烫恩伯德伦理困境

王彬彬

几年前去台湾，在台北的“诚品书店”买了一堆书，其中之一，是《风起云涌1949》，编著者是王擎天，2010年出版。这书，算是1949年国共相争史，但有大陆和台湾的“两岸史观”对照。彼岸的史观，依据的是“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的历史叙述；此岸部分的“资料来源”，则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室”。在从那岸回这岸的飞机上，翻读这本书，觉得饶有趣味。这且不说它，只说说汤恩伯这个人。

《风起云涌1949》，每章后面，附有本章出现的将帅简介。在1949年的时候，汤恩伯是国民党方面特别“要”的要人。这年年初，汤恩伯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统帅45万大军，负责东起上海吴淞口、西至江西湖口800公里的长江防务，防区内的各省主席都受其节制，各省物资任其调配。到了8月，长江失守了，京沪杭都被解放军解放了，汤恩伯又到厦门接替朱绍良担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政府主席。《风起云涌1949》在彼岸部分这样介绍了汤恩伯：

抗日战争时期，因台儿庄会战的功绩，被称为“抗日铁汉”。但在国共战争后期屡战屡败或不战而败，唯运送国家财物及军队这点上颇有功劳。早年受到陈仪的栽培，但当陈仪有投共之心且劝汤并进时，汤却将其心意向蒋介石告发，导致陈仪被处死。从此他背负了“卖师求荣”的骂名，受人轻视。汤恩伯因此精神忧郁，情绪低落，原有的严重胃病复发。医生诊断为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癌，建议他去美国治疗，但汤恩伯无法负担去美国治疗所需的巨额费用，只好去日本担任台湾驻日本军事代表，在日本进行了三次手术。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最后一次手术中，因医疗事故死在手术台上，终年五十四岁，由于汤在抗日战争杀了许多日本人，传说令汤在死前痛苦不已的医生，可能是记恨此事，故意不施打麻醉药，让他在手术台上挣扎不已，力竭身亡（第 141 页）。

这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对汤恩伯的盖棺论定。说汤恩伯是因为台儿庄会战而被称为 “抗日铁汉”，其实并不准确。汤恩伯是“抗日名将”之一，而其“抗日名将”称誉的获得，是因为1937年的南口战役。这一点下面再说。这短短的介绍中，提到了汤恩伯“出卖”陈仪而背上“卖师求荣”骂名之事。在汤恩伯五十多年的人生中，有几件影响其命运的大事，而“出卖”陈仪则是几件大事之一，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事。倘若没有这件事，汤恩伯可能不会死得这么早。当“恩师”陈仪决意投共并力劝汤恩伯“并进”时，汤恩伯便陷入了一种伦理困境。要处理好这件事，是极难极难的。汤恩伯没有处理好，终于让自己背上“卖师求荣”的骂名，让人唏嘘不已。

一在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中，陈仪不属于顶尖级的知名人物。一般人可能不知道陈仪，但熟悉鲁迅生平的人，应该知道这个人，因为陈仪是鲁迅在军政界的少数几个好友之一，多次出现在鲁迅日记和书信中。鲁迅与陈仪的关系，值得单独说说，此处姑且不论。

陈仪，字公侠、公洽，1883年生，绍兴人。据严如平、贺渊合著《陈仪全传》，陈仪1898年考入杭州求是书院。求是书院是浙江大学的前身，当时是浙江第一所新型高等学府，在全国也是名校。能进入求是书院学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有很好的经济条件，鲁迅当年也很想进求是书院，无奈家境窘迫至极，只得到南京上军校。陈仪父亲经商颇成功，故能供其上求是书院。1902年，陈仪通过考试，获得官费留日资格，遂东渡日本，先入成城学校，后又入日本陆军测量学校、炮兵射击学校学习。1904年，陈仪在日本加入光复会。1906年，陈仪又考入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1907年11月结业，陈仪于是结束第一次留日生涯，回国后到北京，任清廷陆军部科员。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1月，浙江光复，蒋尊簋被推为省都督。蒋尊簋是陈仪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遂邀陈仪到杭州出任都督府军政司司长。不久，辞职而去。1914年，袁世凯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陈仪应召进京，任统帅办事处参议。

陈仪任袁世凯的统帅办事处参议期间，有一事值得一说。袁世凯称帝前夕，蔡锷在长期准备后乔装打扮、秘密离开北京，袁世凯知悉后派二人追寻，一人是蒋百里，一人是陈仪。蒋、陈二人追到天津便回京了，以“追不到”向袁复命。但据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中说，蒋、陈在天津其实是见到了蔡锷的。陶菊隐说：“蔡与袁未破脸，到津后仍以养病为由电袁辞职，袁是老于做戏的，明知黄鹤一去不返，还想派蔡的好友百里赴津劝他回来。百里将计就计，到津后在得意楼旅馆和蔡谈了一整夜的讨袁军事计划，蔡请他仍回北京探听袁的虚实。百里回京后向袁报告：‘松坡未知去向，在津未曾找到。 ’”（1）陈仪与蒋百里、蔡锷也早就相识，是多年朋友。如果蒋百里在天津真的与蔡锷密商讨袁计划，陈仪当然也会在场。

从天津回来不久，陈仪辞去了总统府统帅办事处参议的职务。1917年，陈仪再度赴日留学。这回，陈仪选择了日本陆军大学。1920年，陈仪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后却没有立即进入军界，而是做了三年商人。陈仪父亲本在上海经营银行、钱庄，陈仪回来后接替父亲打点金融事务，又与友人合资，在江苏东台创办了垦殖公司，种植棉花、玉米、大豆等。（2）

