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重活一次,我依旧会选择大陆”

2016-11-22 04:02口述丨张俊发易靖茗昌校宇
台声 2016年17期
关键词:婶婶台湾人亲人

口述丨张俊发 整理丨记者 易靖茗 实习记者 昌校宇

“如果重活一次,我依旧会选择大陆”

口述丨张俊发 整理丨记者 易靖茗 实习记者 昌校宇

采访时间:

2015年8月7日(星期五)上午

采访地点:

北京朝阳区安外外馆斜街

记者札记:

张老说他一般不接受采访,但因为是《台声》,因为是为台胞发声,所以很高兴,并且做了精心准备。

张老的客厅里,摆满了各种照片,有他儿时在台湾的全家福,有他中年时期在日本的老照片,也有因为两岸政策逐渐放宽后他回台湾和兄弟姐妹团聚的美好时刻……采访过程中,他会不时取出一两张照片,展示给我们看。

张老是我目前采访到的,唯一一个保存有当年和老伴儿结婚照的老先生。年过8旬的他不但身体硬朗,竟还爬着梯子,翻箱倒柜地找到当年的婚纱照给我们看,老伴儿张阿姨娇羞地说他是在显摆。张老笑了,略带羞涩却满眼幸福。

(注:文章标题及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1949年,我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1930年出生于台湾宜兰,祖籍是福建泉州,到台湾已是第7代。台湾光复后,点燃了青年热情。国民党顺势开始招收台湾青年,许诺至少教会一种技能,我就去台北上了通信学校(台湾当时唯一一个通信学校)。

1946年底,国共内战日益激烈。在通信学校上了半年的我加入国民党70师,授衔上等兵,并被派到大陆参加战斗。当时我才17岁,都不到成人年纪,但还是被要求参战。到大陆后,我随部队先后在上海、徐州打游击。因是被糊里糊涂推上战场的,又没有经验,在1947年山东的一场战斗中,我胳膊受伤了,住进了兵站医院。记得当时我是先被送到河南西平,后又辗转来到安徽蚌埠,最后待在了福建浦城。

直到1949年,由于国民党败退,兵站医院没有了,而我又没办法和台湾的家人联系,就暂住在一个老百姓家里。他知道我是台湾人,对我很好。

后来,解放军来到福建浦城。说来也巧,我正在亭子里乘凉,途经的两名战士向我询问情况,当他们得知我是台湾人时,大喜,并告诉我,他们的排长、管理员都是台湾人。得知情况的排长特意找到我,并问我愿不愿意加入解放军,我立马就答应了。事后,我加入了5兵团16军。因我是台湾人,师政治部还按惯例对我进行了审查,好在没什么政治问题,就通过了。

不久,我所在的队伍要进军西藏,我坚持要跟随部队。我们从福建出发,半夜行军,因为白天有国民党的飞机轰炸。途中,我参加了著名的衡宝战役,当时我是工兵连的战士,主要负责爆破、架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还在湖南游行以示庆祝。

“一定要参加抗美援朝”

后来,军部下达命令,要求所有台湾干部、战士集中回到华东,我们连含我在内的3个台湾人全都去了。到了所在地得知,是中央下令,要求成立台湾干部训练团,蔡啸任团长,那是1949年11月。

台湾干部训练团隶属9兵团。抗美援朝时,上级派9兵团去朝鲜,很多战士就咬破手指写血书,“一定要参加抗美援朝”。当时我也写了,可是上级不批,说我们这一部分“宝贝”是不可以随意调动用的,因此台湾干部训练团也就没去成。

1952年底,台湾干部训练团被改为华东军区外国语学校。学校设有英文班、日语班和政情班。因为部队来的战士大多文化程度较低,他们好多都只会闽南语,普通话还说不好,于是就先从普通话学起,并成立了一个文化队。我报了日文班。后来,学校从六合搬到了南京。

1953年年初,已在南京军区工作的我,听到全军的外国语学校(华北军区、西南军区、济南军区、华东军区)合并,并在张家口成立了外国语学院的消息后,当即向上级报告,要求回去学习。经过上级允许,我又回到了日文班,但没继续学习,而是编写教材。

可同年8月20日左右,我又接到命令调到总参二部,然后就一直在部里工作直至1986年离休。期间,我去空军学院学习过。1978年3月,我接到命令去日本,8月正式在中国驻日本使馆工作,先后任国防副武官、陆军武官,直到1983年“八一”建军招待会后才回国。

“30多年后与亲人重聚”

