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种植业结构调整再思考

卫 荣，刘小娟，王秀东

（1.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2.农业部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北京 100020）

新时期中国种植业结构调整再思考

卫 荣1，刘小娟2，王秀东1

（1.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2.农业部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北京 100020）

新时期我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国内农产品连年丰收、供给充足，这些都为种植业新一轮结构调整提供了契机。为此，结合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种植业生产结构、农民收入情况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的要求，提出本轮种植业结构调整应该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鼓励粮经轮作和种植饲料作物，构建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产业结构，推进六次产业发展，并通过以市场为导向、政策支持、科技创新、发展现代加工业与物流服务业等方式顺利实现此次结构调整。

种植业；新常态；结构调整；六次产业

卫荣，刘小娟，王秀东.新时期中国种植业结构调整再思考［J］.广东农业科学，2016，43（5）：175-179.

201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6.07亿t，实现了创纪录的“十一连增”。然而，通过研究不难发现，粮食连年增产的主要原因是单产的提升和播种面积的扩大［1］，其背后是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以及生产成本的增加，是以土壤有机物质含量下降、农业生态资源环境破坏、粮食持续增产动力减弱为代价换来的［2］。同时，2015年秋玉米价格大幅下降，玉米临储压力巨大，东北仓容总体紧张，甚至一些地区严重不足［3-4］，我国种植业发展亟需进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

随着人均GDP跨越6 000美元门槛，我国经济发展正式步入“增速放缓、结构升级、动力转变”的新常态［5］。国内农产品消费、加工需求增长放慢，农业连年丰收，粮食产量实现创纪录的“十一连增”，主要农产品供给充足，都为进一步调整优化种植业结构提供了有利时机。在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我国种植业结构调整主要面临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产品供给需求的变化，二是如何解决当前种植业生产过程中的水土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问题，三是如何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种植业生产效益提高与农民增收。这些都是在当前阶段下种植业新一轮结构调整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1 种植业结构调整面临的新形势

1.1 宏观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即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即由低端产业结构向高端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动力转变，即由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源要素投入转向更多的依靠科技创新。目前我国农产品面临价格“天花板”封顶和生产成本“地板”抬升双重挤压，主要农产品国际国内价格倒挂也导致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未来我国还要依照承诺进一步实施进口关税配额，农业将面临更大的农产品进口压力，特别是基础农产品的进口压力［6］。而“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进入中低速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减缓，我国农产品市场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环境，国家财政支农力度也受到挑战。但是，经济“新常态”给农业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挑战，同时也蕴含着机遇。新常态下经济结构优化的社会氛围对于种植业结构调整非常有利，我国应利用产业结构升级的机会完成种植业转型，依靠科技创新带动农业发展，实现优化种植业生产结构、提升农产品种植效益、增强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1.2 种植业发展目标多元化

随着经济形势以及农业内外部环境的改变，我国种植业已经进入产品供给与需求、资源与环境、生产与收益等多重目标要求的新时期。首先，表现为对农产品品种结构和质量安全的要求。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稳定地越过温饱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13年的35%和37.7%，农产品的需求弹性也随之下降［7］，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对肉、蛋、奶等高附加值农产品以及高质量的绿色、安全农产品需求增加。其次，对种植业生产与资源环境保护并重的要求。种植业生产对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加，具体表现为东北黑土层变薄、土壤有机质含量降低、南方地区部分稻田重金属含量超标、华北平原地下水开采过度等，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产量与质量安全。再次，对种植业生产方式转变的要求。随着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传统经营方式难以实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新型经营主体的快速发展意味着通过机械化和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将成为未来发展趋势，我国应通过本次结构调整，实现种植业向规模化、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现代生产方式转变。

