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蔓延，野草寂灭

刘丹

我要以怎样的语调来讲述这个故事？

亡者在天上看着，而远在他方的人对此一无所知。

现在，我住在小而恬静的一座城里。黄昏快步走了回来，坐在窗边，可以听到不远火锅一条街热闹欢喜的声音，夹杂摩托车、汽车的声响，这些声音浮在窗帘上，随着秋夜的微风飘忽得悠远，这个充满灯光的房间，是一个停泊下来的所在，夯实而沉静，坐在其间，感受到被保护的深深慰藉。

很多年前我不住这儿，我住在一个村庄里。我愿意这样称呼，而非说成农村，这是出于一种遣词用句的癖好。我记得那位喜爱穿奶白色休闲西装的中学数学老师说，一个人的口音，很能反映一个人的教养，所以大家要注意修正自己那一口方言，以免被人轻视。他的面孔本来就很白，那副金丝眼镜更加衬出他皮肤的透明度，那时的他，三十出头的年纪，由于走过许多地方，他的口音已经带有四海皆准的味道。

什么样的村庄？很多年以后，一个城里出生的孩子问我，他已看过我推荐的《一个人的村庄》，但是他依旧茫然。

很可惜，关于消亡了的东西，你再怎么描述也很抽象，对不起，孩子，叫我如何复原她的面貌？

写到这里，我看到我母亲停下缝纫机上的动作，转过脸来，从她并不圆润丰盈的唇里，吐出她常说的戏谑的话：何况你总爱夸大。我真想把老花镜给她往上推一推，她的鼻尖快要被夹没了。她似笑非笑，那么慈爱，这一切太令我想念了。

算一算，她死去两年有余，却好像已死去太久。

对我来说，我回忆里的村庄就是母亲的村庄。试着描述一下。广阔的田野阡陌纵横，一个院落和另一个院落要隔上好多亩田地，其中一个，它的四围，有密密的木槿花栅栏，也有高耸的竹林，还有两棵大柑橘树、一棵板栗树以及一棵枣树，年岁都很久了，更有一个小池塘，水流清澈，大石板铺出几级梯，走下去就可以清洗衣服。在这中间，四围起来的有好几户人家，各自拥有一个小院落，深深浅浅，都沾亲带故。而我，就站在木槿花栅栏那里，在我家红色大瓦屋外的围墙墙根边。那里向着北，雨后可以看到龙门山脉起伏的影子。

夏天里，木槿开了花。我奶奶说，这花吃了眼睛亮。但我从未吃过，也从未见她吃过。我一直觉得只需一会儿功夫，它就落了，即使你没有轻轻碰到它。一朵，两朵，暗淡的深紫，掩住了那曾经的粉，那欢喜温柔的色彩，其实没有刮风也没有下雨，我想，只是时间，瞬间就让她老了。我低下头，它们落在我年少的脚踝边，那个时候，我不大容易看到自己脚背上的条条青筋。

我的眼睛在看别的。就好像我一直记得的那个梦境。

一道光在游弋。那里有一条鱼吗？在邻居家栽满花草的天井里。我努力往那里看过去，想看清晰一点。隔开我家院落的那道墙，有一个墙洞。十一岁的我，不用垫脚，刚好够着那高度。那里有一条鱼吗？银亮亮的，在开得正好的胭脂和凤凰花丛里。

那的确是一个梦。

发生这个梦的时间，是1976年。

这是个奇特的年份。我不是说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年有唐山地震、伟人辞世这样的大事。我是说这一年前后，我的记忆似乎才真正烙下深印来。

所以不用掐指去算，就能清晰记得那时我正好十一岁。在院子十来个孩子中间，处于不大不小的年龄。最大的是堂哥书文。有好长一段时间不再带我们到处疯玩了。似乎个个孩子都突然有了自己的世界，脸庞都略略显出些忧郁来。尤其是书文哥。这名字还是我那当小学民办教师的母亲取的。尽管寄寓着深意，但显然他并不爱好读书，成绩也因此不怎么样。我跟着他追要过武术秘籍，请求他也在我家房檐上吊一个沙袋，练练轻功什么的。而似乎在突然之间，我就不再跟在他后面了。

这一年我开始非常在意花花草草。围墙里的自家小院，墙根下一顺溜的花圃，种满了父亲喜欢的花。父亲种的都是些精致的木本花木。他从来都不屑于那些短暂生命的草本。那可以大片大片窜开的胭脂花、指甲花、凤凰花之类，他觉得它们不仅凋谢的时候乱作一团，而且因为长势旺盛，会欺负到那些经年缓慢生长的木本。我们家的庭院，在我记忆中也就更多的是绿意葱茏，花朵并不多见。那时，我便总爱从右面与邻居家天井打通呼吸的墙洞，艳羡地看着那些繁茂的时令花朵。很多时候，那个李姓的家庭中父亲总是带着他两个女儿一起，扯扯杂草，浇浇水。有时，小女儿就爬到父亲背上耍赖撒娇；有时，父亲端着一碗菜肴，逗着两个女儿在天井里打转。他们的笑声融合在一起，弥漫出一种令我嫉妒的甜味。

