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中的上海艺术博览会

唐心韵

2015年11月15日，第19届上海艺术博览会谢幕。据统计，19届上海艺博会吸引5万多观众，成交量达1.41亿元人民币，比2013年创造的上海艺博会历届最高成交纪录小幅上涨。然而《纽约时报》发布“2014全球顶级艺博会人气排行榜”，却将上海艺博会排在前20名之外。由此可见，上海艺博会离国际顶级艺术博览会仍有不小的差距。

上海艺博会的初衷与现实

从1997年的创办，到2000年婉拒个人名义参展，上海艺博会的运营逐步走向规范。几年后，上海艺术市场开始活跃，“上海当代”和“春季艺术沙龙”成为上海艺博会最为有力的竞争对手。近年，亚洲画廊博览会、上海城市艺博会以及“Art020”艺博会相继开办， “上海当代”又以“博罗那上海国际当代艺术展”的名义卷土重来。与先前不同，新的艺博会并不想直接挑战上海艺博会的主导地位，而是以专业特色让更多的观众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进入艺博会市场。

早在成立之初，上海艺博会的自我定位比较清晰：“艺术博览会的‘精品化是上海艺术博览会始终不懈的努力方向。”而上海艺术博览会的“精品化”道途可谓艰难。从近两年看来，上海艺博会的情形颇为尴尬，一方面力求满足大众需求，另一方面又意图将“精品化”策略坚持下去。2015年的“家居渴望艺术”的宣言，说明上海艺博会已经彻底将艺术品作为不再具有独立的精神价值的日常生活的附属品，上海艺博会似乎不再急于跻身高端市场。面对如此情形，观众和业内人士纷纷指责上海艺博会的水准逐年下降，艺术博览会的文化价值越发式微。

上海艺博会存在问题分析

1.学术，上海艺博会的鸡肋？

对艺博会来说，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就是学术与商业的关系，商业是学术的手段而非其目的。艺术博览会与双年展虽然不同，但其区别却并不在于一个强调社会效益，另一个强调经济效益。商业活动如果没有学术目的加以引导、规范，艺博会就会失去鲜明的特性，展品的质量也会随之下降。

巴塞尔艺博会成功创造出一种内在创新机制，将“商业——学术”的互推有机结合起来。正是因为树立学术标杆，商业中的非商业操作，巴塞尔才有资格成为艺博会领军者。

上海艺博会的学术平台的运作始于2006年“青年艺术家推介展”，该展被业内人士誉为“国内艺术界新的学术制高点”。虽与国外学术平台尚有差距，但在国内艺博会还是首次。2011年，上海艺博会主办方对“青年艺术家推介展”的形式和内容进行改革，与上海市美术家协会联手，实现资源优势互补，进一步提升了展览的学术分量，这些艺博会“展中展”，无疑是上海艺博会为推进“精品化”、“学术性”做出的努力。

“推介展”并未使上海艺博会摆脱传统博览会模式。原因首先在于，艺博会真正的学术主体——画廊，此时显得悄无声息。在国内一级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很难对参展画廊的学术性进行筛选，一旦严格复制巴塞尔式的准入模式，入选的国内画廊只会寥寥无几，一些国外低水平画廊却趁机进入，降低了展览的学术质量。其次，由于市场细化在所难免，大型艺术博览会往往很难确立自己清晰的身份和定位，小型艺博会的销售压力不大，反而聚集着不少优秀展商，学术上更易取得突出表现。第三，各种“主题展”的学术内容流于干瘪枯燥，所谓学术展也只是有形无神不可能发挥真正的社会影响力。

艺博会的学术高度取决于画廊的学术信用。画廊在艺术市场——特别是当代艺术市场的产业链条中充当着“学术门槛”的作用，因其必须根据自身的学术标准，判断作品的艺术史价值，并根据实际的交易情况做出价格调整，从而确定一个价格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艺术史价格”。作为一个实验性行业，画廊本身带有一定的探索性和实验性。正是这种探索性，要求其首先不是为资本存在，而是为艺术史选择画家而存在——这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无法卖出的作品，画廊仍愿意因其内在价值而保有，这是为时代保留它在艺术上的精神价值。

业态转型依赖于社会积累，尤其依赖于文化和精神资源的积累。在文化、精神资源积累不足的前提下，画廊文化地位发展只能是缓慢的。艺术家徐龙森曾撰文认为，上海画廊大致分为四类：“学术型”、“名品店型”、“买办型”和“杂货店型”，其中除了学术型画廊具有一定前瞻性眼光，能够站在美术史的角度来落实自己的市场运作，为画廊开拓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其他三类几乎都没有真正为“艺术史”选择画家。

