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光中的“天性”与“潜能”：天舟印象

上海 金理

目光中的“天性”与“潜能”：天舟印象

上海 金理

那已经是十余年前的事情了，我正面临着毕业后的选择，是继续在复旦求学，还是告别校园走上工作岗位。从本心来讲自然是愿意前者。系里免试直升的工作开始了，让我吃惊的是，当时正在韩国客座讲学的张新颖老师（也是我的本科班辅导员）特意为我写来了一封推荐信，我不属于“各门功课全面发展”的学生，新颖老师担心以平均绩点来考核的话，我可能会遇到麻烦，所以出此雪中送炭之举。记得张文江先生讲过，从胡风，到贾植芳先生，再到陈思和老师，复旦的师长就是有这样一条提携青年、甘为人梯的传统。回忆上面这段往事，只是想表达两层意思：第一，既是“传统”，必然意味着如一道不绝长流，从过往淌来，漫过当下“我”的身上。在面对天舟的时候，我希望自己作为新颖老师的学生，也还是合格的。第二，天舟本身足够优秀，我不敢自居半点提携之功，只是希望力所能及提供帮助。“帮助”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教师“认为确实存在着某种人的天性，他以帮助实现这种天性为己任”，且允许我把艾伦·布鲁姆这段话引完吧——“他不是用抽象思维或复杂的推理做到这一点，而是从学生的目光中看到它的。学生只有潜能，但潜能可以超越自身，这就是希望的源泉，虽然几乎总是让人失望，但这种希望仍在不断复活：人并非全然是偶然的产物，被他出生时的特定洞穴束缚和塑造。”

与天舟相识，应当是在三年前吧。我主持一门讨论课，参与者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兴趣的本科生，有点类似于兴趣小组的形式，目的是激发、引导学生走上更高阶段的进修。有一回安排的主题是余华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我自信对这一篇目还是有一些研读心得的。在互动环节，天舟起来发言，以商榷为主，具体意见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基本都溢出了我所预设的范围，不由得暗生一惊，自然也开始记住这个魁梧男生的大名唤作“吴天舟”。我目前教龄还不长，在踏上讲台之前，无非就是书斋里看书写字，有时候也会对自身写作的意义产生怀疑，即便这些文字发表了，也大抵就是置于图书馆资料室的某处角落，只能以“自得其乐”做安慰了。但教师的职业是有特殊性的，在课堂上，有时学生一个会意的眼神，就能让讲台上的人感受到意义的瞬间生成，或用前引布鲁姆的话来讲，“从学生的目光中看到”人的“天性”与“潜能”。我想，与天舟之间，多多少少有过若干神领意会的。

仔细想来，给天舟上课的机会寥寥，交流主要还是在课外。有一次我去另一所高校参加作品研讨会，天舟也在座旁听，会后一起走在校园里，我对会上发言者的意见不敢苟同，话还未出口，听得天舟的吐槽竟与我甚为相得。此外，我们都爱喝一点酒（天舟的酒量目前还不测深浅），陶醉于觥筹交错间的神侃海阔天空。由此渐渐熟悉起来，知道他有家学，高考却选择了化学专业，但终究未能忘情于文学，遂于本科二年级时“弃暗投明”（玩笑话）、调换专业进了中文系。每每在其他师长那里听闻对天舟的褒扬，我心下感到安慰，毕竟自己眼光还不坏。此后天舟一路直硕、直博，进入思和师门下读书，成为我的师弟，关系又近一层。

天舟属于既能学术又能做事的学生。当然，不能做事的未必是差劲的学生，做事与学术这两者间的关系一言难尽，不说也罢。我也遇到过一些天资颇高的学生，人际关系上落落寡合，性格上桀骜不驯，我作为教师且一介凡夫，当然唯有“包容”一途，多少有点敬而远之的意思吧。天舟不属于此类。他多年担任我的助教，这份工作不算清闲，尤其复旦这几年效法欧美高校，在通识模块的课程中推行分组讨论，每位学生都要参与，由助教主持讨论。从学生的反映来看，他们对于天舟引导、组织的讨论课都感到收获颇丰，他甚至还替我“传帮带”了另几位助教。

