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叙事的两种路径与效果

三农问题作为中国跨世纪的一个主流话语，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21世纪以来，中国作家以满腔忧患创作出了一系列反映三农问题的报告文学，比如，2002年初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2002年年中的何建明的《根本利益》，2003年陈桂棣和春桃合著的《中国农民调查》，2010年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等。面对三农问题，报告文学作家如何以艺术形式既真实全面呈现中国的三农问题，又热情传播主流正能量，书写引领“中国梦”？本文以《根本利益》与《中国农民调查》为例，试图探讨三农问题中国化叙事的可能路径与效果问题。

两部三农问题报告文学的传播简史

何建明报告文学《根本利益》首载于《中国作家》杂志2002年第7期，作家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单行本。全书由序和六章及“结束语生活没有尾声”组成，书后附何建明《创作手记：寻找灵魂与信仰之强者的痛苦和愉悦》以及何西来的评论文章《为“百姓书记”立传——评何建明报告文学新作〈根本利益〉》。为了向作品主人公梁雨润学习，《正气》杂志根据何建明原著缩写为《梁雨润的故事》在该杂志2002年第11、12期和2003年第1、2、3、4、5、6期连载。2003年《廉政瞭望》杂志第1、2、3、4、5、7、8、9、10期连载《根本利益》全书。2004年5月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根本利益丛书·何建明获奖报告文学集”，将《根本利益》作为首部收入出版。2005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根本利益》作为“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精品书系”出版，印书五千册，6月重印五千册。200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根本利益》增订本，将《根本利益》与其姊妹篇《为了弱者的尊严》分为上、下两部合订出版。

长篇报告文学《根本利益》面世后不仅反复出版，而且获得巨大社会反响。该书2003年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并被改编成电影《信天游》。在笔者看来，《根本利益》的影响力源于作家对三农问题现象隐含的执政危机的透视与机智表达。

《中国农民调查》由安徽文联作家陈桂棣和春桃合著。最初作为重头文章以节略版形式刊于2003年第6期《当代》杂志，其翔实的一手调查资料、直面现实的严谨态度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关注，当期杂志迅速脱销。2004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单行本，月销量几近十万册，成为该年初的畅销书。2004年的初期，《中国农民调查》成为整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关注热点。网络上，各大门户网站均有此书的评论文章。1月13日陈桂棣和春桃受中央电视台邀请赴京，参加春节特别节目的录制。然而在2004年3月后，出版界传出《中国农民调查》停止再版的消息。①

2006年，《中国农民调查》在德国柏林获得世界报告文学尤利西斯奖一等奖，其德文版在德国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主办单位在声明中表示，由中国作家陈桂棣与吴春桃夫妇所合著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第一次全面性地调查了西方人几乎一无所知的中国九亿农民，有关他们在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的现况。

2011年4月，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返回其母校清华大学，到他曾任职院长的经济管理学院出席活动，向学生赠送《中国农民调查》。他指此书引致很多对他的攻击，指税改政策让农民陷于贫穷。“这本书受到很多国外异见分子的追捧。”送书的目的是让同学们有批判意识。②

三农问题与警世主题

何建明2002年推出报告文学《根本利益》，是应时而生的，其主题是外显的、双重的，也是引人深思、饶有兴味的。有心人从2002年7月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书封面设计，可见一斑。该书正封面红色背景右边竖排着“根本利益”四个正楷大字，“根本”两字为黑体加粗字，“利益”两字为白色加粗字。正封面左下边竖排着三行小字：“事关国家今天的生死命运和十三亿人的明天。”而在扉页背面深绿色背景上又再次横排着“事关国家今天的生死命运和十三亿人的明天”白色正楷字体。这些文字，虽然不免带有书籍促销广告意味，然而，确实道出了本书主题意义的重大。接着，在版权页之后的内封二正面书写着摘自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如果长期执政以后，我们的干部丧失了当年夺取政权和建设初期那样一种蓬勃朝气，那样一种昂扬锐气，那样一种浩然正气，而变得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以至乱用权力，使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那么最后必然失去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是历史兴亡的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而在同一内封二的背面书写着：

