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担还是红利：新疆人口迁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量化研究

欧阳金琼，麦尔旦·吐尔孙，王雅鹏

（1塔里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新疆　阿拉尔　843300；2.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武汉　430070）

负担还是红利：新疆人口迁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量化研究

欧阳金琼1，2，麦尔旦·吐尔孙2，王雅鹏2

（1塔里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新疆阿拉尔843300；2.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武汉430070）

针对新疆人口净迁入急剧减少、人才流失加剧、劳动力出现有限供给，政府劳动力政策出现偏差等现象，分别从贡献率与边际效应两个视角对人口迁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量化研究。根据改进后的经济增长率分解法测算了人口迁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后发现，1978-2013年，人口净迁入使新疆经济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理论与拓展的C-D生产函数测算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后发现，人口净迁移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可以提高0.24个百分点。量化研究的结果表明，新疆一直以来是我国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区，人口迁入并不构成新疆经济发展的负担，反而为经济发展带来了红利。

新疆；有限供给；人口净迁移率；增长率分解法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种旨在分割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得到了不同程度改革，劳动力省际间流动也日趋自由，省际人口迁移越来越成为人口迁移的主要模式[1]。人口的流动，主要是劳动力的流动或由其引致，劳动力在市场力量推动下，一般会从生产率低的地区流向生产率高的地区，从而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也使资本的效率得到更充分发挥，因而人口的省际迁移有可能同时促进迁入地与迁出地的经济增长[2]。理论界普遍认为人口迁入与净迁入地区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3]，不过这一结论基本是针对东部发达地区而言，对甘肃、青海等欠发达地区来说，人口迁入就有可能是一种负担[4]，逯进和郭志仪的研究也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我国经济增长与人口迁移将出现逆向变动趋势[5]。

新疆拥有160多万km2国土面积，截止2013年，仅有2266万人口，人口密度不足14人/km2，仅高于西藏与青海，是我国典型的地广人稀地区。虽然西部地区总体人口流动方向为净流出，但新疆一直以来是人口省际迁移的强势吸引中心，“六普”资料显示，新疆汉族人口中有42.77%出生在省外[6]。而几乎所有省际人口高流入地区都是经济发达地区，唯有新疆是典型的经济欠发达地区[7]。人口净迁入对新疆经济的影响如何，是负担还是红利，目前虽然有部分学者对这一问题开展过相应研究，但仅停留在描述性分析与定性研究层面上[8]，缺乏进一步量化研究。少数国外学者将新疆劳动力市场上的民族分层现象归因于汉族劳动力迁入对本地民族劳动力的竞争，并较为极端地指出就业岗位的民族分层是导致2009年“7·5”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9]。由于区域发展失衡导致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依然存在较多剩余劳动力，政府因此很容易将人口视为负担，并盲目效仿其他省份，将工作重点集中在劳务输出上。由于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的清真饮食习惯、语言沟通能力等都会对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政府虽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管理成本，但收效甚微，且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如2009年发生在广东韶关的维汉冲突事件。为论证人口迁入对新疆经济的重要性，本文分别从贡献率与边际效应两个视角出发，对人口迁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量化研究，对政府及时纠正政策偏差、企业做出产业升级决策、劳动者适时调整就业观念等具有重要的提示性作用。

二、新疆人口迁入现状

人口的省际转移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伴随户口变动的转移，一般称为迁移，二是没有户口变动的转移，一般称为流动。人口迁移数据可以从普查资料中获得，或根据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进行估算，但很难获得短期流动人口的准确数据，所以本文的人口省际转移特指人口迁移。人口迁移的总体情况可以通过人口净迁移率来反映，人口净迁移率是指某地区人口迁入总量与迁出总量之差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口净迁移率为正，表明该地区人口迁入总量大于迁出总量，为人口净迁入地区，反之，为人口净迁出地区。借鉴段平忠等人的方法，人口净迁移率可以根据总人口变动率减去人口自然增长率得到[10]。表1反映了新疆自1978年以来各阶段人口与劳动力净迁移情况，其中劳动力净迁入数据根据历次人口普查中迁入人口的年龄结构估算。

