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

□ 张玉瑶



冯骥才：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

□ 张玉瑶

冯骥才今年74岁了，精神头还是那么足。他说：“是不是人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都特别想看明白自己？”

“我常常羡慕那种单纯的作家或画家，活得简明纯粹，还可以用一生力气去挖一口深井，然而我却偏偏不肯那样活着，否则我不再是我。”冯骥才这样说。几十年里，他一直在各个领域来回穿梭，刻意或随性。到了这时，他终于觉得，这样的自己才是最充分真实的自己。

“大到村落，小到荷包”

1994年、1995年前后，冯骥才在大众心目中还是一个传统的作家、艺术家。那段时间，他写出了一批“俗世奇人”的故事，共18篇，都是些天津卫的奇人奇事。恰巧也是在那时，天津这座他常年居住生活的城市面临一场旧城现代化改造的风波。为了“抢救”这座600多年老城的文化遗产，他邀请了诸多摄影师和各行各业的专家进行文化采风和地毯式考察，编成了《旧城遗韵》一书，还建议副市长建一座城市文化博物馆。

就在抢救天津城市文化的时候，冯骥才看到了一本介绍法国前文化部部长安德烈·马尔罗的书。马尔罗是法国著名作家，在上世纪60年代任文化部部长期间，提出“大到教堂，小到羹勺”的口号，在全法做了一次文化普查。几年下来，法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遗产都清清楚楚，大大增强了其文化自豪感。上世纪80年代，法国进一步设立了文化遗产日，呼吁社会各界都参与进来。

了解了这段历史，冯骥才深受影响。他觉得，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也需要进行这么一种全面考察才行。模仿法国人，冯骥才当时也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作“大到村落，小到荷包”。他还在“两会”上提议说，中国也应像欧洲那样有自己的文化遗产日。后来提案通过，国务院确定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

从“非遗”到村落

2003年，61岁的冯骥才受法国文化基金会之邀去了一趟巴黎，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大量研究了法国的文化资料。回国后，他开始着手做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以10年为期。对于高速运转的他来说，10年并不算一段漫长的时间。

从木版年画、唐卡到口头文学、文化传承人名录，冯骥才和他的团队开始了田野调查的历程。在这个规模浩大的“抢救”工程里，民间艺术文化的分类、使用方式、工具材料、制作方法、传承谱系、传播方式、绝活传奇都被以文字、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并梳理清楚。冯骥才把这叫作“摸家底”。中国在2006年才开始出自己的“非遗”名录，好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家底清楚了”——“国家级的‘非遗’是1372项，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加起来超过一万项。”冯骥才对这些数据记得很牢，脱口而出。

但他担心的是，日韩等其他国家“非遗”虽然相对少，但每一项后面都有学者团队的支持，而中国却并非如此，非得国家拨款建项目才行。80%的“非遗”项目都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要丢失了就丢失了，丢失了也不知道”。因此他希望，中国的知识界人才能“到田野里去”。

时隔10年，2013年，71岁的冯骥才又去了一次巴黎，给法国人作了一场演讲，回顾这10年来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的工作。但这并没成为一个具有某种收束性的成果展示会，反而又成了一个起点。他游览了欧洲几国的乡村，惊讶地发现那里“所有的房子都很美，像童话一样”。“牛在山上吃草，脖子上挂着铃铛，山谷里到处都是铃声。篱笆上都编着花，人过着如诗如画的生活，几百年来都没有变化。”这些让他很羡慕。相比之下，中国的村落几十年来变化太大，“很多过去的历史文明传递不到今天”。

从欧洲带着新的观感回来，冯骥才又发起了对传统村落认定保护的工作。他认为，“世世代代居住的乡村有很美好重要的东西，承载着民族精神文化的DNA”。因此，摸完了“非遗”的家底，他又开始摸村落的家底了。从去年开始，他和他的团队对传统村落进行全面调查，希望能先尽快建立出档案来。似乎，他又要忙上若干年了。

“笔头还那么健呢”

去年，冯骥才续写的《俗世奇人》18篇新作在《收获》上发表后，迟子建给冯骥才发了条短信：20年了，你笔头还那么健呢！

迟子建的一个“健”字，评价得极恰切。20多年前，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冯骥才文学创作的喷薄期，笔头甚健，《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炮打双灯》《神鞭》等都是那一时期的产物。20多年后，再拿起笔来，新加入的故事依然精悍利落，硬度不改，津味儿也不改。

“又冒出一群奇人。”冯骥才在《俗世奇人（足本）》的序里这么写道。20多年前是“冒”出来的，现在还是“冒”出来的，他讲的故事总有一股活生生的劲儿。“如今这36篇的主人公站在一起，再加上众多配角，乱哄哄一大群。看上去，正是我心里老天津卫的各色人等。”

这些年，冯骥才跑了很多地方，但拿起笔写小说时，却从没绕远。“我和别的作家不一样，这些年一直在天津没离开，得把天津这块地方的灵魂写活了。”“俗世奇人”系列里虽人多嘴杂、样貌各异，却是他对天津人集体性格的一个画像：燕赵之士，热情、义气、豪爽、好面子、嘎。这次他甚至写到了一条叫黑头的天津狗，犯了错误，让主人“丢了面”，索性出走。但出走之后，又回到主人家，一声不吭地钻泥里自杀了。“别人最好的狗是义犬，天津最好的狗就是爱面子。”

“你要是没绝活，在这块土地站不住脚。码头上的人什么没见过？”冯骥才说，他收集的本地奇人素材足足有100来个，在他脑袋里“闹腾”。“小说是想的不是写的，写是很容易的事儿。”他还说自己最近有天灵感一现，想写一个“会吃鱼”的美食家——用筷子一戳鱼肚子，就知道盘中鱼是死得久的还是活着杀的。“不定哪天，想写的话，半天就写出来了。”

“放下”和“放不下”

但问题却恰恰是时间，即使“半天”也不是个容易事。《俗世奇人》的前18篇和后18篇之间隔的20多年，正是他把工作重心转向文化遗产保护的20多年。每年他非得赶在不工作不出野外的三个长假里，才能暂时抽出身来，把时间还给小说和其他东西。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创作时间越来越少。

“这么长的时间，我几乎放弃了文学，偶尔想起写东西，但是想写的时候因为太忙就放掉了。”他认为，那些工作比他个人的创作还重要，他宁愿为此牺牲个人创作的时间。

然而，当了许多年的作家和艺术家，冯骥才到底不能完全放下。他有一个“苦恼”，就是做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无法进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写小说和写其他文章不一样，小说家的思维是纯虚构式的，“有段时间一定要活在虚构里”，但他已经无法像他的其他作家朋友们一样，获得一个完全离开现实的纯虚构环境，“在现实和虚构间甜蜜地往返”。

现在，他的手机里常年有大量“告急”，比如几天前就有一个来自河北定州的82岁老传承人告诉他说，当地的一个民间戏快要灭绝了。“他一呼叫，就把我呼叫醒了，我就得从自己虚构的世界里面出来。”《俗世奇人》这样的故事很短也好写，每篇2000字左右，冯骥才称它为“超短篇”。它们大概也是冯骥才和他的现实相互妥协后的一种“往返”方式。

“只能写这样超短篇的小说了。想写的太多了，不知有没有时间。”冯骥才说这话的时候，却是一副释然的样子，“我这个人随缘，看上帝给我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