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定古牌坊旧影

2016-11-03 09:29刘友恒于坪兰
文物春秋 2016年3期

刘友恒 于坪兰

【关键词】河北正定;古牌坊;历史照片

【摘 要】正定是一座有着厚重历史积淀的文化名城,其中作为传统建筑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牌坊,明清时期曾遍布古城,但随着岁月的流失,这些古牌坊几乎消失殆尽。所幸的是,有些失存的正定古牌坊尚可寻觅到其旧影。文章介绍了原正定城内10座牌坊的老照片,为正定古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古城风貌恢复提供了参考资料。

正定是一座有着厚重历史积淀的文化名城。东晋十六国时期慕容恪在这里构筑了屯兵攻守的安乐垒,北魏道武帝移常山郡治至此。其后1500年的发展历程中,正定一直是郡、州、路、府治所在地,也是河北中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千余年的文明史,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控扼要冲的地理位置,给古城留下了众多的古建筑,有城垣、衙署、寺庙、塔幢、宗祠、名人故居、儒学建筑、牌坊等,时代纵贯千年,传承有序,故有“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之美誉。

在如此丰富的正定古建筑中,牌坊是其中一个重要类型。它虽属建筑小品类,但其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传统建筑的象征性标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牌坊亦云牌楼。关于其起源时间,目前有“追溯到春秋中叶”“起源于汉代”“始建于唐代”等多种说法[1],但趋于一致的观点认为,其产生与我国早期城市中出现的里坊制度有关。里坊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组成单元,作为一种制度,曾经是我国汉代至唐代城市规划中几百年不变的稳定格局。即以横平竖直的道路将全城棋盘式分割为若干封闭的居住区,以坊墙围护,设坊门通行。里坊中如果有人做了体现“嘉德懿行”、对国家有意义的事情,政府就会加以表彰,把褒扬的榜文悬挂在坊门之上,以示“榜其闾里”。宋代里坊制逐渐解体,坊墙被拆除,坊门自成一体,成为分割城市的独立存在的标志性建筑。后逐渐演变成一种融旌表、纪念、标志、装饰于一体的建筑形式。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在街巷、官署、书院、寺庙、宫苑、宅第、商肆、陵墓均有建造。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牌坊的种类、结构从早期的单一、简单逐步发展到晚期的种类繁多、结构复杂、装饰美观,成为城市建设中的一道风景。

正定作为古代河朔地区的文化重镇,城市建设自然代表这一地域的文化特征。牌坊这一集建筑与社会功能为一体的装饰建筑,明清时期曾遍布古城。现今谈及正定传统建筑,人们往往用流传甚广的“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坊”这句俗语来概括,足见往昔正定古牌坊在城市景观中的作用和在百姓心中难以割舍的情怀。其实正定古牌坊远不止24座,据不完全统计,正定历史上所建牌坊多达100余座[2],有达官名宦坊、科第功名坊、贞女节妇坊、寺庙宫观坊、衙署坊、学府坊、街巷坊等。但随着岁月的流失,这些古牌坊几乎消失殆尽,存世者仅有明万历十九年(1591)为时任巡抚山西宣府通议大夫、右副督御史的许守谦及其祖许瓒、父许金而立的“三世中丞”石牌坊和民国九年为国务总理王士珍嗣母刘太夫人和生母丁太夫人所立的节孝石坊。所幸的是,有些失存的正定古牌坊尚可寻觅到其旧影,从中可管窥正定历史上牌坊文化之一斑。

虽然牌坊和牌楼二者称谓往往可以通用,但是在最初是有区别的。梁思成在《店面简说》中记:“牌坊较牌楼简单,虽亦四柱冲天,但柱间只有绦环华版,上面没有斗拱楼檐遮盖。”[3]本文标题虽总称为牌坊,但涉及到具体实物,若史料中称牌楼,则尊重其原来称谓。

古常山郡牌坊

古常山郡牌坊,立于正定城内府前街南口。“常山”之名始见于《战国策》卷29《燕一》“献常山之尾五城”之记载[4]。汉文帝元年(前179),因避文帝刘恒名讳,改恒山郡为常山郡;三国时期,蜀国名将赵云为“常山真定人也”[5];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常山郡太守颜杲卿英勇报国之烈举为世人称赞;元代纳新《河朔访古记》中记载正定部分时,虽然当时的正定已称真定路,但其依然标注正定地区为“常山郡”[6]。可见汉代之后千余年间,正定无论郡、州、府、路治如何变换、更替,常山郡则一直是这里流行的最具标志性的称谓。正定古城树立“古常山郡”牌坊,不仅充分显示其标志性,同时也具纪念意义。

