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联合与斗争
——以国共两党合办湖北汤池训练班为例

2016-09-02 11:28李蕉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16年2期
关键词:国共两党训练班国民党

李蕉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联合与斗争
——以国共两党合办湖北汤池训练班为例

李蕉

[内容提要] 在统一战线中如何处理联合与斗争的关系,对国共两党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要面对外敌,两党合作势在必行;要长期作战,两党都力主“得尽力于民间”。因此,两党竞争在所难免。武汉会战前后,国共两党以不同的方式企图撬动基层、联合民众,使得统战之中波澜迭起、暗流涌动。本文以国共两党合办湖北汤池训练班为线索,旨在提供一个微观的视角,对国共两党“联合”之中的暗流、“斗争”之中的共识予以描绘。

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武汉会战;汤池训练班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调确定,然而具体如何“统一”、如何“抗战”,国共两党之间却迟迟难以达成一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北平、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武汉成为最后一个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皆具重要意义的大城市,国共联手“保卫武汉”势在必行。尽管学界已对武汉会战前后的国共关系多有论述,但对其中波澜迭起的“联合与斗争”却鲜见微观的解析。本文拟以国共两党在湖北汤池合办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为例,通过梳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旨在提供一个微观的视角,对国共两党“联合”之中的暗流、“斗争”之中的共识予以描绘。

一、保卫大武汉:国共的和解与合作

1937年10月29日,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在南京召开,决定国民政府迁渝,远离战区,而留军委会驻节前线,“就近”指挥抗日军事。[1]这个“近处”,即指武汉。一时之间,国内的各种抗战力量云集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内政部、外交部等党政军首脑机关,以及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先后迁至武汉;一二百个救亡团体及一千余位文化界知名人士涌入武汉;还有华北及东南沿海的工厂企业为躲避战火也移至武汉,使武汉三镇的工厂总数在短时间内激增至近700家。[2]武汉,成为战时实际的首都、抗战的中心。武汉的存亡,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各界都期待可以上下一心“保卫大武汉”。

此时,国民党方面在相当程度上开始改变了一党独裁专制的做法,吸纳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其他政治力量参与国家政治活动。1938年1月,国民党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个部,聘请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同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具有明显进步意义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并发布《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表示:“发动全面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并且“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至充分保障”。[3]同年4月1日,为领导武汉及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设政治部第三厅,任命郭沫若为厅长“掌理宣传事宜”,下设文字宣传处、艺术宣传处、国际宣传处,旨在广泛动员,支持抗战。

而共产党方面也在积极应对统一战线的新变化。1937年9月初,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从延安抵达武汉。在董必武的积极推动下,同年10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成立,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对外称中共代表团),都为中共的统战工作提供了一个公开合法的场所。1938年上半年,中共一直强调保卫武汉,并支持国民党军政当局以一切努力来保卫武汉。1938年年初,董必武在《群众》周刊上发表《武汉的民众动员和组织》一文表示:保卫武汉是“目前政治上一个最迫切的任务”,“发动武汉及其周围的民众,在政府领导下参加直接保卫武汉的工作,对于保卫武汉,是有决定的意义”。[4]761徐州失守之后,中共中央再次明确:当前的紧急任务是“保卫武汉,保卫全中国,用一切方法削弱敌人,加强自己,客服一切困难与动摇,以持久战最后战胜敌人”[5]525,并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配合国民党军保卫武汉。

与此同时,日军在1938年初开始计划攻占武汉。由于中国军民的奋勇抗击,日军“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的计划流产,至1937年底,抵达中国的日军已逾21个师团,占其常设师团数的7/8。为了摆脱陷入长期作战的危险,日军把攻占武汉和广州看作结束战争的重要机会。但是统一战线的达成,以及国共一系列握手言和的政策,使日本深深地担忧。1938年6月,日本昭和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所在《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中明确指出:“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军和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结合点,和两党合作的楔子”,所以,“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6]