我的父亲呢？我感到我这一辈子似乎连他掌心的温度都未感受过。

他总是一周才从县城里回来一次，一次只呆星期日一天。而这一天，家里的空气似乎凝结起来。母亲的脸绷着她竭力忍住的什么。在父亲回来前，她无须吩咐，我就已将整个院子的落叶或耗子拖拉的杂碎扫尽了。

我家的左面，就是堂哥书文家。他和他比我大两岁的弟弟以及母亲生活在一起。他母亲，我喊二婶。院子里其他户的女人我也有喊婶的，但我知道这个婶才跟我们最亲。她死去的丈夫是我父亲唯一的亲弟弟。我们和他家紧邻。隔着一道低矮的围墙。我小时候总觉得墙那边的世界和我们是两个世界。她家的院落，经年未扫，堆积着树叶和各种家禽的粪便。并且，那道墙那边，总有两双眼睛，是书文和他弟的。

许是饿的缘故吧。

很多年后，在我二婶死后的那个冬天里，在又冷又潮的阴暗天气里总会想起她来。我想起她坐在床上一堆织物里，瘦得被刀剥了几层似的，眼神里一片空无。她小儿子的家，延续了她持家的风格，一派凌乱，院子里杂草杂物到处都是，只是比 她那时候好的是，房间里至少可以安放下一个人的步子。

而一想到她那留在我记忆当中的家的样子，想到她养的鸡在每间屋子里留下鸡屎，想到她把一大堆衣物堆在地上，想到她家的餐桌已看不到原来木头的颜色，甚至想到一到下半年她家就断米，堂哥和他的弟总爱到我家用玉米馍馍换米饭....想到她在油菜地与村里男人偷情，想到她三十多岁死了丈夫，想到她五十多岁跑到村里某个男人家，不求名分为那个家在田里辛勤劳作却在患病后被抛弃，想到她最终死去时身边没一个人，我的心里就翻搅得难受。

而母亲说，这能怪她吗？她又知道些什么呢？在那样老旧的年代，二婶十四岁死了母亲，几个妹妹弟弟后来都是她拉扯大的。十八岁那年，她父亲上街喝酒打了一个赌，输了一头牛，为了那头牛，他把她嫁给了满脸麻子大上好多岁的男人——我二爸。

所以，她听到我母亲在院子里一字一句地教我读书的时候，就向一头猪扔去扫把：

你拽什么拽，天天在那里哼什么哼。

所以，我母亲对着《上海服装》在缝纫机上做出漂亮衣服的时候，她更是骂骂咧咧，直白而高调：妖精啥子，偷你也偷不到人。

的确，婶很漂亮，按照村里人的话，是像一颗粉红葱兰一样的漂亮。

但那样漂亮的她，根本不会操持一个家。

我的记忆里，父亲因为在县城的大工厂工作，一周回来一次，虽人显得冷冰冰的，但好些时候总要带点让人流口水的东西回来。比如各种糖果。有时候还有排骨。最难忘的居然有一次带回了小墨鱼。虽然不常做，但父亲的烹制手艺还不错，往往这个时候弄得满院子都是香味。

不知道是不是香味从围墙飘了过去。

书文和他弟总会恰到好处地来，分上一点点。小时候，人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也少一份岁月修持的宽厚，看多了兄弟俩一次次毫无自制的馋样，就不免生出反感。等他们来了，有时故意不提说，他们就悻悻地走了。这样多了几次以后，两个人就不再来了。

二婶在一墙之隔的落叶堆上，狠劲地拍打着什么，同时含沙射影地骂了世上很难听的一通话。

尽管现在我不能确定，但我的记忆告诉我，也就在这样的时候，我开始想到了离去。

而我母亲，并非我记忆里第一个想逃开的女人。我奶奶才是。

素莲，素莲。一个声音在院门外叫六十多岁的奶奶。很快，她就和她那双小脚走远了，也不和我说点什么。问题是，说什么呢？她一定觉得我太小了。她那一身老蓝色，一头灰白的头发，那枚挽住小髻的银叉子闪亮闪亮的；她带着几年几月攒下的所有积蓄，拄着木棍向她心中的那座山一步步走去，这一走，可能就是几个月，等到回来，攒够了钱财和力气，又一次走过去。山，在几十里之外的龙门山脉中的一座，山上，有一座寺庙；奶奶说，她死了，就葬在那里。

年少的我很想把奶奶的背影扳过来，想问问她，钱全部捐给了庙子、自己一滴油荤都不沾，值得吗？

无奈，这个背影是怎么也不会扳过来了。她那么瘦，却又那么坚硬。

秀，秀。是奶奶在唤母亲的声音。我压抑住笑，双手捧着一只大碗向奶奶房间走去，青菜下面，压着白米饭。今天的菜炒得太好吃了。她说。只是她到死都不会知道，母亲和我为了给她加点营养，合谋把猪油说成了菜籽油。

