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与死亡的明喻
——评阿乙的《对人世的怀念》

曹霞

疾病与死亡的明喻
——评阿乙的《对人世的怀念》

曹霞

比起对陌生化和戏剧性叙事的追求，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类小说：在平静无波的琐碎事务下，多条人事脉络各自生长，直到在某一点上汇合，并集结为一种指向明确、朴素有力的形而上比喻。这类小说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在精神上达到了高度的复杂性与思辨性。我以为，阿乙的《对人世的怀念》就具有这样的风格。相较于他之前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和《春天》等包裹着谋杀、黑暗、绝望的小说，《对人世的怀念》的阴郁性相对弱化，这一方面是作家不再将痛苦的刀刃对准别人，而是朝向了自我与亲人；另一方面，人物某些颇具喜剧色彩的举动使小说溢散出黑色幽默的气息。

《对人世的怀念》或隐或现地勾勒出三条叙事线索：一、乡村医生汉方作为阮家堰的外来人被排斥、被漠视同时被恐惧的历史与现状；二、祖父舍不得扔掉被毒死的鸭子，他坐在汉方家门口细细地吃，“循序渐进”地吃，理由是“我要是出事，汉友还不开药救我？”三、乡人和朋友皆惊怪于“我”的迅疾发胖，“我”一遍遍地解释：发胖是因为吃激素，吃激素是因为得了一种免疫系统的怪病，这种病直到2010年，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才宣布了它的诞生。

阿乙的旧日经验无疑给小说带来了坚实的逻辑呈现，三条线索的有机交织建构于乡村琐碎无聊、为生存所苦的种种细节之上。由于财产与健康的矛盾，祖父与医生有了联系。祖父边吃鸭子边恐惧自己中毒的想象和他与儿子“吃死了也是我的事。我吃死自己还不行吗”的争论，给小说的死亡主题带来了令人哭笑不得的人间气息。更为重要的是，阿乙从这一事件衍伸出来的并非普通的乡间生活矛盾，而是祖父的想像性死亡及其对“我”的影响。祖父用了很多种语言、很多种方式来描述他在医生家门口自认为要死的感觉，年幼的“我”对此并不明白，当“我”人到中年、身患重病后，它全面复活：“我开始体验到当初祖父所拥有的恐惧，就像是被那鬼龌龊的长手给狠狠摸了一把（鬼爪里隐含着墨绿色的发潮的污垢）……”死亡以具象的、有色彩、有感觉的形象光顾“我”、亲近“我”。这并非阿乙第一次对死亡进行近距离摩挲与凝视，但这一次，由于从祖父延续而来的感同身受，由于作家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疾病对生命的侵蚀，它带来的体验就格外地明晰、具体且令人震颤。

“谋杀”，或者“死亡”（包括导向死亡的“疾病”），这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当作禁忌的话题，在阿乙那里却担当着重要的叙事与哲思功能。从一开始写作，阿乙就自觉地向西方作家学习，因此他的大多数作品并不着眼于日常生活而是人生的终极命题。在他以前的小说中，“谋杀”作为一项哲学思考的试验和艺术令他毁誉参半。他并不讳言自己对加谬的学习和模仿，“局外人”的冷静、谋杀者的清醒、杀人手法的细致，这些几乎成为阿乙的标签。这种“局外人”的态度将三十年前先锋小说作家洪峰《奔丧》中的漠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它以“死亡”为叙事推动力，连结起世俗社会的秩序、规则与模式，以反叛社会主流的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彰显了在“桎梏”与“突围”的双重制约间徘徊冲突的人生。

当大多数读者还习惯于从道德、法律层面去解析评判一桩谋杀事件时，阿乙将重心挪向了我们每一个都必定遭逢的终极命运：“独自面对下一秒就将死亡的事实。”这种犹如被恶魔狂追不已的恐惧感是阿乙在患病之后的深刻感触。在他的《虎狼》和《情史失踪者》里，主人公也患上了靠激素控制的免疫系统的病，可见这场疾病带给他的影响。如果说在阿乙的前期作品中，他自觉地通过书写生命与死亡切入终极沉思，那么在他患病后，他则具体地感受了疾病之于生和死的关系。这不再是想像，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切切实实地威胁着他的生理、生活与生存的剥蚀性力量。

从《对人世的怀念》这个题目来看，它揭示出了阿乙“向生而死”的灰茫心境。他仿佛已然将自己沉入了幽冥界，让灵魂重新回到童年记忆与成年后的生命之殇，在游历中细细探究人世在自己身上留下的擦痕。在小说结尾处，堂兄老细哥遇到我，热心地询问“我”的病情，为我分手的“外国女友”感喟，讲述自己见到过的仙女，他唯一不知道的是自己已经死了。这个灵异诡谲的结尾，我以为，正是阿乙虽身在人世、却决然将生命放空的死亡对应。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