这世上，什么人最低微，也最善良？

是农民。是中国农民。

可这些年，中国的农民怎么啦？

为一块宅基地，她从风韵少妇一直告到白发苍苍，上访时间长达32年！

儿子冤死，13年不能入土为安！漫漫申诉路，丈夫又猝死，两具装尸的棺材伴着一个活人苦熬至今。

靠政策致富，却横遭镣铐棍棒，顷刻间一贫如洗，全村人哭天不应，叫地不灵……

村霸、地霸，加官霸，实乃罪不可赦！

但一次次的领导“批示”，一叠叠的“红头文件”，终在半空飘荡，难以落地……

农民们在干裂的田野里呼唤春风吹拂，雨露滋润，更呼唤今天的党员和干部们改变作风，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办实事、办真事！

本文主人公的所作所为给了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这内封二的正面与背面的文字是颇耐人寻味的，它对于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研究学者来说，是一则可以进行文学政治意识形态分析的典型文本。对于先进文化建设工作者来说，它是文化意识形态正能量完美建构的典范。而对于党务工作者来说，它所宣传的《根本利益》，对于八千余万共产党员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

报告文学《根本利益》从话语层面来看，是一个典型的为农民代言的文本。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历史悠久的国家，农民自古就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处于社会的底层，史称老百姓。在中国文化史上不乏为农民利益和命运代言的人和事及其文本。然而，正如有学者研究后指出的一个现象：为农民代言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新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大人物，如知名学者梁漱溟、革命元帅彭德怀先后为农民代言，不是都付出了代价吗？2000年春天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一个叫李昌平的乡镇党委书记含泪给朱镕基总理上书：“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然引起高层从上而下的高度重视三农问题③。李昌平本人因此而成为《南方周末》评选的2000年“感动中国的十大新闻人物”，而现实生活中的李昌平却不得不辞职离乡，外出打工。2002年7月，中国作协的何建明推出为农民利益代言的长篇报告文学《根本利益》，却打破了“为农民代言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一预言现象，相反，何建明和他的《根本利益》受到了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和中纪委、中国作协领导以及首都文学界批评界的一致肯定和赞扬。是何建明胜利了，还是为农民利益代言胜利了？历史在追问，文本在追问。

学理性介入与建构性介入

为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利益鼓与呼是新时期以来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一个自觉的文化使命。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坛兴起的底层写作及其讨论就是这一文化自觉的表征。尽管以关注三农问题为话语核心的底层写作成为跨世纪的新中国文坛的一大文化潮流，唤起了知识分子和国人对于农村现状和农民处境有了更多的关注和关怀，然而，我们的文学对于身处急剧变革中的社会的介入与影响的力度和现实效果，似乎没有1980年代那样的“轰动效应”了。新世纪以来，一些作家以高度的党性和人民性立场，关注底层，关注民生，出现了一批深受党和人民重视，产生巨大社会反响的力作，如山西作家张平的《抉择》和何建明的《根本利益》等。有趣的是，两位有影响力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把创作的聚焦点投向山西这块热土生存的人民大众，都从山西这块贫瘠而又富饶的热土上获取创作的素材和灵感；与张平选择小说虚构叙事不同，何建明选择了他擅长的报告文学这一纪实性非虚构文体，来表达他对中国农民利益的关注和关怀，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介入。

然而，何建明对于中国三农问题的文学介入，不同于以往报告文学知识分子立场的批判性介入，他选择了一条与之相反的具有自我特色的建构性的介入。那么，何为批判性的介入？何为建构性的介入？两者的区别何在？让我们以新世纪以来同是关注三农问题的报告文学的两个经典文本《中国农民调查》和《根本利益》为例，比较说明之。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2004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首印三万册。其作者是安徽合肥市文联的作家陈桂棣和春桃。他们带着对中国九亿农民生存现状的忧虑，从2000年10月1日开始对安徽五十多个县市的农村进行地毯式的调查，同时走访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从事三农工作研究和实践的专家及政要，历时两年的艰苦调查，历时两年三易其稿的艰苦写作，于2003年10月杀青付印。可见，《中国农民调查》是一部自发的写作。