表1　各阶段人口净迁移率单位：%，万人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人口增长很快，1978年新疆人口总量仅1233.01万，至2013年人口总量达到2264.3万，35年内增长了83.62%，远高于全国平均的人口增长速度。除了少数民族偏向的计划生育政策外，外来人口迁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1）从迁入总量来看，1978—2013年，新疆净迁入人口295.03万，占2013年总人口的13.03%，净迁入劳动力总量为222.44万，占2013年劳动力总数（1648万）的13.50%。人口净迁入总量最高阶段为2003-2008年，五年间净迁入人口85.74万，按该时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计算，净迁入劳动力68.33万，平均每年净迁入逾13万劳动力。（2）从人口净迁移率来看，除1983-1988年人口净迁移率为很小的负值外，其他阶段都为正，表明新疆大多数阶段为人口净迁入地区。（3）市场经济改革前后人口迁移数据变化很大，上世纪90年代以前，新疆人口迁入数量有限，1978—1983年、1983—1988年人口净迁入规模分别为13.68万与-3.36万；但自90年代以后，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与制度逐渐放松，新疆人口迁入速度明显加快，1988—1993年、1993—1998年、1998—2003年、2003—2008年四个研究时段的净迁入人口分别为62.62万、34.05万、85.16万与85.74万。（4）受2009年“7·5”事件及近年来三股反动势力制造多起暴力恐怖事件影响，人口与劳动力的流入受到了很大限制，2008—2013年期间，人口净流入与劳动力净流入分别锐减为17.14万与14.1万。

三、人口净迁入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研究方法：改进的经济增长率分解法

张平等根据“GDP=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总人口”推导出“GDP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增长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变动率+总人口增长率”[11]，这种推导方法称为微分法，理论界运用非常普遍[12]。但本文作者在利用这一方法对经济增长率进行分解时，发现经济增长率的实际结果与各因素变动率之和存在很大差异，从而想到对其进行改进。

利用指数分解法与数学归纳法的基本原理，结合几何图形，可以推导出n个因素指数分解的一般公式。

设两因素相乘构成的变量Y2=α1·α2，当变量α1、α2分别由变动到后，变量Y2的变动量可以分解为图1所示的三个长方形的面积，所以变量Y2的变动率为：

三因素连乘构成的变量Y3=α1·α2·α3，其分解示意图见图2。当变量分别由变动到后，变量Y3的变动量由七个长方体的体积构成，这7个长方体的体积分别为、不难得出Y3的变动率为：

假设n=k时结论成立，则有：

其中i＜j＜h＜…≤k。

当n=k+1时，有：

其中i＜j＜h＜…≤k+1。

上式第一项为各因素的变动率之和，其他各项为各因素的交互项。由此可见，如果将经济增长总量表示为多个因素的乘积，则经济增长率不仅仅是各因素的变动率之和，还应包括各因素的全部交互项。微分法的使用前提是各因素的变动率非常微小，如果跨期较长，或者各变量的变动幅度较大，忽略交互项的计算结果就会与实际结果产生较大偏差。

图1　两因素指数分解示意图

图2　三因素指数分解示意图

如果用Y、L、P分别代表GDP总量、劳动力投入总量与劳动生产率，分别代表GDP增长率、劳动力投入总量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根据改进后的经济增长率分解法，则有：

即经济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劳动力投入总量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及两者的交互项。交互项还可按因素影响比例进行分解，分别计入劳动力投入效应与劳动生产率效应。

2.分解结果

表2列出了自1978年以来每隔5年的GDP、劳动力投入量与劳动生产率数据，其中GDP数据已按1978年不变价格进行折算，劳动力投入量为各年度的就业总量。改革开放35年以来，新疆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9.07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1274.88亿元，年均增长10.47%。与此同时，劳动力投入总量也从1978年的491.3万增加到2013年的1096.59万，年均增长2.32%。

表2　主要年份实际GDP、劳动力投入与劳动生产率

净迁入人口对新疆经济的贡献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新疆劳动力就业数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二是净迁入劳动力占就业总量的比重。计算过程分三步，第一步根据（6）式计算出全部劳动力投入数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第二步根据净迁入劳动力与劳动参与率计算出净迁入劳动力的就业人数，净迁入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按同时期新疆平均劳动参与率计算；第三步利用外来劳动力就业数量占新增劳动力就业数量比例与全部劳动力贡献率相乘，即得到净迁入劳动力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表3）。

计算结果表明，人口迁入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各时期人口净迁入总量基本对应，即人口净迁入总量越大，贡献率也越大。人口净迁入对新疆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时期为1998—2003年，贡献率达到10.57%，其次为2003—2008年、1988—1993年与1993—1998年，贡献率分别为8.64%、8.41%与4.98%。1983—1988年人口迁移为净流出，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贡献率为-0.40%，1978—1983年人口净迁入规模也较小，贡献率仅有2.47%。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个时期（2008—2013年）新疆经济出现了一轮快速增长，劳动力投入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0.56%，表明新疆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劳动参与率因此迅速提高，但该时期人口净迁入数量急剧减少，因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反而出现了历史新低（1.76%）。

