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审美：欲念之力与孤独之思

卢 桢

前台·当代批评家说话

新诗审美：欲念之力与孤独之思

卢 桢

卢桢，1980年生于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曾在香港浸会大学、荷兰莱顿大学访学，现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新诗。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人文中国学报》等五十余种海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有专著《现代中国诗歌的城市抒写》《走向优雅——赵玫论》《新诗现代性透视》等，承担国家社科及省部级科研课题多项。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文化大规模进入国人的精神视野，人们的消费形式日益多样，审美取向日趋多元，价值标准也变得游移不定。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诗歌生产的媒介、传播的途径、蕴含的精神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诗歌写作与消费文化语境之间呈现出难以割舍的共谋姿态。对诗人而言，一方是注重内在精神提升的诗歌内现场，另一方是充满诱惑之力的物质外现场，如何在两者的夹缝之间寻求平衡，用诗歌语言表达个体意识、彰显时代精神、沉淀文学经验，成为缪斯抛给每个诗人的命题。在大部分诗人看来，传统美学所期待的哲理与沉思、英雄与救赎等古典主题已不再拥有绝对的话语优势，他们更倾向于切合消费时代的文化语境，选择一种由欲望所驱使、以狂欢为表现的写作方式。因此，诗人对审美对象的加工、对审美主题的营造便打上了鲜明的消费文化印记。

一

身处消费时代，一切带有专制与禁欲色彩的理想型观念仿佛都被消解了，一种以物质催生精神的文明范式得以确立，并将言说者锁定在“物”的周围。在传统的诗歌抒写中，诗人往往把物质欲望看作可以操纵人心灵的精神逻辑，进而将隐匿其中的“异化”关系挖掘出来。不过，面对纷繁芜杂的物质现场，他们大都缺乏解决物灵矛盾的合理方案，甚至陷入无法求解的困惑。也有些诗人注重强化诗歌的救赎功能，以此寄托人文关怀，杨克便写道：“啊物质的洪水之上是精神的方舟/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在物质的洪水中努力接近诗歌》）。抒情者被广告、钢铁、噪音等物质的“洪水”围困，却因感受到“诗歌”这一“人类灵魂女祭司”的眷顾与抚慰，从而复归心境的平和。显然，抒情者的理想主义愿望和消费社会的实际走向是悖离的，诗人并没有沿袭前人的纯粹批判思路，把“物欲”定格为反道德的言说对象，而是以“浪漫”的精神和“诗歌”的方式，将其诗化成为富含深厚消费文化背景的意象资源，探讨其多元的存在形态。这就化解了前辈诗人单纯纠缠于物欲的痛苦和迷惘，拓展了诗歌言说的宽度与广度。更多诗人开始调整心态，与“物欲”展开新的交锋回合。

立于当代诗人的审美基点，生活现场是真实而无法回避的，其间“物质的高潮滚滚而来，/精神的痉挛源源不断，/两次高潮之间，些许的冷淡呵，/谁也看不见”（朱文《小戴》）。“两次高潮之间”的中间地带，无疑是留给诗人的，他们的使命便是将这些“看不见”的、被人群疏远的碎片拼接起来，抽取一点物质，赋予一点精神，调成一杯都市的鸡尾酒。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看，一部分诗人选择自我疏离的方式，有意地将主体与时代语境拉开距离，从而获得全知似的观察角度。于坚的《在诗人的范围以外对一个雨点一生的观察》便选取了咖啡馆里的静观视角，小雨点“在滑近地面的一瞬”抢到了“一根晾衣裳的铁丝”，于是“改变了一贯的方向 横着走/开始吸收较小的同胞/渐渐膨胀

