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东文学的历史流变和未来走向

2016-08-16 08:56
青海湖 2016年6期
关键词:海东作家文学

永 新

海东文学的历史流变和未来走向

永新

用文学的方式坚守海东精神家园

文学是灯,能照亮人生。一篇或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不仅能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这些年,海东文学记录着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海东历史的发展也在文学作品中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得到极大的充实和展示,将一些正统史书无法记载的史实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加以记录和表达,忠实记录了海东社会生活史实。我觉得,这些文学作品代表了海东文学的总体水平,正是这些作家、诗人和评论家们一直没有放弃社会责任、文学自觉、文学自信和文学担当,艰难却一直坚守着海东精神家园。

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在李永新摄影诗歌作品《河湟寻梦》的序言中写道:“近年来,海东的文学组织正在得到健全,文学创作队伍正在不断扩大,文学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各类文学作品也层出不穷,精彩纷呈,在全省有效地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要创造出更多更优秀、富有河湟特色的文学作品。”作家李成虎锐气大气,创作势头强劲,一口气出版了小说集《精神栖居的家园》、散文集《遗忘在田间的犁铧》《化隆行旅》《敞开着的窗户》、文学评论集《凝望仁慈上帝的窗户》等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一部集西部拓荒者艰辛创业、历经千辛万苦、满腔热血、追求爱情的纯真与生活的美好,把河湟文化中最具典型的“花儿”发扬光大于一身的地域性文化的力作,冲出了当今小说平庸无常的语言表述的樊篱,是一部集民俗、情感有关的社会写实小说。正如他在后记中写道:“在写普通人、写小人物的创作实践中找出乐趣、见到惊喜,这也是我立足现实、立足本土、立足大众的目标体现。”这正好验证了冰心说的:“要做一个未来的作家,一定要等到有真情实感的时候,才下手动笔。”诗人周存云曾是上世纪90年代青海文坛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已出版诗文集《无云的天空》《远峰上的雪》、散文集《高地星光》等作品,无不反映他内心的平静、意外的收获,他总以平淡的方式给生命写下无法抹去的记忆。特别是他在成长与取得成就的过程中,经受了心灵的洗礼,把梦想植于现实的湟水河谷,在叶落之前,以生命最辉煌的姿态吐露心语,以花的姿势开始芳香四溢。青年女作家雪归的中短篇小说集《暗蚀》精选的十篇中短篇小说,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塑造了许多卑微却坚韧的小人物。作者的目光,投向不为人注意的角落,在弱者孤独绝望的心灵上抚摸;体现了作者对当代社会与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作家李明华15年如一日潜心创作,出版的散文诗作品《梦幻之旅》《家园之梦》、长篇小说《默默的河》《夜》、中短篇小说集《平常日子》、散文集《坐卧南凉》等根植乡村、贴近农民,充分体现农业、农村、农民在转型期的发展变化、思维方式和生活轨迹以及精神价值追求。其文学创作被王文泸、井石等业内人士称为“转型期河湟谷地一代农民文学的代言人”。诗人刘鹏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和摄影,出版的《露珠上的村庄》等好几本诗歌摄影作品,总是在不经意间捕捉到那些灵性的东西,想寻找回儿时的岁月、旧时的童话记忆;总是置身海东精神家园的美好记忆里,筑造自己灵魂安放的地方。诗人刘新才、刘大伟、祁之明等总是贴着河湟大地的地平线,诗中的事件、人物、事物总是培植想象和灵感的根须扎入河湟的农耕历史文明,总是寻找与自己的心灵、气质契合的海东文化符号,总是洋溢着对河湟大地的敬畏和对生命价值的感念。散文集《金色河谷》的作者李万华“以植物的名义,以个人的秉性和志趣,用文字和逻辑的针线缝制起来,如衣服装饰行头,如诗般童话稀松慵懒的生活”,“她从一个生命个体独样的感受,展现给我们一个情意境界”,“在她简洁澹泊的形式和内容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悠然林下的情愫、独标真性的耐得玩味的价值取向度”。(蓟荣孝《在文字的村落之上飞翔》之语)。王学超选择了一种最为明显的民间收藏的方式,将河湟地区民间收藏的盛宴之美,以《岁月集》的方式注入到我们的心灵,化解为我们精神家园的稀缺珍品。被省垣文学界称为“青海第一快刀手”的郭守先,以“我批评的就是我自己”为时代命题与青海声浪,以历史为镜鉴观照现实,对文化流弊施以无情的鞭笞。其作品《士人脉象》以当下无疑的独特,填补了海东文学评论的空白,开启了血性文字的先河,是一部独具美学思想和精神魅力的佳作。此外,近年来,马晓晨著的《魅力民和》全面介绍了民和县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神秘的宗教文化氛围、多彩的民族文化特色、璀璨的民俗文化底蕴和兴起的旅游文化资源,被马光星收编于《土族文化丛书》系列。海东有一大批作家、诗人,在这里挂一漏万地点了几个名,如学者谢佐、蒲文成,如茹孝宏、李天华、蓟荣孝、秀禾、钟黎平、马梅英、杨琪昌、蒲占新、周爱玲、马良才、冶延林、王昌雄、庞建伟、白秉浩、郭虎春以及中国人口少小民族土族、撒拉族作家群,饱含着对河湟大地深沉的热爱,勤奋耕耘,笔墨春秋,追求文学的价值,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特别一提的是,王海燕先生的文学作品充满乡土气息,尽管近期出版专著,但其散文、诗歌、报告文学首屈一指,在省内有较高声誉;还要指出,化隆文学的荒原已是春花烂漫,如张贵明散文集《梦中的家园》,对故乡、对人民的赞歌溢于言表;李玉梅用火热的情怀潜心创作,在作品集《春天的请柬》里,以细腻的笔触,流露着对故乡化隆、对化隆人民、对亲情的无限眷恋;戈强英以饱蘸着激情的笔在《沉淀的岁月》中抒发自己的情感,讴歌伟大的时代、勤劳的人们,还有可爱的家乡;李生彪在长篇小说《燃烧的青春》里诠释了写作的真谛;李玉峰以新闻人的敏锐、摄影人的超脱,引领自己的心灵穿行在既熟悉又陌生的隆原大地,注解高原美丽等等,他们在“廓州古郡、山水化隆”谱写了一曲曲时代的赞歌,引领化隆文学自强不息、坚守精神家园。

