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

中央最近就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作了新的规划，提出除了从需求侧拉动经济外，还需在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但供给侧的这种改革或提升绝不是一件短期内就能一蹴而就的任务，而需要多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在决定中国能否成功地向这一目标迈进的因素中，合适的人力资本将是最关键的。但在这方面，中国的准备工作似乎做得相当欠缺。

供给侧改革需要教育的支撑

中国已基本上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然而只有约三分之一的适龄青年能够接受高等教育（高中教育基本上是为学生踏入高等教育的门槛而服务的）。这一比例只有经合组织平均值的一半左右，更不用与那些我们想迅速赶上的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

三十年前，当中国的经济真正进入起飞阶段时，当我们的目标只是旨在引进大量的外资来发展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加入全球生产网络，扩大中国的出口，包括开展来料加工时，有一支拥有中等教育（初中或高中）的劳动大军就足够了。但是，当我们今天想在已有的成就的基础上让生产能力和产品结构更上一个台阶，只拥有一支受过中等教育的劳动大军是远远不够的。随着我们目标中的产品和服务结构的提升，我们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结构，也需要有质上的飞跃。

一个经济的工业化过程一般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首先是技术引进阶段，即大量引进国外技术、加入全球生产网络，同时充分依靠海外市场的过程。其次是技术模仿和革新，也即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一定范围内的技术提升。再次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并进入价值链中高附加值部分。中国已完成了第一阶段，目前基本上处在第二阶段，但也已开始向第三阶段迈进。在这后两个阶段中，需要的技术力量和人力资本是大大不同于第一阶段的。所需的不再是拥有中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大军，而是拥有本科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大军。

三分之一的适龄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社会发展会是一个绝大的障碍。迫切需要我们去提高这一比率，使其逐渐接近甚至超过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不仅是在数量方面，还需在质量方面，也许更重要的，也是挑战更大的，还是质量方面的提升。

教育供给仍严重欠缺

从改革开放起步到今天的近40年中，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主要的标志性发展包括：在供方，恢复了高考制度；设立了严格的与国际接轨的专业学位体制；高校数量的增加和教育能力的提升；改革了原来的公费就学制度；大幅增加了招生规模；引入了其他社会力量办教育，而不仅仅依靠政府的投资，包括一些外国高校在中国设立分校或机构；大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在需方，则主要是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对高等教育机会需求的大幅增加，包括大批学生迈出国门自费去海外留学；实行了助学贷款和奖学金制度。

应该认识到，虽然有了以上长足的进展，但是中国高等教育供方的能力仍然严重欠缺，这不但反映在为适龄青年提供的入学机会（名额）上，而且更重要地反映在所提供的教育质量上。

在入学机会方面，如前所述，中国到目前为止，仅有大概三分之一的适龄青年能够进入高等院校，远远低于经合国家的平均比例。

在教育质量方面，情况更为堪忧。以文科和社科为例，大部分的本科课程，包括许多研究生课程，只仅仅使用1-2本有可能是过期的质量不高的教材，而不是像在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校园内那样，要求学生大量阅读相关文献，包括最新的学术成果，并在阅读这些文献的基础上，快速吸收和深入批判所读内容，然后写出一篇合格的报告。

在科研和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目前的高校管理体制把对行政人员的管理和对科研师资的管理混用起来，采取同一种管理办法，实行同一套规章制度。一个理想的科研人员需要密切注视国外同行的最新成果和研究方向，这就需要他/她通过各种方式对此加以了解，包括与这些同行进行间接和直接的交流、讨论，并随时利用机会来做这些。但是，这些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是很难做到的。

举例来说，一个令人费解的规章是，如你要拜访一位国外同行，你就得要求对方出具一份正式邀请，而这在寻求与对方初次结识时，是一种非常不合适的要求；如你在经过繁杂的程序后有幸被批准去参加某一国际学术会议，你一般不能在那之后顺道去拜访另一些国际同行开展进一步的交流。

没有与国外同行的密切跨国交流，就很难及时了解别人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就不能跟上一个学科的前沿发展，久而久之，自己的知识就老化了。反映到授课上，就会重复使用同一套教材，甚至是同一本教科书，而这对培养中国年轻学生来说，是异常有害的。

最近在高校实行的针对科研人员学术交流的管理体制，源于中央关于反腐的指示。应该说，相关规章的确适用于高校内的行政人员，但对科研人员从事正常的学术交流，就显得不太合适了。