1924年，浙江督军卢永祥与江苏督军齐燮元之间的江浙战争爆发，福建督军孙传芳率兵由闽入浙，与齐燮元一起夹击卢永祥，卢永祥兵败下野、远走日本。陈仪与孙传芳本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陈仪是第五期生，孙传芳是第六期生，说起来陈仪还是孙传芳的学长。当孙传芳兵逼杭州时，浙江省省长兼浙二师师长张载阳和省警务处处长夏超，请求陈仪劝孙罢兵，以免杭城遭受兵燹之灾。陈仪不假思索便答应了，迅即从上海赶到浙江桐庐，面见孙传芳，在劝说孙息兵的同时，也代表浙江军政当局向孙传芳输诚。既然不战而可得浙省，孙传芳何乐而不为？于是，在陈仪陪同下，孙传芳到了杭州，入主浙江。孙当了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备督理后，请陈仪出任浙一师师长，于是陈仪结束商务生涯，到杭州当师长。（3）

就在这时，年轻的汤恩伯出现在陈仪面前。

汤恩伯是浙江武义县人，1900年出生。据邹伟平、章瑞年合著的《汤恩伯传》，汤恩伯1919年夏从浙江体育专门学校毕业，又参加浙江警察巡官养成所的培训，结束培训后，先后在湖州、武义等地任巡官。在每一地任职时间都不长。在几地当了一段巡官后，汤恩伯离开浙江到广东，进入吕公望开办的援闽浙军讲武堂学习军事。吕公望是浙江省前督军、省长，其时在广东任护法军援闽浙军总司令。在讲武堂学习期间，汤恩伯成绩很优异。1920年从讲武堂毕业，到浙江陆军第一师任班长、排长。但这段军旅生活也不长，因为所在部队溃败，汤恩伯只得回到家乡。1921年，汤恩伯与同乡好友童维梓一同赴日留学。汤恩伯考入东京明治大学法科，专业是政治经济学。在日期间，汤恩伯经济上依赖童维梓资助。1923年，童维梓因父亲病故而回国，汤恩伯便在日本也生活不下去了，只得也回来了。（4）

汤恩伯还是不能忘情于军事，极想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必须有两名高级官员推荐，这对于位卑身微的汤恩伯来说，是第一重难关。非官费留学，经济上有不小的负担，这对于家境贫寒的汤恩伯来说，是第二重难关。这时候，经人引荐，汤恩伯见到了陈仪。陈仪大概看出了汤恩伯是可造之才，愿意尽力帮助他。陈仪两度留日，在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都学习过，在清廷和袁世凯麾下都供过职，现在又是浙军第一师师长，作为推荐人，自然是合适的。经济上，陈仪则应允每月资助汤恩伯五十大洋。这样，汤恩伯便可以实现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梦想了。汤恩伯1924年进入日本士官学校，1926年学成回国，这期间，每月五十大洋的资助，陈仪肯定是月月兑现的。

陈仪资助汤恩伯的五十元，是公款还是私费，有两种说法。严如平、贺渊合著的《陈仪全传》说：“汤恩伯……正在走投无路之时，经同学徐逸樵引荐，得以求见浙一师师长陈仪。陈见汤为人朴实，又有留日基础，乃慨然允诺每月资助五十元（银元）再去日本留学。汤感激涕零，跪拜称陈为‘恩师’、‘义父’，为铭记陈之恩德，改‘克勤’名为‘恩伯’。此后二十余年，陈仪视汤为亲弟子，不断关爱汤之仕途，需要时予以举荐、说项，爱护备至。汤亦知恩图报，多年一直对陈尊崇不移，恭敬有加。至于最后汤的卖师求荣，陈遭蒋介石之杀害，乃是后话。”（5）

邹伟平、章瑞年合著的 《汤恩伯传》，说汤1924年3月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地寻求进日本士官学校的推荐者和经济上的资助者，但四处碰壁，后来见到了陈仪，才解决了问题：“1924年5月，经陈仪等人举荐，汤恩伯得以被保送并得到官费每月50元的资助。于是汤恩伯重返日本，考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步兵科，专修步兵专业。从此，汤恩伯视陈仪为恩师、为义父，一直尊称陈仪为‘先生’。陈仪也成为了汤恩伯心目中的三大恩公之一。”又说：“1926年，正值北伐军会师长江流域的时候，怀揣理想和抱负的汤恩伯回国。陈仪任命他为浙江陆军第一师学兵连连长，继之升任少校参谋。为感激恩师陈仪，从此改字恩伯。 ”（6）

《陈仪全传》没有明说陈仪资助汤恩伯的钱是公款还是私费，但从前后文看，这钱是陈仪私人收入，是陈仪个人在资助汤恩伯。而《汤恩伯传》则明说是陈仪为汤恩伯争取了公费留学的资格，每月五十元是公款。两相比较，《陈仪全传》的说法更可信。应该是陈仪以个人收入资助了汤恩伯。如果仅仅是为汤恩伯争取了公费资助，汤恩伯不至于那样感恩戴德。再说，要争取“保送”和“官费”，应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办理的。