现在，母亲和奶奶都死去了。她们都以自己的死亡完成了对这座村庄的离开。

对我而言，死亡的意义最纯粹的是与我最亲近的人带给我的。而我最早意味深长地感知到死亡，却源自一个刚成形的婴儿。那是1976年之前不久，是在一个意义颇深的冬天。我之所以记得这般牢靠，是因为我被老师取笑了。同学，应该都和我一样懵懂甚至更甚。老师就不一样了，老师代表有学问，有见识，何况老师是一位高高瘦瘦的年轻男子。他在下课铃中走到我跟前，你咋能把衬衫穿在袄子外面呢？那么灿烂的笑容，直逼得我快要藏到脚板底下。

母亲早上并没有阻止我穿上她的浅蓝色衬衫，淡淡的笑意还给了我默许。因为洗得发白，在我看来，是那么好看的一种颜色，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穿上自己喜欢的颜色，并且，我觉得是我自己终于第一次做了主。

回到家，我迅速脱下，重新把它放进母亲的樟木箱子。穿着由母亲的棉袄改制的衣服，那一身暗淡繁复的纹样，在我看来，显示出一种永远延续似的，怀着这种没有终结的绝望感，我跑出红房子，跑向那交织不尽的细细田埂。有时脚步歪斜，有时又很稳当，有时慢一点，有时又相当急促，似乎是在跟自己的脚步玩游戏，不知不觉就走出了好几个田远，走到一条横贯宽广田野的沟渠边。

沟渠里只有浅浅水流，一个白晃晃的小东西让我下意识地一惊而转过头。但好奇又让我壮了胆，在那冰冷的水光里，确实是一个婴儿，很小很小，刚刚有了人形、仅有伸展开的手掌那么长。

天光忽觉暗下来，诺大的田野空旷而冷清，一阵害怕袭来，我脚下一阵凌乱地狂奔。

那以后，冬去春来的1976年，似乎一切都在活跃。

乡下的土坯房，有很多墙洞。院墙也不高。有些位置还塌了一段。我家的小院子，院墙尚好，但也低矮，只有五月的蔷薇花，可以遮蔽住破损的地方。其余时候看起来颇为残败。红房子整体还好，只是为一口水井遮风避雨搭建的那个小空间，留出了好几个洞，一是采光所需，二是透气。那个时候没有卫生间的概念，井口之下砌起一围水泥池，就是洗澡的地方了。年纪尚小的时候，也没怎么在意那些高高在上的墙洞。

那时的夜似乎黑得很早。尽管水井房没有一盏灯，哗哗的水声之外，我还是听到墙洞外面的声响。一次。两次。三次。我很确定外面的确是站有一个人。我紧张地给母亲说。于是那面墙上多了一层布帘。我还记得，是灯芯绒，一片暗红的碎花。

我越来越害怕晚上走出屋子了。黑暗里似乎到处都有一双窥视的眼睛。堂哥书文对我似乎也慢慢冷淡，到我家来的时候越来越少。他显然更乐意和他的弟弟们，也就是男孩子们一起玩。女孩们也渐渐自成一堆，与他们划清了界限似的，互不搭理。大人们在窃窃私语，孩子们也在窃窃私语。沙沙沙。我开始越发地远离人们了。

三月是人们说的淡季，拼力过了一个新年，家里好像啥都稀缺。

十六岁的书文放弃了读书，在家里帮着做点农活，其余时间也就不知道在做什么。我开始在田埂上一个人慢悠悠地走，走得离院子越远越好似的，但最终因为害怕又折了回来。远处的大路像一条白晃晃的线延伸着。远方，是一个在心里开始着陆的概念。

三月里的一天，我家里来了贼。

抓贼了！抓贼了！母亲那似乎要冲破喉咙的大喊，将我从梦里惊醒，随即，整个房屋最外面那道门的铁栓尖锐地掉在水泥地上，那道门离我的房间和我母亲的房间距离相等，我们的门是第二道防线，也是最后一道。

一阵脚步冲过空阔的院子，翻过院墙，跑远了。这个聆听的过程很短暂，又很漫长。然后我跳下床，走出自己的房间，这时候看到母亲脸色苍白，正站在自己的房门边。

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掉了。她说这话时，声音倒也平稳，这使我安心了不少。

我们把整个屋子都查看了。最先从我的房间。经过宽阔的堂屋，再到厨房，最后到比正屋稍后搭建的水井房。米没丢一粒。

唯一不见的，是我房间那口装衣服的暗蓝帆布箱子。

看，那里！水井房靠外面田野的那道墙根上，新挖了一个洞，足够一个人轻松蜷缩着身子钻进来。

母亲把她的右手紧按在胸前：

幸好，我把门反锁了，不然，那没来得及交的学杂费……

院子的各位婶娘叔伯都来安慰了遍。唯独二婶没有来。

我那时也隐隐有些猜测，然而我并没有深想下去。母亲，对这件事也出奇地淡化，此后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甚至我的父亲。她很麻利地重新糊好那个墙洞。一切就过去了。