文学是民族文化的形象表现,没有文学滋养的人生将是一片荒漠。中国人口少小民族土族和撒拉族的文学人正是从心灵上渴望滋养到精神上立于民族之林,以一个民族的良知和道德、尊严和信仰、责任和希望,孕育了灿若星辰的民族文学,呵护着本民族的精神家园,使一切美好的东西得以传承,在新海东时代的潮流中,更生动、更热忱、更执著地坚守着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

纵观历史,土族作家中著有诗文存世的只有清朝的三世章嘉活佛和近代的李宜晴女士。三世章嘉若必多吉大活佛一生著述颇丰,特别与文学相关的作品《五台山礼赞》,格调自然,辞章华丽,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造诣。东伯府末代土司李承基的孙女李宜晴工诗擅词,不仅写了大量咏物抒情、寄情山水及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的绚丽诗词,而且还写下许多慷慨悲壮的爱国词章,被章士钊先生誉为“少数民族中难得的才女”,《民和县志·李宜晴传》称颂其为“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土族文学创作队伍茁壮成长,并在小说、诗歌、散文等创作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民和籍作家鲍义志的许多中短篇小说以纯朴、善良的土族妇女为主人公,充分展示她们的美好心灵和可贵品质,以及自我觉醒和价值追求,充分体现作家对土族心理意识和生存状态的深度思考;诗人谢德纯《诗词联集》格调昂扬向上,挥毫点评,颇具哲理意味;擅长文艺理论、民间文艺、民俗研究的作家马光星,极为关注土族民间文学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倾力撰写的《土族文学史》不仅填补了土族文学史研究的空白,而且系统展示了土族文学丰富的内涵和深厚底蕴,编著的《土族文学丛书》,全面展示了土族文学缤纷多彩的面貌;女诗人阿霞以清新明快、飘逸隽秀的诗风引起文坛的关注,土族文学史上第一部诗集《我的河流》,填补了土族文学创作中没有诗集的空白;《吐谷浑故园》《丹阳城写意》等诗作,不仅在想象中对土族历史进行了诗意般的缅怀,而且对古城遗迹、游览名胜进行了民族历史和土族信仰的触摸。互助籍军旅作家、诗人祁建青以丰富饱满的激情抒发了现代军人对祖国山河和对人民的深沉眷恋,《如梦的油菜花地》等散文展现了那些长年驻守雪域高原的军人的生活境象;作家董思源的《金色的长城》《黑泉的故事》等,用散文的方式描绘土乡的沧桑巨变,充分展现土族人民当家做主的喜悦之情;新闻工作者解生才的散文多取材于家乡生活,如《安召畅想曲》《人间彩虹》等抒发了对家乡对人民的厚爱挚情;东永学编著的《土族》站在新起点上,较好地解读土族的历史辉煌和重大贡献,从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用准确、科学、生动的语言,全方位描述和展示土族灿烂辉煌的历史和现状,表达了土族人民憨厚、勤劳、朴实、勇敢的传统美德;以散文诗见长的诗人阿朝阳的《土风三章》和以诗歌和散文见长的农民作者吕生寿的《土族阿姑》等作品以热情的笔触抒发了自己对故乡深深的爱;青年诗人衣郎《夜晚是我最后的家园》《蓝调的刀锋》和青年女作家李卓玛《卧底警花》《泪做的仙人掌》等作品根植于互助土乡大地,具有开阔厚重的个性特征和情感动人真挚的乡土气质和土乡韵味。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乐都籍作家辛存文曾出版《山魂升华录》等,将高原的自然生态、极地生命、人文历史描绘得淋漓尽致;李永新二十年如一日从事组织人事工作,笔耕不辍,著有《组织工作研究》《论党建》等,在全省组织系统颇有影响,特别是以相机和手机为工具,著述出版的摄影诗歌作品《彩虹记忆》《河湟寻梦》《江山如此多娇》,图文并茂、相得益彰,以质朴和直白的文风表达对祖国对家乡的纯朴真情和富有新意的思考。即将出版发行的作品《白草台文丛》,不仅写寻根的、民族的、文学的、个人生活情感的文章和诗篇,而且远离家乡不忘家乡,怀着强烈的故土意识,着力探究乐都的文化积淀和土族的精神气质。

