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特殊关系”的逻辑

文/王俊生

中朝“特殊关系”的逻辑

文/王俊生

“特殊关系”似乎成了国际社会对中朝关系的流行界定，但围绕中国为什么要构建这种“特殊关系”，国内外均存在颇为激烈的争议。比如，究竟什么是“特殊关系”？中国为什么在世界的疑惑中付出巨大资源与朝鲜发展和维持这种“特殊关系”？中国放弃这种“特殊关系”真的符合美韩两国以及中国利益吗？有鉴于此，本文以中朝两国“特殊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时间段为介于中朝两国处于同盟关系和所谓“普通关系”这段时期，也即从邓小平时期到2011年年底朝鲜新领导人上台这段时间。

中朝“特殊关系”的历史回顾

邓小平时代之前，中国与朝鲜属于典型的同盟关系。这一方面由于两国于1961年7月签订《中朝友好互助条约》，这是标准的军事同盟条约，通过这一条约将朝鲜战争时期中朝两国形成的同盟关系延续了下来。另一方面，这种同盟关系在当时也受到中国领导人承认。

中国进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时期后，尽管该时期《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仍生效，但两国关系已不能算是同盟关系了。其原因之一在于基于历史经验与当时国际环境变化，中国明确放弃了结盟外交原则，开始奉行不结盟外交。第二个原因在于这一时期中韩关系的松动，使得中朝同盟关系失去了动力。

尽管该时期中朝关系已非同盟关系，但两国关系在这期间的紧密程度仍远非一般国家间关系所能比拟的。如金日成是邓小平会见最多和陪同在中国参观最多的外国客人。进入新世纪，尽管中韩关系迅速发展，但中朝两国的“特殊关系”继续得到延续。2010-2011年，金正日同志拖着病体三次访华，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同志于2010 年8月在金正日访华时还专程到吉林省长春市与其会见。2011年12月，金正日逝世后，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等所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均赴朝驻华使馆吊唁，这在中国对外关系中也极为罕见。

金正日去世后，朝鲜新领导人金正恩上台，尽管中国第一时间承认并支持其接班人地位，但随后中朝两国的战略分歧开始浮出水面，这突出表现在有关朝鲜拥核问题的立场上，中国外交部也开始公开称两国关系为普通的国家关系。两国的特殊性正在“褪色”，围绕“中朝关系应该向何处去”也因此成为一个极富争议且迫切需要回答的政策与学术议题。

复杂战略平衡的产物

究竟是什么促使了中国构建与朝鲜的“特殊关系”？从逻辑上讲，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关键地区大国而言，在朝鲜半岛上面临的外交环境极为复杂，对朝外交应该是一个从战略高度进行多方平衡的产物。

首先，中国需要维护朝鲜半岛地缘政治结构的相对平衡。20世纪80年代随着“汉江奇迹”，韩国经济实现了迅速发展，在朝韩实力对比上朝鲜开始处于明显劣势。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格局发展更加向着严重不利于朝鲜的方向发展。原东方阵营内国家纷纷与韩国建交，承认韩国地位，而朝鲜却没能实现与西方阵营内主要国家关系的正常化。朝鲜在国际上“被孤立”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顾不暇，在帮助朝鲜上力不从心。这种情况下，中国客观上不得不通过构建与朝鲜的“特殊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来弥补半岛的严重结构失衡。正因为如此，1992年中韩建交后，中朝关系一度陷入低谷，但中朝两国的军事代表团并未因此停止交流。中国也不愿轻易地对朝鲜施加压力，特别是不愿动辄以中断或减少物资供应对朝施压，因为这样只会进一步增加半岛的不平衡结构。

其次，中国需要维护在朝鲜半岛上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平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外交战略也要服务于这一大局，由偏重意识形态转向了偏向务实的国家利益方面。在经济发展上实现了巨大成功的韩国，开始逐渐成为中国加强经济合作的对象。因此，经济利益在中国朝鲜半岛政策上的权重开始增大。自2003年，中国成为韩国海外的第一大投资对象国。截至2014年年底，韩国已连续13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韩国对于中国实现经济利益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韩国及其后台美国政治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当时中美间建立的针对苏联的同盟关系是基于对付共同的对手，而美国并未放弃其一贯的反社会主义立场。因此，中国从自身利益出发需要继续重视自己传统盟国中的那些仍具备“特殊关系”的中小国家，朝鲜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韩国日益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增强，也强化了中国寻求对韩国的经济利益与对朝鲜的政治支持两者之间的平衡。

