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存在的陷落
——论郝誉翔《洗》的书写特质

朱力力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女性存在的陷落
——论郝誉翔《洗》的书写特质

朱力力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台湾作家郝誉翔的短篇小说《洗》关注当代家庭女性，具有鲜明的女性书写特质。作者揭露女性身体与情欲的存在困境，铺陈生活经验和细节，描摹女性身体成为与外部世界沟通的媒介，压抑于体内的情欲通过洗浴、自我窥视和被偷窥来寻找可能的出路，企图确证自我的存在。由于此种女性仍然遵循了父权秩序的情欲逻辑，整体内囿性的存在持续陷落，充满被压迫、禁锢的特性，显示出女作家试图挣脱旧式性别体制束缚时的困局。

郝誉翔 洗 女性书写 存在困境 身体情欲

作为20世纪末性别与女性情欲的书写范本，台湾女作家郝誉翔的短篇小说《洗》关注当代家庭女性的存在状态，着眼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具有鲜明的女性书写特质。“女性书写”的概念由法国理论家埃莱娜·西苏提出，即女性在陈述、表达自己时应使用一套与男性迥异的独特语言，“女性必须参加写作，……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女性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1］目的是以女性作为叙述主体进行自我意识的表露和书写，颠覆传统文学史中居于次要位置的情形。

《洗》所提供的女性书写特质主要是：以自我内省姿态揭露女性的身体与情欲两方面的存在困境，通过生活经验和细节的铺陈，描摹传统家庭中的女性压抑于体内的情欲，企图为它寻找可能的出路。身体成为女性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的媒介和场域，也是确证自我存在与否的实体。由于此种女性未能彻底抗拒男权的干涉阻挠，不自觉地遵循了父权秩序的情欲逻辑，整体内囿性的存在仍持续陷落，充满传统社会规范下被压迫、禁锢、剥削的特性，显示出女作家试图挣脱旧式性别体制束缚时遭遇的无奈困局。

小说形式上，郝誉翔打破了以正常时间为主轴的线性逻辑，采用非线性叙述模式，即A、B两面场景的交替结构，一边叙写婚前少女以男性爱情为想象目标，身体/情欲的舒展解放；另一边描述婚后妇女被家庭生活所牵制拖累，身体/情欲的压抑束缚。由此轮换出现的方式展现情欲变动中女性生存处境的恶化和精神世界的异化过程，更注重前后事物彼此关联的状态。

一、婚前：女性存在的舒展与释放

在《洗》中，女主角“我”以身体的欲望流动状态作为认知外部世界的触角与探测器，隐含认识和抉择的自由意志。“我”第一次献身给诗人学长时，具有探触外部世界功能的身体感受是：“雨开始越落越大，沿着我高举的脚踝直流到我的腹部，宇宙覆盖我上仰的身躯如同一床温暖的被褥，而此刻我们正位在天与地交合的一点，奋力运转不息。”［2］作者揭示出纯净、羞怯的少女身体首次对外部世界敞开的秘密途径，原本隐藏的情欲不再幽闭为个人的禁忌区，在初步伸展中建立了个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管道。

然而诗人学长多次检视后认定她只是一具外表美丽而没有想象力的肉身，是有缺损的不完整女性。盲目献身不是女性情欲的自觉存在状态，她仍然是受制于男性视角投射的异质性“他者”，一个“缺席的客体”。处在情欲矛盾疏离中的“我”与诗人分手后，与跟诗人有过亲密关系的高中死党B，进行了暧昧的同性之恋，突破以往互相怜惜又伤害的瓶颈，走入共谋相生的女性乌托邦。情欲受挫后转到了相反方向，排斥男性的涉入支配，逃离取悦、服从男人的魔咒，将女性置换为欲望的发动、表达主体，通过触摸另一个女体来获取与确认自我身体的真实存在感。不同于异性之间的独特的情欲投射行为具有拒绝、颠覆、破除男性阳具的权力主宰的意义，透露出女性探索未知存在位置的企图心。其表现不仅是在对方身体上铭刻“发紫瘀黑的吻痕”以留下印记，或想把对方的血液吸入口中的具体行动，也并非约定相濡以沫、相互依存的简单誓言，而是通过与对方肉体的接触、感知，来更进一层地证实自己的存在：