追溯骆驼泉的故事,撒拉族在近800年的历史长河中,积累、丰富和发展了光彩夺目熠熠生辉的撒拉族文学。特别有影响的是首屈一指的韩秋夫,早在上世纪50年代,用一个人的作品硬是撑起了撒拉族文学的一片天空;80年代以后,撒拉族文学队伍不断壮大,主要有马明善、马学义、闻采、马学功、韩文德、韩国鑫、马梅英、寒栗、韩万里、马忠、马秀芬、马建新、韩新华、马晓红等;主要作品有《秋夫诗选》《命运的呼唤》《时间两侧的颂辞》《裸河》《清水微澜》《撒拉尔家园》等,已经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创作态势。从个体来说,马明善的小说《摔跤手的故事》成为撒拉族第一部小说,主要讲述了上世纪50年代撒拉族摔跤手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有摔跤人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给人以鼓舞和振奋。马学义第一次将撒拉族妇女形象置于小说之中,打破了传统的“三从四德”文学主体,塑造了一批具有反抗精神和叛逆性格的女性,《鲁格娅》《花儿皇后》等成功地表达了撒拉族妇女在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中的压抑、抗争和对社会新生事物的接纳。韩庆功的散文《品味循化》诉说着撒拉族苦难的民族史。他注重乡土情怀,关怀撒拉族的民族精神,追寻民族历史渊源,作品始终有一种乐观向上、坦然豁达、包容博大的智慧思考。马学功“以他敏锐的灵感触角涉及到撒拉族的深层次文化心理积淀,为民族的优秀文化骄傲自豪的同时又为家人的劣根性而忧伤愁哀”(撒玛尔罕《撒拉族文学概述》之语》)。他创作的《老家:变奏的主题》《家园:最后的主题》等诗,紧贴循化这片厚土,在他的撒拉尔生存的土壤和民族心灵深处寻找到了主题,《孟达峡》《阿里玛》等在撒拉族民间广为传诵。韩文德另辟蹊径,在撒拉族这个大场景中尽情舒展,以多侧面的视角破译民族特有的基因,其诗集《裸河》《撒玛尔罕的鹰》等几部作品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创作引起诗歌界的广泛关注。最令人鼓舞的是,撒拉族文学创作的势头强劲,一大批文学新人你追我赶,不断涌入文学的舞台,在撒拉族这个有着史诗性的历史进程中,正在构筑史诗性的自己固有的精神家园,以坚守撒拉族文学的品格和独特的创作风格在新的时代新的起点上独领风骚。

海东从来就是富含文学因子的地域。作为唐蕃古道上的一处重要驿站,积淀了许多文化遗存。古老又悠长的历史文化,始终氤氲在湟水河畔。海东籍的作家、诗人们的出版意识不断增强,一部部新作不时展现在人们眼前,成为海东人民茶余饭后的又一精神食粮的同时,出版丛书的势头十分强劲。互助县委宣传部、互助县文联主编《彩虹印象系列丛书》(诗歌卷、散文卷、小说卷),汇集了长期致力于土乡文学创作的作家、诗人在这块盛产青稞和美酒的沃土上踊跃的激情和创新的元素,在祖国的西部文学花园中展示土乡文学发展的特质和风格。平安区委宣传部、平安区文联主编的《平安文学丛书》,是所有关注、热爱平安的作家、诗人对其精神家园的热爱和守望的礼赞,更是这一鲜明的文化传统和深邃的文化内涵的大成,也是海东文苑的一支亮丽的奇葩。李永新主编的《海东情文艺丛书》(17卷本)入选的诗歌、散文、小说、评论、学生文章及民间文学、摄影、书法、美术、音乐等作品,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示了人杰地灵的海东六县(区)的文艺成就,是一部反映海东人文历史、体现河湟文化底蕴、展现海东文艺成就、推介海东大美山川、展示书画演艺技巧、挖掘民间文学的宝典,填补了海东文学艺术史上的空白,引起了省内外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化隆文联编辑出版的《隆原丛书》、乐都毛文斌和已故铁进元组织编辑出版的《河湟历史文化丛书》《河湟文学丛书》和李少白、李养峰主编的《河湟花儿大全》(共5卷)、王月邦著《曾国佐将军》以及自办刊物《湟水河》《河湟》《高大陆》《彩虹》《柳湾》《荒原春》《驼泉》《桃花源》等等,将不好整书整卷保存的文学作品完整呈现在海东人民眼前,成为滋润海东人民心灵的一滴甘露和充实精神家园的一份食粮,也正是这些丛书和刊物为创作者搭建了学习、交流的平台,为海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文学人才。值得一提的是,已故的铁进元先生退休不退文学,创办《河湟》,既展示了他自己的文学才气,又搭建文学交流平台,并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既展示了河湟文明,更传承和弘扬了河湟文化,在建设海东精神家园中功不可没。所有这一切集中展示了海东文学价值和各族人民的精神追求以及价值取向,是文学领域的典藏和各族人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更是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有机完美呈现,是新海东建设中各族人民崇德尚文、审美情趣和享受文学成果的瑰丽的精神财富。

