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
——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

文/狄金华 郑丹丹

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
——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

文/狄金华 郑丹丹

近年来有关研究指出，中国的农村家庭养老出现了困境，阎云翔将导致农村老年人赡养资源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孝道的衰落和“无公德的个人”兴起。针对“对父母赡养资源供给不足”现象尚需更为细致的分析，需要辨析至少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无公德以及伦理沦丧的界定问题；第二，无公德以及伦理沦丧的动因问题。本研究试图回应这两个问题，即拟以费孝通对“抚育—赡养”关系三个时期的分析作为出发点，试图通过引入代际关系链来探析农村家庭养老中“养老资源匮乏导致养老危机”现象背后的伦理议题，探讨其实质及动因。

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分类与假设

对于一个完整的成年家庭而言，其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的状况，其家庭资源需要在三代之间进行分配。当子代减少了对亲代赡养资源的供给，并不必然是因为“无公德个人的兴起”，其行为亦不必然导致子代自身“福利”的增长，他可能将资源更多地用于帮扶自己的子代。本研究依据家庭资源分配中的代际优先性提出一种分类方法，即将家庭资源分配中的“亲代优先性”和“成年子代优先性”结合起来，把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分成4个亚类型，即上下位平衡型、上位优先型、下位优先型、自我优先型。从家庭资源代际分配中的利己和利他来区分，四种亚类型中，唯有自我优先型是将自我（含配偶）的使用置于优先位置，才可以称之为“伦理沦丧”或者公德丧失。下位优先型虽然与传统的“上位优先”型不同，不符合传统孝道伦理对家庭资源代际分配的要求，但并不能因此说这是一种“伦理危机”或“伦理沦丧”的现象，它或许只是“伦理转向”的表征。

本研究借由上述家庭资源代际分配的理想类型作为解析框架，对“赡养资源供给缺乏凸显养老中的伦理危机”的现象进行深入剖析后发现，在排除家庭资源绝对稀缺的状态下，出现亲代赡养资源匮乏者主要存在两种资源分配方式的家庭之中，即自我优先型和下位优先型的分配，而这两种分配类型背后事实上存在着两种具有竞争性的解释：家庭现代化理论和伦理转向假说。

数据、模型及变量处理

本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数据调查（CHARLS）2011年基线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由于本研究希望将第三代纳入分析框架，因此选择的具体家庭是以被抽中的调查者为成年代，必须同时包括不同住的亲代（父母或者公婆、岳父母）和子辈（孩子或者孙子）。最终我们选取了符合上述条件的2624位45岁以上农村被访者作为具体的分析对象。

本研究以“对亲代的经济支持”“对子代的经济支持”为因变量，以教育程度、非农务工经历、非农收入占比、社区开通公共汽车等为自变量，以城乡属性等基本人口学特征及地区变量为控制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考虑到代际支持有相互性，个体对亲代和子代进行经济支持的同时，他们的亲代和子代也可能同时在对他们进行着代际支持，所以我们的模型因变量分为提供的经济支持量和提供的净支持量两类。数据显示，由于被调查者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均值为56岁），样本的教育程度和年收入均较低，平均年收入仅为2938元，超过四成人有外出务工经历，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不足五分之一，超过半数村庄通了至少一路公共汽车。

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

人们对亲代的经济赡养资源提供很有限，平均只有635元，剔除父母对自己的支持之后的净支持金额均值更是低达519元；相反，亲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力度则大得多，支持量和净支持量分别为11875和9050元，是对父母经济支持的近20倍。数据还显示，对亲代的经济支持总体而言差异（标准差）较小，而对子代的支持差异程度非常大。在引入现代化要素进行分析发现，不论哪个群体，人们对亲代的经济支持都远远低于对子代的经济支持。总体而言，人们的现代化程度越高，他们的代际支持水平越高，不论对亲代还是子代的经济支持都越多。

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个人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经历、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社区通公汽情况等衡量现代化程度的指标对个人的代际支持供给有正向影响。换言之，现代化程度越高的个体，他们对亲代和子代的经济支持都越多。因此可以谨慎地认为，目前中国农村养老问题中的伦理沦丧现象也许并不成立，用家庭现代化理论来解释伦理沦丧更是不合适的。