《汤恩伯传》说汤恩伯一生有三大“恩公”，其他二人，是蒋介石和张治中。

二从1924年到1949年，二十五年间，陈仪和汤恩伯都在仕途上有巨大的 “进步”，都让自己成为了“党国要人”。

陈仪本是孙传芳的部属，属于北洋军阀的阵营。但在北伐军逼近浙江时，陈仪主动向蒋介石投诚，这算是陈仪军政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1925年11月，孙传芳在南京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部并自任总司令，同时任命陈仪为徐州总司令，率部驻扎徐州。据《陈仪全传》，当北伐军打到江西时，孙传芳又命陈仪署理浙江省长。所谓署理，就是暂时代理之意。当孙传芳在江西与北伐军正打着时，陈仪却请陈其采赶赴南昌，向蒋介石表示输诚之意。陈其采是陈其美胞弟，而陈其美是蒋介石的“义兄”，颇有恩于蒋介石，陈其采的两个侄儿陈立夫、陈果夫此刻正在被蒋介石重用着，陈其采的面子当然很大，再说，不战而占领浙江，本就是大好事，所以蒋介石一口答应。（7）这样，陈仪就成了国民革命军的一员了，并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陈仪全传》后面附有“陈仪生平大事纪年”，现据此对陈仪后来任职情况简略介绍。1927年7月，陈仪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江北宣抚使；1929年4月，任军政部兵工署署长，5月升任军政部常务次长兼兵工署署长。军政部是亦军亦政的部门，是非常重要的机关，可见蒋介石对陈仪的确是器重的。1934年1月，陈仪被任命为福建省主席，10月，兼任福建省保安司令。这福建省主席的职务，一直到1941年才卸去。陈仪在福建主政近八年。这期间，还获得过其他一些军政头衔。1937年9月，被授予陆军中将加陆军上将衔。所谓“中将加上将衔”，就是候补上将。因为上将有名额限制，符合上将条件而暂时无缺可补，就先行赋予上将职权。1939年3月，任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1941年9月，辞去福建省省长等职，离闽赴渝，11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国家总动员会议主任。1942年12月，改任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训练团教育长。1943年10月，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国防研究室主任，年底，奉命筹备台湾调查委员会。1944年4月，兼任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5月，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8月29日，任台湾行政公署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司令，10月25日，代表中国在台湾接受日本投降。（8）

在陈仪的军政生涯中，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在台湾的任职，台湾，某种意义上是陈仪的滑铁卢。如果没有在台湾的遭遇，陈仪后来的命运或许会很不同。

台湾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从日本手里接过台湾并出任战后首任台湾行政长官，这无论如何都说明蒋介石的信任和器重。而陈仪之所以被蒋介石选中，又与在福建的八年任职有关。福建与台湾毗邻，自然条件和文化条件都相近。陈仪主闽政期间，十分注重与台湾的交流和对台湾的研究，省府两度组团访问台湾。第一次组团访台在1934年11月，访问团的名称是“考察台湾实业团”，共二十二人，这次陈仪本人没有参加。第二次组团访台在1935年10月，这次共十二人，陈仪本人参加了赴台考察。陈仪一行在台湾考察了九天。（9）正因为陈仪主政福建八年，对台湾有了解、有研究，所以，1943年才受命筹备台湾调查委员会，1944年才兼任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正因为主政福建八年，对台湾有了解、有研究，而又在抗战后期负责筹备台湾调查委员会和出任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所以，才在日本投降后受命接管台湾。

当然，对台湾有了解和研究，并非陈仪担此重任的唯一原因。资历老、资望深、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刚毅、沉着、清廉，又勇于任事，这些也是陈仪被选中的原因。但台湾被日本殖民了半世纪，现在重新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陈仪要去管理这样一个省，实在是一件艰难至极的事。陈仪终于在这里栽了跟头。1947年二月到三月，台湾发生大规模暴乱，蒋介石最终不得不从大陆派兵镇压。这就是著名的“二二八事件”。在镇压中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争论不休。有的说只死了几千人，有的说死了十几万人。就算只死了几千人，也很不少了，因为台湾岛本来就只有巴掌那么大。出了这么大的事，作为最高军政长官的陈仪，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事件平息后，陈仪便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并获准。1947年5月11日，陈仪从台湾铩羽而归。飞机在南京机场降落。此时，汤恩伯任第一兵团司令，正指挥八个整编师在山东与中共军队作战。据《陈仪全传》，汤恩伯在前线闻知恩师回到南京，还是特意往南京赶，赶在陈仪的飞机降落前到达机场，迎接恩师，并把恩师接到自己的公馆住下。

陈仪之所以飞到南京，是为了接受蒋介石的召见。第二天，蒋介石召见了陈仪。与蒋介石见过后，陈仪到上海定居，住的是汤恩伯的房子。这是一幢欧洲风格的花园别墅，位于窦禄路 （今多伦路）志安坊三十五号，共三层，有一千二百多平方米，原为日本人占据。抗战胜利后，汤恩伯主持上海方面的接收，便将此房作为自己的公馆。现在，陈仪赋闲了，汤恩伯便让“恩公”在这里当起了“寓公”。光有地方住不行，人还要吃饭。没有了官俸，日常的柴米油盐都成了问题。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张群知悉此情后，报请蒋介石批准，每月以车马费的名义发给800元，才算免于饥寒。（10）