“古往今来的大文豪没有一个是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家诗人向来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他们大都是抱着兼善天下、惠及苍生的理想,而直挂云帆的。”评论家郭守先如是说。我们不难发现,在海东这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灵魂的栖息地上,先民们抟土制陶的智慧和创造、汉代驻军屯田的历史折射、大唐和亲的队伍浩浩荡荡、丝绸之路迎风作响的高原驼铃、田园村庄袅袅炊烟、田野山川飘来的“花儿”、寺院暮鼓晨钟以及布谷鸟叫鸣和春华秋实的场景,所有这一切,都成为海东作家、诗人所表达和记忆的元素,以及精神家园中直抒苍生情怀和追求文学价值的终极目标。诗人周存云说:“文学给了我一种可能,使我始终保持一种朴素和高贵,让一颗诗意的心灵不断深入到平凡的生活。”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海东的作家、诗人们一定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不断寻求文学创作的突破和创新,以昂扬豪迈的富有海东特色、海东气派、海东精神的文学风格,去表现海东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梦的时代主题,以丰富多彩的朴实无华的文学艺术语言去记录去表现海东时代前行的主流和人民事业的伟大实践,增强既趋势又深刻的文学艺术感染力。著名诗人于坚曾坦言:“今天诗人的角色甚至比古代更为重要,没有一个时代如此对诗人麻木不仁,这恰恰说明诗人在今天的重要性。”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在今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些,我们一定要建好具有海东特色、海东气派、海东风格的文学创作基地,营造更加宽松稳定的创作生产环境;建立一支德艺双馨引领海东的作家群、诗人群、评论家群、民间文学家群和文学爱好者群,不断提高文学艺术家的涵养、学养和修养,以高尚的职业道德、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社会的赞誉和人们的尊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从人民群众伟大实践中汲取营养,推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能够启迪思想、滋润心灵、陶冶人生、引领潮流、传承文化的时代精品;鼓舞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海东文学人默默地坚守固有的精神家园,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统一,充分彰显社会主流,弘扬时代主旋律,以自己饱含文学觉悟的笔触,描述海东的社会变迁和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不断丰富各族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

用记忆和哲思筑砌海东文学高地

端视中国地图,在雄鸡状的中国版图的中央有一条古老而曲折的脉线,从西向东直入渤海,这就是古老中国人和中华文明起源的黄河。在这片神奇而富有思想的大地上,不仅诞生了最早的文字,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在这里繁衍生息,东方深奥的哲学也在这里出现,而且在流经近5500平方公里的黄河流域创造了多种地域文化。河湟文化、河套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构成了黄河流域的四大文化,而河湟文化是这四大文化的源头。专家界定,河湟文化所涵盖的地理位置,当指今天青海东部地区和甘肃西部地区的黄河、湟水、大通河流域广阔的三角区域,即“三河间”。而这个三角区域的中心——青海海东市就是河湟文化核心。

近年来,河湟文化研究给我们打开了一扇认知地域文化的窗户,青海河湟文学学会为河湟文化的研究开启了先河。作为河湟文化核心的海东,自古以来,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是青藏高原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通道。早在6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无论是柳湾彩陶,还是喇家遗址,都用雄辩的事实证明,先民们从古至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也创造了璀璨夺目的河湟文化,河湟文学应运而生并持续崛起。

近年来,一大批学者自觉承担起挖掘整理河湟文化的职责,对以河湟文化为代表的一大批青海本土文化进行系统整理和挖掘,使之成为河湟流域的一道独特的风景;一大批致力于河湟文学的作家、诗人们,笔耕不辍,描绘了又一道令人神往的河湟文学风景线;他们一个个心系基层、情满河湟,虔诚地表达河湟的神奇与隽秀,热情地讴歌海东的人文与壮美。他们通过创作进行实践,成为青海河湟文学流派的主要倡导者和践行者之一。

近年来,海东的作家、诗人们创作出版了一大批反映青海海东农村历史变革和河湟文化的小说及诗歌、散文和艺术作品,主要著作有小说《无脚鸟》(雪归著)、《泼烦》(李明华著)、《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李成虎著)、《卧底警花》(李卓玛著),散文集《高地星光》(周存云著)、《金色河谷》(李万华著),诗集《蓝调的刀锋》(衣郎著),《白草台文丛》(李永新著)、《云端的青海》(刘鹏著),以及祁之明著《面向太阳》,郭守先著评论集《士人脉象》等,还有毛文斌先生主编《河湟民族文化丛书》、李永新主编《海东情文艺丛书》等等,对河湟所滋育的这一片土地倾注了最真挚的情感和最纯朴的思想。