2015年上海艺博会，本地真正可以称作“学术型”画廊的屈指可数，各种“买卖”“杂货店”成群扎堆，这种展商多是“文化传媒公司”，经营范围驳杂，多以抱着“捞一把”的心态参展。如果以展览、教育、研讨等活动来确定参展机构是否为“学术型”，那么2015年参加上海艺博会的92家本地艺术机构中，“学术型”画廊只有30家左右。相比之下，瑞士巴塞尔艺博会的展商几乎都为“学术型”。在市场走向专业化的情形下，上海艺博会自然很难获得一定的学术水准，然而成交量的攀升，又使得“学术”成了可有可无的鸡肋。

画廊自身的学术质量决定了策展方向，也决定了艺术博览会的专业程度。国际知名艺博会的展区分类往往体现着策展的理念，瑞士巴塞尔艺博会，除了画廊荟萃以外，还包括策展专题、艺创宣言等八个展区，上海艺博会的展区共分为四个展馆三个主题，如一馆和四馆为“中外画廊专区”，二馆为“中国陶瓷艺术馆”，三馆则为“上海艺博会青年艺术家推介展”，这种分类显然十分随意、粗糙，然而这都是因为学术型画廊比重太少，不能形成应有的规模。

当下有一种观点是，学术属于双年展，盈利属于艺博会。其实，艺博会与双年展的区别可以说是盈利或非盈利，但并不是学术或非学术。如果只注重眼前利益，上海艺博会作为最大的实体展会之一就无法发挥应有的社会效应，学术与经济的交叉作用就不会凸显。

2.藏家缺失，艺术教育的隐忧

2015年上海艺博会成交量小幅上涨。面对这种“繁荣”，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忧虑：每年观者众多，真正购买者并不多；每年展位出租火爆，真正高水平艺术家却很少；每年交易创新高，因为成交基数过低。2015年上海艺博会总成交额约为1.41亿人民币，参观人数约5万左右，而2014年瑞士巴塞尔艺博会参观人数9.2万人，预测成交额高达40亿美元（约240亿人民币），2015年香港巴塞尔艺博会参观人数6.5万，对部分作品的已经公开成交价格进行累计，其数值也远远高于上海。上海艺博会与巴塞尔艺博会“参观者每六人中就有一人是藏家”形成鲜明对比。

上海艺博会举办以来，艺术品交易始终缺乏一个坚实、强大的买方市场，而一个成功的博览会取决于藏家对艺术品的认知力和购买力。根据2014年统计，上海的人均GDP达到15847美元，这意味着上海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潜在艺术市场，与之不相匹配的是，上海艺术市场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规模化的艺术消费层面还未完全产生，如何培育一个消费群体就显得尤为重要。

研究者武洪斌认为，就目前状况来说，国内收藏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以爱好为收藏的动因，第二类以纯粹商业投资为目的，第三类完全从艺术史本身价值出发进行学术化系统化收藏。在三类人中，只有第三类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家，而他们在中国收藏者中大概只占据5%。无论是藏家还是机构，真正懂得艺术史的并不多见，他们对艺术知识结构以及国际市场的认知程度，影响了艺术品收藏体系的建立，使得他们在面对高质量艺术品时，往往产生尴尬和疑惑。

巴塞尔艺博会总监洛伦佐·鲁道夫认为，艺术博览会与博物馆一样具有公共教育的职能。激发民众对艺术的认知，是许多国际知名艺博会强调学术构建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功能既是商业化的，又是社会化的。因此，艺博会在举办的同时，更设立与艺术教育相关的论坛与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可以形成市场与教育互动的良性循环。2015年香港巴塞尔三天共举办了19场论坛，这些活动邀请业内名家参与，艺术家、收藏家、机构、学者交错互动，题材涉及历史、社会、传媒、经济多个主题——这已不仅仅是艺术普及，而是为参观者和收藏家开辟了思考、判断艺术价值的途径。从画廊规模和参观人数来说，上海艺博会与香港巴塞尔体量相当，但是上海艺博会却没有举办过类似的论坛，学术平台上几乎没有任何艺术教育、普及活动。

艺术普及不仅针对藏家。据报道，在所有盈利的上海画廊中，超过60%的画廊业主认为目前画廊仍缺少专业人才，这也意味着画廊自我定位仍然无法走出“买卖”形态。另一方面，受制于国内藏家的缺失和普通民众的欣赏水平，国内艺术家要么以提供装饰为主的行货，要么临摹名家，提供大量复制品。艺术作品蕴藏的思想价值应如何被经营者、藏家正确对待，画家自身又该如何思考、创作。教育的目的并非针对某一方，而是塑造一个艺术家、经营者、收藏家的共同的人文语境，一种共同探索、进步的社会生态。