武汉会战在即,空前严峻的抗战形势加速了国共合作的步伐。双方为着“保卫大武汉”这一共同目标开展了各项紧密的合作。

二、撬动基层:国共两党共建汤池训练班

两党皆知,要赢得抗战的胜利,不仅要依靠军事装备,还要重视发动民众、凝聚人心。因此,国共双方都十分重视发展基层的民众团体。

抗战爆发之初,湖北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基本上是由国民党官方组建或民众自发组建的,而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及“左”倾团体被国民党反复“围剿”之后,几乎消失殆尽。1937年9月,董必武抵达武汉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重建湖北的基层组织。是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指示》(草案)中也明确指出:“打破国民党‘统制’与‘包办’政策,是我党目前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任务。”[7]582于是,董必武通过其在辛亥革命时期结交的老朋友、时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的石瑛的关系,尝试创办湖北省农村合作社人员训练班。石瑛当时兼任建设厅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主任,也希望能训练一批新型的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到湖北各县推广农村合作事业,通过组织农村合作社发放农业贷款,发动农民抗战。经多次协商之后,石瑛同意让共产党人来具体领导这项工作。

这个训练班就设在湖北的汤池——鄂中应城县的一个小镇,它也是当时国民党在基层农村力主推行农村合作运动的主阵地。在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就开始运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种方法大力推进农村合作运动,并尝试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合作社体系”,对共产党进行“围剿”之后,蒋介石更加大了推行力度,以期“用农民对抗农民”,整合地方势力。在统一战线达成之前,国民党的“合作社体系”已见雏形:第一,在行政机构方面,国民政府于1935年9月正式成立了“合作司”,使农村合作运动有了统一的行政机关。第二,在合作教育方面,中央政治学校于1935年正式将合作学院设为专门机构来培养合作运动所需的高级行政人员、教职人员和研究人员,并在汉口开办农村合作指导训练所,培养基层人才;1936年,一批大学开设“合作人员培训班”,并由教育部统一制定农村经济合作课程标准。第三,在金融体系方面,国民政府于1933年 4月分别在江西、安徽、河南、湖北四省成立农村金融救济处,后更名为中国农民银行,用以调配农产品的生产和农业资金的流通,进而实业兴国。抗战爆发之前,就在湖北汤池,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李范一正在主持该地的“农村改进实验区”,并开设了碾米厂、榨油厂、织布厂、供销合作社,尝试发展农村经济。[8]45

在国共双方的推动下,汤池训练班于1937年12月正式成立,其全称为“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它的创立是国共合作的结果。尽管中共方面的董必武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但在筹备人员的名单中,国民党方面依然占了多数(见表1)。

表1 汤池训练班筹备人员名单[9]461,[10]186

在上述名单中,国民党方面有5人,共产党方面有2人。虽然训练班的实际工作主要由共产党负责,但在多个方面都有国民政府的大力配合。据相关文献,汤池训练班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湖北省建设厅的财政拨款以及进步人士的捐款,教员工资为每人15元,另配有与中国农民银行签订的50万元农贷合同,以供毕业生在农村发放贷款之用。[11]其中,后任汤池训练班主任的李范一,角色尤为重要。李范一原为董必武在辛亥革命时期结交的老朋友,曾任国民党安徽省建设厅长、陕西省教育厅长、湖北省建设厅长,并时任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在汤池训练班农村改进实验区与当地群众有一定的联系。在李范一自己推进农村合作运动的过程中,“一直对国民党政府训练出来的农村合作指导员只拿钱不做事有些不满”[8]45,因此想自己办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在多方撮合之下,李范一和陶铸分别代表国共双方开始共办训练班。