囤积成一个/透明的小包袱 绑在背脊上/攀附着 滑动着 收集着/它比以前肥大 也更重/它似乎正在成为异类”。雨点膨胀而无踪的一生，隐喻了人类被物欲所异化的命运迷程。我们看到，抒情者主动与物欲拉开距离，并将其巧妙地揉捏成“雨点”这个意象，他没有进入实际之“物”，却把“物”看得更为透彻。陈东东的《费劲的鸟儿在物质上空》进一步转向物欲自我瓦解的特质：“费劲的鸟儿在物质上空/牵引上海带雨的夜。”代表“自然/自由”的鸟儿与物质文明形成悖论式的观念联络，随着文本的深入，一切物质都进入缓慢的退化流程：“铸铁雕花的大门紧闭”、“机器船没入雨雾”、“街巷又合拢于石头”。这些物质文明的符号在雨中被解构，而诗人则以回拨历史时针的方式实现了“自我”与“物质”的分离，从而使本雅明言及的“超现实的面貌”得到逆时针式的呈现。诸多文本启示我们：在一部分诗人的抒情系统中，存有大量关于物欲“瓦解”的想象，其虚幻的梦境营造固然无法使他们真正解脱，却也能使其在分离“自我”与“角色”之后，保持一份难能可贵的清醒。

除了选择自我疏离、在超验的境界中获得清晰的自审意识之外，另一部分诗人认识到：这个时代没有绝对澄明的道德偶像，也没有本质意义上的文化英雄，即使个体能够区分出“自我”与“人群”的差异，他也无法做到与时代的完全疏离。“二环路上，桃花匆匆谢去/雨后的阜成门亮出/奥帕丽斯亮泽的肌肤/商业的青春女神！高空的建设者/梦见希望工程：共添一块砖/燃亮白领们的一生”（西渡《阜成门的春天》）。“桃花”的离去与商业女神的登场，宣告了浪漫主义和启蒙使命的黯然隐退，也预示着一种更为“及物”的欲望话语即将获得合法的身份。此时，单纯对“物欲”施加粗暴的鞭挞和阻碍，显然就行不通了。与其逆向而行，不如尝试与之和解，在物质世界里觅得灵魂的支点，在商品拜物教中彰显现代主体意识。“我心境光明 浑身散发吉祥/感官在享受中舒张/以纯银的触觉抚摸城市的高度//现代伊甸园 拜物的/神殿 我愿望的安慰之所/……/我由此返回物质 回到人类的根/从另一个意义上重新进入人生”（杨克《在商品中散步》）。对“商业玫瑰”的虔诚拜物以及“灵魂”被“黄金雨水”的“再度施洗”，体现着诗人的现代玄学。艾略特赏识玄学派诗人，缘于他们拥有联结“物”与“灵”两重世界的特质：既能仔细聆听物质的福音，又能坚守温柔的人性。杨克也是这样的诗人，栖身于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消费社会，诗人只有主动融入世俗欲望并吸收其经验快感，才能将意义导入消费逻辑之外的经验层面，为诗意表达找到“合适的鞋子”。以“物”为镜，当代诗人将生活的“在场”证据沉淀为具有文学性的异质经验，其主体意识也在一个个日常生活的横断面中绵延不绝。通过与现实之“物”的衔接，大部分诗人的精神意向开始对物质文化彻底敞开，其自我意识的倾注焦点完全转向物化对象或现实，以求触碰到生存的感性气息。同时，他们尽量谋求精神与文化价值的双重提升，参与并见证着当代诗歌的世俗文化转向。

二

当消费文化已然成为一个稳固的理论背景之后，诗人们意识到：“诗歌精神已经不在那些英雄式的传奇片段、史诗般的人生阅历、流血争斗之中。诗歌已经到达那片隐藏在普通人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底下的个人心灵的大海。诗人们自觉到个人生命存在的意义，内心历程的探险开始了。”从于坚的话可以看出，诗人将日常生活的诗性视为生命与灵魂的象征，在外部世界和群体经验愈发不可信任的时代，惟有自我的生命意识才具备超然之力，它可以使“身体”摆脱文化伦理与历史意识的困束，以及物质对人的感觉、记忆和下意识的侵占与控制，使其在内部世界中保持完整的自我形象。诗人的现代主体意识在消费习俗中得到标示与澄明，他们不断抗拒着被人群“同化”的命运，体验“孤独”营造的诗意空间。