抛开代际经济支持的量而单单考察比率，可以发现：超过一半的农村居民不给父母经济支持，也不从父母处获得经济支持，维持一种平衡；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村居民与子代之间形成了这种代际经济支持的平衡；然而，四成以上的农村居民确实是为亲代提供了经济支持的，反而需要父母为自己提供经济支持的人所占的比例仅为2.4%。从经济支持的代际差值来看更为清晰：给子代钱多过亲代的比例仅为27.4%，给亲代钱超过子代的比例则高达46.2%。可见，在农村相当多的家庭中，对亲代的支持尚多于对子代的支持，优先养老者占比是最大的，家庭资源的分配中仍具有明显的“传统”色彩，这说明“伦理沦丧”的论断确实可能更多是基于农村调查中的极端个案。

把家庭代际支持拆分为日常代际支持和非日常代际支持后发现，农村居民给亲代提供的日常经济支持平均为557元，非日常代际支持仅为99元；给子代提供的日常经济支持为1489元，是对亲代支持的两倍多；非日常经济支持平均高达9374元，几乎是亲代的100倍；同时，对子代经济支持中的差异性比亲代要大得多；对亲代的非日常经济支持标准差为2257元，子代则为34431元。可见，不是更多人资助子代，而是资助子代的人中有一部分资助金额非常大，导致了前述的部分数据结果。

到底有没有出现“下位优先型”的资源分配格局呢？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结构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模型分析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非农收入占比每增加10%，其为亲代提供的经济支持在总支持中所占比例会提高0.36%，所处社区开通了公共汽车的农村居民为亲代提供的经济支持在总支持中所占的比例会高出6.55%。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更高以及个人收入更高的农村居民对子代经济支持占的比例也会更高。因此，可以判断现代化要素有些提高了对亲代的支持比例，有些则提高了对子代的支持比例，这部分验证了伦理转向假设。

数据发现：在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中，对亲代赡养资源的供给具有刚性约束，即无论如何子女都不能“克扣”老人的赡养资源，虽然这一资源的供给水平并不高；但对子代的帮扶资源供给则具有软性约束的特点，在家庭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个体可能对成年子女的帮扶不会太明显，一旦条件允许，个体将不断增加对子女的帮扶。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在将家庭资源的分配行动置于完整的代际链（三代）之中予以考察后发现：首先，农村居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并未呈现“伦理危机”，上位优先型的资源分配方式仍占据重要位置；其次，导致部分家庭赡养资源供给不及的原因并不总是“伦理沦丧”，其中由“伦理转向”所导致的下位优先分配原则凸显也可能是造成亲代赡养资源供给不及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拓展性地对以下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养老困境：“伦理沦丧”的想象基础

对CHARLS的总体数据中农村70岁以上的样本数据（1506人）进行分析后发现，在70岁以上、觉得自己身体不好、认为自己家的生活水平属于“贫困”的被调查者中，有21人没有从孩子处获得经济支持。这说明在现实的生活中确实存在一部分老年人养老面临困境，当研究者进入田野时，总是可能接触到这些生活处于困苦状态的老人，研究者发现其面对的被访者生活困苦同时又未能够从自己的子女处获得赡养资源时，往往会直接地在老人生活困苦与子女未尽养老责任联系起来，进而感慨家庭养老的危机业已折射出伦理沦丧，并将这种个案所折射的逻辑进行外推。换言之，“伦理沦丧”论断的产生可能是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中接触到生活困苦的老人，并获悉老人未获得子女赡养资源供给后，在“亲代—子代”两代代际互惠的框架之中进行了学术想象。

（二）“恩往下流”、老人福祉降低与代际责任软约束

“恩往下流”是对代际链中家庭代际资源分配特征的一个形象描述：在现实的养老实践中，年老的父母总是自觉选择对自己高标准要求，同时对子女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对此，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能是社会分化与社会竞争的加剧“倒逼”老人自行降低自己的福祉，以促进子女在乡村社会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如果借由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概念，可以发现“恩往下流”背后正体现着代际之间责任的“软约束化”。这种代际责任软约束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父母会主动降低自己的福利要求、成年子女不断推进对年老父母的“代际剥削”、社区情理对代际责任的履行不再具有强约束力。

（狄金华系华中农业大学社会系副教授，郑丹丹系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摘自《社会》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