三这二十年，汤恩伯也可谓轰轰烈烈、叱咤风云。

1928年3月，蒋介石把在广州的黄埔军校迁到南京，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蒋介石仍当校长，而汤恩伯则进入军校当教官，几个月后，便当上了第六期学生总队大队长。据邹伟平、章瑞年合著的《汤恩伯传》，一个偶然的原因，让汤恩伯被蒋介石和张治中所注意。汤恩伯经常带领学员队伍晨跑，有一次，跑到鸡笼山附近时，被住在北极阁而有早晨散步习惯的蒋介石发现。蒋介石觉得这支队伍朝气蓬勃，便与张治中一起视察这个学生大队，视察中蒋感觉果然很好，当场予以表扬和鼓励。汤恩伯自然兴奋不已，又将自己撰写的《步兵连教练之研究》一书呈送蒋介石，得到蒋介石的肯定。能够在业余时间写出这样的“专著”，说明汤恩伯确非庸常之辈。兵带得好，又能结合“专业”写出“专著”，肯定给蒋介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到了1929年1月，汤恩伯便升任军校教育处副处长，授陆军少将衔。军校教育长原由何应钦担任，1929年5月，由张治中接任。张治中亦很赏识汤恩伯。在蒋介石和张治中的提携下，汤恩伯升迁得很快。到了1929年5月，汤恩伯便当上了教导第一旅旅长。《汤恩伯传》说：

从此，他视蒋介石为“君”，认定蒋介石是自己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他曾经和他的好友葛天等人说：“我只知跟委员长的，我只听委员长的，我对其他人一概不理。”或许，这一点成为了汤恩伯的做人准则，由此，汤恩伯扶摇直上，飞黄腾达，不断晋升，直至成为国民党的三大军事集团的首领之一。或许，也是由于此，汤恩伯才目中无人、居高临下，得罪了李宗仁、陈诚，甚至于做出了“大义灭亲”的举动，最终导致他的悲惨结局的到来。但不管怎么说，当时追随蒋介石，使蒋介石成为他的三大恩公之一，这为他此后的人生征途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11）

在蒋介石对中共“苏区”几次围剿中，汤恩伯都担负重要使命，特别是在最后二次围剿中，表现突出。1932年6月。蒋介石对中共“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此时，汤恩伯任第八十九师师长，从湖北黄安（红安）向黄陂、麻城推进，汤恩伯逐渐显露其战术天才，在碉堡攻势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第八十九师参与的各场战役尚称顺利。他沿途烧杀，对红色政权实行白色恐怖，下令将其部所俘虏的200余名红军将士全部坑杀，被苏区军民称为 ‘汤屠夫’”（12）。

1933年9月，蒋介石对中共“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汤恩伯率部占领了中共“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此时汤恩伯任纵队指挥官，下辖三个师，驻防瑞金。驻防期间，创办中正公学、建造犁庭公园。

1935年6月，汤恩伯部奉命开到湖北通城，消灭了红军徐彦刚师，并将徐彦刚杀害。1935年9月，汤恩伯所部第三纵队改编为陆军第十三军，汤恩伯任军长，随后，汤恩伯率部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10月，又奉命紧急赶往西北，进攻陕北红军。1936年夏，汤恩伯奉蒋介石之命，到陕北绥德县任陕西“剿匪”善后办事处主任。（13）可以说，早在抗战前，汤恩伯就与中共结下了血海深仇。

但真正令汤恩伯声名远扬的，还是在抗战中的表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此时，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正率部驻扎在绥远东部。汤恩伯的第十三军，是蒋介石的嫡系，是蒋介石手中的王牌之一。《汤恩伯传》说：“一支中央嫡系部队在塞北驻扎，当时普遍认为是极不寻常的。”（14）这的确体现了一种深谋远虑。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汤恩伯异常悲愤，发电多通，向有关方面下达命令、问讯情由、请求指示、表达决心。更几番致电南京请战，表示：“俟有明令，当咸抱与倭寇以不共天日之决心。”《汤恩伯传》说：“从这些电文，我们可以感受到汤恩伯的拳拳爱国之情，在国难危急的时候，体现了一位爱国军人的满腔热血和民族气节。”又说：“所以说，汤恩伯官阶的一升再升、平步青云也是有其原因的，除了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外，当时的汤恩伯能吃苦，能打仗，有抱负，这是同僚们公认的。”（15）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可说是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占领了华北大片地区，欲与中国军队主力在华北会战。七月下旬，日军占领北平，然后在南口附近的昌平集结部队，意欲攻占南口。南口是军事要地，被称为“绥察之前门，平津之后户，华北之咽喉，冀西之心腹”。日军如占领南口，则在华北进退自如。7月24日，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见汤恩伯，命令汤率部防守南口，无论如何也要坚守十天半月，为中国方面调动部队、进行全局部署争取时间，并要求汤恩伯在八月初抵达南口布防。（16）

此时，蒋介石为了抗战的需要，在全国划分战区，汤恩伯的第十三军被编入第七集团军，划归第二战区。傅作义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领命后立即行动起来。南口防卫战，打得异常艰苦，汤恩伯以孤军抵挡了日军半个月，做到了蒋介石要求他做到的。战争进行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曾到战地采访过汤恩伯，在报道中写道：

汤恩伯，这个汉子，他不要命了，他确实厉害，十三军从军长到勤务兵，他们全不要命了……他穿一件短衬衣短裤，手指被香烟熏得黄透了。从战争打响以来就没有睡眠的时间了，一切的精神，都用香烟维持着。

他已经瘦得像“鬼”一样，烈日把脸晒出焦黑的油光。那件衣领，原来一定是很合适的，但是现在看去已经特别肥大了，大得足足能伸入一只手去。只有两个传令兵随身跟着他，那些卫兵、勤务兵呢，早已加入火线去了。（17）

据《汤恩伯传》，南口战役，中国方面投入兵力六万人，日军出动约七万人；战役历时18天，歼灭日军一万五千人，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三千人以上，其中第十三军伤亡一万二千六百人，占第十三军二万八千人的45%以上。（18）