表1 中国种植业生产结构的变化情况（%）

1.3 农民增收机制面临新挑战

农业收入的稳定增长对农民持续增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新阶段情况下，农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能力已经呈现明显减弱的趋势。首先，表现在农业内部中种植业总产值的变化，种植业在农林牧渔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80%下降到2014年的53.58%（表1），种植业对农业的收入贡献率降低。其次，农业生产成本以及利润率的变化。随着农资价格和人工成本的不断上涨，农业生产成本节节高升，成本利润率不断下降，以三大主粮的平均费用为例，2013年比2008年平均每667 m2的物质与服务费用、土地成本及人工成本分别增长44%、82%和146%，而成本利润率则由33.14%降至7.11%［8］。再次，农民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与挑战。2014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892元，同比增加了9.2%，然而，来自于农业的收入仅占1/4，且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8］，农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开始超过家庭经营性收入，农业收入中的农民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也呈现出迅速增长的势头［9］，农民增收越来越多的依赖非农产业，通过农业尤其是种植业促进农民增收面临挑战。因此，新时期实现以农业促增收的任务异常艰巨，我国应在尊重农户意愿的前提下，从市场需求出发，以农业增效为重点，积极探索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制度环境和内生机制，推动农民收入增长。

2 结构调整的目标和任务

2.1 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

“以粮为主”是在人口众多、耕地较少的中国国情下始终坚持的思想，也是种植业一直以来保持的基本结构特征。

2.1.1 满足粮食刚性需求 在国家粮食“十一连增”的背景下，谷物的进口数量仍然不断增加，除去国外农产品价格低的因素，我国对粮食消费持续、刚性的需求增长是主要原因。目前全球粮食贸易量大约3.51亿t［10］，只占我国粮食产量的58%，换言之，就算全球粮食交易全部出口到中国，也仅满足国内粮食消费量的一半。因此，面临我国巨大的粮食需求量，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确保粮食安全，依然是此次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我国应从基本农田保障开始，紧抓18亿亩耕地红线，加强基本农田建设，提升耕地质量水平，确保基本农田用途不变，增强粮食生产能力。

2.1.2 确保粮食供给稳定 2014年我国粮食产量为6.07亿t，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两倍，但是粮食产量在上升过程中总体波动较大，造成粮食供给不稳定。而粮食作为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任何一次供应紧张都可能引发大的波动，带来连锁反应，1987—1988年和1993—1995年我国粮食产量徘徊造成市场紧张、价格上涨并引发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就是证明。粮食本身的特殊性质和中国的“大国效应”决定着粮食供给问题是关系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确保我国粮食供需平衡，应紧抓粮食供需缺口，重点协调粮食主销区、饲用粮和部分粮食品种的供应机制，同时鼓励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粮食规模经营产出水平，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2.2 鼓励粮经轮作，发展饲料作物

鼓励粮经轮作，大力发展饲料作物，形成粮经合理、粮饲兼顾的循环高效新型种植制度是此次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新目标。

2.2.1 鼓励发展合理的粮经轮作结构 目前，由于粮食补贴的增加、粮食价格的上升以及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玉米、水稻和小麦的产销正逐渐成为一种风险小、收益稳的产业。三大主粮生产面积稳中有增，尤其是玉米的发展势头强劲，挤压了花生、大豆、油菜等一些历年常见的经济作物以及小面积种植的杂粮、杂豆等作物的种植面积，导致市场上食用油、棉花等价格持续上涨，严重影响到农副产品市场的稳定［11］。此外，三大主粮难以与其他作物轮作换茬，长期连作也会严重削弱耕地地力，化肥、农药使用量增加，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食品安全。所以，在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上，我国应该鼓励粮食与大豆、杂粮、薯类等其他经济类作物的合理轮作，形成粮经合理的种植结构。

2.2.2 实现由饲料粮转向饲料作物种植 目前在我国粮食消费中，口粮消费稳中有降，用于饲用粮消费的比例快速增加。据统计，2003—2012年，我国食用粮年人均消费量由246 kg下降到204 kg，总量由3.174亿t减少到2.766亿t，而饲用粮总量由1.281亿t增加到1.989亿t，占粮食总消费比由26%提高到34%［12］。除此之外，我国还每年大量进口大豆、玉米用于满足饲料需求，饲料的有效供应成为解决中国粮食供求矛盾的重点。鼓励有条件的粮食产区发展青贮玉米、苜蓿等饲草料作物，把饲料粮种植转为饲料作物种植作为突破饲料供需矛盾重大转变。应有针对性的将部分饲料粮种植转为饲料作物种植，最终实现粮食、经济、饲料作物“三元结构”的均衡发展，达到保障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益的双重目标。

2.3 构建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产业结构

优化区域生产布局，构建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产业结构，是此次种植业结构调整的艰巨任务。

