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党政治的现代性与“中国梦”的实现

陈宗权

[摘要]民族国家确认了现代性政治的身份主体，而政党政治则是政治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中国的政党政治发轫于国家“自我”意象的转变，并通过革命承载着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中国梦”蕴含现代性的要义，中国政党政治须通过自身的现代性来实现“中国梦”的现代性。中国国民党对西方政治现代性的仿制以失败而告终，并导致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暂时性终止，“中国梦”实现进程受阻。中国共产党承继了政治现代性建设，通过革命完成了民族国家建构，通过规范政治建制逐渐实现了自身的现代性。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其主旨与“中国梦”的内涵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在未来政治建制过程中，中国政党政治需要通过国族建设增强自身的民族性，通过法治建设增强自身的公共性，从而为全面实现“中国梦”保驾护航。

[关键词]政党政治；中国梦；政治现代性；革命；政治建制

“中国梦”可以被看作是超越特定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体系的历史性概念，是中国在“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承载的理想价值和预设目标。任何国家性目标始终离不开政治制度及政治行为的依托、支撑和保障，所以对“中国梦”的学术阐释又不可能脱离中国特定的政治制度语境。“中国梦”蕴含的现代性必然要求政治制度的现代性，而基于“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这样一个普遍共识，“中国梦”生成和实现的逻辑又要求中国政党政治的现代性。政党政治一方面是“中国梦”生成的驱动力，另一方面又是“中国梦”实现的关键变量，政党政治的现代性直接决定“中国梦”的实现程度。

一、中国政党政治的发轫与政治

现代性的暂时性缺失

发源于西方的“政治现代性”命题和“民族国家”这个身份主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国家移除了“神”的合法性，将“人”的合法性存在置于政治领域的核心位置，使得民主、自由、平等、公共利益、人民主权等概念深入人心。民族国家体系是政治现代性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它推动了现代性政治理念的扩展与渗透，但直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和资产阶级的崛起，政治现代性才有可能变成现实。而政党则是实现政治现代性的关键因素，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政党是政治体制中“合法性和权威的源泉”，它是“国家主权、人民意志或无产阶级专政在体制上的体现”，其作用在于组织参政，综合各方面的利益，在各种社会力量和政府之间起桥梁作用。政党的独特功能使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反对神权并实现政治现代性的核心力量。政党的产生是政治现代性的逻辑性后果，也是政治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意。

按照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逻辑，政治现代性兴起于西方，其他国家都以西方经验为现代性的范本，但中国却是个例外。“中国是在西方强势的现代化背景下表达其现代化诉求的”，因此中国政治现代性的建构也必然以西方原生型现代性为起点，首当其冲是完成民族国家建构，而中国政党政治也恰是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发轫和发展的。西方政治现代性属于原发性内生型，民族国家建设早于政党的产生，政党可以通过直接参与并主导民族国家政治来实现政治现代性。而中国的政治现代性属于应激性外生型，民族国家的生成需要催生出政治现代性主题，所以中国的政党首先要通过革命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确立现代性的身份主体，然后通过政党的政治建制来建设政治现代性。

“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并不是设定好的规划，而是首先需要争取权利”。争取权利的核心任务是建立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此“国家”更多时候被“王朝”、“天下”等称谓所代替。儒家文化对传统的封建国家结构影响至深，儒家对“天下”的解释寄托着一种政治秩序的理想或价值依托，所以传统的国家属于“文化一国家”范畴。中国“文化一国家”中的“天下”情怀和“中心”意识在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之后被彻底解构。“自我”意象在西方列强这个“他者”的映衬下需要重新建构，这便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早已存在，但成为共同认知的意象，却是在西方列强入侵后被激发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民族共同体是自然演进的结果，但只有在人为的政治力量之下才能争取“主权独立”这一权利。中国新的“自我”意象脱离不了由西方主导的政治话语体系和国际体系结构。中国逐渐被裹挟进了西方的国际体系中，不得不认同西方世界的“民族国家”概念。西方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性后果，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领土主权观念和宪政主义思潮，激发了中国强大的民族主义意识，“争取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对国家实施宪政化改造，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日渐强烈，相应的政治力量也逐渐生成并日益强大”西方列强带来的冲击及中国对主权独立的权利需求，使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成为必然。