孤独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与排斥、隔绝相关的心理体验和情绪状态，物质时代的紧张、压力以及畸形的欲念竞逐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生疏与隔膜，人不仅被强行取消了和自然经验交流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被剥夺了人群之中的精神归属感，而对“孤独”主题的开掘正可宣泄这种漂泊感受。事实上，当代意义上的“孤独”是一种返回内心的精神实验，是对存在主义哲学的顿悟与皈依，作为抗拒被“同化”命运的精神武器，它蕴涵着诗人的意识先知。走进孤独、创造寂寞，正是抒情个体与超验性感受缔结关联的前提，亦是个体存在走向自觉的标志。从诗人所表现出的孤独内涵上看，他们承续了现代诗人开创的思想主题，将个体在“人群”中丧失主体性、进而丧失交流支配权的命轮继续推转。在城市社会，每个人都会瞬间为人群所忽略，须臾之间，我们已经滑入“异化”的深渊，无法从他人那里验证自我，而这个“自我”也因交流的不畅而愈显闭塞，陷入自我本质的消解之中。诸多诗人意识到，追问孤独之因、探索解决之法已然显得过气，为了求得诗意，人应该甘于成为“孤独个体”，他们更多地将“孤独”悟解为一种人生普遍的生存方式，注重站在虚构的边沿营造、抑或把玩“孤独”带给精神主体的“震惊”感，而不是对经验作简单直叙或价值判断。

翻开《蝙蝠侠》一诗，吕约正以戏剧化的想象虚拟出“我坐在塑料充气沙发里/等候batman 蝙蝠侠”这一光怪陆离的游戏场景。女诗人将孤独的自我置于“想象的极端化”处境之中，以“荒诞”将“孤独”的潜在魅力深入挖掘。“孤独”由物质压力而生，而诗人巧妙地利用了物质、影像等感性资源，依据生活为“孤独”建立起具体的想象疆域，在荒谬中确立自我与世界的瞬时联系，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动态的主体。臧棣的《在楼梯上》上写道：“我坐在十五层的一级楼梯上/感到整座大楼就像黑夜的一个鸟巢/像是有巨大的翅膀摩挲我的困倦/在那里，没有任何阴影能够存活/幽灵和我挤靠在一起，呼吸着寂静和往事。”“幽灵”是诗人喜爱的意象，虽然是利奥塔所说的无法呈现之物，但它依然成为诗人充分把握自己并且冷静审视外在对象的途径。它可以飞进“本我”的思想殿阁，导引灵魂收获神秘的超验性感受。或许，在物质世界的梦幻之中，孤独的人看到的更多。

作为身处人群之中却又必须与之保持距离的特殊群体，“孤独”是诗人建立波德莱尔式抒情模式的一种必要手段。从“迷失自我”的现象游移到它的本质，在孤独中追寻自我，拼接被都市分离而出的心灵碎片，这才是孤独主题的最终指向。因此，处于文学操作层面的“孤独”，当与现实之“物”主动触发联络，诗人抒写孤独的目的，正是为了恢复与“可接触的存在”之间的完整联系。看娜夜的《酒吧之歌》，两个面对面的人交换着孤独的心：“她是她弹断的那根琴弦/我是自己诗歌里不能发表的一句话//暮秋的黄昏/抽象画酒吧/两个女人 静静地 坐着。”这与博尔赫斯《星期六》里的场景极其相似：“在那肃穆的客厅里，/你我的孤寂就像两个瞎子相互寻觅。”居室的方寸之间环绕着令人匪夷所思又彻骨冷淡的孤独，物质空间面对面的两个人，却变成心灵上的“瞎子”，失去交流的能力。为此，娜夜寻觅着解决的方案。在文本中，“寂寞”转化成为心灵的语言，两个人或许只有以“交换寂寞”这一近乎荒诞的方式，才能觅得无法被现代化所“现代”的一丝温情。正如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中所说：“人是孤独的，他与世界是分离的；人无法忍受这种分离，他被迫寻找与他人的关系，并与他人结为一体。”既然自己的孤独已经无法产生意义，那么交换而来的孤独或许能够成为新鲜的精神质素，使自己重新获得活力。诗人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孤独本身的丰富性，“他者”的孤独，或许就是“我”永远无法涉足的经验范畴。“孤独”正以一种解放的力量，成为艺术家获得生命底蕴的力量支撑，以及向外界寻觅意义的情感起点。