为什么这座标识古常山郡的牌坊要建在这里呢?因为牌坊所立街道北端今正定县政府及稍南一带,自唐至清的一千多年间,一直是当地最高封建统治权力机构——衙署所在地。从敦煌壁画《五台山图》中所绘“河北道镇州”一图看,在城中心略偏西北位置绘有一座殿堂式建筑,且地面满铺花砖,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在《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一文中认为,此应是唐代的镇州衙署[7]。1994年,正定县政府办公楼前地下三米处发现10余块模印莲纹方砖,似可进一步证实宿白先生的推断。同时,从唐、五代历任节度使纪功碑所立位置亦可推知衙署位置所在。宋朝名相晏殊所著《类要》云:“李宝臣纪功二碑,一在真定府治东三十步,即今清河郡王纪功载政之颂碑也;一在府治西一十步,大历三年立。”又云:“王武俊碑去真定府治东门二十步。”[8]另外,五代后晋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的德政残碑也于2000年6月出土于府前街西侧,与李宝臣纪功碑约相平行位置。可见,唐、五代时期成德军节度使纪功碑所立之处应为当时衙署大门两侧最显要的位置。再据北宋吕颐浩“府治后有潭园”[9]及欧阳修“北园数亩官墙下”[10]之记,以及今正定县政府处多次出土金代官印,其中一方背款尚刻“兴定四年八月”“恒山公府造”[11],说明今正定县政府处为宋金时期府衙所在地。据明万历《真定县志》城区图所示和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正定府志》所记,今正定县政府所在地即元代真定路旧署,元末遭兵戈,明洪武十年(1377)复之,清代屡有增修。今府前街南口位置,正好直冲府衙大门。在此树立古常山郡坊,不仅是引导进入府衙的标志,也增加了府衙的威严。

此古常山郡牌坊为一座一间、两柱、一楼、柱出头式木制牌坊。柱下部前后置雕有狮子的抱鼓石以稳固坊柱,柱头上套装防风雨的云罐。大、小额枋间华版上白底墨书“古常山郡”四字;背面题“河山生色”四字[12]。小额枋下两端施雀替。大额枋上面的平板枋上以五攒一种类似华拱的板块代替斗拱,支撑上面的青瓦卷棚顶(图一)。此旧照系该牌坊正面,在照片深处,依稀可见一座木构二层楼阁,即府衙之鼓楼。

由于元真定路旧署元末遭兵戈,明洪武十年(1377)复之,中晚期也不断修建,而且,作为牌坊建筑所特有的重要构件的抱鼓石,在明代中叶出现上置圆雕蹲兽[13],故分析此牌坊可能为明代所建,一直保存至20世纪60年代。

府衙戒牌楼

衙署作为城市建设中的重要建筑,在设置上历代都十分重视。前文虽已确定了自唐至清正定府衙署的位置,即今正定县政府及南侧一带,但因资料所限,正定早期衙署整体布局尚无从可考。所见最早的图像资料仅为敦煌壁画《五台山图》所绘镇州衙署殿堂式建筑一座。元、明虽有关于府署重修的文字记载,但其布局并不详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郑大进纂修的《正定府志》不仅记述了正定府衙历史沿革,而且详细记录了建筑布局及总建筑间数。据此可知,时正定府衙坐北朝南,轴线对称布局,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有牌坊、照壁、钟鼓楼、仪门、戒牌楼、大堂、二堂、三堂等,两侧辅以不同职能的六房、监所、庙、宅、亭、坊等,各类建筑共计224间。其中大堂、二堂、三堂则为其核心和主体。

在这组格局严整、主从有序的建筑群中,见于记载的牌坊就有7座,即:府衙照壁前隔路对应的“右辅雄藩”坊,照壁前左右路口的 “承宣”坊和“表率”坊,照壁后左右而立的小型 “察吏”坊和“安民”坊,大堂前的“民为邦本”戒牌楼,二堂前的屏风牌楼,然而这些牌坊与府衙其它建筑一样都已消失在历史风雨中。梁思成先生1933年兵荒马乱之中的考察为我们留下的正定府衙大堂、戒牌楼、内宅门的旧影,无疑成为了研究正定府衙的弥足珍贵的史料。