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却是一部组织写作。2001年何建明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天，中纪委的有关部门同志找到何建明，希望他把山西纪委战线的一名先进典型写成报告文学。经过2002年春夏的采访、写作，《根本利益》于2002年7月面世。值得注意的是，两书付印前都请当代资深评论家年逾花甲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长者何西来审读。何西来对两书都做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推介。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何西来的评论作为“序”放在书首。在《根本利益》，何西来的评论作为跋，置于书尾。现从学术史角度，将何西来对两本同主题的书的评价做一番梳理比较。

何西来对两书的评论是建立在对两书的阅读感受基础上的社会学批评和政治批评。关于《根本利益》，何西来的总体评价是“选材好，立意好，人物事迹好，也写得好”。“是何建明创作中的上好之作，也是当前报告文学创作中难得的好作品。”接着何西来用了三个小标题来分别论述。一是“直面黑恶势力之下的苦难”，二是“何建明笔下梁雨润的执法如山和爱民如父”，三是“何建明报告文学的创作方向”。何西来的第一感点是从文本内容层面来评价作品的社会学价值，饱蘸评论者个人的社会阶级出身感情和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这是一个生于农村，未忘根本的农裔评论家心与心的交流。第二感点是从文本的主人公形象入手来评价作品的政治价值，认为《根本利益》“写活了”一个纪检干部作为“百姓书记”的高尚品质和精神境界。第三感点是从文本的价值取向来评价作品的重大现实意义，指出《根本利益》体现了何建明创作方向的战略性的转移。

关于《中国农民调查》，何西来的总体评价是“精心结撰”之作，是一部“大书、好书、及时的书”。对于“精心结撰”之评，何西来是从《中国农民调查》的叙述风格和叙事结构上讲的。就叙述风格来看，何西来指出，该书两位作者拥有当今中国作家少有的“热情与冷静”，“热情”说的是两位作者作为来自农村的农民的后代，对农村的眷念、关切和深爱；“冷静”说的是作者持有的科学态度和理想精神。前者保证了作者“以平民的感同身受的心态，目睹并体验中国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后者使作者“保持清醒的理性，从而不为各种表象所阻滞，并进而探究到事物的内在联系及其本质（（参阅何西来《中国农民调查·序》第1页）。进而，何西来指出了《中国农民调查》书名标示“调查”的“深意”和“寓意”，是与中国古代“秉笔直书”的史书传统，与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直面社会热点问题的现实精神相一致的，是对毛泽东主席早年大兴调查之风的实事求是精神的传承和发扬。

就叙事结构来看，何西来将该书分为三大部分来看。第一章至第四章为第一部分，由“殉道者”“恶人治村”“抗税案件始末”“漫漫上访路”等四章组成，以一系列恶性案件的发生为中心，具体展开农民在税费重负的压制下生存的窘迫，“村官”乡霸的暴行，农民的上访与抗争。第五章至第八章为第二部分，由“古老而沉重的话题”“天平是怎样倾斜的”“达标，形象工程及其他”和“弄虚作假之种种”等四章组成，对农民税费过重问题进行多方面的调查、探寻和分析，让读者看到了三农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和严峻性。第九至十二章为第三部分，由“寻找出路”“天降大任”“破题”“敢问路在何方”等四章组成，是作者叙述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和出路，寄托着作者的济世情怀。

总之，就《中国农民调查》叙述的主题、文本的结构和作者的主体情怀，以及出版面世的时代语境来看，何西来说的“是一部大书、好书和及时的书”，这一评价是非常恰当的。

上述评论对比表明，《根本利益》和《中国农民调查》都受到了主流评论界的肯定和赞扬；而且都由主流文学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但随后一个细微的丛书出版传播信息值得关注，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在2004年1月出版《中国农民调查》的，在2005年5月推出“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精品书系”十一部时，最后两部分别选择了何建明的《根本利益》，没有选《中国农民调查》，倒是选了陈桂棣的另一部偏重环保主题的《淮河的警告》。这是否在主流认可的“精品”天平上，《中国农民调查》与《根本利益》不能等同视之呢？笔者在此试图寻找决定两书“精品”认定的细微差异。