2.3.1 大力发展节水农业 我国的水土资源相对短缺，人均水、土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和40%，且空间分布不均，北方耕地面积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60%，而水资源占有量仅为20%。水土资源匹配严重错位导致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尖锐，黄淮海平原的“漏斗区”就是由于长期过量抽取地下水进行灌溉而形成的，并使当地产生了地下水污染和耕地盐碱化的问题。此外，我国农业用水效率在40%左右，仅为发达国家的1/2［13］，这更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的紧缺。因此，我国应高度重视水土资源问题，有针对性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在华北地区应发展节水农业，扩大节水灌溉面积，鼓励种植棉花、花生、红薯、大豆等节水作物［14］。

2.3.2 治理农业环境问题 我国农业污染加剧，一方面主要是由于过量施用化肥、农药带来的污染，另一方面是由于工矿企业生产造成的土壤污染。我国化肥、农药单位面积施用量都远远高于世界发达国家，但是利用率却依然很低，氮肥利用率在30%～40%［13］，农药利用率仅为30%～35%［15］。工矿企业生产也造成我国土壤污染严重，尤其是南方部分水稻产区耕地的重金属严重超标，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我国农产品数量和质量安全。为此，我国应因地制宜的治理当地农业环境突出问题。在东北地区，大力推广秸秆还田，提升土壤中的腐殖质含量；在南方重金属污染产区实施以棉麻、花卉等非食用农产品替代水稻种植，实现农业生产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4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推进六次产业发展

“六次产业”是指依靠各种高科技，合理配置现有资源，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形成农业生产、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的综合生产体系。

2.4.1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 发展六次产业是此次结构调整中增加农民收入的亮点。我国第“六次产业”的最早提出者是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院士［16］，其当时主要强调的是“大农业”观念。我国政策层面关于“六次产业”的提出，最早是在2014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随后在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正式提出“要把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我国目前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还不到10%，农业普遍存在着生产比较效益偏低，农产品加工转化水平不高，农业生态、社会、文化功能挖掘不足，一、二、三产业融合不够，农业生产比较效益偏低的问题。本次结构调整发展“六次产业”的目的是通过鼓励农户从事多种经营，包括种植农作物（第一产业）、农产品加工（第二产业）、销售及服务（第三产业）等，延长产业链条，最大限度的发展现代加工业、现代物流服务业，使农户获得更多增值价值。所以，在此次结构调整中，应充分利用市场要素，结合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

2.4.2 重点发展农村农产品初加工 发展农村农产品初加工是此次结构调整中发展“六次产业”的重点，目的是确保农民增收、农业增值。通过实行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将农民有条件开展的农产品初加工环节留在农村，尽可能把这部分收益留给农民，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农村农产品初加工应结合当地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需求等因素，在国内形成专用小麦、优质稻米、特用杂粮、油料、蔬菜、果品等从生产到加工的“链式”主导产业［17］，实现种植业的多次增值，实现产品流、要素流和价值流从田间到餐桌的大贯通大整合。

3 对策措施

3.1 以市场为导向，合理配置资源

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合理配置农业资源，优化种植业生产结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发展优质化、专用化的农产品，实现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与居民消费快速升级协调发展，满足城乡居民对安全、营养、健康、优质农产品的巨大需求。以市场为导向，合理配置资源，必须以尊重农民意愿和经营自主权为前提，通过有针对性的加大对参与市场化程度高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政策扶持，充分调动各类经营主体的生产积极性，鼓励和支持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的发展，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运行，发挥农业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完成农业增长方式和农业管理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3.2 实施政府引导，实现政策配套

实施农业扶持政策，并及时进行政策引导，是种植业结构步入良性循环的根本保障。完善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支持体系，对于实现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要继续发展农业利益补偿机制，在执行好现有各项农业补贴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对主产区的财政支持，同时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加强对耕地保护等行为的经济补贴；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对农村金融机构实施税收优惠和利率补贴政策，建立农村信贷合理的补偿机制，改善农村金融信用创造能力，确保农业投资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通过扩大保险覆盖范围、调整保费负担关系、健全风险分散和灾害补偿制度机制等措施，使农户农业收入的稳定得到保障。