堂哥书文却重新来得勤起来，力所能及地，也帮我们做点什么。比如从水井房压出水来，一桶桶灌满我家厨房的大水缸。当然，对我，尽管言语不多，却也一派兄长的温和。

奶奶赞叹说，还是我家书文最懂事了。

对于堂哥兄弟俩，我明显感觉到母亲对书文的偏爱。奶奶也不止一次地说过，母亲和二婶结婚是在同一年，但远嫁而来的母亲显然水土不服，病了三四年，才渐渐好起来，也才有了我。堂哥出生后，二婶在地里的时候多，小学教师的母亲就帮着带。堂哥从小就非常喜欢我母亲。他的弟弟出生后，院子里很多人就开玩笑说，干脆给我母亲当儿子算了。没想到堂哥真听进心里去了，成天都呆在我家里。有好几次，在二婶和我母亲之间，他硬是选择了后者，害得二婶当即拉下脸来，对着堂哥一阵扫把过去，堂哥只好哭着回去了，丢下一脸尴尬的我母亲。当我出生以后，一切顺其自然地改变了。

我们的大院，是由各自家的小院组合而成。在正中，有很大一片开阔地，属于公共院坝。没有一棵树，经年不长野草。雨天一来就成为稀泥地，雨水一干，便坑坑洼洼，一派尘土飞扬。

地震在8月来的。后来我知道，这次川西平原上的地震与唐山地震其实毫无关系。

关于那次地震的感受，我至今已没什么印象，倒是对堂哥书文的描述记忆犹新。他激情洋溢地给每个人讲，当时他正跨过他家堂屋的门框，突然就跨不动了，地面倾斜了，门框也倾斜了，接着他愣在那里看着门框左右晃动，他才突然醒悟过来。是地震了。

我那时候在哪里在做什么呢。我不记得了。

接下来各种传言到来，说是还有更大的地震要来。很快，院子里的所有人家都行动起来，在公共院坝中间，相互挨挤着搭建起了简易的棚屋。白天，大人们都忙各自的，做饭之类的日常还是在自家里进行，到了晚上，大人们都聚到棚屋里，透过透明的塑料薄膜顶，看着稀疏的星星，艰难地捱到天明。而我们大大小小的孩子，又重新聚到了一起，开始嘁嘁喳喳，晚上跟着睡得很晚，睡得却死死的。

我记得我那时格外的心烦。有割猪草的孩子在很远的田垄中间一处坟地上，发现了一个箱子。花花绿绿的衣服裤子，散落开了好大好大一片，散落在那些不知是谁的坟堆中间。

有孩子说，这一定是谁在诅咒。

可怕的事真的发生了。

院子里的老五哥，是我们那群小孩子认为见过最凶恶的男人。高大的身形，硬梆梆的身板，蓬松的络腮胡，以及从未展露过笑意的阔脸上一双狠狠钻孔似的眼。即使远看见他，也觉得他比我们高出许多，震慑得院子里所有小孩子都离他老远，畏惧的神情在脸上一阵阵突显。

就是这个男人，从部队转业回来，娶了一位城里的漂亮姑娘，第一个是儿子已经七岁，第二个是个女儿，刚出生不到两个月。

他的家在堂哥家旁边。

我记得那天我正往柴灶里塞干脆的油菜秆，因此火噼噼啪啪烧得很旺，火光甚至将整个厨房都映得透亮而扎眼。锅里正在闷土豆饭。等水开了，就得将火拨小一点。母亲叮嘱了，就去堂屋里继续完成她在缝纫机上的活。

突然，母亲在大声叫喊：

你神经病！你神经病！

我冲出门洞，看到老五哥一脸凶狠对着母亲拳打脚踢。惊呆了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瞬间挪不动脚步。

拿扁担。打……打这个狗东西！

我返身又冲回厨房。这时耳边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我听出来了，是老五哥的媳妇王姐。还有隔壁李家的婶娘。

王姐一下子从我手里夺过扁担，朝老五哥身上一阵乱打，老五哥这才躲了开去。母亲的头发乱作一团，脸上一团一团的红，眼里是憋屈但倔强的泪水。

你说，是不是她教唆你的？老五哥恨恨地指着我母亲问王姐。

不是！话音相当笃定。走，回去再说，不要在娃娃面前说这些事情。

王姐走到我母亲跟前，用力拥抱了一下，同时连说了几个对不起，然后径直走了出去。老五哥也不再说话，跟着走了。李婶娘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也离开了。

你要明白，妈是没有错的，都是那个人，太横了。

母亲眼里的泪消失了。我惶惑地点了点头。

白天不要去院坝里。

我更加惶惑地点头。

但小孩子们偷偷的聚会是母亲没法管的。公共院坝里的气氛突然更加紧张了。从院坝里往四周看，每家每户都把门关得紧紧的。对地震的恐惧似乎被转移了。而我也很快明白过来。

王姐背着老五哥和老五哥的堂弟成了相好。那是记忆里一个腼腆又谦恭的男子。眼神温和，除了农田里忙活，总爱在家里倒腾他那台老旧的收音机，播放出好听的歌，再不就是爱捧着一本发黄卷边的书，还在小本子上写写画画。听说，他的字写得很好看。小孩子们都仰慕和愿意亲近他。