再者，历史与现实的平衡，尤其是领导人个人友谊与现实国家利益的平衡。在经贸领域，中国与韩国关系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与朝鲜的关系，但与此同时，历史因素与两国领导人个人情谊又成为了延续双方“特殊关系”的重要动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源自两国革命年代并肩战斗结下的革命情谊，影响着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中朝关系的理解。1994年7月8日，金日成主席去世后，邓小平在唁电中高度评价两人私人友谊。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期，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这种特殊友谊虽然远远比不上邓小平与金日成在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友谊，但这种特殊友谊仍然存在，在这方面“传帮带”起到重要作用。

最后，这一时期发展与朝鲜的“特殊关系”不仅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维护了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利益。朝鲜韩国互相为敌，都希望以“吃掉对方”的方式实现统一。面对美韩同盟，中国通过与朝鲜发展“特殊关系”能促使南北方保持克制，实现和平共处。该时期朝鲜半岛多次发生危机，最终都和平落幕，不能不说中国与朝鲜的这种“特殊关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影响中国发展对朝“特殊关系”的因素并未消失

在很长一段时期中朝两国“特殊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从中国角度看，这种“特殊关系”不是由某个领导人的好恶形成的，也不是单纯意识形态因素决定的，而是复杂战略平衡下的产物。今后是否要调整、乃至抛弃这种所谓的中朝“特殊关系”，从根本上要看维系这种“特殊关系”背后的复杂战略平衡因素是否仍然存在。

围绕中国对朝政策的战略环境因素已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第一，韩国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价值进一步增大，而且对于中国的政治价值也在增大，这典型反映在朴槿惠总统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第二，公开资料显示，作为50后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同志与80后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志显然还没有建立起历史上中朝两国领导人那样的私人友谊。

尽管如此，当前影响中国发展对朝“特殊关系”背后的复杂战略因素仍没有发生本质变化。第一，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结构失衡不是减轻了，而是加剧了。在经济发展上，韩国发展速度仍然较快，朝鲜却依然没有走出困难局面。在国际环境上，韩国也取得了相对于朝鲜的进一步优势。中国在维持朝鲜半岛地缘政治结构平衡上的杠杆作用仍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替代的，中国不得不继续承担这一责任。第二，尽管中韩两国政治外交关系增强，韩国对于中国的政治外交价值增大，但仍没有达到可以替代朝鲜的程度。其一，美韩同盟、中美竞争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其二，朝鲜半岛问题的任何解决方式与未来安排都无法缺少朝鲜；其三，中国重视周边外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需要朝鲜的支持。第三，朝鲜战争的影响仍然不可抹去，历史因素仍是中国发展与朝鲜关系的特殊纽带。

进一步发展中朝关系的战略思考

对于今后的中朝关系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复杂战略环境下的平衡。

首先，要继续加强中朝政治关系，为此要管控舆论。像对任何双边关系的影响一样，舆论在中朝关系上也起到双重作用：侧面传递中国政府立场、反映真实民意并因而也是民意的“宣泄口”，此番“弃朝论”也是如此，但其程度已不利于下一步中朝政治关系转圜及其平稳发展。

其次，要引导美韩走出“施压—半岛局势紧张—再施压—再紧张”的恶性循环。不仅美国应为当前的半岛局势负责，而且朝鲜所要的安全保障与国际环境改善也只有美国参与才能得到满足。为此要加强中美协调与合作。经验表明，中美（以及韩国）协调被证明是较为有效的手段，要始终坚持原则、传递清晰信号，做到“硬的更硬、软的更软”。通过实际行动彻底打消朝鲜的“只要坚持，中美最终会采取‘印巴’方式接受其为核武国家”的幻想。

再者，要思考如何与朝鲜实现共同发展，将其纳入地区多边经济合作机制。一方面要思考如何发挥中朝经济合作的引领和中国援助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应帮助朝鲜逐步加入该地区多边经济合作机制，这包括中国推动的亚投行、“一带一路”建设、俄罗斯的“远东开发”计划以及韩国的“欧亚倡议”等。

最后，应考虑如何将朝鲜半岛停战协定转变为和平协定。半个多世纪以来，朝鲜半岛战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半岛局势紧张状态居高不下，也表明朝鲜半岛需要新的和平机制来规范相关行为体的行为。中国应致力于推进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以取代停战机制，促进半岛的稳定与和平，这显然有利于中朝关系稳定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摘自《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1期；原题为《中朝“特殊关系”的逻辑：复杂战略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