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性”写作，或“农家子弟”的书生气
——鲁顺民与他的《天下农人》（上）

北京 赵勇

“在地性”写作，或“农家子弟”的书生气
——鲁顺民与他的《天下农人》（上）

北京 赵勇

鲁顺民的《天下农人》是一部厚重的文学作品。作者是农家子弟，又是具有“介入”情怀的知识分子，故其思考农民问题，常常能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前者意味着进驻到农民的生活、思维和话语体系之中，贴着农民写，且能感同身受，他人的疼痛也是“我”的疼痛；后者则意味着作者可以从其同类中拔地而起，用“另一类人”的眼光观照农民处境，从知识分子的视角反思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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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回家过年时，我决定把《天下农人》（花城出版社2015版，以下凡引此书均出自此版本）带在身边。这本书写的是山西的事，农村的事，那我把它读到山西老家水北村，就算是实实在在接上地气了。

从初一到初五，走亲访友之余，我大都“骨缩”在父母老屋的炉火边读这本书，先是感慨，后是沉重。加上外面天冷，屋里也不暖和，书里又不时渗出一股寒气，读得我就更加“骨缩”了（“骨缩”是我老家的晋城话，身体不展阔之谓也，盖因天寒地冻而起）。读完之后，也让我对鲁顺民这厮有了新认识。

欲说新认识，先谈旧看法。

我知道鲁顺民是作家，编辑，长期经营《山西文学》，从副主编一直当到主编，但许多年里，我都是在跟他的后一种身份打交道。大约十年前，他就开始跟我要稿，有时还要命题作文。2008年，他给我出题，命我写篇“一个人的阅读史”，我一激动就答应下了，答应了之后却很后悔。盖因当其时也，我既无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之雅兴，又长年写论文，不会写散文，就想拖着赖着，让这事黄了。但顺民老弟不依不饶，他过一个月打一次电话，一会儿称老兄，一会儿喊老汉，软硬兼施，一脸坏笑，仿佛是要笑出我的斗志。后来，他见我依然慢腾腾、懒洋洋、死猪不怕开水烫，就跑到我博客上撒泼打滚，说：“指头支着磨扇等，你看着办吧。”又吓唬我：“我不说话，我就在这儿哼哼。”他这一招挺管用，我怕磨盘倒了压住驴，就一咬牙、一跺脚，紧赶慢张结，一口气写到两万五。他也不含糊，先是分两期刊发我这篇长文，第二年，又邀我去他老家河曲开会，给我颁了个散文奖。

这编辑当得让我心服口服，从催租逼债，到授奖发钱，整个就是一条龙嘛。

但是，作为作家，鲁顺民都写过些什么，我却不甚了了。两三年前，他给我寄本书——《礼失求诸野》（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那是他与另一位作家张石山先生的长篇对话录。这本书很有趣，也很让我长见识，但却是两个人侃出来的。他写的书是什么模样呢？

初见《天下农人》时，我吃了一惊：五百四十多页，小三十二开，厚得像块半头砖，这可不是两三袋烟工夫就能读完的（为了与他这本书搭调，我得采用久违的农业时间进入叙述）。而一篇篇挨着细细读过去（确实是挨着读，没有挑三拣四，更没有走马观花），让我对这个“黄世仁”生出了许多敬意。

鲁顺民的老家紧挨着黄河，这本书头两篇写的就是那条河。在我的印象中，能把河写出神采的是张承志。记得当年读《北方的河》，作者写到了黄河的“燃烧”，写到主人公游黄河时与河水的搏击，很豪迈也很悲壮，理想主义的精神，甚至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跃然纸上。但读了鲁顺民笔下的河，就觉得张承志的河还是有点“红光亮”。那是外人眼中的河，书生意气的河，也是“以我观物”的河，所以，他大概只能写出河的表象。这也难怪，谁让他没生在长在黄河边呢？

鲁顺民就不同了，他从小到大与黄河厮守，写出来的河就特别地道：“黄河不愧是一条大河，河水流动的声音也绝不同于一般的小溪小水，小溪小水哗哗哗哗地流过去，浅着一条青色身子，在石头上划动出哗啦哗啦的声音。黄河绝不是。大部分时候，黄河几乎不动声色，没有什么动静，河水像烫平的布一样蜿蜿蜒蜒游动过去，难以想象，一条那么大的河，流在那么大的山川之间不动声色的情景……河水流过去的时候，是在喘，是在呼吸，或者是潜伏的兵阵，在河底下追亡逐北。水互相搓揉着，使人疑心水底下一条水怪陡然搅动，或者，竟是什么能量被霎时崩破，远远地，袅袅地，多年的艄公能够听得出河底下暗伏的阵阵杀机。”这是深谙黄河习性的摹写，既传神写照又不张牙舞爪，稍稍几笔，气象全出。从此入手，他写艄公如何“听河”，河水如何“饱”得可怕，又写七九河开时，河水怎样最为凶险。他讲述了一件往事：当年他在河曲老家当中学老师，班上三个愣货学生憨大胆，踩着凌块子验证数学几何、物理浮力，结果一人掉进河里，差点丢了性命。当三个家伙嘻嘻哈哈若无其事说“掉河里了”时，鲁老师来了一句：“惊得我，肝花像被狼掏了。”