戒牌楼是府衙中的警示性建筑,立于正定府衙仪门与大堂之间的甬道上。衙署此处所立牌坊,早期为戒石坊。戒石,是宋代以来立于地方官署中警戒官吏的石碑,系宋太宗赵光义首倡。五代后蜀皇帝孟昶曾撰写96字《官府戒石铭》,宋太宗将其缩写成“尔奉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16字,宋高宗赵构又命令各州县把著名书法家黄庭坚书写的这16个字刻到石碑上,立在大堂前,以使官吏于大堂之上看到碑上的字随时警醒自己。到了清初,大多把石碑改为石牌坊,故称“戒石坊”。戒石坊正面题字为“公生明”,出自《荀子·不苟》:“公生明,偏生暗”,谓公正便能明察事理,后以此三字作为官场箴规。背面则刻宋太宗16字“戒石铭”。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正定府志》中称之戒牌楼,可见此时戒石坊已改为木构(图二)。此牌楼系四柱、三间、三楼、柱不冲天式。青瓦庑殿顶,出檐深远。四柱下方皆用夹杆石,以减小自然环境对木质的侵蚀,增加牌楼自重,使之更加稳固。同时,四柱前后用8根戗杆支撑,可增强牌楼对风荷载的抵抗力。该牌坊斗拱布置较密集,正楼平身科四攒,次楼平身科两攒,柱头科似环着灯笼榫构造,三面向外。1933年,梁思成先生对正定府衙考察研究后,在《正定调查纪略》中记:“府衙门和文庙前的牌楼,都用一种类似华拱的板块代替斗拱,这个斗拱还是初次见到。”[14]

而关于牌楼的时代,梁先生则未提及。明嘉靖《真定府志·建置篇》记载:“真定府治为元真定路旧治所……元末遭兵燹,惟存公堂。”[15]明朝建立后,洪武十年(1377)真定知府郭勉复建。其后多任知府也对其进行了整饬和增建。据此分析,此牌坊可能为明代所建。

与大多戒石坊不同的是,此牌楼明间南面华版上题字并不是“公生明”,而是 “民为邦本”。“民为邦本”一语出自《尚书·五子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其意是民众是国家的本体,为儒家政治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仔细观之,“民为邦本”题字为白底墨字,与古常山郡牌坊题字风格相同,分析可能都是民国时期重新题写。新中国成立前此牌坊已不存。

府文庙钟灵坊及育才坊

文庙又称孔庙,是祭祀我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纪念性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类型中堪称是最为突出的一种。文庙又可分为家庙、国庙、学庙三类。学庙或称庙学,是中国古代学习儒家经典的学校与祭祀孔子的礼制性的庙相结合的场所。中国文庙大都属学庙性质,正定府文庙亦如此。

关于正定府文庙的创建与沿革,清乾隆年间《畿辅通志》卷28记:府学在府治东金粟冈,宋以前建置不可考,熙宁三年(1070),龙图阁学士知府事吴中复创修,元三年(1088)蔡京守成德军始迁而大之,金明昌元年(1190)吴王宗宪、元至顺二年(1331)府尹张蒙古岱次第增修,规制乃备。元末毁于兵,明洪武四年(1371)知府郭勉重建,其后递有增修。

“正定府为历代省会之区,故府学文庙规模广阔,气象崇宏,甲于通省。”[16]其平面布局分为三路,中路为牌坊、棂星门、泮桥、名宦祠、乡贤祠、戟门及耳房、东西庑房、大成殿、崇圣祠、六贤祠,西路为府学,东路为祭祠,东南角位置建魁星楼。整体建筑规模宏大,轴线布局,左右对称,极具庄严感。现仅存戟门及耳房。

府文庙作为真定这一地区的最高学府,曾培育出了难以数计的人才,著名的有蔡松年、蔡、褚承亮、周昂、苏天爵、贾应春、许守谦、赵南星、梁梦龙、梁清宽、梁清标、梁清远等等。元代大文学家、教育家元好问曾在诗中对真定教育发达、人文荟萃情况进行了最直接的称道和赞誉:“镇州城中金粟冈,移来河东万卷堂。先生弦歌教胄子,子亦诗礼沾余芳。”“文星煌煌照燕南,青青子衿满恒阳。”[17]