延安方面也对南口战役高度评价。8月3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第一集第一卷第15期的“时事短评”栏目中，发表了一篇评说南口战役的文章，其中说：“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立，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 ”（19）

1937年10月，汤恩伯被任命为第二十军团军团长，兼第十三军军长，指挥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改属第一战区。1938年3月，率本军团参加台儿庄会战。开始阶段，指挥本军团参战，后来，又受命指挥其他部队，共8个军和一个集团军、22个师、42个旅，在台儿庄外围担任攻击、阻援任务，配合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正面防守。战役结束后，荣获青天白日勋章。（20）

1940年12月，汤恩伯被任命为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1941年1月，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并兼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正如《汤恩伯传》所说，“这样，汤恩伯一手独揽了边区军事、政治、党务、特务的大权。 ”（21）这也就开始了汤恩伯的“中原王”时期。

1944年10月，被蒋介石急调湘黔，任黔桂湘边区总司令，在贵州独山击退日军。1945年3月，汤恩伯改任同盟军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在贵州独山，与日军进行马场坪会战（独山之战），击退日军，“保障了陪都和西南大后方的安全，也使中国军队切实掌握了最后胜利的契机”。1945年4月9日至6月7日，中日军队进行了著名的湘西会战，又称雪峰山会战，日本人则称为芷江会战。会战以日军失败告终。汤恩伯率部参加了会战，并收复桂林。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0日，汤恩伯受命在上海主持京沪地区受降仪式。（22）

1946年2月，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这二十年间，陈仪和汤恩伯这两代人，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党国”工作着、奋斗着。这期间，两人关系十分融洽，汤恩伯对陈仪恭敬万分。陈仪也视汤恩伯如子侄。陈仪没有亲生子女，这就让陈仪对汤恩伯分外有慈爱之心了。

郑文蔚在《陈仪之死》一文中说：

汤恩伯原是浙江武义县一穷书生。“恩伯”不是汤的原名，这个名字，是他为不忘陈仪早年的提携之恩才取的。后来汤已成了蒋介石军事系统的一名中将时，仍对陈仪执弟子礼，人前人后，汤常声言他有两个父亲，一个是“生我者”，一个是“育我者”。陈仪的随从副官曾对我说，老人家每次到南京去，汤必到站恭迎，火车一停，便跳上车厢，扶着老人下车，步出月台。公洽先生怎想得到他所一手栽培提携的人，后来竟出卖了他！（23）

四前面说过，1947年5月11日，汤恩伯从山东前线赶回南京，到机场迎接从台湾铩羽而归的陈仪，而几乎就在同时，汤恩伯自己也栽了一个大跟头。

1947年春，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率部在山东与中共的陈毅、粟裕作战。以张灵甫为师长的整编七十四师是汤恩伯的主力。5月16日，孤军深入的张灵甫师被围歼，张自己也 “杀身成仁”。张灵甫是蒋介石爱将中的爱将，第七十四师是蒋介石王牌中的王牌。第七十四师没了，张灵甫死了，蒋介石当然心痛、恼怒。汤恩伯只得引咎辞职，也赋闲了一阵。

张灵甫和第七十四师毁灭后，蒋介石如何对待汤恩伯，有几种传说。邹伟平、章瑞年合著的《汤恩伯传》说，蒋介石竟当着众人的面，勒令汤恩伯跪下，“举起手杖就打，致使汤恩伯满头是血，浑身是伤，颜面丢尽，最后狼狈地爬出客厅”。而“事后，汤恩伯跑到陈仪那里哭诉，扬言要自杀，情绪十分低落，表现出对蒋介石的极端不满，陈仪极力予以安慰，并亲自出马，为汤恩伯恢复军职一事积极周旋和活动”。（24）这肯定是夸大其辞。蒋介石再愤怒，也不至于如此失态。说陈仪出面为汤恩伯恢复军职“周旋和活动”，也于理不合。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心腹。汤与蒋的关系比陈与蒋的关系要亲密得多。还轮不到陈仪出面为汤恩伯说情。说汤恩伯“哭诉”、“要自杀”，也不能让人相信。汤恩伯赋闲，他自己知道是暂时的。蒋介石不可能真的弃其不用。

严如平、贺渊合著的《陈仪全传》则说得更邪乎。《陈仪全传》转述的是胡允恭《陈仪传略》（未刊稿，1979年撰于南京大学）中的说法。胡允恭是中共派去策反陈仪者之一。说是张灵甫和第七十四师毁灭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十分懊丧”，叹息“这是我军 ‘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他迁怒于兵团司令汤恩伯，认为汤指挥不当，下令将其撤职。当时上海的报纸披露说，蒋介石在他的官邸，当着许多高级将领的面，怒不可遏地喝令汤恩伯跪下，当场给汤一记耳光，还以脚踢面；在顾祝同缓颊下才大吼‘滚出去！’汤恩伯连忙逃出了客厅。”于是，汤恩伯到陈仪那里“痛哭流涕”，“说这次进攻鲁中山区的方案本是蒋介石亲自布置的，自己只是执行者，蒋介石把责任全部推在自己身上，现在遭到如此奇耻大辱，再也没有脸面见人了，想想不如一死了之。陈仪劝慰汤恩伯，蒋介石就是这样一个人，看清了就好，与其自杀，不如另找出路。陈仪进一步对汤说：当年十九路军也是忍无可忍，发动了反蒋的福建事变。张学良亦是被逼得没有办法，在西安发动兵谏。只可惜他们时运不济，都失败了。如今蒋介石倒行逆施，天怒人怨，已不同于二十年前了，我们看着吧！这些话说得汤恩伯连连点头，向陈仪表示，自己再也不愿为蒋介石卖命了，今后只要有机会，也要反掉他这个暴君”。（25）