但问题是：谁是构建中国民族国家的主导性力量？西方的政治现代性通过政党的运作落实到政治实践，政党既是政治现代性的逻辑后果，也是政治现代性确立的主要标志。尽管中国不具备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政治思想启蒙的条件，但中国在“被现代化”的情况下还是开始了对西方政治现代性的尝试与模仿。古典的“文化一国家”在“他者”变化后丧失了本有的“自我”，支撑其运作的封建帝制官僚体系被逐渐而彻底地解构，而认同新的国家“自我”并构建新的国家形式，却不是短期内所能完成的。不同的政治力量都在试图寻找自身的存在方式。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力量当中大致可以归纳出两类：企图维护帝制的保守改良派和意图建立现代国家的革命派。前者沉迷于原有“自我”的维系，与现代性背道而驰，很快被历史所淘汰；唯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彻底打破传统的“文化一国家”架构，使新的国家形式的建构成为可能。汉娜·阿伦特认为：“暴力与变化一样，都不足以形容革命现象；只有当发生的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开端，暴力的使用是为了构成一种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是为了形成一种新的国家之时……我们才能谈得到革命。”“革命”，正如亨廷顿所言，具有现代化的特征，“它是使传统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方式”。革命在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中不可或缺。而领导革命完成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除却政党，别无他者。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意义的政党是孙中山于1905年创立的中国同盟会。这个带有特定政治目标的政党开始了推翻帝制、建立现代共和政体的革命征程，并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实现了第一步。虽然共和是因帝制的终结而开启，但统一的现代国家并不因帝国的崩解而确立。亨廷顿说，“胜利后的革命需要建立起一种政党体系”，即完成政治建制。但建制的过程才刚开始，辛亥革命的果实就被臆想帝制的军阀所窃取，通过政党制度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幻想被现实击碎，国民党先后更名为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两次护法运动等政治实践也先后以失败告终，政治建制成为一句空话。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在随后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1927年4月，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1928年底基本统一全国，并确立“一党训政”原则，国民党由此开始了政党政治的建制。但国民党政治建制的基础是“党国一体”、“以党治国”，其流弊是无法引导民众参政，与宪政道路渐行渐远，其最终归宿是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鉴于“一切革命都包含着在扩大参政意义上的现代化”，当蒋介石建立“以党治国”体制及个人独裁统治时，“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就已经死了。政党沦为个人专权和牟取私利的工具，这其实是政党政治的一种畸形发展。另外，在新的外族侵略之下，国民党始终没有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正如亨廷顿所言：“中国国民党建立之初本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但后来却由于抗日不彻底，而且又与美国关系密切，以致染上了反民族主义的色彩。”这个带有“反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首先争取与维护的是政党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它无法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政治主权和完成民族国家建构。

邓小平曾说：“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对西方政治现代性的仿制在蒋介石政府时期走向了终结，政治现代性进程戛然而止，党治建制成为实现政治现代性的主要障碍。这时，需要另一种新的革命形式来对这种“与专制皇帝如一丘之貉”的政治体制进行“再革命”，并承继现代性的政治建制。

二、中国共产党政治现代性的实践

与“中国梦”的实现进程

中国现代性启蒙运动的另外一个后果是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及政党政治建制是对政治现代性的另一种探索。从理论逻辑来看，政治现代性在中国的实践，必定是与“中国梦”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梦”蕴含现代性的所有要义，是民族化的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达。政治现代性既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又是实现“中国梦”的政治保障。

“中国梦”源于曾经在历史上辉煌的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侵略之后所产生的领土主权完整、国家统一、民族振兴等紧迫的现实诉求。中国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保持了“最强大国家”的地位，其政治建制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保罗·肯尼迪认为，“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中国最发达时期当属汉唐盛世，宋明相对较弱；但即使是宋明时期，中国也应是当时全球范围最强大的国家。以GDP为参照，直至1820年，中国占全球的比重仍高达30%以上，居全球之首。但清王朝的赢弱直接导致西方列强的入侵，国格丧失，国权遭蚀。由此，无数仁人志士怀揣梦想，开始探索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道路。中华民族的近当代史，就是一部先贤今达追寻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中国梦”随着“中华民族”意象的萌生而肇始，主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论是逻辑还是历史地看，“中国梦”都是一个超越特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议题——它起源于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权利诉求，立足于民族国家的政治构建，形成于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实现进程，历经不同的政党统治和政治制度，是每一任政府都应该追求的现实性目标。

