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移民与宗教仪式回传*
——甲午年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宋大峰祖师金像百年回銮①

王　惠（香港中文大学 历史系，香港999077）

海外移民与宗教仪式回传*
——甲午年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宋大峰祖师金像百年回銮①

王惠
（香港中文大学 历史系，香港999077）

宗教研究；海外移民；移民研究；潮汕地区；修德善堂；养心社；宋大峰

论文以甲午年（2014年）闰九月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宋大峰祖师金像百年回銮活动为例，分析了当代社会海外移民通过将源自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回传而对中国乡村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从宗教层面看，祖师百年回銮实现了信仰体系的循环与完善，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改善注入了新元素。从移民历史来看，潮人移居海外，同时在海外将潮人信仰理念传播开来。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与移民共同迁移的祖师信仰也可以实现“返乡”——仪式回传。祖师信仰及其仪式的回传，结合中国本土宗教文化的复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乡地方社会的信仰体系。从慈善事业角度看，善堂的慈善事业，救济贫苦，施医赠药，造福人类。在潮汕乡村，随着宗教信仰的苏醒，慈善事业也随之兴起，这对发展中国慈善事业有重要意义，同时慈善事业在中国乡村的发展，也影响了乡村的地方经济。

自19世纪中叶后，伴随着通商口岸开放，清政府与外界交流频繁，沿海居民通过亲属移民和契约劳工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1860年汕头开埠后，汕头港成为移民往来海外的主要港口之一。“当时汕头主要是载运讲潮州话的移民出国，而厦门则是运载讲闽南话的移民出洋。”［1］跨国移民对原乡产生诸多影响。移民①1860年汕头开埠，使得大量潮汕人由汕头港出入境。移民在海外逐渐落地生根，安家立业。如今第三代、第四代等后代华人已很难掌握原乡的方言与文化。以海外潮人后裔为例，部分在海外出生、成长的潮人后代，不识潮语、不懂潮汕文化，亦鲜有机会与祖籍地产生任何联系。本文用“海外移民”一词，是从广义范围内描述参与善堂活动的华人善信，不作细致区分。可促进原乡的跨国贸易发展，以潮汕地区为例。从19世纪中叶海外移民将潮汕、香港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联系起来，经营跨国贸易的香叻暹汕贸易体系（香港——新加坡——曼谷——汕头）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汕头开埠、海外移民与贸易网络刺激了潮汕米商的成功。［2］移民可改变原乡的社会形态，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学调查可得知，海外移民对原乡的生活方式、家庭结构、教育模式等方面也产生影响。［3］移民亦对原乡的宗族组织与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在1949年前，海外移民与原乡的联系强化了传统宗族社会，侨汇成为原乡经济生活的重要支柱。［4］华琛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对香港新田文氏的调查表明，海外移民不仅可以维持原乡经济，还能够对传统宗族社会产生影响。如海外移民与原乡亲属保持密切联系，利用侨汇支持家乡亲属的生活，亦通过互送礼物、摆宴席、建房等方式确立移民在家乡的地位。文氏宗族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大环境中，受移民影响，转变为组织跨境移民活动的代理。宗族体系没有衰退，却有了新的方式与能力维持传统活动。［5］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随之而来的土地改革、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社会运动，改变了海外移民与原乡的联系，也改变了中国侨乡的社会面貌。1978年改革开放后，海外移民与原乡的关系发生改变，例如，祖籍为福建安溪的新加坡华人，通过返乡重建祠堂等方式重建与原乡间的联系，加强了海外移民与原乡的联系。［6］

“在移民史上，在移居地祭祀原乡的神明，作为某种地域认同的标志，是常见的现象。这些移民在事业发展之后，也就常常会使这种经过海外移民社会再创造的信仰形态，通过与原乡地域社会的互动，反过来影响原乡民众的信仰。”［7］甲午年（2014年）闰九月宋大峰祖师百年金像回銮仪式，为现代人了解海外移民与原乡的互动提供了范例，这种互动以神明为纽带。本文以甲午年闰九月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宋大峰祖师金像百年回銮活动为例，分析此次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利用神缘关系，到中国潮州拜神与联谊的活动，讨论当代社会海外移民通过将源自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回传而对中国乡村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一、历史渊源