据清光绪元年(1875)《正定县志》记载,在正定府文庙南、东、西三个路口处曾分别立钟灵坊、兴贤坊、育才坊[18],其作为建筑组群的入口前导,不仅具标识性,更营造了一种纪念先贤、尊崇礼制的神圣氛围。

府文庙所处地势明显低于其南面的东西大街。钟灵坊即立于庙南口较高地势下坡处,未紧临大街。此坊为一座四柱、三间、三楼、柱冲天式木制牌楼,为稳定坊身,设有夹柱石和戗杆,柱顶覆云罐,檐顶作青瓦硬山式,用一种类似华拱的板块代替斗拱支撑。明间、次间平身科均为四攒,拱间镂空。明间大小额枋间华版上外题“万代宗师”,内题“圣德同天”。此旧照系该牌坊背面(图三)。

文庙西侧路口处立育才坊,样式基本同钟灵坊,只是明间施斗拱六攒。明间大小额枋间华版上外题“木铎万世”。木铎为木舌铜铃,古代施行政教、传布命令时用之,也用以喻宣扬教化之人,《论语·八佾》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内题“道冠古今”(图四)。

钟灵坊较育才坊年代稍早。据清光绪元年(1875)《正定县志》所载,府文庙元末毁于兵后,明洪武四年(1371)知府郭勉重建,明成化十一年(1475)知府田济以前门钟灵坊东路狭窄而易民地拓之[18]。据此分析,钟灵坊既然作为府文庙之前门,明成化十一年(1475)前已经存在,那么,极有可能为明洪武四年(1371)知府郭勉重建府文庙所建。而育才坊则是明弘治十一年(1498)之后知府熊达实因“学门犹为市区所碍,熊君以官钱易之,东西各表以坊,曰‘兴贤、育才”[19]。清同治九年(1870)将仅存基址的三座牌坊进行了重修。

县文庙棂星门

正定县文庙,位于原正定县衙(今正定县第六中学)西北。据清光绪元年《正定县志》记载,为明洪武七年(1374)的真定知县洪子祥创建,其格局为前庙后学,天顺六年(1462),巡抚御史卢秩改建为庙居左学居右,后世屡有修葺[18]。

据《正定县志》“学宫图”[18]和有关记载可知,县文庙原有建筑依次为棂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东庑、西庑、崇圣祠、敬一亭、文昌祠、节烈祠等,在戟门前东西两侧相对而立建有名宦祠、乡贤祠,泮池东建有兴文阁,东南有魁星楼等。庙右为县学明伦堂,堂后立尊经阁。另有斋室、教谕宅、训导宅等学官官邸,东西围墙南端设义路、礼门,颇具规模。明清时期,县学设有教谕1人,总掌县学事宜,训导2人,廪膳生员20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正定府学、县学即告停办。解放前曾改为它用。如今仅存戟门、东西庑和大成殿。

棂星门即是文庙前牌楼。古代汉族传说灵星为天上文星——天镇星,以此喻孔子为天上星宿下凡,可与天上施行教化、广育英才的天镇星相比。因其门如窗棂,故曰棂星门。其立于文庙,意在显示孔子地位的尊贵。此照为1933年梁思成先生考察正定时所摄。当时“县文庙前牌楼上高悬着正定女子乡村师范学校的匾额”[14]。县文庙棂星门为一座三间、四柱、三楼、柱冲天式木制牌楼,四柱下用夹柱石,外束铁箍,柱顶覆云罐,檐楼作硬山式。檐下起支撑作用的斗拱作法与府衙、府文庙牌坊一样,都用一种类似华拱的板块代替斗拱支撑,明间施五攒,次间施四攒(图五)。

府城隍庙牌楼

城隍庙是祭祀城隍的庙宇。城指城墙,隍指无水的护城壕。古人建造城池是为了保护城内百姓的安全,所以修了高大的城墙、城楼、城门以及壕城、护城河,并认为与人的生活、生产安全密切相关的事物都有神在,而且“功施于民则祀之,能御灾捍患则祀之”,于是城隍被神化为城市的保护神。

关于城隍庙出现最早的时间,史书记载为东汉末年。隋唐时城隍信仰有了很大发展。宋元时期,城隍之祀遍天下。明代是城隍信仰发展的一个繁盛时期,明太祖朱元璋给城隍赐封爵号,下令全国各府州县建立城隍庙。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各地庙宇雨后春笋般涌现,遍布全国,并衍生了庙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隍信仰体系。正定府城隍庙即是在此形势下应运而生。