我们互相卸下了对方的衣服，在温暖水柱的冲刷下紧紧拥抱……我与B在浴室冒起的白茫茫雾气中相互摸索对方的躯体，像小时候在玩捉迷藏一样，蒙着眼，觉得整个世界都消退了，只有自己格外巨大起来……（第21页）

“摸索对方的躯体”让女性存在意识也同步显露、展开。她们以各自身体进行全新的对话，彼此倾诉隐蔽的神秘语言，用抒发情欲来寻求自我成为主体的可能，试图从对方身体的观察映照下，反射出自我的体态形象，自我存在于观照中方得以现形。

但即使是互相认同的两位女子，其主体敞开与对外接纳也并非上述的轻松简捷。由于彼此的认知肤浅和感情基础薄弱，女性身体虽尝试互相叠影，仍无法完全整合而达到和谐的谅解，如同分享食物并不能天真地等同于分享同一个生命。B自杀身亡后，“我”从其日记所记载的爱恨与猜忌的斑斑痕迹中，感受到被欺骗戏耍的恶意，双重的沮丧感涌上心头：“仿佛是发现自己的四肢竟然背叛了自己，不说一声就甘愿悄悄断离而去，或是发现那根本不是自己的四肢，从来也不属于我，然而我却以为我知道。”（第28页）曾经发誓要“彼此相濡以沫、生命相互依存永系”的两位少女其实是一厢情愿地信仰着她们的自以为是，其感情真相竟然是如此不堪的陌生隔阂之悲剧，隐喻着女性奋力追寻自我主体却将招致幻灭失落的结局，所有自觉意识的萌芽被扼杀，似乎提前预告（甚或是暗示）了女性存在永远陷落的命运。

二、婚后：女性存在的压抑与陷落

高中死党B连接着少女时代身体和欲望的自由解放，成年后的大学室友A则提示了男权主导的性别价值观无远弗届的渗透影响。近在身边的A忙于相亲，整天念佛诵经来祈祷出嫁，成为“我”的鲜明对照组，一个积极想要跳入传统婚姻家庭中去的女子，不再像B那样能给予慰藉。

“我”在尴尬环境的包围中，急忙投入婚姻，少女身体转换为已婚妇女的身体，回到“最不需要想象力”的家庭位置，以前的情欲舒展或叛逆企图都找不到放纵或喘息的出口，争取话语权的努力被现实否定。男性制定的社会规范给她贴上了“人妻、媳妇、传宗接代”的身份与功能标志，被边缘化为满足男人的工具和生殖者。“我”非但身体被困、行动受家长监视，精神也逐渐萎靡，形成消极的生活态度。不能自主的宿命暴露出女性内囿于男权文化的从属处境，女体与家门外的世界相隔绝。

婚后的“我”只喜欢待在四面墙内，“被灰扑扑古旧的米黄印花壁纸所包围，然后对着窗外移动的云朵发呆……”（第17页），被丈夫强迫时又回溯过往：“我平躺着忽然想到高中时代书包上各式各样徽章……我和B走在红砖道上，轮流舔一枝香草冰淇淋，到嘴中化成一股浓郁奶香，白色的皮鞋踢着红砖道上褐黄的落叶……挤在公车上的高中男孩贴着我的脸，制服底下跃出强烈的油腻气味……”（第26页）作者选取身边的微小事物，铺陈女性的生活经验和记忆细节。“黄色壁纸”的意象源自夏洛蒂·吉尔曼的同名小说，讲述遭到丈夫支配限制的妻子移情于房间的黄色壁纸，最终精神崩溃，《洗》便是以黄色壁纸的室内陈设来象征和抗议男权蛮横无理的压制。而“对往后的日子有各种梦想的权利”的高中时代的诸多图案符码，具有外形美观、色彩柔和温暖、嗅觉味觉感受强烈的特点，借由内心深处自由的意识流动和隐约的眷恋怀念之情，传达出婚姻生活造成的抑郁不满，以及对情欲自主的渴望。