《陈仪全传》的这些说法，更为离谱，即便有当年上海报纸的“披露”，也不足为凭。蒋介石喝令汤跪下并对其掌打脚踢，这编造得太过分了。陈仪对汤恩伯说的那番话，也虚构得太拙劣。至于说汤恩伯声称不愿再为蒋“卖命”，甚至要反掉“这个暴君”，也是决不可能之事。

但蒋介石严厉斥责、训诫了汤恩伯也是肯定的。汤恩伯虽视蒋介石为“恩公”，但此次受责骂，心中有不服，同样是肯定的。山东战场的作战计划，是蒋介石亲自制定的，汤恩伯们只是依计行事，整体性的失败，不能怪汤恩伯们，至少不能全怪。至于第七十四师的被歼灭，也只能怪张灵甫太骄狂自大。当张灵甫孤军深入时，汤恩伯是意识到了危险的，一再命令张后撤，但作为蒋介石爱将中的爱将，张灵甫并不把汤恩伯这个上司当回事。汤恩伯在蒋介石这个“恩公”处受了委屈，跑到陈仪这个“恩公”处倾诉，这事应该是有的。情绪激愤时，说了几句比较出格的话，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对蒋介石的不满，也应该是有的。而这几句出格的话，这种对蒋介石的不满，一定给陈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仪后来力劝汤恩伯与他一起反蒋投共，与脑子里的这种印象肯定有关系。

蒋介石正在用人之际，不会允许汤恩伯这样人长久赋闲。1947年6月底，汤恩伯又被任命为陆军副总司令兼首都警备司令。在这样风雨飘摇、情势危急的时候，把警卫首都的使命交给汤恩伯，说明蒋介石对汤恩伯仍然是极其信任的。随即又由陆军副司令变为代理陆军司令。1948年12月，汤恩伯又被任命为京沪警备总司令，担任东起上海吴淞口西至江西湖口的长江防守任务。不久，汤恩伯又兼任淞沪警备司令。

1948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共43人。在这份名单中，汤恩伯位列第三十七名，是第三十七个“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

1949年1月，汤恩伯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五陈仪也没有一直闲着。1948年春，陈仪被蒋介石起用，受命担任浙江省主席，兼浙江省保安司令。

浙江省主席本是沈鸿烈。据侯定远在《我所了解的陈仪及其被扣见闻片断》一文中说，1948年春，浙江省主席沈鸿烈感到这官很难做。因为浙江是蒋介石老家，是CC派老巢，地方乡绅与国民党上层关系错综复杂，通天人物多而又多，殊难应付，所以决定辞职不干（26）。在考虑继任者时，蒋介石想到了正赋闲的陈仪。应该说，在这样的时候选择陈仪主政浙江，蒋介石仍算是有慧眼的。陈仪也是浙江人，二十多年前就当过浙江省长，又在福建主政七八年，有丰富的主持省政的经验，虽然在台湾主政时出了大事，但那实在不能怪陈仪，至少不能全怪陈仪。陈仪在军政两界都是老前辈，正派、清廉、不畏强暴，在浙江能镇得住。这些因素，使蒋介石又一次选择了陈仪。

1883年出生的陈仪，已经65岁，在那个时候，算是高龄了。陈仪坚辞不就，而蒋介石则力劝不止，陈仪终于应允就任。1948年6月30日，陈仪抵达杭州，开始第二次主政浙江省。而这时，陈仪早已被中共锁定为策反的对象。

陈仪身边，早有中共地下党活动。陈仪赋闲沪上时，与人交往很少，而常来看望陈仪的胡允恭，便是1923年即入党的中共党员。此人已“追随”陈仪十几年了。在陈仪任福建省主席时，上海大学的毕业生胡允恭便于1936年来到了他的身边。那时的中共地下党员，都是精明机智者。胡允恭来到陈仪身边，就是要得到陈仪的信任、赏识、器重。他当然能够做到。陈仪果然很信任、赏识、器重胡允恭，先后任命胡在三个县当过县长。陈仪在台湾主政时，多次邀请胡允恭赴台，想来是要听听胡对某些问题的意见，可见陈仪确实很看重这个胡允恭。陈仪赋闲沪上，住在汤恩伯的公馆里，虽然价值打了折扣，但胡允恭仍然常过来谈天说地（27）。陈仪毕竟在军政两界混了几十年，陈仪对局势的看法，对中共无疑有参考价值。何况，从陈仪那里，能够间接知道许多军情政况，至少，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的情形，陈仪是很清楚的，而关于汤恩伯的情报，对于中共来说，是太重要了。

当蒋介石欲令陈仪当浙江省主席而陈仪坚辞不就的消息传开后，亲友们都纷纷劝说陈仪接受任命。本来颇为冷落的门户，又热闹起来了。而在劝说陈仪就任的亲友中，就有中共地下党员胡允恭。其他亲友劝说陈仪去当这省主席，各自打着各人的算盘，但他们算珠的移动方式，大同小异。胡允恭当然也打着他的算盘，他算盘的打法与别人则大不同。