所以，“中国梦”并非我们提到它才会存在的概念，它是一种历史的责任。“中国梦”是国家、民族、社会三位一体的现代化之梦，现代性要义蕴含其中。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入侵本是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和利益驱使的结果，是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事件”，却无意之间开启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之梦。尽管封建时代的中国有着比较完备的官僚制度，但基于文化基础上的封闭的专制国家漠视商业和科学，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十分乏力；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社会在打破神权传统后迈入现代化进程，不仅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而且政治也逐渐实现现代性。当国门被打开之后，中国人发现与西方的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和技术上，也体现在制度和文化上。所以，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必须要与传统决裂并迎接西方的现代化，“向西方学习”成为当时开启中国现代化之梦的钥匙，这种学习包括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理想的构建和政治制度实践的仿效。外生于西方的“现代化”就成为中国的显性目标之一。具体地说，国家的目标是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民族建设的目标是“恢复中华”，让中华民族独立自主，摆脱西方的政治控制和干涉；社会目标是解决民生问题，让“人民享圆满的幸福”。所以，在西方现代化背景下发轫的“中国梦”本然地内含现代性的要义。

但对西方现代性的效仿被证明是一条失败的道路。西方的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经济捆绑在一起，它本能地否定中国获得现代性身份的可能，从理论上、利益上拒斥和否定中国现代化，不允许中国以同一的方式参与全球性的资本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政治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另外一条道路。由西方定义的现代性模式在中国的失败表明，中国应该走超越西方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道路。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政治建制并实现政治现代性，另一方面探索实现“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现代性的政治实践。

可以分三个时段考察中国共产党治下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及其对“中国梦”实现的影响：

1.革命建功（1921-1949）

“中国梦”的起点是民族自主、主权独立，所以中国共产党政治使命的第一步也是进行革命，完成建构民族国家的使命，确认现代性身份的主体。为此，中国共产党要承担双重任务：一是彻底清除外族侵略，完成民族国家建构；二是彻底打破传统政治，推翻阻碍政治现代性的国民党专制政权，建立民主政权，承继现代性之路。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所界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说：“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这一使命的完成，它“将由辛亥革命开启的由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的历史进程画上了一个句号，建立了主权独立的人民共和国，宣告了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同时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立了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通过与政权的结合而承继了国民党开创的政党政治，通过国家及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完成了民族意识的现代性启蒙，为中国的政治现代性奠定了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于中国政治现代性的建构意义重大。它既避免了辛亥革命的不完全性，又克服了国民党建立的政党制度中的“现代性缺失”，实现了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有效融合，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和政治参与。首先，中国共产党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自主和主权独立。中国共产党让中国彻底摆脱了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涉和束缚，这是近百年来的第一次。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和奋斗目标，彻底推翻了封建主义的统治，也与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政权——国民党政权划清了界限，既实现了民族解放，又实现了阶级解放。只有实现阶级解放，真正的人民解放才有可能。其次，建立了现代性的政府和民主的国家政权。毛泽东曾经认为，“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形式，“革命”是不完整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以后，建立了新的政权组织形式——人民民主专政，成立了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世纪中叶最突出的政治成就之一，肯定是1949年在中国建立的一个百年来首次能真正统治中国的政府。”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民主的国家政权，实现了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和参政议政的机会。亨廷顿也不得不承认“共产主义突出的成就是在革命后建立了以广大群众参政为基础的现代政府。”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是中国政党政治现代性的前提，也是实现“中国梦”的政治前提。

2.曲折探索（1950-1978）

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之梦，当革命成功以后，政党应该进行现代性的政治建制，将现代性思想落实于政治实践。尽管建构政治现代性的目标——实现“中国梦”始终如一，但由于对西方政治建制的模仿被证明是失败了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只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界定的现代性进行政治建制。但从历史实践来看，中国的政党政治建制在抵制西方现代性方面走向了极端，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现代性，导致政治现代性的建构遭遇挫折，“中国梦”的实现也受到阻碍。