善堂是明末清初在潮汕地区兴起的民间慈善机构，20世纪上半叶发展最盛。［8］“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潮汕各地善堂总数在161座以上。”［9］善堂不仅发展施医赠药、施棺助葬等慈善事业，亦有供奉神灵的宗教功能。潮汕善堂主要供奉的神灵有华佗仙师、大峰祖师、齐天大圣、佛祖等。［10］

其中潮阳报德古堂、庵埠太和善堂及大吴修德善堂等主要供奉宋大峰祖师。相传，宋大峰祖师在北宋年间生于福建，皈依佛门后，云游西方行善。因在潮阳建立和平桥而闻名。乡民为纪念大峰祖师的善行，修建报德古堂虔诚供奉。［11］陈春声的研究认为，“大峰祖师虽从元代起在潮阳县已有众多信众，但其作为一个具有近代慈善组织性质的善堂的象征性神明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其信仰的普及，却是晚清以来商人和华侨共同努力的结果。”［12］伴随宋大峰祖师信仰传播至世界各地，潮阳报德古堂亦成为所有崇奉宋大峰祖师的团体与个人追溯信仰的源头。此次回銮活动相关的传播路径可以解释为，庵埠太和善堂的宋大峰祖师香火来自潮阳报德古堂，又传播至大吴修德善堂及其他善堂。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的香火经部分移民的传递，又传播至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也就是说，在移民移居海外的过程中，所崇奉的神灵也伴随移民迁移至海外。而此次宋大峰祖师回銮仪式，乡民解释为“回家”。①2014年11月1日笔者于大吴村的访谈记录。

图1　部分善堂传承示意图

庵埠太和善堂创建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953年废堂为校，至1984年重新恢复活动。［13］根据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的介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于大吴村创立太和善堂分社。1903年，修德善堂养心社成立。1916年，大吴乡民在前往新加坡的同时，将大峰祖师信仰也迁至新加坡，先后创立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与同德善堂念心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停止活动，至1983年恢复。［13］而海外移民在新加坡传播修德善堂大峰祖师信仰，先后创立大芭窑修德善堂（1942年）、武吉知马修德善堂（1959年），在马来西亚创立四间善堂，即修德善堂马六甲分堂（1956年）、修德善堂麻坡分堂（1961年）、修德善堂笨珍分堂（1964年）、修德善堂平安村分堂（1990年）。［15］此次回銮仪式，正是由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为主导，新马各修德善堂共同参与组织。

大吴村是现今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的著名侨乡，2011年人口约2600人。［16］改革开放后，大吴村发展陶瓷、珠品、泥塑等支柱产业，2009年全村生产总值达2.2亿元。［17］而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与新加坡各修德善堂重新恢复联系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得益于大吴村乡民中，有对于宗教及慈善事业的诉求，尝试通过在新加坡的同乡组织与海外修德善堂重新取得联系；另一方面，新、马各善堂也希望能够与中国母堂取得联系，追溯大峰祖师信仰的传播历程。

二、回銮仪式

宋大峰百年金像回銮仪式，不仅完成了仪式回传，将有神缘关系的海外善堂与潮汕地区各善堂联系起来，而且扩大了善堂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从1916年大吴乡民在移民海外时，将宋大峰祖师信仰分香至新加坡算起，2014年（甲午年）为第九十九年，祖师梦谕②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所有的吉时和地点选择，或相关问题均是通过向祖师扶乩征询得到，包括具有发起回銮起因的梦谕内容。选择甲午年回銮，共塑七尊金像由新加坡返回大吴村。此次祖师回銮仪式的七尊金像③七尊金像的选取是由祖师乩谕所决定，符合佛教经典，亦是大峰祖师是佛教崇拜的体现。，即宋大峰祖师金像、百年宋大峰祖师金像、大师童爷、二师童爷、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势至菩萨。在仪式结束之后，其中一尊祖师金像将留在大吴修德善堂继续供奉，其他六尊金像则返回新加坡供奉于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①为方便金像进出海关，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特为此向中国揭阳海关出具证明。同时，再逾百年之后，在大吴供奉的金像将又返回新加坡。全程八天的祖师金像回銮仪式从农历闰九月初九晚开始，至九月十六日下午，善信恭送圣驾返回新加坡结束（参考表1）。