同时，小说设置了公公这一人物，运用“无父的文本”策略，实践“女性对于父权象征秩序的反串”［3］，通过对男性角色的特殊处理来建立女性的叙述主体，达到女性书写的目标。作者瓦解了男性的诸多刻板印象，将其矮化模糊化，笔下的公公显得贪婪、懦弱又猥琐。他对鲜鱼持有狂热嗜好，“涎着脸像嘴馋的猫般跟在我的身后……口中发出吸簌的怪声”（第23页）、“眼睛放射出光彩”，迫不及待地倒出、紧掐、按捏着鱼身的动作能够决定它的命运，而它只能睁着“无辜的澄澈的晶莹圆眼”，任由处置。这象征着死而不僵的顽固父权，是老年男人对权力的渴望和决不肯放弃权力的宣示，也是男性宰制女性的无声却强悍的语言。公公行为怪异、沉默寡言，毫无传统家长的睿智与权威，沦为被去势者。只有在“我”的观看下才显出他的“昔日”，即女性观看男性时成为能洞察一切的叙述主体。作者彻底颠覆男性本位主义，质疑并消解了父权的崇高和正统性，将女性形象衬托得更加鲜明。而女体内被压抑的情欲在煮饭做菜的日常生活模式里，只能借由杀鱼去寻找些许虚幻的安慰。“杀鱼”之举动所承载的夫妻鱼水之欢阙如的隐喻意味，使鲜鱼和女体成为异名同构的象征符号，都只是任人（男人）宰割的低等生物。“活鱼”所蕴含的女性生命力在“我”买鱼、洗鱼、杀鱼的过程中惨遭摧毁，暗示了女性被迫成为扼杀自己情欲的共犯的悲哀及无力感。

女主角对存在困境有所察觉，知道生活已“变成日复一日重复举行的仪式”，在身份认同的迷惘路口很难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坐标。作者帮助被重重监禁的女性在男权建构的密闭铁屋内，“开了一扇文字的窗子，看到种种情欲的异象及臆想……窥见了常态生活中的变态。”［4］

于是“洗”成为有中介功能的重要诱发物，“我”通过洗浴和照镜子凝视自我身体的行动，发展出了解、欣赏、观照自身存在的慰藉方式，“酷爱窥视自己”到了“只要有镜子的地方，马上就能牢牢吸引住我的视线”的地步，享受“可以从头到尾从容仔细地审视自己”的乐趣而不觉厌倦。（第21页）镜子准确地投射出她的影像，她依靠凝看与窥视自己的肉身影像来获得自我的认同与确证。“我”愿意认同镜子映照出的影像为自我本真，沉溺于狭窄的镜框世界中，在虚假形象里仿佛感觉到自己存在于某个确定位置，但这种实际上虚无缥缈的“存在”，也揭示出女性存在普遍的被动性、客体性特质。自我窥视的举动暂时阻隔了外部世界的种种纷扰，使得封锁在婚姻生活中的这位女性，开辟了一个能够自由做梦的安全空间。在具有个人化隐喻意义的闭门浴室中，洗刷自我身体时引起灵魂对身体的重新清理、检视，透过眼睛、手指对身体的摩擦、探索，存在也从沉睡中逐渐苏醒。

而当“我”发现了“除了我之外，还多了一双专注的眼睛”时，窥视与偷窥的流程出现重大转折，形成新的自我反射机制，再次将女性置于矛盾状态中。在镜面的映照下，她短暂还原了被生活消磨殆尽的自我意识，表面上获得了现实中缺乏的自由心境。但是面对窗外偷窥者时，她却不自觉地重新转变成被他人观看品评的欲望客体，将自我身体物化内宥化，再使“自我”与“他者”相冲突碰撞，放弃了正在建立的主体意识，导致情欲更形异化。“我”每天五点准时入浴，脱衣时“郑重其事地像是在进行一场膜拜祭礼”，抹上肥皂泡沫，缩紧小腹，双手掩住胸前，正对窗口，主动“敞开自己的胸，赤裸裸地”（第26页），在脑中编织一连串幻想，逼近精神出轨的层次。被压抑的情欲所寻求的这种不健全的、扭曲怪诞的解放，正是被封闭孤绝世界限缩而成的文化图腾、象征姿态，隐含着女性主体精神受到遮蔽的失落而无奈的生命情境。