按照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建制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委员占总数的一半；5名全国人民政协副主席中有4人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各级地方政权结构中，都有相当数量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保证了民主联合政府的顺利实现。根据理论逻辑的推衍，这种政党制度下的民主和国家利益的实现是可以预期的。但随后的“反右运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严重阻碍了现代性政党制度的良性发展，其表现是：（1）领袖的个人意志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损害了现代化政党的民主原则；（2）极大破坏了保障民主精神的重要手段——法治，没有法治，民主不可能得到有效保障；（3）摧毁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官僚体制，而这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基本建制。领导人的个人集权及集权号召下发动的“大民主”，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和“集中”都推向了形式上的极致：政治的施行权僭越各个层级的官僚机构而直接落到造反派手里，表面上是“大民主”，实质上是“多数人的暴政”，是民主最坏的形式；政治的决策权集中于领导者个人，导致本已形成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名存实亡，更导致党内的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制度无名无实。至此，新中国建立初期确立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党建制被严重破坏，政党政治中的现代性荡然无存。

正如前文的逻辑，现代政党制度是保证国家进步、民族振兴和人民权利的政治基础，也是政治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在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以后，中国亟待解决的是经济发展问题，经济发展是实现国家、民族、人民三位一体化利益融合的基础。但在一定时期内，特别是“文革”期间，“运动政治”取代了“政党政治”，政治建设无法以经济发展为核心内容，从而无法有效实现国家富强，也无法保障民众基本权利。虽然有效抵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前苏联等国的粗暴干涉，维护了民族尊严和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使中国的“民族性”大放异彩，但这不可能是民族国家所要实现利益的全部，更重要的经济利益效能没有得到有效释放。据此判断，“中国梦”的实现进程在此段时期打了一个回旋。

3.规范建制（1979至今）

在经过执政理念调适与制度重建之后，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要求规范地进行政治建制，完善了现代化的政党制度，使政治建制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使中国的政党政治获得更多的现代性。

改革开放后政党重建的中心是恢复在“文革”期间被破坏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1989年，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反复磋商后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成为新时期政党政治进一步规范化的佐证；1993年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又将这一制度载入宪法。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一起成为新时期我国民主的四大体系。政党制度的现代化进程有了进一步推进。

在规范的政党政治的运行下，“中国梦”进程全面启动。首先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经济发展利益的实现。经济现代化是“中国梦”最为核心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的战略部署，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国家的发展利益方面极为成功。1979年以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约为9.8%，比同期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高出6个百分点。经济发展带来了国家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当今世界大部分重大问题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其次是民族利益的大踏步提升。由于综合国力的明显提升，作为“自然一文化”范畴的“民族”（与政治范畴的“国家”其实是一体两面）在国际上的声誉与影响日益增强，传统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热潮就是个明证。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走向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中国不是作为帝国强权、军事武力，而是以其经济、市场和不干涉外交的‘柔性力量走上世界。越来越多引用的‘和谐世界新外交方案正在勾画出来。”国家崛起促进民族振兴，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在相互融合中得到质的提升，“中国梦”实现进程高速起航。

三、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现代性

与“中国梦”的逻辑关联

再次回到相关的理论问题。“中国梦”本身超越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政治制度都可以探索“中国梦”的实现。当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取得政权以后，实现“中国梦”的政治建制必然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界定的现代性，在当前的政治实践中表现为社会主义的现代性。马克思主义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认为资本主义促进了现代性的历史形成，为现代社会积累了物质财富。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内在地反叛和超越西方近代思想、蕴含着非西方价值和关怀、并直接指向人类共同未来的现当代思想文化”，所以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既要承认西方现代性的某些合理性，但更要超越后者。马克思充分肯定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作用，但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仅体现于经济方面，在政治及文化方面阻碍着现代性的发展，所以只有过渡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性。换句话说，共产主义是现代性的终极形式。

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主旨与“中国梦”的内涵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主要表现在：1.两者都体现出经济基础的重要价值。“中国梦”首先是强国之梦，国要强必先发展经济。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虽然在思想形态上超越西方的现代性，但又不得不面临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的窘境。贫穷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价值论是相悖的，所以社会主义的现代性首先要体现出经济的现代性。2.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结果。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只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中国梦”在本然状态下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但其实现进程又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政治语境；当一种先进的政治理想（共产主义）汇入这个梦想时，共产主义就成为“中国梦”的终极形式。在当前资本主义生命力仍然旺盛、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共产主义理想只能以民族的形式呈现出来，其中国化的形式即为“中国梦”。3.两者都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作为保障。社会主义的现代性由马克思主义所界定，其政治实践必然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来实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精神。“中国梦”只有依靠政党政治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不仅将“中国梦”凝练成执政的理想，而且一直实践着“中国梦”的要义，为后者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中国共产党治下的政党政治只有在实现自身现代性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和“中国梦”的要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政治建制过程中，逐渐获得政党政治的现代性，并回应了“中国梦”所含现代性的内涵。