这些年来，老五哥屋里经常传出殴打声，难道就因为这个？

王姐在这个院子里与我母亲关系最好。她们有个共同爱好，就是喜欢裁制衣服。两个人都有一台上海牌缝纫机。黑底色上有耀眼的金色花纹。实木黄的面板。王姐嫁过来时，还带了一摞《上海服饰》。她们一有时间就在一起研究书上的样式以及裁剪图。说说笑笑中，偶尔，母亲会询问她脸上的淤青，她总岔开话题。

有一次印象很深刻，只听母亲郑重地说：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陷进去了。

她面色绯红，只浅浅地嗯了一声。然后深深看了一眼旁边的我。我赶紧装作没看见她们，继续玩自己的。

她到死都不知道，她，是我认为院子里最好看的女人。

那满头的大发卷，显然是经过城里理发店剪烫过的，不像我母亲的短发，中规中矩，被枕头烫了几绺，乱翘出来。她穿的衣服，也是院里女人中最时兴最鲜艳的。那些颜色，我看着都觉得喜欢。她还是一个很爱笑的女人。笑起来，整个脸盘子就像是粉粉圆圆的花朵一样。而她说话的声音，也细柔细柔，不像院子里某些女人，大嗓门一出，我就想捂住耳朵，同时感觉心脏被一阵阵牵扯。

母亲被老五哥打了之后，王姐很长一段时间没再来我家。很快，公共院坝里的简易棚屋被拆掉了。一片狼藉中，人们突然注意到，院坝里长出了不少野草。

我们再次回到了各自的小院里。整个大院落开始尤显空旷，有时听到王姐家婴儿零碎的哭声。不知为什么，尤其是天黑以后，院子里静悄悄的一片阴暗，那婴儿的啼哭，让我一下子感觉整个院落被抛弃在广袤的田野中央，孤零零的，我们，都被囚禁在那片无尽的孤独中。

似乎一段时间，母亲被打的话题，曾让院里的窃窃私语消除了这种孤独感。但很快，一切又恢复了。

我很奇怪，父亲好像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或许是母亲没敢说给他听。或许，是母亲已经死了心，不再对父亲抱任何期望。

常年在外的父亲，回家的日子本来不多。他们之间的谈话也不允许我参与。于是，我一直在想，我父亲一定是不知道。

静，并没能维持多久。突发事件一件接一件，院子里再也没法安宁。先是老五哥的堂弟突然被抓走。起因是有人告发他深夜收听敌台。小孩子都好奇地问，大人们好半天才含糊答道，就是听美国和台湾的电台。小孩子们还是含含糊糊，渐渐他们发现，其实大人们也并不清楚，也就不再追问。总之就那样，那个我们眼里散发柔和气息的男子被抓走了，判了四年。去了哪个监狱，谁都没说出一个准确的名字，但，有人肯定他是在干着挖煤的活。我想象着一团漆黑糊在他面孔上，便再也想不下去了。

随后，老五哥家传出的打骂声不断升温，女婴的哭声也越来越大。大家都把受干扰的怨气表露在眼睛和唇边的纹路上，却也不说什么。

有一天，王姐抱着那个肉嘟嘟粉粉的小婴儿出现在我家里，也顾不上我在瞪着眼看着，惶惶地对我母亲说：

我要跟他离婚。这样下去他会打死我的。

母亲一脸同情与无奈，说的话也显得她脑子里混乱不堪：

你以前不是离过，他不是追到你家把你的手都打断了，连你爸妈都不放过 ....他打你，你也要想办法躲一躲呀....

我能躲哪里？她的眼神里全是恐怖。

就在这天夜里，全院的人都听到了更为持久的打骂声。

清晨，院子里锁着深沉的雾。人们从沉睡中醒来，更被王姐那一声像刀子一样的声音划破了日常的节奏，他们都涌向老五哥家。那个络腮胡的男人居然不在。一身凌乱的王姐将泪水横流的脸庞紧贴在她女儿的头部。

死了。死了。死了。

没病没痛的，怎么会？大家很惊讶。

那个死人，他压死了她。

我永远都忘不了说这话时候的黄姐，好像牙齿在嘴唇上咬着，血立即就要喷溅出来。

在大人们后面，我根本没法看到那死去婴孩的样子，也害怕走近去看。前面一大堆的大人，一大片嘤嘤嗡嗡，不知道最后是怎样收场的。人们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院坝里的野草窜得很快，甚至窜到了人家的屋檐下。

去我家的菜地，我开始绕过公共院坝。

当我不得不穿过那片竹林，打那些经年的老树下走过，一旁的房屋墙面斑驳，颜色发黑，人们不知道在哪个光线昏暗的角落无声忙活，这显得整个院落一片萧瑟与冷寂，一种毛茸茸的害怕感在心脏上开始密布，脚下的步子也尽量放轻，生怕惊醒了什么。

