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的大忠之节

赵冬梅

寇准是什么样的人？与他同时的宰相毕士安说“寇准是正直、慷慨有大节的人”，“他做事情只考慮是否对国家有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一言一行都遵循道义，所以疾恶如仇”。

比寇准小一辈的政治家范仲淹（989—1052年）说他是天下人心中的“大忠之臣”。什么叫“大忠”？“大忠”就是对江山社稷和天下苍生的忠诚！与“大忠”相对的，是“小忠”，“小忠”是对皇帝个人的忠诚。“小忠”说话、办事，时时事事都要顺着皇帝个人的意思；“小忠”对皇帝，永远躬着身子、仰着头、满脸堆笑，以45度角仰视之。“大忠”对皇帝，是平视的，甚至是俯视的，他们的精神所占据的位置比皇帝个人高，“大忠”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永远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生幸福。如果皇帝错了，“小忠”会跟着他走，“大忠”则会豁出身家性命来，努力把皇帝拉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这样的一个寇准，是不招人喜欢的。皇帝看见他都紧张，心里有鬼的官员听见寇准要上殿，两条大腿直哆嗦。然而，这样的一个寇准，却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挽救国家命运。

公元1004—1005年宋辽之间的一场大战，让寇准的大忠之节彪炳天下。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承天皇太后与圣宗皇帝率领几十万大军南下侵宋，很快就越过边境线，推进到黄河北岸，直接威胁到首都开封。形势危急，五封加急战报连抵开封。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战时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帮助皇帝确立了正确的应敌策略——亲征。

御前会议上，寇准提出，皇帝必须亲征，到前线去。既然辽朝的皇太后和皇帝都来了，那么宋朝的最高领导人也没有理由退缩！

漫漫亲征路，胆小鬼在不断制造“逃跑”的噪音，皇帝随之左摇右摆，而寇准就像是巍巍高山，坚持亲征路线不动摇，终于把皇帝“推送”到了前线。

亲征的预定目的地是横跨在黄河上的城市——澶州，从开封到澶州，是五天的行程。两天之后，亲征大军抵达韦城，距离澶州只有两天的路程了。真宗皇帝却停下了亲征的脚步，在韦城逗留了整整两天。河北的护驾军队尚未及时赶到，而契丹主力正在围攻距离澶州只有140华里的大名。真宗皇帝感到了恐惧，而这种恐惧迅速转化成逃跑的论调。

皇帝身边的女人说：“那帮大臣要把官家带到哪儿去呀？为什么还不赶紧回京师呢？！”真宗皇帝当面问寇准：“南巡如何？”南巡，去金陵，其实就是逃跑的雅称。

寇准感到无比的愤怒，他说：“给陛下出这个主意的人，说话简直就像乡下老头和女人一样胆小无知。现在敌人在步步紧逼，天下人心惶惶，陛下只能进尺，退一寸都不行。河北守军，正日日夜夜盼望着皇帝的銮驾，皇上一到，必然是士气百倍。倘若陛下往回走，不用多了，几步就行，必然是万众瓦解！到时候，敌人乘势进攻，陛下就是想去金陵也到不了了！”

为了说服真宗皇帝，寇准请出了老将高琼。高琼提醒真宗皇帝：“随驾军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开封，他们肯定不愿意丢下妻儿老小往南方去，如果陛下往南走，那他们半路上就都跑光了。陛下还是赶快驾幸澶州吧！我们都愿意誓死效忠，破敌不是难事！”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真宗皇帝终于被说服了。

磕磕绊绊，几经周折，寇准终于把他的皇帝带到了亲征的目的地——澶州。在最后关头，真宗皇帝的胆怯病再度发作。澶州南北两城，跨河而立，中间以浮桥相连。真宗皇帝到了南城，便自以为功德圆满，打算到此为止。这实在是胆小之极也可笑之极。南城和北城，就隔着一条封冻了的黄河，安全程度能强到哪里？躲在南城以策万全，不过是虚假的心理安慰罢了。然而，渡河还是不渡河，对于士气、民心的影响，却是天差地别。渡河是寇准的既定方针。既然都到河边了，焉能不过！

寇准坚决请求真宗皇帝过河，驾幸澶州北城，他说：“陛下不过河（那就是说明河北仍然不安全，朝廷对河北还是没信心），老百姓的心就还是惶惶的，对敌人也不能有效震慑，不足以立威决胜。而且，各地来勤王护驾的军队正在陆续赶到，您还担心什么呢？”

真宗终于过了黄河，登上澶州北城的门楼，在黄河北边、澶州城最高的地方竖起了黄龙旗。十几万大军山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震得辽兵胆战心惊。亲征鼓舞了士气，改变了宋朝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

最终，宋辽双方通过谈判达成了共存双赢的和平协议，开始了一段长达120年的和平交往时期，没有人会否认寇准对于宋辽和平的缔造之功。范仲淹赞美他：“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54年之后，王安石（1021—1086年）奉命出使契丹，途经澶州，抚今追昔，写诗称颂他：“欢盟以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莱公是寇准的封爵。

就长远的历史贡献而言，“大忠”当然大于“小忠”。然而，就个人的政治前途而言，“大忠”所冒的政治风险则要比“小忠”大得多。

寇准最大的政治风险，当然是对皇帝的冒犯和得罪。他在逼着皇帝做不情愿做的事情；当真宗皇帝几次犯犹豫的时候，寇准都毫不留情地予以了尖锐的批评。这些做法，会给真宗的心理造成怎样的影响？真宗皇帝本来就觉得寇准这个人脾气不好、比较骄傲；亲征路上的直接冲突，必然会“坐实”真宗皇帝对寇准的负面印象，加深真宗皇帝对寇准的“不喜欢”。而这种不喜欢，在危机过后，是很有可能对寇准造成巨大麻烦的。

寇准的另外一重政治风险，来自他对真宗皇帝身边“逃派”人士的打击。寇准对“逃派”人士的攻击，是火药味十足的。比如，他说过“那些主张陛下逃跑的人都该砍头”。而这些“逃派”人士都是谁呢？他们有副宰相一级的高官，有皇帝身边心爱的女人。大敌当前，这些人可以把对寇准的仇恨暂时藏在心里，但是，一旦形势好转，这些人就会把仇恨的冷箭放出来。

从开封到澶州，7天300里，漫漫亲征路，寇准把皇帝和国家带上了正轨，带向了胜利，也在自己未来的路上挖了坑、埋了雷。那么，这些“坑”和“雷”是否可以避免呢？想来想去，答案仍然是“不能”。行大事者不顾小利，如果寇准能够想到这些细节问题，那他就根本不可能把皇帝带到澶州了。当皇帝的想法和江山社稷的安危发生冲突的时候，作为“大忠”，寇准只能站在江山社稷这边，得罪皇帝和他身边的“小忠”无可避免，而此后的风险也必须承担。

（摘自《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