1.中国共产党同时实现了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为“中国梦”找到新的政治依托。马克思主义主张工人阶级必须组织成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必须赢得通往建立社会主义之路的权力。马克思主义政党掌权的目的是为了解放所有被资本主义压迫的人民。美国政治学家普热沃尔斯基说道：“社会主义政党不仅代表狭义上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所有受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推翻封建主义是为了彻底解构传统的封建式“文化-国家”，这是建立政治现代性的基础；推翻帝国主义是为了建立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实现政治解放，这是建立政治现代性的前提；推翻官僚资本主义是为了打破剥削阶级的专制统治，解放受压迫的人民，实现社会解放，这是建立政治现代性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实现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建立了“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话语通道，将“中国梦”引入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实践轨道，为“中国梦”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依托。

2.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制真正体现了“人”的政治主体地位及人的价值、利益和权利，与“中国梦”蕴含的政治价值观念内在相通。西方政治现代性将“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确认了“人”的主体地位及人的自由与权利。但西方政治只重视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利益和权利，漠视了共同体的存在和利益；更重视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权利，轻视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权利。对“人”的政治主体地位的确认及对人的自由、权利、利益等的认同，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现代性的表现之一。但“马克思是把集体当作政治权利的主体，这明显不同于自由主义以个人作为权利主体的政治逻辑”。马克思首先承认个体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价值，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又认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个人为自身自由发展的同时为他者的自由发展提供条件，“从而形成个人利益实现与共同体发展的一致性的集体主义形态”，即是说，马克思主义既重视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及自由，但又摒弃了西方政治学说的抽象的个体主义，而将个体自由与共同体自由互设为前提，表现出对作为“类”（集体）的人的自由和利益的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制完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权利主体的思想，将广大人民的集体利益置于首位，同时也注重个人利益及自由的实现。人民的幸福、自由及利益是“中国梦”的核心要义之一，“中国梦”蕴含着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因为“‘中国梦正确解决了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即共同体的持存是个人利益实现的前提，而共同体的发展状态则从根本上决定了个人利益实现的程度”。中国共产党治下的政党政治对“人”的政治主体的确认，与“中国梦”蕴含的政治价值观是内在一致的。

3.中国共产党逐渐完善民主政治建制，让人民有充分参政议政的机会、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契合了“中国梦”蕴含的现代性民主的要求。为了实现“人”的政治主体地位，现代国家都高度重视“民主”和“政治参与”，因为“政治参与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直重视政治民主建设，李普赛特就承认“工人的组织和政党，自从它们在19世纪开始出现以来，在推进政治民主和开展进步的政治经济斗争中，一直是主力。”政党的发展及其应有的能力，对中国人民民主发展的进程、成效以及最终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制以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以其独特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充分行使，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另一特点是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保障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民主”；各民主党派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或担任政府和司法机关领导职务，履行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民主政治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人民统治所体现的民主，不仅表现为人民掌握国家权力，而且要表现为被人民掌握的国家权力能够创造人与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契合了“中国梦”蕴含的现代性民主的要求，又推动了人与社会的发展，其本身就是实现“中国梦”的体现。

四、中国政党政治的民族性、公共性

与“中国梦”的未来

在未来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需要不断适应现代政治的潮流，进一步完善政党制度，提高执政的效能与合法性，实现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最大化，让“中国梦”由梦想变成现实。从现代政治的逻辑上讲，中国共产党在建构与完善政党制度时还要更多实现民族性和公共性，如此才能更大程度体现政治现代性，夯实“中国梦”的政治基础。