回銮仪式第一天，根据祖师圣谕以及往来交通安排等，计划时间为下午18点半到达，实际稍微延迟。大吴村在潮汕地区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地理位置的优越性逐渐凸显，靠近机场及火车站等重要交通枢纽。航班延迟等情况发生后，并没有影响大吴乡民以及周边乡民参与此次活动的热情。当七尊金像到达大吴村口时，善堂人员组织了隆重的宗教欢迎仪式，将祖师与众菩萨请上轿，迎至母堂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在大吴村口举行的仪式，是移居海外的神灵在“返乡”过程中的迎接仪式，也是对周边非直接联系乡村的一种通知与告示。

闰九月初十及十一两日仪式的安排，符合宋大峰祖师信仰的传播路径。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的祖师金像回銮，按照传播路径，依次出巡源头潮阳报德古堂与庵埠太和善堂②关于庵埠太和善堂的历史与发展，可以参见林瑜：《庵埠太和善堂的发展与思考》，《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庵埠太和善堂如今有包括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在内的十六间分社，除一间分社设在印度尼西亚之外，其他分社均分布在潮汕地区。而此次祖师金像回銮仪式出巡至庵埠太和善堂，增强了太和善堂与海外修德善堂的联系，也为第二年太和善堂及其分社到新加坡参访修德善堂建立了初步联系。。报德古堂与太和善堂分别组织人员接待，善信并且参观了设在潮阳的大峰风景区。风景区内有大峰祖师墓、祖师亭等供善信参拜。每到一处善堂，仪式安排主要有请祖师等金像入堂、集体参拜祖师、个人参拜与捐纳香火、请金像回轿等。而且，从祖师出巡至村口始，当地乡村政府人员、善堂组织管理人员以及众乡亲便会在沿途等候。百年出巡并非易事，沿途参拜、祈拜，可表达对神灵的虔诚，期待获得庇护。

闰九月十二日，宋大峰祖师百年金像出巡大吴乡村，依次到达路线为：先至土地庙，后至凤书古庙，最后至神农庙，再返回善堂。此路线设计涵盖了乡村中的主要庙宇。③大吴村共有神农庙一座、凤书古庙一座、土地庙（富德祠）两座、修德善堂新旧两座。因有一间土地庙紧挨着修德旧堂，所以此次出巡没有将这间土地庙作为其中主要的参拜点。祖师出巡大吴村的仪式意义，不同于前往报德古堂和太和善堂的出巡。后两者是在信仰传播体系内部的交流与循环，而出巡大吴村则是在一个地域范围内，实现神灵间的互动。大吴乡民在沿途及各个庙宇置办供品，参与此次出巡。对于大吴乡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中曾有神农圣帝出游的传统，但因房支矛盾等原因逐渐被取消。④传统上，大吴村神农圣帝出游时间一般为农历正月十八以及闰四月廿六日。笔者考察访谈，2014年11月1日。改革开放后，乡村中的宗教活动恢复，游神传统则没有恢复。“潮汕游神，多在初春农闲，也即农历正月中旬到二月上旬……抬神出游时，要把神像安置在木椅上，抬着出来……出游时，高灯影旗，鼓乐杂奏，人们前呼后拥，当成一次大的娱乐活动。”［18］虽然潮汕地区有游神传统，但对于现代化的大吴村来讲，祖师出巡是恢复善堂活动后才逐渐形成的新仪式传统。也正是在这样公开的出巡活动中，海外善堂在乡村的活动行为与组织模式，得到直接的宣传与传播，更多的乡民可以直接参与观察与交流。也就是说，海外移民直接进入到中国的乡村社会中，与乡民的日常生活产生联系与影响。