胡允恭1949年后短暂地当过福建师范学院的院长，很快被贬到南京大学历史系当教师，“文革”中更是“遭受不公正待遇”。他写有《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一文，叙述了他受命策反陈仪的经过。胡允恭说，陈仪闲居上海志安坊时，他也在志安坊东南租了石库门的房子，“无事时便常去陈仪处”。为策反陈仪，中共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胡允恭后来每星期天上午都到陈公馆聊天。有一次，陈仪读到中共上海地下党主办的刊物《文萃》上的一篇题为《台湾真相》的文章，文章说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发生，陈仪虽有用人不当的责任，但根本原因是国民党特务系统视台湾人民为匪，一味欺压、盘剥，事变后又派军队到台湾滥杀无辜，事件的责任应该由反动派承担，不能让陈仪代人受过。陈仪读后自然很感动，问胡允恭是否读过。胡答曰：“未注意。”其实，文章是主办《文萃》的黎澍让胡允恭化名张琴写的。这篇文章可以说就是写给陈仪一个人看的，是为策反陈仪所做的工作之一。陈仪能读到《文萃》，恐怕也与胡允恭有关，只不过胡能做到不令陈仪察觉。胡允恭虽然说自己未注意张琴的文章，陈仪仍谈自己的读后感：“共产党有是有非，责任分明。国民党和老蒋无是无非，自己犯下滔天的罪恶，反把一双血手向别人脸上涂擦。”

陈仪到杭州就职后，又邀请胡允恭到杭州。赴杭前，胡允恭当然要向党组织汇报、请示“对陈仪的工作”：“我们作了详细商量，认为可明确向陈仪指出蒋家王朝各方面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特别是蒋介石所依恃的美式装备的军队损失惨重，无法再战。此外，要告诉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几年内将完全肃清蒋家王朝一切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胡允恭到了杭州，陈仪要任命其为嘉兴专员，并说选几个好科长办事，胡自己可住杭州。胡答应住杭州，但不当嘉兴专员（28）。

中共同时还发动一些“民主党派”来策动陈仪倒戈反蒋。郑文蔚在《陈仪之死》一文中叙述了自己受“民革”的李济深、朱蕴山派遣，从香港到杭州策反陈仪的经过。郑文蔚是陈仪老部下，从福建到台湾，追随陈仪十来年，所以被“民革”的头儿们选中。陈铭枢更是亲自到杭州做陈仪的工作。“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也派人来劝说陈仪反蒋投共（29）。这些“民主党派”自己已经选择了反蒋拥共的道路，他们渴望国民党快速垮台而共产党快速执政，自己则可以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对中共夺取政权贡献越大，在将来的政治格局中占据的地位就越重要。国民党败局已定。“民主党派”在已选定的政治道路上只须奋勇向前，没有后顾之忧。以陈仪的资历、声望，以其执掌的浙江省之重要，说动陈仪反蒋投共，对中共是十分有利的，而对“民主党派”，无疑是大功一件，所以，在策反陈仪一事上，“民主党派”十分积极，甚至比共产党员还要积极。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说，中共军事上战胜国民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策反工作非常到家”。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6月国共之间爆发全面内战，到中共1950年6月占领除西藏外的整个大陆，有近85万国民党军队被中共成功策反，还有近30万国民党军队接受和平改编。整个内战期间，中共各种地下组织把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作为中心工作，全力以赴地进行着这项工作。杨奎松说：“由于中共这时高度重视国民党军队策反工作，常常是党政军各部门多管齐下，一个对象有多个线索在同时进行，争取力度极大。”又说：“这时协助中共策反的，还有其他中间党派，特别是和国民党军队将领有众多师生、部属关系的农工民主党以及后来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30）证之以对陈仪的策反，可知杨奎松所言不虚。

六对陈仪的策反，应该是很顺利的。陈仪在答应投共的同时，还提出由他出面策反汤恩伯。

胡允恭在《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一文中说，陈仪在答应投共后，立即按中共要求采取了释放政治犯一类行动，又电话邀请汤恩伯来杭州，共商反蒋投共大计。胡允恭说：“汤口头答应，但迟迟不至。陈十分焦急，便派他的外甥丁名楠执信去见汤，要我也去见见汤恩伯。”而胡允恭到上海后，并没有去见汤恩伯。作为从事了多年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胡允恭有着起码的警惕性。再说，要见汤恩伯这样的人，恐怕必须报请组织批准。胡允恭中共党员的身份在陈仪面前已经公开。陈仪派胡允恭去见汤恩伯，等于让胡允恭在汤恩伯面前也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这说明陈仪对汤恩伯真是信任到了极点，信任到没有丝毫疑虑的程度。但作为中共党员的胡允恭，却不能也如此相信汤恩伯。相反，中共方面对汤恩伯这样的人，是决不会有起码的信任的。中共虽大力进行策反工作，但并非不择对象地进行策反。这时期中共的策反对象，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早就是中共政治争取的对象，早在抗战时期甚至更早以前，就有中共党员在其身边出没，已经在其身上下了长久而细致的功夫，其人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中共对其人的思想状况、家庭状况以及在国民党官场的际遇，都非常了解。陈仪其实就是属于这一类。另一类，此前虽然没有中共党员在身边活动，但也是在仔细研究后确认其反蒋投共的可能性比较大，才会列为策反对象的。汤恩伯这个人，此时是国民党那边军事上最重要的人。对于中共来说，此时最大的任务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而汤恩伯恰恰担负着防守长江的使命。如果汤恩伯能够投诚、能够倒戈，那对于中共来说是天大的好事，“百万雄师过大江”，就只是“过”而已，无需费一枪一弹了。但中共恐怕从未想过策反汤恩伯，中共会在北平策反傅作义，那首先因为傅作义是晋军出身，并非蒋介石嫡系，与蒋之间本就矛盾重重，所以有反蒋的可能性。而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心腹，汤恩伯一直视蒋介石为“恩公”。没错，蒋介石骂过汤恩伯，还有传说打过汤恩伯，但中共方面知道，这是“打是亲，骂是爱”。