青海河湟文学学会原会长、已故作家铁缨以《文学旅梦》的执著追求,在河湟大地抒写了记忆的篇章和哲思的佳作,建树了海东文学的丰碑,精神可嘉,光辉永存。最近,他的闺女铁生玉在整理他的遗作《行旅随笔》。第一辑红色之旅。从那“轻轻的、轻轻的花篮”,到“韶山,那栋屋,那条板凳”和“韶峰,高高的韶峰”,一直深深地怀着对伟人毛泽东的崇敬之情,带领青海河湟文学学会的编辑人员和家人的诚挚敬意,向伟人敬献花篮,默默鞠躬,缅怀伟人的丰功伟绩;从“名人族史与名人”、谈到伟人“独特的求学之路”,从“长沙、橘子洲头”“读《沁园春·长沙》的启示”,到“井冈归梦”,一直敬仰着伟人及革命老一代的优秀品格、民族精神,回想着“慕名垂范,精神永在”的优秀中国历史人物,“让创作承载着先烈的血气与刚烈”,以大量篇目重新沐浴昔日的阳光,以一个共产党党员的气魄,用浓厚的笔墨记录一段段鲜为人知的红色经典记忆。第二辑欧洲走笔。从走出河湟浪欧洲的一个念头、一种痴想到实现,从“北京飞向阿姆斯特丹”“清晨的科隆市”,感受到了“欧洲首富——德国”,看到了“科隆市,双尖塔的科隆大教堂”“美丽的法兰克福——歌德的故乡”“山沟小城——海德堡”“斯图加特,汽车之城”“灯火阑珊中的慕尼黑”,凝目“历史的回顾”。自“奇特的水城——威尼斯”“行进在波河平原上”,到“黄昏,我们站在圣马力诺的山巅”“深夜,我去寻找马克思故居”“再见,繁华的巴黎;再见,美丽的法兰西”,领略“阿姆斯特丹,美丽的风车村”,观赏“精良的钻石技艺”,拍一张留影照,作为永久的纪念,“回到祖国”,仍旧以旅屐丈量文字,记载了那段河湟文学学会人曾经踏过的土地上的弧度以及文学的魅影。作品再一次展示了铁缨对记忆的捕捉、文字的驾驭和历史的思考,我们阅读的不仅是一种旅屐体验和生活阅历,更是对生命价值的考量和历史记忆的追记。

以《暗蚀》《无脚鸟》等小说作品获得青海省政府文艺奖、青海省青年文学奖、全国电力文学大赛单篇作品一等奖、水利部优秀作品奖、海东市首届河湟文艺奖金奖的女作家雪归,其散文随笔集《云端或泥淖》分“行旅”“掩卷”“沉吟”三辑。注重刻画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有“关于村庄的思念”,“行走在湟水南岸”,在“天那边的相逢”,用激情的文字记录真实的生活;“邂逅‘村庄’”后,在“书香氤氲的日子里”,用“执著燃亮的心灯”思考人生,思考生命的真正意义,热切表达“情浓最是吾乡吾土”;在“用心走过抵押在时间轮盘上的日子”里,让“那双手,无关泥淖或云端”,直接面对社会,“俯拾庸常生活里的点滴幸福”,诠释生活的真谛。她的作品用清新、细腻的笔触告诉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在烦嚣中穿行,而当我们的记忆终于停下,匆匆的脚步不论是在云端还是泥淖,重要的不是身体在哪里,而是我们的心灵所停留的地方。雪归的作品以小见大,从细微处见精神。我认为,这正是雪归一直追求的润笔特色、创作标准和为人风范、价值体现。

《面向太阳》的作者祁之明匍匐于湟水河南岸,以时间的长度,勾勒文字的弧线,十几年如一日,在业余生活中,拾拣文学的碎片,点燃思想的火花,以呼吸笑声的方式追忆和思考。他的散文集《呼吸笑声》以河湟地域文化为支点,以独特的审美视角、活泼自由的创作风格和幽默风趣的文学语言,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精彩故事。他总是自己“沉重肉身”(第一辑),把人世间一片难能可贵的真诚作为生活的真谛,把“品味人生最美好的慰藉,在诗行里,播种人间最真诚的花朵”作为人生的追求,“像太阳一样每天升起一次,每次生命重新闪亮一遍”;他总是“把沉重留给自己,把微笑带给别人”,“一次一次去承担一份责任一种情分一生期待,去分享一份快乐一种默契一生陶醉”,表达了在社会生活中的亲人、朋友的思念、恋情、友情及对弱势群体的现状的关注等,追述个人经历的身心体验和感悟,关注了一些有关农村的人和事;他总是认为“草木无言”(第二辑),通过对自然景物、花草树木的描述,寄情于物,托物言志,体物察世,是对世俗中弱小的同情和丑恶的指责,在缠绵的秋雨中渗透灵魂,在每一个晨昏,苦苦思索和探求人生的真谛,“站在雨中如醍醐灌顶,分明感到人生的全部过程就是草木不断淋雨的过程”,“不能在等待中失去了方向,耗尽了时间”,“而是在深山荒甸,在旷野大漠,在风搏雷击、霜打日晒的一切地方,书写着成为栋梁的历史”。他总是觉得“浮生如梦”(第三辑),更多地对政治生态予以关注,表现了对社会发展、国家进步的赞颂和乱象的隐忧。其实他“站在山上看许多人爬山”,在废墟的最高处,“在清晨的阳光,在清风雨露里”,把“血训、赞美和祝愿,写在这铁锤和镰刀的旗帜上”,把“爱的钻钎向废墟深处掘进”,即使雪化冬尽,仍然在漠漠荒野中守候。