三

在内部逻辑上，物欲主题集中收纳了那些被本雅明称作“超现实面貌”的物质符号，作为一个稳定的、包含美丑两极审美取向的主题模式，它紧扣消费文化的物质可感性特征，同时又与诗歌不断“及物”的要求两相应和。诗人对“物”展开主动的追求与呈现，为社会物质文明的想象提供了合理的抒情方式。而当物质滑入失范的状态，倒置它与人的关系之时，诗人又首当其冲地立于“异化”的边缘对其展开批判。“物欲”对精神主体性的诱惑、以及“身体”在道德堤坝前失控的现实，都促使诗人转而选择孤独的主题。他们返回内心世界，以理性的“孤独”和亲近之物建立联络，以面向未来的姿态追寻知识和信仰，为孤独与寂寞渲染出形而上的意味，并将消费语境中对“诗人何为”的思索推向深入。

尽管消费时代为诗人写作提供了诸多增长点，但同时也应看到，肇源于消费文化内部的娱乐性、商业性等美感原则，始终对文艺的高雅性、精英性乃至深度模式采取拒绝的姿态，它所引领的无深度快感体验和感性欲望的肆意膨胀，也为诗歌发展牵涉出诸多的问题。特别是新世纪十余年来，社会同质性的消解使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之间呈现出清晰的分裂状态，难以相互阐释与支持。诸多诗人秉持一种通俗实用的、迎合感性现代性的审美取向，强调个体的感官经验和欲望的合理性。不过，在具体的操作环节上，他们或是过度停驻于私人性的物质迷恋，或是使躯体的快感抒写坠入审美泛化的陷阱，即便通过玩味“孤独”获得了主体的个性体验，却又因强调“体验的当下性”而耽于内心情感的潮汐，忽视了生存的历史根基。大多数诗歌在“时间就是现在”的世俗宗教信条面前，都很难形成指向未来的尺度。诗歌走进生产线，迈向一个个“秀场”，经历着无数“一次性”的消费，它仅能为受众带来瞬间的话语快感，难以形成对超验命题的观照，也无法造成大手笔崛起的契机，这也是诗歌面临的普遍问题。

步入物质繁华的年代，理想主义的文化英雄已然难寻，诗歌与诗人共同滑入尴尬的处境：“我在睡梦中碰见了上帝/他问我过得怎样？我说不好/上帝很是诧异。他说/我给了你那么高的诗歌才华/怎么会过得不好呢？/我苦笑。上帝啊，如果你愿意/请拿走我的诗歌才华好了/我就想过一个平常人的生活/有钱，很有钱，有我的诗歌那么多的钱/我感谢你，我的上帝”（杨黎《我可不可以用我的诗歌才华换一点美好的生活》）。作者以自嘲式的对话戏拟了身为诗人的苦痛，语言是诙谐轻快的，思想却是严肃沉重的。它从另一个向度为我们揭示出诗人的境遇，并且作出强调：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此岸”和诗歌的“意义生产”之间建立经验联系，这不但是一个重要的精神命题，而且将决定着这个时代诗歌的意义。一部分诗人认为他们的使命远比语言的炼金师宏大，其人文精神应该与公共精神相统一，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还有一些文学操作者认为他们永远只能认同一个唯一的身份——诗人，这是矢志于灵魂层面的价值担当。毕竟，诗歌难以充当万能的武器，因为时代的外表坚硬无比，更重要的是，诗人永远无法穷尽灵魂与语言之间的表达，它的有限性，决定了诗人失败的宿命，也决定了诗歌抒写是一种痛感经验的瞬间表达。在“痛感”面前，无论是逃遁沉沦还是倾力反抗，都不如独立承担更具有当代英雄的气质。因此，决定诗歌能否成为经典的标准不在于技法的玄妙或是词句的华丽，而在于其间是否存有一个独立的精神英雄，他从被尘浊沉埋的生命群落中抽身而出，演绎着“特立独行、甘于寂寞、秉持独立判断及道德良知”（萨义德语）的英雄精神，为时代留存坚奥之美。

当今，诗人的角色早已超越了柏拉图强调的对“神谕”的传达者，而是更多充当着“时间”这一历史概念的见证人。诗人在多元文化之中进行价值抉择，打通从庸常生活到精神圣殿的意义求索之路，本身便负载着自古典时期以来缪斯赋予诗人的使命意识，同样也遭际着西绪弗斯似的精神困苦。这种执着的审美理想守望，或许就是未来诗歌发展的支撑点和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