主要案件，还有一些连带案件（比如韩冲炸死人后琴花和他之间的种种等）我们暂且将其搁置。上述三宗案件中，案件二是首要的，其余二者可视为其连带案件。所以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系列案件。系列案件的侦破关键在于找到相同的作案手法、动机等。经比对，我发现其中都涉及伦理问题。由此出发，应该能够窥见这一系列案件的真相。

首先就故事（情节）而言，《喊山》的主要伦理问题有：韩冲与琴花偷情、韩冲炸死腊宏（实际是误伤）、韩冲承担照顾哑巴母女的责任、村民（小说单表征了韩冲的父亲）对韩冲与琴花偷情的看法、“炸獾”门后琴花对韩冲的不仁义（准确讲是不讲感情）等等。韩冲是主要的行为者或者伦理问题的主体。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他有个体意识、情感与诉求，自然有个体化的伦理认知与行为方式。年届三十仍未娶妻的他，与琴花发生暧昧关系（其实在岸山坪已然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自有其个体需求的合理性。我相信韩冲并非不清楚他这种行为会导致的后果。那么既然知道却选择了义无反顾地去做，是什么让他如此这般。到底发生了什么？

韩冲在误伤了腊宏后，在村干部的主持下，暂时承担起了照顾哑巴母女的责任。他之所以同意主要是因为没足够的钱赔偿给哑巴，而且公了与私了之间，他更相信私了，因为从来如此便是对的！当然，照顾或者说抚养的过程中，韩冲让哑巴真正感受到了有男人的生活。进而哑巴对韩冲产生了感情，她只想这个男人就这么一直照顾她们，因为她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赔偿金的问题。或者说一开始她就将赔偿定为那个男人照顾她们。那么对韩冲而言，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在过失伤人后，自然应当承担起任何与此相关的责任。这是法律伦理，同时也是乡间伦理。在这里，法律与乡间达成了共识。但是法律宣判后，依然有很多人拒不执行。那么韩冲也就具有了拒不执行的可能性。然而，韩冲的真心照料，击碎了想象的可能，这又为何？一个大龄剩男，为何甘愿照顾已成寡妇的哑巴？

细究下去只能带来更多的问题而不是解答。所以说文本细读并非是要探寻结果，而是追究可能。不管我们如何狐疑，韩冲就是韩冲，他的行为是已然发生的，是不可逆的。那么是什么让他如此那般？至此故事已经不能答复任何疑问了。我们必须转换战场——伦理问题。

就叙事（述）而言，《喊山》的主要伦理问题是：故事伦理与叙事伦理的张力。在一些文本中，故事（人物）伦理与叙事伦理同表同质，譬如《红岩》。故事伦理彰显的坚毅、道德、勇于牺牲与叙事伦理相契合、神同步。江姐即表征了其自身（包括江竹筠）伦理，也镜像了叙事伦理；在一些文本中，故事（人物）伦理与叙事伦理有错位，《喊山》便是如此。葛水平叙述平静，吝啬于情思传达。虽然在其叙述人物、故事、情节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没有简单粗暴地对待其笔下的人物。但到底她持何种态度，我们难以确知。习惯于开处方、提意见的读者，一定会以为《喊山》不过如此：篇幅短小，情节平常，人物平凡等。殊不知，不开处方的模糊并非是简单的修辞策略，而是很真诚地呈现。也就是说问题解决与否不应是小说（文学）评判的唯一标尺。有一种文本只是呈现可能，不提出（或许也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法。面对这些文本我们要做的只能是还原，不带哪怕一丝主观情绪。不过有些可能我们是可以确信的：韩冲与琴花的交集是一种源于自然人性的正常行为，但它不被社会伦理所接受，而当事人却无患于此。韩冲、琴花均是基于本能的、自然的欲望与诉求；韩冲基于世代因袭的处事方式，接受了暂时照顾哑巴的责任，是对乡间哲学的认同，也是在趋利避害；哑巴执着于韩冲的照料，同样基于简单的近于原始的欲望与诉求。

其实，伦理就是对欲望与诉求的阐述。社会伦理基于同约性原则，提出了要求所有成员都必须承担、完成的责任与义务，欲望和诉求。它就像一个暴君，也仅仅是一个暴君。他干预眼前所有一切，责难、批判异己者；个人伦理基于个性最大化原则，强调个体欲望与诉求的合理合法性。它像是一个煽动者，唤起心底的秘密和为之奋斗的决心。社会伦理总要挤压个人伦理的空间，剥夺其话语权，证明其非法性；个人伦理却总要争取话语权，意欲挣脱社会的挤压与笼罩，让其自由成长，证明其合法性。

语言表达的修辞化一方面使人们更容易接近外部世界；另一方面又阻隔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洞察，因为语言提供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是一个对真实世界进行选择、分割、重组、包装后的修辞文本，它不是世界真实的图像，而是经过重现编码的世界，是语言制造的幻觉——修辞幻象。④

修辞幻象的意义指向可以单纯、也可以复杂，修辞单位可以是单个的、也可以是一组，可以在一种经验领域生成、也可以在多重经验领域生成，经验方式可以是一种、也可以是多种。⑤

也就是说文本意义还可能产生于其文本意义的隐喻、延伸、衍生等意义。如果我们将谭学纯的意义进行延伸，便可以认为，叙事也有幻象。叙事幻象即为经由作者叙事（述）而生于读者的想象视阈。叙事幻象的目的在于触发读者的思考与体悟，而不是传统的止于意义的阐发。在这一意义上，它类似于“诗可以兴”之义。如果说文本修辞将读者导向一个全新的场域，那么叙事也可以如此。基于此论，反观前述，我发现原来葛水平什么也没向我们叙述，如果非要说叙述了什么，那么她不过是给我们讲述了一宗没有宣判的案件而已。个中之义在叙事之延伸层，在一个更为渺远深邃的空间。就乡间而言，鸿沟的一边是（社会）国家的规约，另一边是历代躬行的准则。中间的广阔地带则生长着形态各异的个体。葛水平用一个乡间故事，向这一中间地带泼了一瓢水。

按此，我有理由相信《喊山》经由其叙事建构起一个叙事幻象——社会伦理与个人伦理的纠葛。由此出发或可洞察小说叙事。诚如刘小枫所言“有多少种生命，就有多少种伦理”⑥，《喊山》便是建构起了多种伦理，将其并置与叙事之中，意义于焉而生，甚至可以说这便是意义。

①②③葛水平：《喊山》，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第45页，第8-10页。

④⑤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第199页。

⑥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张海城，文学硕士，吕梁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曹晓花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