3.上海艺博会的“品牌”与“国际化”之思

艺博会市场的“国际化”意味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品牌国际化，一台艺博会如何凭借自身实力、特色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其次是管理国际化，完全引入国际制度和经营理念；第三是视野国际化，将展会的学术性放置在国际话语体系之下，建构跨区域的艺术交流平台。艺博会的运作过程是一个整体，品牌、管理与理念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

近年来，由于艺博会 “国际化”阵地就已经被细分后的专业艺博会占领，上海艺博会只能选择平民路线。作为一个发展了19年的国际艺博会，上海艺博会最终目标仍是寻求自我突破，找到明确定位，塑造国际品牌。对上海而言，艺博会具有的话语内涵已远远高于经济效益，它投射出上海的历史文脉和想象空间。

严格准入、优胜劣汰，理应成为艺博会“国际化”的手段，而真正的“国际化”意味着当代中国艺术能够在市场平台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让更多中国优秀画廊、艺术家走出去，重建上海的艺术史地位和中国美学话语权。因此，上海艺博会需要有明确的策展理念和学术体系，建立独特的城市文化视野，也就是说，树立将艺博会作为城市文化的载体的信念，才是走向“国际化”的第一步。

19世纪30年代，上海曾作为全国艺术品交易的龙头。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副院长罗宏才认为，应该 “在旧海派的智慧基因和精神诉求内寻找塑造新海派的核心智慧”。 传统海派文化并不一味强调物质主义，而是追求一种浪漫气质与商业文明的融合。现在，这两种传统显然已经在泛滥的消费狂潮中褪色。学者朱大可在演讲中指出， “嘉年华”不创造任何东西，只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接纳东西方优质文化，才能激活城市的创新机制，这当然首先需要强势政府创造自由的文化气氛，修复“庇护所式”的原创生态，吸引画廊、艺术家驻足上海，让上海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艺术品的集结地。

对上海艺博会的建议

1.艺博会的重新定位：国家文化在市场语境中的重要表现形式和渠道

艺术品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已成为国家文化在市场语境中的重要表现形式和渠道。一个国家不仅需要多元的文化思考，同时也需要将艺术与民众的关系作为主要着眼点，改善文化生态，强化艺术创新机制。因此，艺术市场的作用就在于交易背后的深层需求，即如何在经济框架下，将文化内化为人的精神需要。这就必须探索艺术品内在价值的支点，正确把握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厘清经济手段与精神目的，才能准确定位艺术市场，为文化与经济带来双赢。

2.扶持一级市场，改变参展形态，细分推动品牌专业化

改变参展形态的诸多途径中，最为行之有效的，首先是扶植一级市场，特别是对“学术型”画廊进行扶持。除了税收优惠，还应制造更多渠道，将优秀艺术人才（画家、经营者、批评家）和收藏家引向一级市场。其次，可以根据不同市场定位开设不同单元、论坛沙龙，通过严格限定作品的价格，使一些有才华的年轻艺术家获得难得的展示机会的同时，使藏家又获得价廉物美的作品。第三，可以考虑将展会形式的多样化，根据上海不同商区的特点，在其他区域趋于设置分会场，针对消费者和参观者进行定位，将艺术展和城市旅游结合起来。

3.强化艺博会的教育功能，为市场培养藏家

上海艺博会始终处于盈利状态，盈利意味着应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上海艺博会完全可以借展会平台实施各种举措，比如通过艺术公益活动扩大展会影响，进一步塑造展会品牌。展会或可参考美国在推动公共艺术方面的“百分比计划”，以前一年展会盈利的部分份额，在次年艺博会期间开展相关活动，也可以将公益活动落实到学校、社区或其他单位，培养、推动民众对艺术的热情，促进本土收藏群体的形成。

4.整合优质资源，让包容激活上海的创新能力

“有容乃大”，不仅应该成为艺术发展的宗旨，也应成为上海未来艺术市场繁荣的信条。从制度上来说，上海艺博会要完善准入制，建立由专家组成的评选机构，首先将是否有高质量画廊的参与作为艺博会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拒斥投机画商，扶持年轻、优秀画廊，增设、扩大学术交流平台，对民众进行艺术普及教育；从理念上来说，要让艺博会的策展平台成为理论创新的孵化地，一方面立足对本土学术领域的开拓，另一方面把握中国、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化的艺术发展趋势和学术方向；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以繁荣“海派文化”为目标，吸引优秀艺术家、高品质画廊进驻上海，降低关税，促进文化资源的整合与联动，才能真正使上海艺博会走上国际舞台。期待不远的将来，一台精品化的上海艺术博览会能呈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