据《正定县志》记载,府城隍庙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18]。依明太祖城隍庙规模“其制高广各视官署正衙,几案皆同”之诏令,正定府城隍庙修建宏伟堂皇。整组建筑坐北向南,中轴线上自南而北依序为旱桥、牌楼、山门、正殿、后寝宫,两侧是东西两庑、正殿左右配房,以及后寝宫两翼的附属建筑,对称布置,主次分明,自落成之日起即成为道教活动中心。府衙所设管理道教事务的官吏——道纪司都司、副都司,县衙所设道会司道会都住到城隍庙。至1932年,《正定县志料》记当时正定府城隍庙尚有道士27人[20]。

列属前导性建筑的正定府城隍庙牌坊是一座一间、两柱、一楼、柱不出头式木质牌楼。柱下部前后置对楼柱起稳固作用的抱鼓石,并以戗杆斜撑使其更加牢固。柱上部与之连接的大、小额枋均穿柱出头。小额枋下施雀替以加强额枋的抗弯力。楼顶为歇山式,覆绿琉璃瓦。檐下斗拱密布,支撑檐顶。平身科施十一踩斗拱六攒,柱头科三面向外。出檐深远,两翼微翘,舒展大方。牌楼照片正面额枋间华版上题字不清晰,据说为“正直无私”。牌楼正面戗杆前端置石狮镇守(图六)。此牌楼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邑人焦廷相增建,清同治十年(1871)曾重修[18]。20世纪60年代被毁。

阳和楼前关帝庙牌楼

在正定,各类庙宇以关帝庙最多。见于记载的有:阳和楼前、城内西南隅、府衙东北、府衙内、县衙内、隆兴寺内、崇因寺西侧、东瓮城内、西翁城内、南翁城内、北门外和教场东北处等均建有关帝庙,正如《正定县志》所记,“衙署巷口处处皆有,不能遍记”[18]。

关帝庙祭祀的是三国蜀汉的大将、忠义之士关羽,他的事迹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渲染,并加以神化,其影响可与孔子相比。自汉代至清末,历代皇帝对关羽的加封达23次之多,由“侯”加封至“圣”“帝”。至清德宗光绪五年(1879),关公封号已长达26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并勒全国府县建庙,春秋虔诚致祭。

正定每年“春秋朔望”隆重进行的致祭活动即在阳和楼前关帝庙进行,后改在城内西南隅关帝庙。阳和楼前关帝庙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监郡普颜建造,明正德十年(1515)和康熙二十八年(1689)均进行过重修[18]。庙建在阳和楼南侧两座门洞中间,小巧别致,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其设置却十分完备。庙前有低低的月台多层,第一层上有一对狮子、一对旗杆;第二层上又有一对石狮;第三层上有牌楼三间;牌楼之后又有二层平台,两旁有精美的石栏杆围绕,前有阶级引上,达于庙门[14]。梁思成先生认为牌楼前的石狮和它下面的须弥座都是明代以前遗存,“牌楼更可爱,小小的三间,顶着出檐深远的楼,边楼却只是一整个攒尖顶,放在一攒四方斗拱上,比北平常见的‘小头牌楼显得庄严的多”[14](图七)。

青宫太保坊

梁氏家族是明清时期正定的名门望族,明洪武初为避战乱由蔚州来真定(今正定)定居,六世传至梁梦龙,官至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晋太子太保,家族因之大显,其后世子嗣代出高官,名人辈出,因此,梁氏科第功名坊、达官名宦坊在正定此类牌坊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清光绪《正定县志》卷33《坊表》中依旧志所载收录的为梁氏家族成员所立的牌坊计有:“恩荣坊”“恩褒三世坊”,为梁钊、梁泽、梁相而立;“三世一品坊”,为梁钊、梁泽、梁相、梁梦龙而立;“青宫太保坊”“大司马坊”“少司马坊”“总督四镇坊”“翰林坊”“癸丑进士坊”“登科坊”,为梁梦龙立。然时已存者无几,仅为梁梦龙而立的“青宫太保坊”存至20世纪60年代。据1992年版《正定县志》记载,此坊“俗称石牌坊,在原马军营街口北侧,梁氏宗祠南侧”[21],即今历史文化街牌楼处跨街而立(图八)。