读到这里，也让我想起一件往事。那年在河曲，这边正开会，那边三个作家还在船上喝酒，喝到兴奋处，三人比赛似的跳进了黄河，仿佛要验证“洗不清”是何境界。鲁顺民得知消息，立马让张石山前去“救”人。张石山赶到，想把那三个王八蛋骂上来，但他们志如铁、意如钢，高声断喝：你不下来，我们就不上去。张石山斗不过酒鬼，只好宽衣解带，下河捞人。当鲁顺民听说三个酒鬼跳进黄河时，他是不是想到了当年那三个愣货？是不是又一次惊得狼掏了肝花？

我想，只有清楚黄河的脾气，心里才会时刻装着凶险，那是局外人根本无法窥破的秘密。

我从顺民意识到的凶险谈起，实际上是想说我对这本书中一些篇章的整体感受，因为在多处地方，我其实也读出了凶险和后怕，比如煤矿透水，“土改”打人。即便他写自家往事，字里字外也是怕。比如，当年高考，顺民像我一样也是个糊涂蛋，头一年自然名落孙山。于是他说：“若不是风摆杨柳连担了三天大粪，若不是连着几夜在地头浇水，若不是碰见一位温厚的老师，若不是自己暗恋的女孩子突然不理你了，好家伙，我很清楚第二年不回课堂重新补习，现在是个什么样子。”这是不是后怕？再比如，假如没有卖户口那出戏，顺民的父亲即便家有存款，哪能给全家子弟买回城市户口？这不也是后怕吗？

写到这里，我要特意谈谈他那篇《1992，我们的蓝皮户口》了。此文讲的是顺民父亲得知可以买户口后，拿出积攒的一万二，给全家四人买回城市户口的故事；而托关系、排长队、受屈辱、办此事的，正是作者本人。但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根本就没发生过这回事。究其因，大概顺民家是农民，但毕竟还是“城里的农民”，而我家则是村里的正版农民，离城里还有三十里地。当年我父亲听说过这档子事吗？不知道。即便听说，我估计他也只能当成天方夜谭，却是断然不敢有起意的念头的。这意味着同样是农民，城里是一番景象，城外则是另一个世界。而由此形成的感受和体验虽不相上下，但我与他还是有一些细微区别。顺民说：

要知道，一个农民户口糟害过我们多少农家子弟，我们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从上小学开始就受农民户口之累了，考学的时候，报志愿，有一栏就是填写你的户口属性，我们只能填“农应”或者“农往”，不能填报技工学校，技工学校是专为市民户口的同学准备的。因为是农村户口，我们没有被招工的权利，我们在学校里只配在集体劳动的时候积极一些，我们在那些市民户口的女同学不理不弄的眼光中发育严重滞后。我清楚地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说：市民同学举手！我举起了手。因为我家住在县城边上，根本不知道“市民”“农民”的区别，以为住在城边子上便是市民无疑，不想，老师从隔着四排的教台上奔驰而下，就像一个嫖客发现身底下的处女竟然没有出血，狠狠地打落我举起的手，说，你家是个什么我不知道？你个烂农民装甚装？

这是鲁顺民的创伤体验，但刚刚九岁就能收获如此重创，显然与他住在县城根儿有关。他在《怀念一种》中说，我们这个群体，“一色的农民子弟，一色的贫穷和单调，一色的窘迫和荒芜，因为是一个近城村落，从小学到中学，同学们不是县委大院里的干部子弟，就是城镇职工的子女，构成非常驳杂，几乎就是县城与城郊人口构成的一个翻版，不必说，同样复制着校园外社会里的高低贵贱”。这就是说，因为住在城乡结合部，他小小年纪就已把自己的“童年经验”搞得丰富多彩了，而我在他那个年龄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的小学、中学都上在大队、公社的庙里，前后左右的同学，一水儿的农家子弟，半斤八两，彼此彼此，谁敢看不起我？我能看不起谁？只是活到十五六岁，我进县城读开补习班时，才进入了鲁顺民的叙述框架，“烂农民”的感受才扑面而来。所以，这一窍我比顺民开得晚了好几年。