3.3 依靠科技，转变发展方式

农业科技进步是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的不竭动力。根据相关统计，2013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比1978年减少了863.2万hm2，而粮食总产量却增加了2.97亿t，其中科技进步的贡献非常大。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20世纪80年代的30%～35%，增长到2013年的55.2%［12］，主要表现为良种繁育、化肥使用、病虫害防治、水利建设和高科技应用等方面的发展。科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未来我国依靠科技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一是要重点鼓励生物育种以及农业信息化的发展，鼓励良种繁育，引进农业先进设施，使农业向生产效率更高的精准农业发展。二是发展生态农业，因地制宜推广合理轮作，支持和发展节水灌溉、绿肥种植、生物农药以及秸秆还田等高效、节约、绿色的生产技术，依靠科技形成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统一发展的现代高效农业。

3.4 重点支持现代加工业与物流服务业，促进产业协同发展

针对本次结构调整，重点发展六次产业中的现代加工与物流服务业。发展现代加工业与物流服务业，一是要大力发展农村农产品初加工和当地特色农产品加工，继续实施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重点支持贮藏、保鲜、烘干、分等分级、包装和运销等环节，尽可能将增值收益都留在农村、留给农民。二是发展“线上线下”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将电商和实体流通相结合，建立起集网上洽谈、交易、结算、交收、物流配送、门户信息、后台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引导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三是积极发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大力开发休闲农业，继续建设乡村旅游示范点，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认定和保护，促进相关设施建设，带动农民共同致富。

［1］王济民，肖洪波.我国粮食“八连增”的性质与情景［J］.农业经济问题，2013（2）：22-30

［2］蒋和平，詹琳.现行粮食政策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建议［J］.黑龙江粮食，2015（4）：7.

［3］万宝瑞.确保我国农业三大安全的建议［J］.农业经济问题，2015（3）：4-8，110.

［4］刘慧，金秋.粮食怎么收怎么储［J］.农村·农业·农民，2015（11）：17-18.

［5］钟真，孔祥智.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农业政策转型［J］.教学与研究，2015（5）：5-13.

［6］王为农，孙永朋.我国种植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思路及政策建议［J］.经济研究参考，2008（39）：24-33，40.

［7］李成贵.中国农业结构的形成、演变与调整［J］.中国农村经济，1999（5）：19-25.

［8］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4［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9］张红宇.新常态下的农民收入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2015（5）：4-11.

［10］农业部农产品贸易办公室，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报告［R］.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11］管叔琪.保障粮食安全注重种植业结构均衡发展［J］.安徽农学通报，2011，17（5）：4-5，20.

［12］国家粮食局.2013中国粮食发展报告［R］.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

［13］屈宝香，周旭英，张华，等.黄淮海地区种植业结构调整与水资源关系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3（5）：33-36.

［14］闫湘，金继运，何萍，等.提高肥料利用率技术研究进展［J］.中国农业科学，2008（2）：450-459.

［15］邵振润，张帅.提高我国农药利用率的主要措施与对策［J］.农药市场信息，2014（6）：17-19.

［16］郭元晞.论钱学森的第六次产业革命思想［J］.经济体制改革，2006（5）：12-13.

［17］蒋和平，王爽.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主要发展模式与对策建议［J］.广东农业科学，2015（2）：163-169.

（责任编辑 邹移光）

Rethinking about China's crop structure adjustment in the new era

WEI Rong1，LIU Xiao-juan2，WANG Xiu-dong1
（1.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China；2.Development and Service Center for Quality Farm Products，Ministry of Agriculture，Beijing 100020，China）

China's economy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new normal” in the new period.The dome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ve achieved a consecutive harvest and sufficient supply，these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the new round of planting industry structure adjustment.Therefore，combin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curre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production structure of crop farming，farmers income as well as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we put forward that we should adjust crop structure in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food security，and encourage grain crop rotation and forage crop cultivation.Meanwhile，we should construct an industrial structure matching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bearing capacity，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xth industry.we can realize the structure adjustment successfully by the way of market oriented，policy support，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development of modern processing industry and logistics service industry.

crop farming；the new normal；structure adjustment；the sixth industry

F326.1

A

1004-874X（2016）05-0175-05

10.16768/j.issn.1004-874X.2016.05.033

2015-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