现在要来说说天舟与我的“学术合作”。我们一起撰写过评论，研讨对象是青年作家孙频的创作。在天舟起草的部分中，将孙频的《同体》与丁玲名篇《我在霞村的时候》“隔空对话”，那女性生存的梦魇在天舟的逼问中无时或已、无所遁形：“当一个原本有血有肉、敢爱敢恨的性情女子幻灭为这样一个精神抑郁的清教徒时，或许我们有必要重访当年霞村故事的欲盖弥彰下所真正提示的严肃追问：假使革命的终极目的是建立所谓‘代表着公平，温暖，和活下去的勇气’的新秩序，那么作为革命参与者的一灯所理应同样享有的公平、温暖和勇气该当如何保障？如果这种秩序真的如有亮所言的那样‘崭新’，那么为何最为原始的身体戕害却不减反增、愈演愈烈？还有，不同于翠芬这样发愿于自心的舍己为人之举，有亮的一切锄强扶弱行为都建基在对一灯自由意志的摧残之上，那么这样牺牲个体所换来的群体利益到底是否道德？倘若新秩序的诞生必须要以围绕女性的屈辱、禁锢、压抑、剥削和死亡而展开的性别政治作为前提，那么创造这种新秩序的意义究竟又有几何？”（《通向天国的阶梯：孙频论》，《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1期）从上述洋洋洒洒而又不疾不徐的论述来看（包括他评论郑小驴的那篇《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也能见出这种特色），天舟确实深受思和师所谓“整体观”“史的批评”的学术训练：在考察当下现场中发现的问题时，将对象置于文学史的框架中考镜源流、确认价值，以历史眼光来照出纹路肌理，揭示内在关联；同时，唯其是一个整体，所以又敏感到任何一种新的文学因素的渗入都会引起整体格局的变化，需要对以往文学史现象不断进行重释。这里的开放性就如同艾略特所言“在同样程度上过去决定现在，现在也会修改过去”。

杨晓澜兄邀请我担任《芙蓉》杂志“90后”文学专栏的观察人，去年曾有前辈宣布“‘90后’群体里没有纯文学作家”，我对这样的判断不免将信将疑，想着正好趁此专栏的阅读与写作，进行一番追踪研究。不过我向晓澜兄提出了一个要求：拉天舟入伙。理由是：天舟本身是“90后”，我希望他的加入能带来更多鲜活的感受力与“同时代性”的敏感。从实际情形来看，我上述选择完全正确。比如，有一次我们研讨的作家，其形式实验的风格很突出，说实话对我构成不小的阅读挑战，但是天舟在讨论时拿出了四五页A4纸的阅读摘抄与笔记（虽然最后限于杂志规定的篇幅，成文仅千余字，但他付出的辛劳与认真远逾于此），他将小说拆解为四个故事，由此探访作品中遍布的玄奥的叙事机关，末了还不忘善意地提醒：“如此带有鲜明技巧演练色彩的尝试究竟会在日后转化为突破人们写实主义阅读陈规的道标，抑或将复制那些终为形式反噬的文坛往事？”

这篇短文的主旨是荐举一位文学新人，理应朝向未来的瞻望，却在写作过程中不时沉溺于回忆纷杂的思绪中。去年我的一本批评集子出版，请张新颖老师作序，他在序言最后写了这么一段话：“我听张文江老师讲课，‘上出’两个字，印象极深。也因为年轻路长，保持‘上出’之志、之势、之热情和力量，也就更有意义了。但凡事落到实处，吃力，吃重，不急于求成，也是应有之义。‘上出’者是没有‘成’的，因而才能不断‘上出’。”——我时常感念这段话，也引在文末，与天舟一起共勉。

作 者：金理，青年批评家，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编 辑：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