教育市场需政府引导规划

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中国都有必要对高等教育进行大量的投资（就如我们对物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那样）。在短期，对这一部门的投资有助于拉动经济；在长期，它对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培养适合中国今后经济与社会建设需要的人才，将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没有这样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对合适人才的培养，中国今后在长期取得持续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将无从谈起！

怎样来规划这方面的投资呢？一种可能性是由市场来组织，而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方在不同程度上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在理论上，如果资本市场是完美的，对教育的未来回报的预期是准确的，而且教育不存在外部性，则个人可以做出对其个人和社会均为最优的投资决策。然而，正如已被广泛认识到的那样，教育存在明显的外部性，而且关于未来回报的完美预期是不可能的。

因此，即使（风险厌恶的）个人做出了对其个人来说是最优的决策，却有可能并不达到社会最优的水平。而且，资本市场存在严重缺陷，且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所以，即使存在人力资本投资的良好机会，个人也很可能无法以未来的现金流去获取今天的贷款，除非他们拥有其他资源以提供足够的担保，而这将意味着处于贫困的个人和家庭最终无法利用这样的机会。

如果存在市场缺陷，政府需要采取行动。积极的政策可以有以下两种：与市场合作（公私合作型），或者直接取代市场的部分或所有功能（市场替代型）。

具体而言，资本市场可以在诸如为学生提供助学贷款等方面有所作为；可整合私人和公共资源，在供给方增加和改善教育设施（学校、学院、大学等）以提高教学质量，在需求方提供各种奖学金、助学金和其他类似的措施帮助贫困学生充分抓住机会；由政府独立提供的公共投资同样可以在供给和需求方面补充次优的个人投资。

为了避免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公共投资的对象应该集中在缺少私人投资的领域，或者因为外部性和确保公平性而需要重点投资的地方。

但是，国家的作用不应只局限于在市场失灵时临时干预市场（但仍由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国家对教育领域必须拥有愿景、制定战略规划和提供引导。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拥有先进科学知识和技能的科学工作者和高技术工人需要多年的时间。如要确保未来对这些工作者和工人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就必须现在就制定长远规划并予以实施。

而且，愿景和规划不应只局限于确保满足未来对相关人员的需求。试想，未来对这些人员的需求的明确信号来自哪里？愿景、规划和引导还必须包括引导预期和推动事情的发生。这样做并不是让自己想入非非，而是同时着眼于现实和未来。

教育不仅能够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拥有先进科学知识和技能的员工队伍，同时还可以刺激对这些员工的需求，特别是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下（开放型经济、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机会）。一国如果拥有一支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员工队伍，不仅能为其国内市场，同时还可以为国际市场提供高质量和高技术含量的商品及服务。由一国生产的这类产品的需求弹性可以很高，而且需求曲线可能外移。与此相应，对该国高技术工人的需求曲线也可外移。总之，一国通过教育增加高技术工人的供给很有可能同时创造了对这些工人的需求。

那么，是否可以指望教育市场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挺起胸来独立应对挑战？ 答案是，不能完全托付于市场。

如同上述，导致教育市场失灵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个人缺乏长远的眼光，其部分原因是个人缺乏对未来的充分信息以帮助其形成较为准确的预期。诚然，没有任何预期可以做到完全准确以至于消除所有不确定性。但是，政府关于未来教育的明确的规划和设想能够为个人提供一种重要的信号；为实行这些计划和目标做出的承诺以及强有力的引导也能协助个人对自己和孩子的教育做出更加知情和明智的决定，特别是当需要以现在的财富或未来的收入去提供贷款担保时。从贷款人的角度来说，政府的设想、承诺和领导能够帮助他们做出更加明智的贷款决定。

因此，政府关于教育的明确设想、战略规划和强有力的引导可帮助市场运转得更好。但是，也决不能认为国家只需提供设想、规划和引导。即使制定了非常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幻想市场因此就能完成所有设想中的目标是幼稚的。政府应该同时参与具体的工作，以引导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包括直接在教育的供方和需方投资，以及在某些项目上与私营部门达成合作关系。当然，还必须严密监管私营部门的教学质量，同时尽量强化资本市场的作用。

一旦把教育定位为供应侧改革中的重中之重，会提出许多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以上只是就其中一些可能的方面进行了初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