几天后，我们几个小孩子在院外几亩田远的一条大沟渠边，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土堆，新鲜松动，连带扯起的几根青草混在其中。一个说，就是那个婴儿的坟。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去过那个方向。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姐喝下剧毒农药，也死了。

有人说，王姐去买农药的事，老五哥其实是知道的。原来她要死，他并不拦她。

很多年后，我在街口碰到俊儿，老五哥的儿子，还是一脸的络腮胡。高高长长的，挺像他父亲的身板，但脸上却柔和多了。

我说你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在院子外面那条路上等你上学，你却每次都拒绝 并绕开了。

记得记得。他笑得很爽朗，这点太像他母亲。

你妈还好吧？他问。

很好啊。

你妈是个好人。就是命苦。唉。我妈也命苦。

说这些话的时候，母亲已经退了休，父亲让她搬到厂里的福利房，她却断然拒绝了。

对于在那座四四方方院子里的生活，我相信，母亲和我同等地经历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婴孩的死。这之后院子里似乎少了很多东西，变得更为空落，家家户户都只把话音和生活闭锁在自己的小区间里。天还大亮，母亲和我就认真地将小院门和房屋门提早关好，我在灯下写作业，她就靠在床上绣枕头上的图案。似乎什么声音也没有。那种安静，几乎可以消融一切。

1976年的深秋。夜让人很容易困倦。我很早就睡了。奶奶睡得更早。因为她患了病，走不动了。院门外已很久没有人再叫她的名字。她的朝山路也没法再延续。

她的死，似乎很短促很短促。

我对她怀有记忆以来，她就像很老很老了。永远的蓝褂子，永远的颤颤巍巍走路的样子。因此，当她最终没能死在她渴望的山上而是她那间不太明亮的屋里时，我感觉到她的死亡在我的时间概念上很短促。就像墙根那排栅栏样的木槿花。

我跪在草席上，哭得感觉自己头昏脑胀，几乎有些糊涂了。她坐在床上像睡熟的样子并没有给我安慰，在她那间昏暗的房间里，死亡的气息尤为幽冷，以致于我一直哆嗦。她是我的奶奶。我的血亲。我第一个亲眼所见死去的亲人。这种感觉一直在加剧，直到最终将一切，遏制并遗忘在扎得手掌生疼的草席上。

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记得一个细节。堂哥书文没有哭。

母亲的死对我来说，却太漫长了。从过去，一直到不确定的未来。

我老看见她从那黑底耀眼的金色花纹后面抬起她的头，白发隐现。的确，几乎每周父亲回来，都要发生争吵。红色大房子，沉闷得像座坟墓。

这一天她迟迟不肯离开她的缝纫机，是不是暗含着一场暴风雨？我走出房间，装作拿东西，悄悄察看她的脸色。

妈，不做饭？等会儿爸就回来了。

她冷冷盯着我，也不说话，抽出线，取下针，放回铝皮盒子里，这个惯常结束的动作，向我表明她要起身去做饭了。而这态度，让我明白了她的心情的确很糟糕。最好不要再说任何话。

爆发是我窝在被子里看书的时候。 父亲还在喝酒。我正在想，喝的时间太长了，这样想着，胸口上，像是有一根皮筋正使劲地绷开，越来越长，越来越细。

终于，碗在水泥地上发出短促刺耳的声音。我赤脚冲出去。一只碗已经摔成粉碎，里面的菜连汤带水，洇开狼狈一片。父亲的左耳，大滴大滴，正在淌血。

你敢用碗摔我？

猛地，像突然清醒过来，他上前摔了一个巴掌在母亲脸上。很响亮。

我有什么不敢摔的？你啥时候是个男人了？我被打了，你还不是就算了。

母亲也不管不顾她的脸，只一任泪水哗哗而出。

我没有感觉到脚底下的冰冷刺骨，我跑出了我家的红房子，我想跑得远远的，不然我就无法再呼吸。

老五哥一直活得很好。好得让人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好得我渐渐心里都忘却了恨。他很快娶了邻村一个皮肤黝黑的女人。那女人待俊儿也很好。那个曾经生活过王姐的屋子里，再也没传出打骂的声音。他的堂弟，据说因为表现良好提前释放，过了好些年完全躲在院子深处的生活，才终于娶了一个女人，才开始在田间路上重现自己的身影，不过背佝偻了好几分，实在沉重。那个女人呢，据说有过复杂的过往。但是大家都说，他能娶到媳妇，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在长大，院子里那团氤氲的阴郁并没有减少半分。有时候不免怀疑，是不是有种奇怪的力量，把老五哥家曾有的阴霾移到我家来了。那全院子戏称的红房子。红色的大瓦，高大的结构，很好的朝向，外围是浓密的木槿花栅栏。那是我母亲崭新的婚房。当我站在田野中间，远望那浓荫里的红瓦房子，曾经一度在小伙伴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那四围的大院落，也就它最为醒目漂亮。