基于同样方法，可以得到1978—2013年整个阶段人口净迁入使新疆经济年均增长0.9854个百分点。事实上，由于外来家庭的生存压力要大于本地家庭，因而外来家庭的劳动参与率有可能高于本地家庭，人口净迁入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可能更高。

表3　人口净流入对新疆经济的贡献率单位：%，万人

三、人口净迁入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

1.计量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方程

上述经济增长率分解模型测算了人口净迁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属于静态分析，还可以利用生产函数考察人口净迁入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即人口净迁入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称为人口净迁入的边际效应或产出弹性。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根据总产出函数考察劳动与资本的产出弹性，总产出函数的一般形式为Y= AF（L，K），如Cobb-Douglas生产函数：Y=ALαKβ。其中α即为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代表劳动力对总产出的边际效应。但测算α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并不容易实现，原因是函数中的资本存量这一变量没有现成数据可查，必须通过较为复杂的方法（比如永续盘存法）去估算，本文认为利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理论可以有效避开这一难题。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理论，由Cobb-Douglas生产函数可得：

其中△Y代表GDP增长量，MPL、MPK分别代表劳动力与资本的边际产出水平，△L、△K分别代表劳动力增量与资本增量，△A一般代表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率，F（·）=F（L，K）；

式（7）两边同时除以Y，可得：

于是经济增长率G=ΔY/Y可以表示为：

从理论推导的结果来看，如果以经济增长率为研究对象，则各投入要素的变动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式（9）仅考虑了劳动力与资本存量两种因素，借鉴严成樑和崔小勇的观点，还可引入制度变迁、产业结构等控制变量，形成拓展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13]。

2.变量选择

表4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除人口净迁移率（mig）外，生产函数中另考虑以下几个因素，并选取相应指标作为控制变量。（1）劳动力质量，用平均受教育年限（edu）来表示。（2）物质资本增量：选取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比重（fai）这一指标来表示。另考虑到新疆是一个能源输出大省，选取采矿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min）来考察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3）产业结构：采用工业化程度即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ind）来表示。（4）城镇化水平：用城镇化率（urb）表示。（5）制度变迁。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因而用对外开放程度（tra）与市场化程度（mar）来衡量制度变迁因素。对外开放程度用进出口总额占当年GDP比例来表示，市场化程度用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全部城镇就业人数的比例来表示。（6）技术进步（R&D）：科研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之比。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方程，我们以GDP增长率G为因变量，人口净迁移率（mig）为自变量，选取上述edu、fai、min、ind、urb、tra、mar、R&D等变量的变动率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拓展后的经济增长核算方程为：

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1993—2014年《新疆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虽然我们采用的都是各变量的变动率，但为叙述方便，在下文中直接用上述变量名称代替相应的变动率名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4。

3.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表5　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表6　OLS回归结果

由于我们所用变量大多为相对指标，且在计算变动率时又对这些相对指标进行过一次差分与求商，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数据的平稳性，为保险起见，我们仍然利用eviews7.0软件对上述指标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在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的过程中，根据各变量的时序图确定intercept、trend and intercept、none选项。由表5可知，除经济增长率G的PP检验外，其他变量的所有检验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可以认为所有变量都是平稳的。

4.回归结果分析

对所有变量进行回归后发现，城镇化速度urb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城镇化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edu的回归系数也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个，一是以受教育程度度量的人力资本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14]，二是新疆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本身提高很慢，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三是新疆经济发展还处于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阶段，对知识与技术的依赖程度较低；四是存在非技能偏态型技术进步[15]，即新技术的推广与使用不需要劳动力有更高的文化。

表6列出了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一包含上述所有控制变量，模型二剔除了城镇化速度urb与受教育程度edu两个不显著变量。两个模型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差异很小，说明回归结果相对稳定，且相关系数都超过了70%，表明变量的选取也比较理想。人口净迁入率mig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非常明显，回归系数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计量结果表明，人口净迁入率每提高1%，经济增长率将提高0.24个百分点（模型二）。