《心灵花朵》是大蓝的一本诗歌自选集,也是作者1999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第一本诗集《蓝色的梦》后的第二本诗集。他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诗歌写作,笔耕不辍,至今已经坚持了二十几年,已在省内外报纸发表了200多首作品。《心灵花朵》分为四辑,“从南到北”(第一辑)展示了他在这段时间里的心路历程和生命状态;“诗意瞿昙”(第二辑)追忆他对瞿昙寺的赞美以及对那片土地的热爱和眷恋情怀;“乡村情结”(第三辑)十分淋漓地表达他对生他养他的乡土的观照和挚爱以及对父老乡亲的深情厚谊;“生命思绪”(第四辑)感悟和体验生命,从中不难发现作者细腻的感情和敏锐的观察以及生活的阅历。

秀禾在乐都文学圈有一定影响,但集辑出版自己的作品尚属首次。她的《长发情愫》分“流年记忆”“长发情愫”“旅途哲思”“心灵阶梯”四辑,以心理成长中的情感体验为脉络,着重体现了她从童年到中年在某些时刻,对某些事件或路途见闻中的情感体验和思想痕迹,展现了女性丰富而细腻的情感世界和理性思考。其中,“童年记忆”通过对童年的记忆,感怀时光的流失;“回归之旅”是因一次偶然的机缘巧合,找到了祖先生活过的地方,以此缅怀对亲人的思念,饱含着浓浓的乡土情怀;“土地秘密”“汲水的岁月”“路”“远去的时代”无不蕴含着她对家乡故土的深深热爱和眷恋之情。

我们热切地期待,雪归、之明、大蓝、秀禾等作家、诗人始终恪守海东文学的理念,关注基层的人和事,热爱生养自己的海东这片富有活力的大地;以记忆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生命的执著追求,以哲思的方式,潜心挖掘富有生机的海东独特深厚的河湟文化内涵;努力用自己的生活情趣,热情讴歌伟大的人民,倾情礼赞伟大的时代。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像雪归、之明、大蓝、秀禾一样的一大批海东的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者,在“一带一路”和“河湟文化走廊”荡漾文学风帆的梦舟,立足海东文化特色,把朴素的记忆和哲思烙印在河湟文化的精神家园,致力于筑砌海东文学高地,一定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一定会把握河湟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根脉,一定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唯美的记忆叙述和哲思表达,担当海东文学的崇高使命和责任,体现出文学人崇德尚艺的崇高风范和奉献精神,努力以改善文化、普惠民生和海东人民精神生活质量为己任,让源于人民、属于人民的文学回馈于人民,把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和哲理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奉献给海东人民,更多地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海东人民审美追求,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海东人民增强文学感召力和道德荣誉感。

地域文学的捡拾与重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是文艺创作最广阔也最深厚的时代舞台。当今中国,正处在大踏步赶上现代化潮流并站在世界发展前列的历史时期,正处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要贡献的伟大时代。这里面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素材,有最能体现中国人民创造智慧和文化精神的中国元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也在表明现阶段中国取得了丰富的物质文化成就,这些成就正是文艺创作者的土壤,如何把握好时代脉搏而创作出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是检验一个地方文学发展的重要指标。

青海省著名学者谢佐先生为李永新著《天命悟境》赐序时讲,“李永新写律诗,他的目光大多在海东地区的地域文化方面寻觅诗句。”一语真情表达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学与地域自古以来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和文学对于地域的反作用两个方面从来互为印证。

地域文学简而言之就是:带有地域风情的文学。这种文学往往被拥有那个地域的精神、风情、气息和气象。比如:《海东文学丛书》(1)的五位作家的作品中无不渗透海东文学的元素,我以《用记忆和哲思筑砌海东文学高地》评价海东的文学创作前景、五位作家的作品和出版的目的。

从《海东文学丛书》(2)中,我们可以看出海东文学发展“接地气”。《青藏首站记忆》的25位作家深入群众,贴着河湟大地行走,在海东文学发展过程中,始终把群众放在首位,从群众中汲取创作智慧与灵感,创出了“海东作家群”的独特品牌,为海东文学奠定了人才基础。韩原林扎根本土,立足循化,打造地方诗歌品牌,给海东其他地域文学树立了榜样。王海燕立足海东,嵌词钩沉,抒怀千古,壮怀激烈,力拔万钧,韵律含蕴,如《念如娇·记梦》“织女秋思,尽托云汉,又是鹊桥会……再邀庄生,骑鹏归去,扶摇九万里!……”。在《满江红:抗战胜利70周年祭》“黄河舞、龙门开处,千帆竞展。……长城下,勒马点雄兵,中华剑。……看今朝、霹雳震东方,乾坤转。”以志。张生贵“刻意抽动每根神经/跟雪,意会交流/想告诉他,内心的全部/不知道,雪知不知道他的心思/害怕留下一丝伤痕/又想将伤痕烙得很深”(《雪的初衷》),把诗人的初衷淋漓尽致地表露无余,在《冬的村庄的启示》中,又同样表达诗人的某种无奈和真实,“冬天的这个村庄/僻静中夹杂凄凉/坐在不太整洁的土炕上/孩童叽里咕噜/不停无忌的自言自语/高原气候摧红的脸蛋/一个大杯子盖掉了三分之二/大口大口咂着自家炉盘上的熬茶/顷刻羡慕,传递的真实无畏……”海东60后作家作品选《爱在极地门户》里,都把自己的无私大爱倾注在生养自己的这片热土,无不渗透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新颖的艺术视角。他们用自己感知世界的方法来辐射社会,以自己独特的地域性让我们领略到陌生而新奇的具有艺术个性的文学风景。他们具有不可取代的人生体验和感受,而这一点也正是构成海东文学的基础,在他们渗透了地域文学的叙事里,我们又领略了他们鲜明的艺术个性。