可是，我母亲说：

我的癌就是在那里埋下的种子。不，在更早的时候。在你奶奶打着赤脚背着背篼来我家说亲的时候。我想，他在厂子里算是个说得起话的人，我就是抱着他给我一个城里的工作的期望嫁给他。当时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的哥哥不同意，为此他这一辈子都不肯和我再说话。我妈也不同意。但我就那么想的。那个年代像他那样的人给自己老婆解决一个工作应该是很常见的，他的几个同事都做到了。我那时一直相信。但是，结婚第一年他说不行，我就莫名的病了，没有胃口，没有力气，也怀不上娃娃，第二年也不行，第三年还是不行，第四年的时候，我就渐渐不抱希望了，因为我终于明白不是你爸做不到，而是不愿意。还好，他到处给我找医生，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后来突然就好了，也就有了你。

那时候你奶奶就开始信佛。是的，小儿子很早死了。大儿媳又一直没有身孕。她在人们的闲言碎语中捱着，直到有一天她找到了佛。一个月两个月的我们看不到她。他们有一大群人，一起行动，到处化缘，然后再将钱物送到山上。说真的，我倒羡慕她。

院子，太冷清了。我曾经想离开。太想离开了。

但是，你知道，到我死，我都没能做到。

我堂哥书文，却早早得以逃走了。

1976年，对于我们来说，是唐山的地震，也是伟人辞世，更是那一年深秋的一场大火。

人们终于重视公共院坝的野草的时候，是发现它们不仅占据了整个院坝，而且随着一场一场雨水疯狂的长高。我母亲那时候很惊骇，说从未见过这样的怪事。院子最老的爷爷也感到惊异。大人们一再叮嘱不要穿过院坝。因为那些草已经比我们的个子还高了。浓密的像是紧紧扭作一团的野草，亢奋地在风中摇摆着，即使秋风一遍一遍扫荡，也只是黄了叶，它们粗壮的茎秆依然直立着。

我至今还记得奋力划开一部分草茎深陷其间遮天蔽日的恐怖感，虽然我只是尝试了一小段路就放弃了。

也就在这样的情形下，某一天的早晨，还在睡梦中的我突然被一阵嘈杂惊醒。院子里起火了。母亲头发凌乱地冲进屋子：

快点，我们把重要的东西搬出去。

而那个时候，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呢？看着院子上空腾起的浓烟，我很茫然地站着，看着母亲把平日里要两个人抬的缝纫机一口气端了出去，我更是惊呆了。

母亲一直把缝纫机放到外面的田埂上，才又匆匆回来，见我正使劲挪着她的樟木箱子，一下子就笑了。那是一种宽慰与满足的笑，那笑，我一生都无法忘怀。

能搬的家什都搬到了田埂上。与此同时，母亲叫我守着，她则跑到公共院坝里去探个究竟。经不住好奇的我，悄悄跟在后面。院坝里一片浓烟中全是人，洗脸盆、瓢、桶之类统统都上了阵，但是对火势明显没有威胁。听了一会儿，我知道了火是从老五哥家开始的。顺着风向，火势蔓延到了堂哥家。在大家一片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当中，噼噼啪啪的声音却渐渐小了。最终，最后一星火在堂哥家靠近我家院墙那间屋子上熄灭了。

看，好奇怪，烧到她家就不烧了。人们的声音很低但很清晰。

老五哥的家全烧了，好在没伤着人，也抢救出来一些家什。俊儿躲在一个婶娘的怀里，吓得哆嗦。老五哥一脸钢塑一样毫无表情，他什么也没有说。二婶的哭声惊天动地。她的哭声在深夜再一次响彻院子。第二天，我们知道，那个叫书文的我的堂哥离家出走了。只留了五个字：

我不回来了。

这一走，直到二婶临死他才回来。当然，三十多年已经过去。在我们那个村庄，我堂哥书文已经是不孝的典型话题。但是，我也疑心过，三十多年，他真的一次没有回来过？

很多次在父母亲的饭桌上，我们谈论，也争议。父亲的态度最为直白也坚定，他，我就是看不起，不孝就是大过。母亲仿佛只是为了应和父亲大大的声音，却显得有些犹疑：不管怎么样，他的确是不孝……其他人的声音，显然都是与父亲断然一致的。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年少时候跟在高高的他身后，他分享给我他寻得的武术秘籍，他那张饱满光灿的脸，尽管已经有三十来年没见了，我对他却无法产生激愤或者怨责。何况，我的二婶，真是一个难以言说的人。

当堂哥书文真的从遥远的北方城市回来时，令我们所有人都讶异了一番。从沙发上起身的他，这个女儿已经长得亭亭玉立的他，显得不再高大，而是又瘦又老，似乎提早老了许多年。他面孔瘦削，衬出了双眼的陷落和颧骨的突出，有一种与我在电视画面忽闪而过的漂泊者相似的东西在呈现，在述说。算算，他该有五十岁了。显然，他也注意到，我也不再是小时候的那个我了。

