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怨交织的中越关系：回顾与展望

文/黄军甫

恩怨交织的中越关系：回顾与展望

文/黄军甫

在中国与所有的周边国家关系中，中越关系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由于相似的文化、相似的意识形态，也由于存在众多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社会发展愿望，中越之间一度亲如一家。但由于在领土、发展模式及在亚洲事务中的作用等问题上双方有不同的利益和诉求，中越之间不时有摩擦、有冲突。近70年来，中越恩怨交织，风雨苍黄。

值得关注的中越关系

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间里，越南在中国外交事务中经常被忽视。较之于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等周边国家，越南长期没有进入许多中国人的视野。然而，2012 年6月21日，越南国会通过了《越南海洋法》，以法律形式向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声索主权。按照越南这一法律，二战后较长时期里国际社会没有异议的九段线内的中国领海都是越南的。一石激起千层浪。越南的逆天行为激起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反弹。除了舆论上的口诛笔伐，中国在行为上也针锋相对，为捍卫主权，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2012年6月23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发布公告，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海域开放9个区块，共160124.38平方公里，允许外国公司进入合作开发；2012 年7月24日，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及南沙群岛的三沙市政府成立大会揭牌仪式在西沙永兴岛举行；2014年5月，中国在西沙群岛海域建立钻井平台；2016年1月，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永暑礁新建机场进行试飞等等。中国人的主权声索行为同样引起了越南的强烈回应，不仅反华声浪四起，而且导致了2014年5月的反华暴力事件。越南民间与政府同声相和的反华、仇华行为，愈演愈烈。

中越在南中国海的博弈终于引发了中国人对越南的强烈关注和兴趣。

事实上，越南值得中国人关注的因素远不止此。在所有周边国家中，越南与中国交往的渊源最深、最长。早在公元前111年，汉王朝分兵三路攻打割据一方的南越政权，取胜后在今越南境内建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越南成了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此后，汉人南下，在今越南境内办学校、兴教育。以汉字为载体，以儒教为内核的中国文化逐渐成了越南文化的重要成分。此后，中越之间分分合合，恩恩怨怨，但始终剪不断，理还乱。直到19世纪末叶，法国人对越南进行殖民统治，伴随着汉字的废除及其他去中国化的举措，中越之间渐行渐远。

但共产主义运动和实践最终又把中越绑在了一个战车上。众所周知，越南共产党一开始就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和帮助。越南党的领袖胡志明对中国文化及中国革命一直心存敬意。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使中越两党生死相依，荣辱与共。革命中双方建立了“同志加兄弟”的血盟关系。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和毛泽东口头上有过分工：欧洲共产党由苏联领导，亚洲共产党由中国领导。基于这样的共识及越南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越南共产党和越南北方政府的领导人，在很长时期里自觉接受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的指导。在诸如土改、镇反、整风，甚至鸣放等问题上，越南对中国都是亦步亦趋。因此，研究中越关系的美籍华人专家程映虹评价道：“1949年到60年代，北越主要是受到中共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但是军事和经济援助，更是制度和政策。”

虽然，对于中国的帮助和指导，越南党内外有不同看法。但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前，中越两党、两国的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在意识形态、时代特征、地缘政治及历史等问题的看法，双方总体上是有共识的。在最敏感的南中国海归属问题上，越南共产党这一时期也明确支持中国的主权声索。众所周知，就领海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曾于1958年9月4日发表过如下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同大陆及其沿海岛屿隔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

同年9月14日，越南总理范文同照会中国总理周恩来，承认中国“1958年9月4日所作的关于中国领海的决定和声明”。与此同时，越南外长及其他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承认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全部主权要求。