“民族性”意指政党的政治建制须以“民族”为立足点，最大限度实现民族利益，维护“中华民族”在世界政治中应有的地位。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均是现代国家的特有属性”。现代主权国家构成是以民族为基本划分单元的。冷战结束后，世界全面进入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消解，但主权国家仍然是人们最重要的认同对象，民族国家并没有消失，在最近的将来也不可能消失。纵观历史，外族入侵使中国人的“自我”意象发生变化，“中华民族”得到有效认同，民族认同一直是国家政治建制的基础和前提。由政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其实是一场民族主义的自我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既代表民族主义，又代表革命”，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民族国家建构。毛泽东曾说：“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民族性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追求的主要目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梦”实现进程是重新在世界民族之林定位“自我”的过程。“中国梦”天生包含民族性，当我们将中国的现代性之梦置于世界历史的范围并以其他国家的现代性作为参照时，这就是“中国梦”。“中国梦”体现现代性的要义，但同时要有以“他者”为参照的“自我”意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性必须体现自身的民族性。所以实现“中国梦”需要以民族性作为基本立足点。中国共产党在未来的政治建制中要引导民众的民族意识，要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构建“自我”认同，并使自己成为整体性民族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促进国族建设来强化政党政治的民族性。所谓国族，即国家民族，也就是取得国家形式的民族。国族与纯粹意义上的民族不尽相同。民族是与历史、文化、语言和地域等相关的概念，是人群共同体自然演进的产物；而国族是由民族国家构建起来，深深打上了国家烙印。构建国族的好处不言而喻，它可以提升民族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加强内部的整体性，便于开展内容丰富的政治整合、经济整合和文化整合。民族是自然演进的、松散的，而国族则是人为的、整合性的。国族一方面保留了民族应有的特性，可以促进民族性的张扬；另一方面有利于国家的一体性和统一性，增强国家凝聚力。“中国梦”首先是整体的民族梦，国族建设正顺应了这一点。著名学者胡鞍钢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有赖于中华民族的国族一体化，把中华民族建设和巩固成为一个统一的凝聚力强大的国族”。

“公共性”要求执政党最大限度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公共价值和公共权利，解决好政党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所谓公共，就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既规范国家公共权力，又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害，更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关联性地得以呈现的特殊领域；公共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公共性”对于现代政治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关涉政权的合法性问题。现代性政治与传统政治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合法性的来源：传统的神权政治或封建专制政体的合法性主要源于“神授”或世袭，而现代性政体的合法性则源于“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所以现代性政治是认同政治。对于政党而言，获取民众认同的最有效方式是尽可能实现公共性。公共性一方面以国家公权的形式呈现，另一方面反映着社会共有的权利及利益。以公共性示人的国家权力实际上为政党所实施，作为部分的政党能代表整体的国家实现社会权利和公共利益吗？政党曾经因其之私而遭受骂名，但政党的整合功能和代表功能使其获得现代政治的认可，政党的“公共性”（即通过掌握公共性的国家权力来实现社会权利和公共利益）至少在理论上得到了验证；但实践中的政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始终存在。只要有机会，每一个政党都会利用公权为本党牟取私利（比如经济利益、政治资源、舆论优势等）。其实，政党利益和公共利益并非不能协调，前提是要将政党利益规范性地“嵌入”到公共性当中，并适当承认政党利益，以公共权力规范公共性中的“私”。规范国家权力行使与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伤害是一体两面，两者互为前提——政党通过规范国家权力保证权力的公共性，从而保障社会权利和公共利益，并因此获得广泛的民众认同和稳固的执政地位——这是最主要的政党利益。政党利益与公共利益可以在现代性社会主义政治中得到有效统一。

“中国梦”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利益，是国家、民族、人民三位一体的公共性需求，实现中国梦的进程实际上就是实现公共性的过程。毛泽东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引述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中国共产党顺应了不同时期社会的需要，先后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经济发展、国家尊严提升等公共利益，将“中国梦”实现之径引入正途，也因此获得了执政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一直宣称自己是无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并在公共性建设实践方面取得惊人成就，但部分国家公权的过度行使及腐败现象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公民权利和社会利益。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政治实践中政党利益对公共性的冲击问题，“中国梦”所内含的公共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党执政的合法性也会受到质疑。解决政党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矛盾的最有效路径是施行法治。“法治”是政治现代性必备的处方，没有法治，政党所代表的公共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民主政治就难以建立，这将是政治现代性的严重倒退。因此，中国共产党需要进一步完善法治国家建设，将党的执政规范到法治的框架内进行，有效约束国家公权，从而更有效保障公共性的社会利益和公民权利，保障“中国梦”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