我兄弟姐妹7人,有两个姐姐、两个弟弟、两个妹妹。目前,除了大姐在美国,剩下的亲人都在台湾。二姐和两个弟弟在宜兰,大妹妹在台北,小妹妹因脑溢血已经去世了。

我母亲过世的早,1943年,她38岁时就离开了。父亲是1967年去世的,但那时候我在大陆,没有跟台湾的亲人联系过,所以都不知道。后来弟弟说,父亲去世前夕,一天到晚都会跑到宜兰的海边,对着向西的方向凝视(因为大陆在台湾的西边),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每天都会去,风雨无阻。

说起这里,我想起一个小故事。我们老家人去世的时候,土葬,然后8年、10年后捡骨头并合葬在家族的祖墓里。当时我弟弟负责办理此事,他捡父母的骨头,放在一个大缸里,然后盖上盖子,放在祖先的公墓里。因兄弟姐妹都觉得30多年没有我的消息了,判定我肯定去世了,就也给我准备了一个缸,但“属于”我的缸里是没有骨头的。直到有一天,缸上面的盖子被风挂掉了,我妹妹就说哥哥不会死的,这个缸上面的盖子都掉了,可其他亲戚认定我那么久没有音信肯定是去世了,就把“属于”我的缸也合葬在祖墓里,并在墓碑的末位刻上了我的名字。

到1994年我第一次回台湾扫墓的时候,弟弟告诉我这个奇事,并要求把我的名字抹掉,我说不用了,留作纪念吧。

说起和亲人见面,真的是一波三折。1980年我在日本时,遇到一个热心的华侨。他经常找我谈,问我为什么不跟家里人联系。我说那么久了,家里还有没有人我都不清楚,甚至连家里的地址我都不知道,怎么联系呢?后来他多次提及此事,我想万一能联系上呢,就把1949年我离开台湾时家里的地址和兄弟姐妹的姓名写了张纸条留给他。他立刻委托一个中间人(在日本当医生的台湾人)帮我联系。这个医生让他在台北的女儿去找寻我的家人,可由于那么多年了,当初家中的地址门牌号早就换了,所以一时也没找到。

张俊发一家三口

张俊发全家福

但突然有一天,她拿着纸条正好问到了我婶婶家,婶婶立马就认定是失联多年的我,并迅速通知了我弟弟。得知我还活着,家人就立刻委派婶婶通过旅游团到日本东京找我,我当时还很诧异,家人的行动怎么那么快。一见面,我和婶婶就激动地拥抱了半天,这是我和台湾的亲人30多年后的第一次重聚。那时候婶婶说奶奶还活着,100多岁了,我就想着给奶奶带一些东西回去。因为当时已深夜10点多,我只能去超市买了些水果。后来听婶婶说带回去后,奶奶一直舍不得吃呢。紧接着妹妹、妹夫、弟弟、大姐、姐夫都相继来日本看我了。

张俊发和夫人

但是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我现在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如果早联系上家人两年,我就能见到去世的妹妹最后一面了。可那时两岸之间没有来往,我虽然一直都想着联系在台湾的亲人,但又怕因为我的身份问题给他们带来麻烦。

“如果重活一次,我依旧会选择大陆”

1994年,我第一次回台湾。当时弟弟帮我把手续、机票都办理好,外甥亲自前往香港接我,我什么都没操心就到了台湾,家人给我的感觉特别贴心。

当时,时任宜兰县的县长通过朋友转告我,希望请我吃饭,我斟酌了一下,但想着是两岸友好交流的好机会,就去了。我在东京时,经常参加华侨的活动,《华侨日报》常登我的名字,所以也称得上“名人”。在饭桌上,我一直在宣传大陆的各种利好政策,并告诉他们大陆蓬勃发展的情况,他们也只好洗耳恭听,全程没搭上话。

那次,我在台湾待了两个多月,小学的同学会特别热情,还特意开了个欢迎会。互相介绍后得知,全班就我一个人在大陆。

至此之后,我再也没回过台湾,跟亲人都是通过书信、电话联系。现在,除了大姐,其他兄弟姐妹都来过大陆了。他们没事时就会来大陆旅游,不过一般都会选择北京这个城市,因为有我在嘛。妹夫喜欢登山,所以经常和台湾志同道合的爱好者或者登山运动员来大陆游玩,基本都住我这。大家都很喜欢大陆。

我和太太是1957年年底,通过一个在外国语学院当教授的老乡认识的。1959年,我们在大陆结婚,生有一个女儿。太太退休比较晚,有一段时间去联合国工作,联合国大会参加了几次,做速记审稿。

我有挺多老照片的,都是回台湾时,弟弟帮我翻拍的。和台湾亲人没有办法照全家福,因为家族太大了。我第一次回台湾的时候,觉得台湾的整体生活水平要比大陆高一些,但现在看来大陆已经远远赶超了。以后,即便我去世了,也不愿意回去了,葬在大陆就好。如果让我重活一次的话,我依旧会选择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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