但是，1975年上半年，越南甫一统一，便出尔反尔，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中国领海声索主权，并趁南越政权溃败之际占领大量的南海岛礁。与此同时，越南逐渐走上了在战略上敌视中国的道路。最终，中越两党、两国口血未干，反目成仇，兵戎相见。然而，即便如此，中越两国之间的交往并未完全中断。1986年，越共老一代领导人长征担任总书记，果断向中国学习，推行“革新开放”政策。1990年，借参加亚运会开幕式之机，越南领导人武元甲访问中国。中越关系逐渐正常化。尤其是1999年《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和2000年中越《北部湾划界协议》等文件签订，中国主动放弃发卡山和白龙尾岛等争议领土的主权。越南一度是相当感激的，中越关系很长时期内呈现一派祥和。2004年1月20日的《日本时报》对此评论道：“今天，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使得中国和越南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密。而且中国的影响力似乎也在越南扎下了根。越南的上层人士坦诚地说要学习‘中国模式’。”

不幸的是，最近几年来，随着一些地区性和全球性域外大国对南中国海事务的公开介入，尤其是美国推行所谓重返亚洲战略，越南人开始心理失衡，欲借外力挑战中国。但即便如此，中越关系并未严重倒退。其间，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分别成功访问对方。更重要的是，双方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2014年中越贸易额高达600亿美金，而2015年则达到了900亿美金。两国政府商定，争取使中越2017年的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金。中国目前已是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越南则是东盟内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未来，在诸如“一带一路”战略、亚投行的发展及“两廊一圈”建设等方面，中越都存在广阔的区域合作空间。

需要反思的中越关系

对于中国而言，越南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总体而论，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处理与越南的关系上，存在不少需要反思的地方。笔者在发表于本刊的《冷战话语下的中朝、中日关系回望》（2016年第2期）一文中曾经提及过：中国立国后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往往受制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使外交服务于世界革命的战略。

这种基于冷战的理念和思维表现在中越关系上，首先就是以国际主义代替民族主义，混淆中越民族的界线。越南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同其他党一样，内部存在分歧和斗争，有所谓的本土派和亲华派之争。以黎笋、黎德寿、范文同为核心成员的本土派势力很大，其主张也比较接地气，符合越南国情。但中国党和政府在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借助于胡志明在越南党内的威望和对中国的敬畏，在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问题上不厌其烦地“指导”越南，过多地介入其内部事务。这不仅令越南人反感，而且也不免唤起了越南人有关中越关系历史的不快记忆，从而使越南人对中国由怨生怕，由怕生恨。所以，1969年胡志明离世后，越南共产党逐渐疏离中国，并利用中苏矛盾，借力打力，游走于二者之间。1975年，南北国土刚刚统一，越南便与中国公开反目，并与苏联结成战略同盟，反华排华，叫板中国。

其次，以意识形态代替国家利益，混淆地缘政治与经济界线。正因为中国在冷战期间高扬世界革命的旗帜，把越南革命视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而越南的事情就是中国的事情。越南有困难中国就要慷慨相助，不计成本。据资料显示，在越南统一之前，中国给予越南的各种援助，按当时的汇率计算，至少有200多亿美金！大家不要忘记，马歇尔计划总共才花掉了131.5亿美金。巨额的援助换来的不是友谊，却是越南人的仇恨。

立足于今日全球化的背景回望这段中越关系史，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激情业已燃尽。在全球化的当下，虽然我并不认同尼采所谓的“上帝死了”，但我却承认归属上帝的价值确实已经不多。世界越来越理性化、世俗化。在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必须厘清政治与经济、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使外交永远服务于自己的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安全。

就中越关系而言，我们反思过去，就必须要坚持理性、平和的态度，不能立足于意识形态而进行道德主义的评价。不然，就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冷战逻辑：对越南，要么神圣化，要么妖魔化；要么是同志加兄弟，要么是敌人和对手。程映虹先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得好：“今天回过头来看，中越关系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要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把对方美化或者丑化，偶像化或者妖魔化。国家关系不要拿来为国内政治服务，尤其是为思想意识形态服务。”

今日，中越关系错综复杂，双方利害纠葛，恩怨交织。为此，我们必须吸取历史教训，把“上帝的交给上帝，凯撒的交给凯撒”，一切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依归，使政治服务于经济、服务于国家安全环境的建构。在涉及到诸如领土、领海冲突等敏感问题时，切忌泛道德主义的喧嚣。当强则强，当弱则弱，争锋相对，据理力争。但斗争必须有理、有利、有节，以斗求和，斗而不破。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