闰九月十三日为取香茶水仪式，取香茶水地点是由祖师圣谕选定。⑤新加坡李志贤教授对新加坡潮人善堂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关于“香茶水”，李教授的文章《“香茶水”的信仰网络——新加坡潮人善堂宗教仪式的观察》有详细论述（第四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互动与创新多维视野下的华侨华人研究”，广州，2009年5月9日）。以取茶为例，有学者研究指出，取茶对于经营茶庄的业者来讲，不仅可以得到祖师的赐福与保佑，还能使其茶品得到商业宣传的价值。［19］闰九月十四及十五日两天连宵启建清供是此次回銮活动的重点仪式⑥由新加坡修德善堂主导的仪式过程，其中很多细节都值得继续追溯，考察仪式背后的含义，例如场地布置、经文选择等，但这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仪式过程参见表2）。根据修德善堂宋大峰祖师的信仰传播过程可知，新马七间修德善堂的仪式传统来自中国大吴村。而大吴村崇拜大峰祖师及其相关仪式活动始于1902年，迫于政治环境与社会变化停止于1951年，恢复于1983年，所以，三十多年的崇拜断层将如何重建是一个重要问题。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是大吴乡民将祖师信仰传播至海外所成立的第一间善堂，发展至今从未间断。所以，大吴修德善堂在恢复仪式的过程中，需要借鉴、参考、学习来自新加坡修德善堂的仪式标准。笔者暂时无法确定，这些仪式标准，例如为何要取香茶水，是否完全从中国潮汕地区传播至东南亚，细节是否有所改变，仪式标准的哪些部分受到了东南亚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回传至大吴村是否有所改变等。①修德善堂的仪式传统于1902年开始在大吴村兴起，1916年传播至新加坡，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的仪式活动取消，于80年代尝试恢复，至2014年的百年金像回銮活动开展，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原乡的信仰观念、海外的社会环境等因素对仪式标准产生了什么影响，仍需要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在充分考察两地仪式渊源与社会文化影响之后，才能进一步作对比分析。但是，对于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以及大吴村来讲，由海外移民主导的仪式活动，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一种演示，成为日后开展类似活动的标准与参考。海内外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促使大吴修德善堂有选择性选取适合本堂与当地社会环境的仪式传统与慈善行为方式。在仪式传承上，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沿袭了更多传统方式。因此，他们成为协助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仪式恢复的重要力量。以扶乩②关于善堂扶乩仪式的文化内涵，可参考李志贤：《柳缘渡人：从宗教仪式看新加坡潮人善堂信仰的文化内涵——以“扶乩”仪式为例》，载刘宏主编：《海洋亚洲与华人世界之互动》，新加坡：华裔馆，2007年，第94～122页。仪式为例，大吴乡民经历了从完全不接受，到如今主动通过扶乩仪式，向祖师问询的过程。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的日常维护费用，已经完全改变了最初的入不敷出状况，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乡民对善堂的接受程度以及对祖师信仰的变化过程。

在闰九月十四日与启建清供仪式共同展开的，还有午宴及慈善活动。午宴是通过宴请海内外各友堂及其他相关单位人员的方式，一方面向海外移民传播了潮汕文化，另一方面又将潮汕地区的善堂组织与海外善堂联系起来，也加强了善堂与地方政府间的联系。慈善活动是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的福利会发放粮油活动。在此之前，大吴修德善堂福利会向周边各村庄寄送公函，对社会困难家庭进行统计，按数发放粮油，每份大米30斤、食用油一瓶。③慈善行为的表现方式是多样的，大吴修德善堂针对个人的慈善行为与新加坡修德善堂略不同，前者以发放粮油为主，后者经历了发放实物到金钱的转换。二者的不同是由当地的社会环境影响所致，例如受施个体的特征等。收到公函的村庄，统计乡村中的困难家庭，予以发放盖有公章的证件。困难家庭人员则持证件于十四日当日到大吴修德善堂福利会领取粮油。十四日的宗教活动与慈善活动在临近的同一场所内同时展开，却由不同的人员主导。前者是新马善堂经乐股负责仪式，后者由大吴修德善堂福利会工作人员组织安排发放，且地方电视台在现场对慈善活动进行报道。时间、空间的一致性，并没有影响到开展这两项活动，却又为活动参与者与组织者对彼此活动如何展开，提供了观察契机。而完全没有参与到这两项活动的大吴乡民，也可以借此观察善堂的仪式与慈善活动的进展。对于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与海外修德善堂重新恢复联系之后，逐步学习到了源自中国的宗教仪式，也开始恢复大峰祖师所提倡的慈善事业，重修新堂又学习了海外善堂的组织管理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海外善堂多次直接参与到大吴修德善堂的仪式活动，为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提供了可以参考的范本。