第一，“两书”作者采写动机不同。笔者注意到，何建明撰写《根本利益》是带着“为了寻找灵魂和信仰的强者”这一政治信仰动机去深入农村调查，采访农民的，寻找政治上坚定的信仰者是何建明调查、采写的显性动机④。陈桂棣和春桃撰写《中国农民调查》是带着作家面对严峻三农问题不该缺席的创作信念，坚守“文学应该时刻保持与现实生活对话”的创作动机，深入农村，展开调查采写的⑤。尽管“两书”客观上都为农民利益问题代言了，但是由于采写动机的不同，决定了两书在立意、叙述角度和叙述效应上的差异。何西来称赞《根本利益》是一部及时的“为‘百姓书记立传”的书，就一语道破了该书立意上的政治性建构旨归。而《中国农民调查》履行的是纯正的学者性的采访、学理性的调查进程和学术性的叙述，因而显现的是一种学术性的调查报告建构。这正如何西来指出的，这不是一本“报喜”的书，更不是一本粉饰太平的书、贴金的书，而是一本把严酷的真实情况推向读者，推向公众的书，是一本无所隐讳地把三农问题的全部复杂性、迫切性、严酷性和危险性和盘托出的书。⑥

第二，“两书”叙述立脚点不同。《根本利益》叙述三农问题，何建明选择了一个解决三农问题的共产党的纪检干部梁雨润作为贯穿叙事的主人公。作家作为叙述报告者，站在所叙事件之中，一边采访，一边热情参与叙事，建构叙事，为事件的解决鼓与呼。《中国农民调查》叙述三农问题，作者是站在事外，追寻事实真相，探寻原因，寻求解决办法。虽然作家本人“热情”地参与调查，但叙述风格是“冷静”的学理性叙述。正如何西来评论《中国农民调查》，作者“以总体把握中国的‘三农问题为目的，按照问题本身的逻辑关系，渐次展开他们的叙述和描写”，也即“问题是经，是纲纪，而人物命运、性格、心理的展示，细节的选用，事件的梳理等，则是纬，在总体上服从于‘三农问题的深入把握和揭示”⑦。尽管《中国农民调查》在结尾，以“并非尾声大幕正在拉开”展现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维、新战略、新举措，显示了两位作者并非是悲观主义者，给读者指出了三农问题解决的希望，但是，文本主体部分正面叙述暴露的黑暗面客观上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两书”介入三农问题显现的文化效应不同。《根本利益》出版后，被看作是向党的十六大献礼的书，是忠实地体现了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思想的文化创造。《根本利益》揭露三农问题，为农民利益代言，是在讴歌中揭露问题，揭露问题是旨在解决问题，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去揭露问题，因而，《根本利益》展现的三农问题越严重，党的书记梁雨润的形象也越高大，因为，《根本利益》给读者显现的报告理念是维护农民利益就是维护党的利益，就是维护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与何建明为农民代言叙事重在解决农民具体问题，由具体问题的解决来显示农民的具体问题就是党的根本问题这一接受理念不同，《中国农民调查》显现的为农民代言叙事重在学理性的解决三农问题。其暴露的三农问题之严峻，与之相关的原因之复杂，解决之路之艰难，对习惯了报喜不报忧的主流阅读神经，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而，《中国农民调查》显现的作者声音无异于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衣》中的傻孩子的“真音”，是不会得到某些当权者的喜欢的。

《中国农民调查》真实呈现了三农问题的严峻性，同时，其传播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可忽视的。曾经含泪上书总理反映三农问题的李昌平，在接受媒体对《中国农民调查》专题采访时说：“说实话，《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我看起来很艰难，说艰难，是因为每看一部分我负面情绪就增加一部分，以至于我只能在充分消化这种负面情绪后才有勇气继续翻看。”⑧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引入中国就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中国当代作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以满腔忧患之心真实呈现现实问题时，如何处理好报告文学作品传播的文化“正能量”与“负能量”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创作原则的问题，也是一个创作技巧的问题。这方面，何建明的《根本利益》与陈桂棣和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给予读者鲜明的启示。

【注释】

①http：//m.zwbk.org/lemma/150390.

②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3473160100rtaf.html.

③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曾动情的批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作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见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77、7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④何建明：《根本利益·创作手记：寻找灵魂与信仰之强者的痛苦和愉悦》，233-242页，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

⑤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引言在现实与目标的夹缝中》，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⑥⑦何西来：《中国农民调查·序》，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⑧http：//www.weste.net/html/200402/20040226-SOFT135415.html.

（何轩，湖南理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院。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开放基金项目“镜与灯：何建明报告文学论”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K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