因此在自我凝视到偷窥、被偷窥的连续过程中，女性身体依然如坐井观天的愁困，在狭小家庭里冲撞徘徊。这位已婚女性的凝视与被偷窥，夹杂着对青春已逝、容颜衰老的哀悼情绪，但很快被燥热骚动的情欲掩盖了，裸露出情感受挫的女性的内囿化自我。在男性的偷窥目光里，女性身体仍只是传统模式下欲望的投射客体与机械工具，其自主性必然消隐无存，幻化为漂浮不定的泡沫。

当她最后鼓起勇气、作出叛逃尝试时，发现这场“无言的秘密约会”的男主角竟是自己一直鄙夷和极力逃避的丈夫，所有被情欲吹胀的想象、自我安慰的迷幻图景，都如泡沫般破裂了。情欲的宣泄管道被硬生生截断，唯一可幻想的窗户也瞬间关闭了，冷酷的现实依旧围绕、威胁着她的正常人性，周边环境骤然颓败：“顶楼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天开始急速黯淡下来……天空却只有尘土，飞扬的沙石刮着我的脸”（第32页），此刻的孑然孤独和无助无力，诠释了女性难以逃脱家庭结构的控制与寂寞凄凉的存在处境。经历这两次情欲想象幻灭崩塌之沉重打击的女主角，必将堕入男权体制更严密的幽禁与防范，在“婚姻的砖塔”（如雷峰塔般具有囚禁女性的浓厚意味）里暗无天日地过着重复的无望日子。

进入传统家庭的寄生命运，埋没于琐碎生活中，加上被压抑的情欲、客体化形象等元素，拼凑成一副模糊而脆弱的当代都市女性面貌，其貌似存在（presence）的本身实际是一种相反的缺席（absence）状态。《洗》的女主角没有具体姓名，是任由读者填塞进各种想象的、有较大普遍性概括性的浓缩符号，正是女性在困境中被剥夺囚禁而处于“无名”状态的反讽式的最佳注解。

三、结语

郝誉翔的《洗》思考了如何让传统模式里身处边缘沉默的女性从“他者”的附属地位转移到“自我”的主体位置。同性恋情节蕴含了女性要求从父权体制中取回身体主导权、走向情欲自主的愿望，结果却失败而幻灭，落得被婚姻家庭捆绑成为“深闺怨妇”，犹如“搁浅在瓷砖上面，奋力拍打着尾巴的鱼”（第33页），等待着被宰杀吞吃的悲惨下场。由于女性未能彻底掌握自我身体的主导意识，没有获得自主选择的能力，致使其存在持续陷落，沦为男性角色的卑微参照物。

《洗》的女性叙事者没能跨出“主妇出走”的决绝步伐，呈现的还是受困于男权结构的女性生活图景。作者组合了众多女性主义的相关拼图：黄色壁纸、镜子、浴室、洗澡、内衣、偷窥、被偷窥、女同性恋、自恋等，尝试与女主角的情欲和身体进行联结融合，但都遭到传统家庭体制的歪曲变形，显示出女作家希望挣脱旧式性别体制束缚时的阻碍，也提供了研究女性生存问题的更多方向。

注释

①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A］//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88.

②郝誉翔.洗［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8：16.本文所引小说原文均出自此书，以下只随文注明页码.

③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15.

④王德威.一扇自己的窗子——读郝誊翔的《洗》［A］//郝誉翔.洗［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8：7.

［1］西蒙娜·波伏娃，郑克鲁.第二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樊洛平.当代台湾女性小说史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朱力力（1989-），男，南京师范大学2015级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当代港台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