汤池训练班一共办了4期,每期训练时间约为1个月,学员累计达300多人。生源主要是从北方大城市流亡到武汉的大专学生,他们经过汤池训练班的短训,不仅能学到合作社的业务知识,还可获得国民政府承认的“农村合作指导员”身份,可携农贷专款下赴农村,开展基层的群众工作。由于连续招生,且各期毕业生分赴鄂中各县,汤池训练班的影响也逐渐扩大,吸引了一些爱国青年慕名而来(见表2)。1938年4月,汤池训练委员会决定成立汤池临时学校,仍由陶铸主持,学校的经费主要靠社会募捐,而汤池训练班第一、二、三期的毕业生则成为该校的义务教员。

表2 汤池训练班的招生情况[9]462-463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员大多文化程度较高,且报国之志强烈,其中不少人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在“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浪潮下,一路由北向南宣传动员。尽管这批青年或多或少地接触过共产主义读物,但在进入训练班之初,大多政治倾向并不明确。据调查,第一批60余人的学员中仅有4个是共产党员,更多的是一般青年。[10]187①学员中最早的4名共产党员是顾大椿、刘慈恺、夏菲(女)、郑速燕(女)。。然而,经过短短一个月的学习,许多学员开始认同共产主义,慢慢变成积极分子。应该说,这与汤池训练班的课程内容和训练方式是分不开的(见表3)。

表3 汤池训练班的教学情况[10]184-188

由上可知,汤池训练班俨然具有“黄埔”特征,而出身黄埔五期的陶铸则为这个红色的干部培训学校增添了实用的军事色彩。在开班之初,陶铸就对这些共产党员教员讲:“办这个训练班固然是培养合作指导员,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个多月的短期训练,培养一批热爱祖国、坚持抗战的青年,要在他们中间发现和培养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把他们培养和吸收入党,以他们为骨干,团结和领导这批从事合作事业的力量,通过农业合作工作去接近群众,把农民大众组织到浩浩荡荡的抗日救亡队伍中来,一旦日寇占领中原,我们就武装群众,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队,最后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原、赶出中国!”[10]5-6在训练班的7位教员之中,除许子威以外,均为中共党员。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汤池训练班“不仅成为了一个合作社工作人员的训练中心,而且也是一个战时教育的实验场所”[12]。从这里走出去的毕业生,不仅政治立场鲜明,擅长抗战宣传,而且还能扛枪杀敌,与共产党在西北创办的“战时青年训练班”如出一辙。就连国民党派来的督学张谦光在跟班一段时间之后,也被训练班的蓬勃朝气感染,被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打动,开始“心悦诚服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10]128,最后在1938年年底正式加入共产党。也正因如此,汤池训练班引发了国民党的担忧,国共冲突随之愈演愈烈。

三、冲突与对立:谁能“得尽力于民间”

统一战线是对日作战中的重要一环。然而,自西安事变至南京沦陷,国共双方的统战重点都仅限于上层人士之间的交往;严格说来,国民政府退守武汉之后统一战线扩大至各个阶层,全民族统战工作的局面才逐步打开。正如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所说的:“两党重新结成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我们应该把统一战线发展充实起来,把民众加进去,实行一切必要的改革来战胜困难,这是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7]548。的确,国共联手,是统一战线的第一层次;而“把民众加进去”,是统一战线的更高要求。于是,谁去动员民众、谁能动员民众,引发了国共合作之下的新一轮竞争。