四、结论

第一，人口净迁入对新疆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且人口净迁入数量越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由于劳动力相对稀缺，资源相对丰富，新疆历年来都是我国人口主要输入地区。自1978年至2013年，新疆人口净迁入总量为295.03万，占现有总人口的13.03%，劳动力净流入总量为222.44万，占全疆劳动力总数的13.50%。经济增长率的分解结果表明，1978-2013年期间，人口净迁入使新疆经济年均增长约1个百分点，有些研究时段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10%。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理论的计量结果也表明，人口净迁入率与经济增长率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新疆人口净迁入率每提高1%，经济增长率可以提高0.24%。

第二，新疆人口本身就是稀缺的生产要素资源，由于人口稀少，新疆目前大多数城镇无法形成足够的消费需求，因而产业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反过来，由于缺乏产业支撑，现有城镇很难产生集聚效应，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很弱，由此形成了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相互制约的困境。新疆历年来的人口净迁入，既可以弥补劳动力的相对短缺，给经济发展带来红利，又有利于形成新的消费群体，扩大消费需求，从而促进了新疆经济的繁荣[16]。面对新疆新时期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只有适时调整劳动力政策，改善劳动者特别是高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工资待遇，努力创造宽松舒适的工作环境与适于人才发展的“软环境”，制定有效的人口引入激励政策，保证适量人口的净迁入，才能满足新疆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的基本需求。

第三，新疆地广人稀，人口承载力有很大空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与中央援建工作的全面展开，也为外来人口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因而对人口迁入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但自2009年“7·5事件”后，新疆暴力恐怖袭击案件明显增加，给新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带来了严重威胁，同时成为阻碍外来人口迁入的最主要因素，因而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吸引人口迁入的前提条件。筝

[1]魏星，王桂新.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人口迁移特征分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5）：13-22.

[2]王桂新，魏星，沈建法.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作用关系之研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148-161.

[3]于潇，李袁园，雷峻一.我国省际人口迁移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五普”和“六普”的比较[J].人口学刊，2013（3）：5-14.

[4]章云.人口迁入与甘肃、青海经济发展[J].经济地理，1991（2）：29-31.

[5]逯进，郭志仪.中国省域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的演进[J].人口研究，2014（6）：40-56.

[6]王朋岗.社会融合视角下新疆跨省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5（2）：66-71.

[7]王化波.迁入地类型的选择——基于五普资料的分析[J].人口学刊，2008（6）：32-36.

[8]汪学华，刘月兰，唐湘玲.建国以来新疆人口的省际迁移状况分析[J].西北人口，2010（4）：63-66.

[9]Howell A.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in Urumqi，Xinjiang：Exposing Labor Market Segments and Tes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tion and Segmentation.Growth and Change，2011，42（2）：200-226.

[10]段平忠.中国省际间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动态收敛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2）：146-152.

[11]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张平，刘霞辉，袁富华.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风险与效率提升路径[J].经济研究，2013（10）：4-17+28.

[12]齐明珠.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量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4）：127-135.

[13]严成樑，崔小勇.资本投入、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J].经济科学，2012（2）：21-33.

[14]郭志仪，杨骁.人力资本结构对西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西北五省面板数据[J].人口学刊，2010（6）：3-8.

[15]郭剑雄，李志俊.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发展：转变中国农业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5-38.

[16]刘追，陈艳.新疆省际人口迁移现状及效果评价[J].西北人口，2013（6）：56-59+63.

Burden or Dividend：Quantification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population In-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Xinjiang

OUYANG Jin-qiong1，2，Maierdan Tuersun2，WANG Ya－peng2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arim University，Alar Xinjiang 843300；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0）

Aiming at the phenomena including sharp decrease of pure population immigration，intensified talents drainage，

Xinjiang；limited supply；net rate of migration；decomposition method of growth rate

C92-05

A

1007-0672（2016）03-0111-06

2015-10-2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AGL00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XJY004）；新疆兵团社科基金项目（13YB21）。

欧阳金琼，男，湖南隆回人，博士，塔里木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麦尔旦·吐尔孙，男，新疆喀什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镇化；王雅鹏，男，陕西户县人，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粮食安全。

limited supply in labor force，government policies deviation in labor forces and so on，this project implements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pulation im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from contribution rate and marginal effect respectively.It is discovered from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population immigr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calculated by improved decomposition method of economic growth rate that the pure population immigration makes the average annual economy increase 1 percent in Xinjiang from 1978 to 2013.It is discovered from the marginal effect of labor force to economic growth calculated by new classic economic increase theory that the economic rate can increase 0.24 percent for every 1 percent increase of net rate of population migration.It is shown from quantitative study result that Xinjiang has always been the main population immigration area in our country，and immigration brings benefit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ea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dens in Xinji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