三、参与者与族群认同

总体来看，此次活动以新马七间修德善堂及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为主。为完成大峰祖师回銮旨意，出巡至潮阳报德古堂及庵埠太和善堂。回銮的行程安排，完整体现了修德善堂系统中大峰祖师信仰的传播路径。当祖师出巡至庵埠太和善堂，以及于九月十四日在大吴举行宴会时，海内外友堂纷纷派代表参加。也就是说，八天的回銮仪式，不仅是修德善堂系统内部的互动与参访，也为与其他慈善组织互动提供了契机，密切联系了海外与中国的大峰祖师信仰。

此次活动周期较长，参加人员众多，活动规模空前盛大。来自不同背景的参与者，构成了此次活动的参与主体，同时他们也是了解善堂文化、大峰祖师信仰传播以及海内外互动关系的主要因素。首先，海内外众多善信是此次活动完成的基础。将善信进一步划分，可以分为：普通善信，主要参与参拜活动，包括海内外两地的善信；参与组织管理、仪式表演的善信，主要是各善堂董事以及经乐股成员；还有参与此次回銮活动的其他友堂的善信代表，以管理层人员为主。详细来说，新马方面，除活动组织者、仪式表演者等外，尚有约三百余名善信跟随金像从新加坡返回中国潮汕地区，并出巡至各乡。在中国潮汕地区，改革开放后，重新恢复善堂活动，大峰祖师的善信经历了从观望到如今虔诚参与的变化过程。回銮仪式每到一处，大吴修德善堂、潮阳报德古堂及庵埠太和善堂，都得到了当地善信的大力支持，甚至还有周边其他村落善信的参与及朝拜。善信踊跃参与百年金像回銮活动，充分体现了祖师信仰从改革开放至今，在潮汕地区传播的速度与进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次活动，组织、策划及仪式表演，主要是由新马善堂各董事及经乐股成员完成，特别是来自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的负责人员及仪式表演者。他们完成了宗教仪式的回传过程，也为日后仪式在潮汕地区的传播提供了范本。从善信的构成当中，可以看出潮人精英在善堂组织管理、仪式表演及回传当中的突出作用。

其次，回銮仪式与慈善事业紧密结合，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是施善主体，受施者则超越大吴村的地理范围。只要受施者符合当地相关法律法规，携带合格证明文件，便可到现场领取一定的慈善物资。抑或，慈善物资会根据需求，由善堂工作人员运送至相关单位。以善堂为主体所进行的慈善事业，与回銮仪式不可分割，推进了大峰祖师信仰在当地的传播。善堂所进行的慈善活动，为当地生活困难的群众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支持。其善行受到当地群众、地方政府的认可与鼓励。最后，除与大峰祖师信仰直接相关的善信、慈善行为之外，更有其他参与者的参与。回銮活动的展开，离不开当地政府部门、其他慈善团体的支持，因此地方政府代表、其他慈善团体代表均有参与其中。而活动的盛大规模，也吸引了文化爱好研究者、摄影者及其他社会人士的参与和观看。从这里可以看出，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善堂活动逐步被官方允许、被民间接受；另一方面，回銮活动的顺利进行，也是善堂适应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体现。

回銮活动规模庞大，所需费用巨大，筹集经费是其中的重要环节。海内外善信的喜捐是主要来源之一。以大吴村为例，乡村经济水平提高，乡民生活质量改善，为善信参与善堂活动提供了经济基础。特别是在乡村及城镇开办个体企业的私营业主，纷纷喜捐，以示虔诚和对慈善事业的支持。又如，在祖师金像出巡至报德古堂及太和善堂时，善信或在沿途设龛礼拜，或于堂内喜捐，是为善堂壮大香火的重要来源。