要有效组织群众,就要有得力的干部。因此,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培养干部,是中共在抗战初期的一项重要部署,尤其针对党组织力量相对薄弱的国统区,中共尝试将“输送”和“培养”紧密结合起来。1937年11月,中共中央要求在南京的博古对党和革命群众团体的干部作相应的配置,强调“党的与非党的干部应重新分配,一部分应去武汉”[5]389。在此前后,一大批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率领各种抗日救亡群众团体陆续来到武汉。1938年1月22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第九次联系会议作出《中共中央长江局关于鄂豫皖工作的决议》,明确规定:“鄂豫皖的党目前要特别注意执行以下任务:(一)在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基础上尽力扩大部队,以增加抗日力量。(二)加紧培养党和非党的干部。(三)健全党的组织和加强党的工作。(四)尽可能在最近期间集中队伍训练兵参加抗战,同时留一部分队伍保护后方根据地和保障进行党和群众工作以及训练干部的工作。”[4]150由此可见,武汉的救亡团体、救亡报刊、救亡活动统一起来,以武汉为基点,向整个国统区形成辐射。1938年3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并要打破“在统一战线中忽视党的发展,以为党的扩大无足轻重,甚至于取消党的发展的严重倾向”[1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汤池训练班成为中共干部的预备学校:一方面,它将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派至鄂中基层去联络群众、发展党员,甚至组建游击队;另一方面,它还与延安的干部培训体系形成对接,一边把自己的优秀毕业生送去延安,一边迎接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毕业生,使他们获得“农村合作指导员”的合法身份,开赴基层展开工作。

面对这种情况,国民党开始采取紧急措施。1938年3月,湖北省第三行政公署专员石毓灵到汤池“调查”;随后,国民党立法委员卫挺生到汤池“视察”;同时,复兴社负责人康泽也接到“特殊任务”来汤池查证“共产党在搞什么名堂”……而所获情报最终激怒了蒋介石,他在3月底亲自质问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你们怎么在这里办起红军大学和抗大来了!”[10]92接着,湖北省建设厅在1938年4月停发了训练班的经费,致使训练班第三期结束后一度停办。

除了国民党不断施压,陶铸等人也受到了中共党内的指责。当时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受到王明“右”倾思想的影响,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统一作战计划,而所有民运都要取得合法,要到国民党党部去登记、立案。[4]5据此,王明批评陶铸“太左了”,要汤池训练班不许讲党的建设、游击战争、马列主义,只讲办合作社就行了。[14]到1938年5月中共湖北省委成立时,陶铸甚至被撤销了党内职务,被排斥在湖北省委、鄂中以及汤池训练班的党的领导班子之外。

这一时期,国民党一边打击中共的群众工作,一边加紧自己的党内组织建设。1938年初,国民党提出“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2月初,在其控制的《扫荡报》《武汉日报》《民意》等刊物上不断鼓吹“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3月,国民党在聘请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的同时,安排陈诚为政治部部长、刘建群为第三厅副厅长。为了争夺青年、储备干部,国民党又在1938年3月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期望借此笼络党外力量,向党内输送新鲜血液;6月初,蒋介石公布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发表《告全国青年书》,声称:“凡参加者不得参加任何党派活动,一切指导机关直至分队,都由国民党指定。”[15]随后不久,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就发布了“关于取缔汤池农村工作训练班同学会组织”的密函,彻查“汤池训练班同学录”相关人员,对“该县左倾分子非法活动予以取缔,以维治安”[16];随后,国民党下令强行解散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蚁社等抗日救亡团体,中共的青年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吸引青年—培养干部—发动群众”,经过大革命洗礼的国共两党都切身体会到这一链条对党的发展的重要性。早在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之时,孙中山引进苏联政党模式以建立从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至区党部、区分部的各级机构,就是想做到“得尽力于民间”。对孙中山而言,“得尽力于民间”既是改变中国“一盘散沙”的有效手段,也是建党、治党的重要途径,国共两党为此也在一直不断努力。然而,要发动群众,就要有得力的干部;要培养干部,就要抓住有志青年。开办各种训练班是快速将青年转化为干部、进而去联系群众的一种模式,两党对这种类似于黄埔军校的运作方式都不陌生,也同样深知其快速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威力。

不可否认,汤池训练班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据中共1938年3月12日的统计数据,湖北全省当时共有党员240余人,其中武汉地区150余人,占全省所辖党员总数的62.5%[17];而至1938年5月,全省党员已上升至1122人,其中武汉地区党员457人,各县农村党员665人;1938年6月,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决议在继续加强城市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农村工作,陆续将武汉的党员和干部派往农村,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之前,中共的党组织发展到全省40余县,全省党员已达3300人[4]614。除此之外,在武汉沦陷后,中共鄂中地方组织在半年之内就建立了十多支人民抗日游击武装,总人数超过4000人,其中最大的一支队伍是有500多条枪的应城抗日游击队,其军事负责人就是陶铸,而原为汤池训练班筹款并负责农贷工作的孙耀华,则为该游击队的总司令。