很快，我发现父亲的表情里没有什么笑意。母亲在厨房里忙活，连我来也没出来一下，似乎要尽量躲到一边去。于是，客厅里电视照旧播放中，父亲抽着烟，眼睛盯着电视屏幕。我只好找了一些话来：女儿现在哪里？

打算过一段时间让她回来找找工作，我也差不多要叶落归根了。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口音好奇怪，也好僵硬。父亲似乎从鼻息里呼出了一丝鄙夷。

只是，他如何归根？

在饭桌上，父亲的筷子，始终于他沉默的咀嚼中，无声游走。

从来，这就是他的态度。他只要认定了的，就别想谁动摇他、改变他。而母亲，一生都在想办法用她的笑容和她的话语，打破屋子里因之的死寂与硬化。小时候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但这一天，母亲的脸似乎也陷入了僵直中，我能感觉到她在克制、在竭力想说服自己像往常那样在这屋子里吹起一丝生机的风、荡起一圈漩涡，但是她没法控制自己的愤怒。

现在这个家屋头，我是最大的，既然你回来了，我有一句话必须要说，不管你爱听不爱听。

母亲也不看堂哥。堂哥却继续夹菜，岔开了话：

先不说这个，这么多年在外头，现在回来了，您还记得不，小时候我妈差点把我抱给你养……我要是真的给你当儿子就好了。这么多年在外头，我没想过回来看谁，我想过的，就是想看看您……但是您知道，回来一趟太不容易了。你知道，我也有一家人……

我们都沉默了。良久，母亲才打破那静止的空气：

是，你小时候我是很爱你，尤其你妹还没出生那段时间。但是我要说，虽然你妈有很多让人不堪的地方，但她还是你妈，是你唯一的妈！她不好，是她的事；你不孝，那就是你的事了。

哥的头也没有低一丝一寸。反而笑了：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我也不在乎。您看不起就看不起吧。我今天是特意来看您的，就不说那些了。喝酒！

接着，他也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听，回忆了我母亲如何待他好的几件事。其中有一件我也数次听母亲讲过。那是打谷子的季节。持续发烧的他终于没有力气与院子里的一帮孩子东跑西跑，一直呆坐在门坎上。我母亲那阵忙着学校的事，有好几天没去他家了。恰巧那天她从学校里带了水果糖回来，一路兴冲冲穿过院门和大院坝，便发现了门坎上有气无力的他，接下来，背上他，走了七八里，去了乡上医院。

是您救了我的命。哥的眼眶不知是酒精溢出了光泽，还是泪花。

他即使不说，我们都知道，那时候，白天黑夜，二婶一定是在田里。她一生最熟悉的是田地，她最擅长的也是田里的农活。农忙时节，村里不少人愿意请她帮忙，因为别看她是女人，她在地里忙活的能量甚至比强壮的男人都大。而她不需要回报什么，只需有酒有肉的一顿饭。

她活得真的很简单。有一次母亲不带褒贬地说。

二婶走的时候，是人们都赞叹的美好四月天。

堂哥的弟在田里忙活。她身边一个人也没有。

母亲说，可怜。大概这个可怜二字，已饱含了二婶一生的况味了。

堂哥书文匆忙赶了回来，不断地给大家解释说火车误点了，但几乎所有人回报他的都是冷冷地转身抑或哂笑。

在丧席上，他与血缘最亲的人们围成一桌，没有人说话，他突然开始讲他这些年在外面的奔波与成就，一个表妹，猛地端起碗起身，汤撒到了桌上，和他的裤子上，那个表妹的脸，几乎因为憋着一股气快要扭曲了。他的话头霎时打住。全场十几桌人的目光全部聚集在他身上。而他的弟，也适时地从屋门口露出他冰冷的脸。

那个时候，我突然一阵好难过。

母亲的眼，也有快要滴下的泪在闪。

二婶走后一年多，母亲查出了癌晚期。只活了半年的时间。去世前的日子，依旧保持她一生的习惯，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得井井有条。和她有关联的每个人，她都想到了，能见的都见了。她所拥有的那些毫不值钱的衣物，也一并清理，给了指定的去处。是的，即使在物质丰沛的时代里，在她的亲戚与朋友堆里，仍旧有人过得相当节俭，仍旧毫不嫌弃这些即将成为故人的东西。

一天，说起我的堂哥书文。我说，其实我有他的电话号码，要不要告诉他你的病？而母亲说，就不用通知他了，我死了，就更没有必要了。

她的眼眶，突然一片潮红。接下来她的话，令我每次回想都止不住一阵滚热的心揪。

她说。有人给我讲过你哥回来过。十六岁，能跑到哪里去。身上没有钱，他是讨着饭回来的。说是一双脚的脚趾全踢烂了都是血。看看那个家，他还是决定走了。

我们还说起了很多院子里的往事。直到这时，我的母亲才肯定地告诉我，1976年那个偷我箱子的贼与放火烧老五哥家的人，都是我的堂哥。

好奇怪，大火之后，院子里的草一根都没了。我记得人们议论纷纷。

好像一夜之间全消失了。母亲最后说。

责任编辑 吴佳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