开窍之后，我就觉得自己的臀部盖上了“农家子弟”的圆形印章，就像崔健、王朔、姜文等人胸前别着“大院子弟”徽章一样。顺民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他大学毕业后，在老家当过八年中学语文教师，成了乡下的市民。后来他入省城，进作协，一片风光，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农家子弟身份。或者是，由于他不停地“上山下乡”，不断地“常回家看看”，他的农家子弟身份就不断被唤醒、被确认，然后又推动着他收心内视，直到打量出它的卑微与屈辱，反思出对它的爱恨情仇。《怀念一种》是他的沉痛之作。他的发小赵俊明意外身亡，而赵俊明并没有像鲁顺民那样幸运，他半辈子活在河曲的大山里，始终是“烂农民”中的一员。于是顺民想到，自己能够走出大山，很可能是一种侥幸，甚至是一个意外。他进而由小到大继续追问：“现在才明白，我们出生的20世纪60年代，成长的70年代，在整部中国史中，是何其糟糕的时代……我们这一茬人，出生在那样一个时代，并且活着，或者死亡，都是在干着一件又一件不该干错的错事，在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意外。可不可以说，我们如此活过，又如此走向归宿，除了我们自身的错误之外，还可以找到别的责任认领者？”

鲁顺民宕开的另一笔是：“我，杨凡以及许许多多昔日的农家子弟，拼命地读书进考，还不是为了脱去‘农皮’出人头地？”由此说开去，他想到了费正清的一段论述，又延伸出自己的一番思考：

在乡村社会的普遍观念中，就人运用的体位而言，谋生使用的肢体愈多，则身份愈低下，使用的肢体部位愈靠上，则身份愈高贵。在乡村社会里，那些最为高贵的人往往是只动动脑子就可以谋得一碗饭的人。这种粗糙朴素的等级地位观念与其说是中国特有的文字造成的结果，不如说是乡村社会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所以从农家出来的子弟，首选的职业就是进入行政单位，案牍劳形，最后谋得一官半职。实际上，在乡村，一个走出农村的人的社会地位高低首先是行政级别的高低，其次才是从商从工及其他。而所谓工作岗位，在乡村人看来，充其量是一个“领工资的地方”……我们这些靠着头脑吃饭的家伙其实远远没有走出乡村，这与你熟悉和不熟悉乡村关系甚少。

验之于我本人的乡村生活经验，顺民的这番总结可谓千真万确。拿我自己来说，我现在混成这般模样，或许并非我父母最初所愿。但我就这么不管不顾，硬是把生米煮成了熟饭，他们也就只能“无牛狗拉车，将就着使，凑合着用了”。山西青年作家浦歌写过《一嘴泥土》，小说中，困在柿子沟里的王大虎没事常常瞎琢磨，他想以后写小说当作家，结果不时被他父亲收拾一顿“：‘作家？’父亲说‘：我不反对，不过那是闲余时间做的事，你可不敢当主业，那样的话（父亲略微瞪大眼睛，像老虎紧盯猎物一样盯着他，投下似乎有千钧之力的看透一切的精明目光，同时上嘴唇微微翘起一点，鼻子随即上皱一点，显示出无限的轻蔑和担心，所有动作到位后，再有力地顿一顿头）——连你都养活不了，好我的娃。’”（浦歌《：一嘴泥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他父亲为他规划的身份是，首选当秘书，紧跟市委书记县领导，其次做记者，在报社混成无冕之王。不得不说，这个父亲何其心明眼亮，他太熟悉乡村社会的行事逻辑了。

但为什么“我们这些靠着头脑吃饭的家伙其实远远没有走出乡村”呢？鲁顺民在这儿并未展开，我倒是想顺着他的话“接着说”。

我们这代农家子弟有些特别，如果说“80后”是“尿不湿一代”（张颐武的概括），那我们这些“60后”就是“屎布一代”。在买布也要用布票的年代，我们听说过驴肉夹火烧，没见过“芝麻烧饼汉堡包”（汪曾祺的说法），便只能吃高粱面，煮山药蛋，滚铁环，打弹弓，在田间地头疯玩瞎闹穷开心。及至年齿稍长，乳臭未干，又唱着《我是公社小社员》，“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了。于是，固然都是农家子弟，我们这代人或许比后来者更熟悉乡村，更亲近土地。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即便念了个大学，有了点出息，终于在城里落脚，也常常舍不得大块吃肉，没学会大碗喝酒，无法迅速融入城市生活。其装扮行头、脾气性格，便都有了农民的种种特征。我儿子小小年纪时就笑话我：你怎么像个民工？我说，你小子还挺有眼力，但准头稍差，你爹我好歹也算个包工头吧。又想起当年高校改系建院，我们这个院下面就设了研究所，我也差不多干了十年文艺学研究所的所长。这种建制我不喜欢，明明就是文艺学生产队，干嘛搞得那么神秘兮兮？如此高大上，那你还怎么“出水才看两腿泥”？

作为农家子弟，鲁顺民却是这样一类作家——别看他现在混得人五人六、人模狗样了，他还牢记着自己屁股上打过印、盖过戳，他腿肚子上的泥巴多着呢。

2016年3月13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众文化与文学生产的关系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5BZW008

作 者：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文学院教授，著有《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等。

编 辑：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