该坊系青石雕制,为三间四柱式。坊之四根方柱表面浅浮雕龙纹,下部前后施起稳固作用的抱鼓石,上饰蹲狮,下施底垫。明间大额枋上浮雕二龙戏珠纹,小额枋上阴刻“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梁梦龙”。次间大小额枋亦似饰龙纹,华版所饰内容不清晰。明间华版上阴刻“青宫太保”四个字。太子居东宫,东方色尚青,所以也称东宫为青宫,青宫太保是太子太保的古称,表明了坊主人的身份地位。牌坊为加强自身强度,以承载上部重量和抵御风雨的侧向倾覆力,立柱开间内侧加梓框。

1966年,青宫太保坊被毁后,其构件有的修筑了石桥,有的佚失,仅有刻“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梁梦龙”字样的小额坊两段存世。据梁氏后人传,此牌坊为梁清标被革职回归故里后为其曾祖所立。

除上述牌坊旧影外,尚可见两张门式牌楼旧照。一张为正定府衙内宅门,另一张是隆兴寺戒坛前牌楼门。

府衙内宅门

门式牌楼大多装有门扇,尚保留了最初“坊门”的基本功能,可以说是坊门与牌楼完美结合后的一道院门。

正定府衙历史沿革及建筑概况前文已述。在府衙施政治事的中心建筑大堂、二堂后为四合院式内宅,其中正房五间带耳房即是三堂,知府一般在此接待上级官员、宴请宾朋和办公起居。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府郑大进曾重修三堂及内宅门。相较森严威武的前堂,内宅则更具生活气息。故此内宅门亦可视为正定府衙前朝后寝分界线上的节点。

从照片看,内宅门为一牌楼式门,两侧筑有墙垣。门口阔一间,两旁立柱,内设槛框。抱框与门框间装腰枋和余塞板。大门设板门两扇。上槛之上的平板枋上施九踩斗拱以承青瓦庑殿顶。底部两旁设抱鼓石,以示等级地位(图九)。

隆兴寺牌楼门

隆兴寺是宋初太祖赵匡胤敕令在唐龙兴寺基础上历经百年修建而成的皇家寺院。整组建筑坐北朝南,依中轴线对称布置,前殿后阁,高低错落,主次分明,至今仍是研究宋代佛寺布局的典型实例。中轴线上的建筑自南而北依次为照壁、石桥、敕建隆兴寺牌楼、天王殿、大觉六师殿、摩尼殿、牌楼门、戒坛、大悲阁、弥陀殿、毗卢殿。由于整座寺院由多进院落组成,而位于摩尼殿后、戒坛前的牌楼门实际就是前后两进院落间的导入之门。1933年,梁思成先生来正定调查古建筑时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图一○)和文字记录:“在摩尼殿后,戒坛之前有个小珍品——牌楼门。门口阔一间,两旁有肥大的柱。斗拱是六铺作出三抄,有华拱三跳。柱头铺作须有三面向外,是环着灯笼榫构造的。补间铺作两朵,每层每跳都有四十五度的斜拱,如后世所称如意斗拱之制。椽子头有卷杀。由各方面看来,这小建筑物无疑的是一座很古的结构。”[14]

然而在梁先生调查后的岁月里,此牌楼门塌毁,直至1986年,在我国著名古建专家祁英涛先生的指导下,依照梁先生留下的旧影进行了复建重立。

上述11张正定古牌坊旧影,有的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有的拍摄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年代虽不算久远,但岁月的跌宕,已将几百年的文物瑰宝永远定格在了瞬间形成的方寸影像之中,真实、直观地记录着古城过往的历史(附表)。这些老照片,不仅让人们找回许多珍贵的历史记忆,更是在文物已发生不可逆转性毁坏后的重要文献档案,对正定古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古城风貌恢复极具参考价值。

[1]梁峥.论牌坊的起源[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3(5).

[2]王发敬,韩文广.探寻正定古牌坊[J].档案天地,2013(12).

[3]梁思成.店面简说[M]//梁思成文集:二.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

[4]刘向.战国策:卷29:燕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陈寿.蜀书:赵云传[M/OL]// 三国志:卷三十六.http://www.tadu.com/book/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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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纳新.河朔访古记:卷上 [M/OL] .http://www.docin.com/p-2114746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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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