综上所述，宋大峰祖师信仰源远流长，善信来自各行各业，同时，由于善堂活动涉及面广，此次百年金像回銮活动吸引了众多友堂及善信参加，是潮汕地区的一大盛事。在东南亚，新马各修德善堂在组织日常活动当中，有很强的族群认同意识，在宗教事务中，潮人、潮语及潮州文化形成了共同的潮人文化圈。特别是在移民早期，善堂的族群凝聚功能将地缘与神缘关系结合，巩固了海外潮人的族群关系。［20］而现今，随着善堂文化及信仰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参与者背景的多元化，使得同一信仰圈可能有着多个不同的族群认同或身份认同。但是，部分善堂在东南亚的发展过程中，其潮人标签在某种程度上仍被维持着，如潮人精英管理善堂、潮语诵读经书等。这些传统又将在一定程度加强善堂的族群凝聚功能。①潮人善堂随着时代发展和信仰需求，非潮人参与善堂活动逐渐增多。善堂的董事代表中也逐渐出现不会讲潮语的其他族群后裔。也就是说，同一信仰圈不一定有共同的族群认同。从此次回銮仪式来看，广义上，因宋大峰祖师的信仰联系了居于中国的潮人与东南亚潮人。同一族群的参与者打破空间界限，依靠神缘将原乡与海外移民联系在一起了。

四、结语

祖师百年金像回銮仪式的主导者为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目的是庆祝祖师信仰从中国传至新加坡的百年历程。回銮仪式从策划至最终完成，是一次海外善堂与中国善堂的合力之作。从宗教层面看，祖师百年回銮实现了信仰体系的循环与完善，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改善注入了新元素。源自中国、在东南亚繁衍的宋大峰信仰，结合符合时代需求的慈善事业，以及海外潮汕人的族群认同，整合了神缘与地缘联系。从移民历史来看，潮人移居海外，同时在海外将潮人信仰理念传播开来。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不仅便利了移民返乡，而且与移民共同迁移的祖师信仰也可以实现“返乡”——仪式回传。更甚者，祖师信仰及其仪式的回传，结合中国本土宗教文化的复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乡地方社会的信仰体系。从慈善事业角度看，善堂的慈善事业，救济贫苦，施医赠药，造福人类。在潮汕乡村，随着宗教信仰的苏醒，慈善事业也随之兴起，这对发展中国慈善事业有重要意义，同时慈善事业在中国乡村的发展，也影响了乡村的地方经济。

以修德善堂之中国与新马各堂为例，善堂的活动与信仰体系，体现在宗教仪式、慈善事业以及海内联系等方面。潮人的共同语言与文化又将宗教、慈善与族群认同结合在一起。从20世纪80年代潮汕地区善堂恢复活动开始，慈善事业在当地的发展，使得善堂逐渐得到地方社会的认可，宗教事务也得以顺利展开。慈善功能使得善堂在当地社会中发挥作用，有助于协调善堂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整个回銮仪式顺利完成，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宗教仪式从海外由移民回传至原乡的过程。但是，这其中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说明，中国传统宗教仪式传至海外，再回传到国内的过程，是否受到海外社会的影响？哪些元素受到了海外社会环境的影响？宗教仪式的回传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管理、经济发展、社会架构等是否产生影响？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的管理委员会与乡村村委会是完全独立运作的两个系统，但是在同一个空间范围内，有些因素是否受到彼此影响？也就是说，在当今社会，海外移民在与原乡的互动过程中，除了对宗教仪式、文化信仰这些表面元素产生影响外，是否能够影响到原乡的社会架构？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附录

表1　甲午年（2014年）庆祝宋大峰祖师百年金像回銮壮盛香火大典活动流程表

表2　百年金像回銮启建清供两天连宵仪式表

［注释］

［1］颜清湟：《新加坡早期的潮州人与福建人：海外华人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的比较研究》，《华人研究国际学报》2010年第二卷第一期，第26页。

［2］Choi Chi-cheung，“Rice Treaty Ports and the Chaozhou Chinese Lianhao Associate Companies：Construction of A South China-Hongkong-Southeast Aisa Commodity Network，1850s-1930s”，Lin Yu-ju，Zelin Madeleine，Merchant Communities in Asia，1600-1980，Pickering & Chatto，2015，pp.53-78.