中国文学是地域性较为强大的一支。海东的海拔气候、人口密度、气象奇诡,神秘浪漫和伟岸崇山、峻急河流,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海东的人的性情差异。地域成为文学永远不可回避的话题。山水诗在江南一隅,形成高潮,本有传承;七贤才子的精神取向在建安风骨中得到流布。文学的地域与文学的乡土气味,仍然是其重要和主要的标识。青海高原上的河湟文化、昆仑文化、康巴文化、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等等,其文学的流派和风格,都是在地域的怀抱中孕育生命,成为特色和独到文学的一枚徽章与印记。

当然,从辩证法的角度理解,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和文学对地域的影响,就其内涵而言,是客体与主体的相谐相属。其中包括,一是海东客观的自然,一是海东作家主体的人文。这自然与人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成就和标示了海东文学的风味与品位。从海东文学发展史看,其影响与生俱来,越千年而不衰,成就了海东文学的风格万千气象,也将继续影响着海东文学的未来。

先进的文化需要发展更需要传承,地域文学也是如此。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地域文学因为它的“地方性”而变得卑微、渺小、可有可无,但实际上,地域文学与大范围中国文学研究之间,不是一个人们出于想当然所认为的简单地承接与具体而微地模仿的关系。相反,由于自身的地域性,仿佛更加接近于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的本原性意义。地域文学群体的出现,往往为海东地区带来时代的文明高度和文化影响力,尤其经济欠发达的海东更为令人瞩目。如《青藏首站记忆》的海东作家群、《爱在极地门户》的海东60后作家等,这些地域不仅是作家们各自的起点,更是他们的文学故乡。

文学创作是个体手工劳动,作家本不存在一个地域共同体,如果作家能够偶然跳出他所生存的地域,就像王海燕、刘大伟先生跳出了互助,周存云、郭守先先生跳出了乐都一样,他们就是成功和幸运的作家、批评家。但是,地方对个人的一些决定性作用,并不是任何作家都能够摆脱的,很多作家实际上不得不在某一个区域文化之内进行创作,所以我们有了破石、韩原林、李明华先生,始终保持平安、循化和乐都地域性文学的根系和创作特色以及诗歌含义。

当一个人置身于地域色彩很浓的地方时,值得庆幸,因为他在铺天盖地的地域的赏赐中,可将个人的个性无限放大。海东有四个民族自治县,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43%。富有浓郁的民族气息,特别是土族和撒拉族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和当代的地域发展阶段性,为作家创作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空间,土族作家衣郎、刘大伟、东永学、李卓玛等和撒拉族作家韩文德、韩原林、韩庆功、韩晓玄等以及在这个特定地域出生的刘新才、王月邦、马秀芬等等,他们成就了土族作家群和撒拉族作家群,创作了诸如《蓝调的刀锋》《吐谷浑王国》和《故乡在哪儿》《撒玛尔罕的鹰》等脍炙人口的佳作。当然,在地域文学包围的时候,作家要学着嬗变,要不然往往会被地域文学抽空、缩小,变成荒原秋风中飘零的一片杨树叶,变成喇家遗址中的一粒骸骨,作家的挣扎比不上一枚柳湾彩陶在四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的碎片,作家的低吟比不上阿伊赛迈山上一只飞翔的什锦鸡的一声长叹。地域性曾经是海东作家的启航点,对作家有抚育、教导之恩,但此时,地域性更像一个迷人的陷阱。当终有一天,海东作家从地域性的禁锢中破壳而出时,他就是自由的飞鹰。

地域性变成了海东作家成功的一条途径。谁想获得成功,谁就必须讲究地域性。于是,文学要表现人的生活,最终变成了地方生活。过分强调地域,最终变成了地域主义,直至地方保护主义。海东当代文学少了中国文学的宏大气派,就是对泥土气息的过于认同,从风格上讲,海东文学就显得有点过于小气。地域主义的极端化,使海东文学失去了抽象的动机,失去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失去了重大的、具有哲学意义的主题,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可能。因此,我们在强调地域文学的捡拾过程中,还要增强地域文学必须是一种有节制的创作观念。

文学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它不可替代的位置。海东作家要想在历史的、文学的长河里留下一点划痕,就需要写出一系列或者至少几篇标志性的作品。作家靠作品说话,拿不出立得住的东西,一切都是徒然。世界这么大,媒体这么多,谁能封杀谁呀?海东作家群既要对海东乡土有共同性想象,又要对海东城市化进程增强敏感度;既要对当代和古代政治文化认同,又要摒弃固守“老子海东第一”的论资排辈的思想。愿一批有志于捡拾和重构地域文学的作家,在情系海东故土、放眼全球经济和深入生产生活实践、创作与时代融入与民生关联的有温度有高峰的精神力作的生动社会实践中,真正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