四、国共分野:竞争背后的组织重建

四个月的武汉会战,其规模之大、涉及地域之广、投入兵力之多、造成伤亡之重,在中日战争史上均属罕见。此后,日军被迫调整侵华策略,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这场会战不仅是抗日战争的分水岭,亦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两党关系的一个变化点。

与十年之前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相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的国共合作更具复杂性:首先,这次合作的目标在于“打日本”而非“打军阀”,国际矛盾远高于国内矛盾,国共之间“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两党合作具有必然性;然而,这次合作是在经历了十年生死搏斗之后的合作,“1927年和1934年,中国共产党曾两次被逼到毁灭的边缘,这种伤痕是很难淡忘的”[18],所以合作不可回避地内含隐忧。武汉会战前后,正是上述双重背景共同作用之时:对外,两党为了“保卫大武汉”而联手抗敌;对内,两党为了“得尽力于民间”而激烈竞赛。当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向战略相持阶段之后,对外的矛盾缓解了,对内的矛盾却突显了,两党之间的裂痕也加深了。

要打赢这场对外、对内的“持久战”,从根本上说还是要看两党谁能“得尽力于民间”。1938年,国共两党都开始吸纳新党员、试行新培训、整合基层社会。中共启动了一系列的干部训练运动、学习运动、整风运动、群众路线教育运动,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建立了比较正规的党校培训轮训机制,加强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而国民党却在新旧之间、党团之间内耗不断,三民主义青年团没能给国民党的旧肌体输血,反而徒增另一股内斗的派系,因此蒋介石进一步压制民主,建立特务统治,违背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引发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在很多地方,国民党的影响力甚至还不如乡村教会组织和秘密社会团体,依然没能改变“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的被动局面。[19]

组织重建,对两党来说,问题意识相同,解决方案却不同。武汉会战前后,国共两党开始频繁地进行政策调整和政治整顿,“救国”与“救党”凸显出内在的一致性。然而,在“救国”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必须团结御辱;但面对“救党”的目标,国共两党又无法握手言和。因此,国共之间的“联合与斗争”在宏观上表现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波澜迭起、暗流涌动,在微观上则体现为一系列类似于汤池训练班的基层团体的组建与转变、取消与重建。为了“救党”“救国”,国共两党展开了关于“党的重建”的竞赛,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时重建模式之分途,也最终导致了国共命运之分野。

[1] 熬文蔚.湖北抗日战争史:1931—1945[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07.

[2] 戴知贤,李良志.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62.

[3] 梁余.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精选(下)[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88:72.

[4]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M].天津市政协,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424.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8] 中共应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应城烽火革命回忆录(第一辑)[A].武汉:湖北省档案馆馆,1984.

[9] 张腾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抗日战争时期)[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10] 中共应城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拼将赤血灌春花——汤池训练班创办五十周年纪念[A].武汉:湖北省档案馆馆藏,1988.

[11] 应城战史编写组.抗日时期应城人民的革命斗争(初稿)(1936年)[A].武汉:湖北省档案馆.

[12] 刘季平.一个新的乡村合作训练班[J].战时教育,1938(5).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86.

[14] 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史稿(第4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80.

[1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三)[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724.

[16]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关于取缔当期农村工作训练班同学会组织的密函(1938年7月26日)(档号:LS1-4-0653-001)[A].武汉:湖北省档案馆.

[17] 中共湖北省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498.

[18] 金冲及.抗站期间国共合作中的联合与斗争[J].中共党史研究,2015(7):18.

[19]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341-344.

(编辑:林毅)

李蕉,法学博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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