［3］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年。

［4］Woon Yuen-Fong， Social organization in South China，1911-1949：the case of the Kuan lineage of Kʻai-p’ing Count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4.

［5］Watson James L.，E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lineage：the Mans in Hong Kong and Lond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6］Khun Eng Kuah-Pearce，Rebuilding the ancestral village：Singaporeans in China，NUS Press，2011.

［7］陈春声：《侨乡的文化资源与本土现代性：晚清以来潮汕地区善堂与大峰祖师崇拜的研究》，载刘宏主编：《海洋亚洲与华人世界之互动》，新加坡：华裔馆，2007年，第83页。

［8］林悟殊：《潮汕善堂文化及其初入泰国考略》，《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

［9］林俊聪：《潮汕的善堂》，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汕头市升平区委员会文史委员编：《升平文史》，1996年，第15页。

［10］翁兆荣、许振声：《解放前潮州的善堂善事概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汕头市升平区委员会文史委员编：《升平文史》，1996年，第14页。

［11］林俊聪：《潮汕的善堂》，《升平文史》，1996年，第11～20页。关于宋大峰祖师的传说已经有很多研究，如林悟殊：《泰国大峰祖师崇拜与华侨报德善堂研究》，台湾：淑馨出版社，1996年；陈春声：《侨乡的文化资源与本土现代性：晚清以来潮汕地区善堂与大峰祖师崇拜的研究》，载刘宏主编：《海洋亚洲与华人世界之互动》，第77～93页。关于中国慈善团体的研究可参见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关于新加坡修德善堂的研究，李志贤亦有相关系列著述，如李志贤：《柳缘渡人：从宗教仪式看新加坡潮人善堂信仰的文化内涵——以“扶乩”仪式为例》，载刘宏主编：《海洋亚洲与华人世界之互动》，第94～122页。

［12］陈春声：《侨乡的文化资源与本土现代性：晚清以来潮汕地区善堂与大峰祖师崇拜的研究》，载刘宏主编：《海洋亚洲与华人世界之互动》，第78页。

［13］林俊聪：《潮汕的善堂》，《升平文史》，1996年，第19页。

［14］大吴修德善堂福利会编：《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新堂宇落成庆典纪念册》，广东潮州，2010年。

［15］修德善堂养心社编：《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庆祝宋大峰祖师圣诞暨成立九十周年纪念刊》，新加坡，2006年。

［16］潮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潮州市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50页。

［17］谢悦新、陈祖煌主编：《“十一五”时期广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掠影》，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第410页。

［18］叶春生、林伦伦著：《潮汕民俗大典》，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74页。

［19］［20］李志贤：《柳缘渡人：从宗教仪式看新加坡潮人善堂信仰的文化内涵——以“扶乩”仪式为例》，载刘宏主编：《海洋亚洲与华人世界之互动》，第106、118页。

［责任编辑：胡修雷］

Overseas Chinese and Ritual Returning Patterns:Reports about the Returning of Song Da Feng by Seu Teck Sean Tong from Singapore， September 2014

WANG Hui
（History Departmen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Hong Kong 999077，China）

religion studies；overseas Chinese；migration studies；Chaozhou and Shantou；Song Da Feng；Seu Tech Sean Tong

Focusing on Seu Tech Sean Tong’s religious activity on Grand Master Song Da Feng in September 2014 as a case study，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religions are spread through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that were originally from Chaozhou and how their religious activities brought tradition back to their hometown in China. Through Shan Tang-a charitable institution, they promoted religious and charitable activities which strengthened the network of Chaozhou people. The double connection between deities and geographical origins stimulated the growth of Chaozhou Shantang in Southeast Asia，and increased the interaction of these immigrants with people in their hometowns in China. In return，the religious activities promote charitable activities in rural China and influence rural economy.

D523.8；B989.2

A

1002-5162（2016）03-0059-09

2016-04-26；

2016-08-06

王惠，女，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潮汕侨乡研究、海外移民研究。

*笔者衷心感谢新马修德善堂及大吴修德善堂各善信接受访谈，感谢何汉威教授及匿名审稿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