文化的张扬与理性的思考

河湟文化与河套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共同构成了黄河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河湟文化以其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海拔的高度,居于黄河之首、青藏门户,成为毋庸置疑的极地文脉圈。这里,雪域山川、湖泊河流、民族共生、文化交融,特别成为青海东部各族人民生生不息的价值追求和文化脉象;这里,文化底蕴丰厚,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名人辈出,文艺条件优越,文艺人才济济,文艺创作丰厚,特别是近年来不断涌现出思想睿智的后生和厚积薄发的作品。我们迎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潮流和河湟文化的新态势,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精编细选,出版了《海东情文艺丛书》(1)(2),在海东市乃至青海省内引起强烈反响,受到普遍好评。

《海东情文艺丛书》(1)(2)十卷收录了群体文学类、艺术类作品。这些作品富有河湟文化的元素,张扬了河湟文明、凸显了河湟文化的内涵和本意,展示了海东文艺群的集体智慧和文艺成果,反映了海东各族人民勤劳朴实的生活品格。单单这十本,还不能够完全展示海东文艺家的个体风采。因此,我们策划出版个体作品丛书,并使之成为一种常态。

《海东情文艺丛书》(3)五卷重在个体文化类,兼顾文学类。文化类作品有我的《极地门户行》,张扬、祁国忠的《难忘故土》,茹孝宏的《乐都文化艺术述略》,陈芝振的《三老赵掾之碑释》,文学类作品有秀禾的《斑斓的夏季》和马连德的《一亩黄土地》。

文化旅游卷《极地门户行》,以图文并茂的架构,将位于青海湖之东的海东市下辖的两个区和四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北枕祁连、南滨黄河、西抱西宁、东望兰州的极具秀美秉赋的自然景观、星罗棋布的文化遗址、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相融与共的宗教文化、古老传统的农耕文化、源远流长的民俗文化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详尽的介绍,让人充分感受青藏首站的大美和极地门户的壮美,是探究文化旅游的一部攻略手册。

传统村落卷《难忘故土》是张扬和祁国忠先生采用文学纪实及游记的方式进行写作的,突破了文史资料的堆砌模式,真实记录了所见所闻,无论从史料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或者从旅游角度来说,都是记载海东村落变迁、介绍人文历史的一部好书。

文化卷《乐都文化艺术述略》,对乐都的文学、音乐、舞蹈、书法、美术、摄影创作情况一一作了记载和梳理;对乐都的戏曲与曲艺、文艺团体与剧团、公共文化、群众文化、地域文化研究与艺术教育发展情况作了介绍和记述。书之门目,条分缕析,内容全面,是茹孝宏先生为乐都地域文化艺术综合性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释碑卷《三老赵掾之碑释》,对1940年青海乐都白崖子村出土的东汉石碑碑文进行了释义。“鉴于碑文有补汉史,又系汉代真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964年沈年润语)被称为青海第一碑。为使海东各族人民群众了解西汉名将赵充国家族建设青海的始末以及碑主(其六世孙赵宽,家居破羌,即今老鸦村)的历史,陈芝振先生经年查阅资料和词典,做出释义,形成相关系列文章,填补了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译文版本的空白,极具历史文化价值。

小说卷《斑斓的夏季》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的不同遭遇,给我们讲述生活境遇变迁、人生跌宕起伏以及生命价值追求的真实的艺术性故事,表达了从事英语教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秀禾女士对人生的哲思和生命的感悟。十篇短篇小说生动地描绘了人生百态,再现了生命珍贵。

农民诗人马连德艰辛地用铁锨和犁铧勤奋耕耘属于农民的一亩荒土地,收获着饱满的颗粒归屯自家的粮仓,同时笔耕不缀,坚守着农民心灵的高贵,四十年如一日,赋诗作文。《一亩黄土地》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心理路程和思想变化,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农村和农民宏大的生产生活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述写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尽管作品的文字还欠推敲,但他毕竟是一个海东农民的坚守和追求。这部作品的出版,可以为海东农民树立一个文学样板。

我们相信,通过这些个体作家的睿智集聚,一定会使海东文学事业更加兴旺发达,让海东各族人民群众不仅能看见拔地而起的东部城市群,还能看到挺立在图书馆中央的文艺墙;我们深信,海东个体文艺家的目光一定会紧盯海东博大的地域文化和斑斓的时代文化,用温润的眼睛和温和的态度对待生活,用期待和希望照亮“海东文化”的未来道路。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个体作家的理性思考,一定会呈现出海东作家的人文涵养和思想积淀,从而在河湟文学圈中更多地展露出个体的张扬,更加宏阔地表现出海东文学创作的新气象;我们期望,海东广大文艺家一定要主动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六盘山片区”和海东经济建设“三大历史任务”的伟大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不断弘扬主旋律,努力传播正能量,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型,建设现代价值,形成现代认同,张扬时代精神,进而建设海东人民认同的“海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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