所以，当陈仪主动提出策反汤恩伯时，中共方面反倒有点手足无措了。胡允恭说：

我到上海后，探听到汤恩伯的确实态度，遂决定不去见汤，并连夜回杭州，向陈仪说明事情发生了变化，请他从速采取措施以策安全。但陈表示怀疑，他说：“恩伯和我的关系，你是知道的，他简直就是我的儿子，志安坊的房子就是他送我的。这次我来浙江，出于他的劝告。反蒋是他先提出来的。”陈认为他们相交甚深，对此已不止谈过一次，汤如果不赞成，完全可以直接向他提出，不至于出卖他。陈仪甚至认为这消息可能是毛森的造谣。（31）毛森是军统特务头子。此时在汤恩伯手下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兼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中共方面一开始就觉得策反汤恩伯是一件危险的事，现在更感到情势危急。胡允恭连夜赶回杭州，就是提醒陈仪采取措施，防止被汤恩伯“出卖”。此时，心神不定、焦急惶恐的至少有三个人。陈仪因为得不到汤恩伯的确信而心神不定、焦急惶恐；汤恩伯因为不知如何处理此事而心神不定、焦急惶恐。而胡允恭也是心神不定、焦急惶恐的。这策反陈仪，几路人马做了许多工作，眼看大功告成了，陈仪非拉上汤恩伯不可，弄不好，要鸡飞蛋打、前功尽弃——后来果然是如此。

陈仪怎样意欲策动汤恩伯，汤恩伯又是在何种情形下向蒋介石告密，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整个事件扑朔迷离。胡允恭没有细说丁名楠到上海见汤的过程。丁名楠在《一九四九年初陈仪策动汤恩伯起义的经过》一文中说，1949年1月27日清晨，陈仪令外甥丁名楠来见，交其一信，令其速赴沪见汤恩伯，在另一张不大的纸片上开列五条，分甲乙两部分，没有上下款，也不具名。汤后来将这张纸片交给了蒋介石，在审判陈仪时成为其投共的铁证，也因此纸片得以保存下来。丁名楠的记忆有文字上的出入，《陈仪全传》中有原件照片。纸片上文字如下：

甲：一、尽先释放政治犯。

二、保护区内武器军需及重要物资。

乙：一、约定〇地区，在区外停止暂不前进。

二、依民主主义原则，于□月内改编原有部队。

三、取消〇〇〇，给予相当职位（32）。

这纸片上的文字，是陈仪代汤恩伯拟就的向共投诚的条件。甲项二条，是汤恩伯对中共的承诺；乙项三条，是汤恩伯对中共提出的要求，乙项第三条“取消”后面的三个圆圈，按丁名楠的解释，是指战犯名义，亦即要求取消汤恩伯的战犯“称号”，不将其代为“战犯”对待，并且还要安排“相当职位”。

丁名楠拿到陈仪给汤恩伯的信和这张纸片后，又按陈仪要求在楼下客厅与胡允恭相见。胡建议汤恩伯对中共的承诺中加上一条：“开放长江若干渡口，迎接解放军过江。”对于中共来说，这一条才是最关键的。丁请示陈仪后，陈仪表示同意，但令丁名楠“口头上向汤提出”（33）。这个细节其实颇堪玩味。不形诸笔墨、只用口头传达的内容，要么是不那么重要、可传达可不传达的意思，要么是特别重要、不宜落下把柄的东西。负责江防的汤恩伯主动对中共军队开放渡口、迎接解放军渡江，这无疑是特别重要的内容。释放政治犯，虽然也是在挖国民党的墙脚，但毕竟是一种间接的、局部的“挖”，不会立即对国共战局产生影响，至于保护武器军需及重要物资，就更不是很敏感很重要的事情了。而开放长江渡口、迎接解放军渡江，那不是挖墙脚，那是直接拆墙，是向蒋介石的心窝直接捅刀子。丁名楠人还没走，纸片还在他手上，既然陈仪同意加上这中共最想要的一条，陈仪理应动笔加上，而之所以没有动用笔墨，我想，就因为这一条太敏感、太重要了，陈仪怕万一事泄，就毫无分辩余地了。后来人们在谈及陈仪在决定投共和策动汤恩伯投共时，总把其行为过程叙述得义无反顾，其实陈仪还是有所顾忌的。这倒并非说陈仪提防汤恩伯出卖，而是怕在其他环节出问题。后来在台湾的法庭上，陈仪还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如果写上了“开放长江渡口，迎接解放军过江”这一条，陈仪就没有什么可辩解的了，蒋介石杀他也就杀得更理直气壮。

七怀揣陈仪给汤恩伯的信和这张纸片，丁名楠从杭州出发到上海，这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九。第二天傍晚，也就是大年三十晚上，丁名楠按电话约定到了蒲石路汤恩伯家，“在传达室等了半小时，然后被领到楼下一间大厅里”。 陈仪是汤恩伯的“恩师”“恩公”“义父”，丁名楠是陈仪的亲外甥，丁携陈仪亲笔信来见汤恩伯，汤按理不应让丁在传达室久等。让丁在传达室等半小时，应该说是很失礼的。这应该理解为是汤恩伯有意的冷遇，这冷遇直接是对丁名楠，间接是对陈仪。丁名楠说：“室内没有陈设，连桌子也没有，汤在那里单独同我见面。我说明来意后，把信及另纸开列的五条交给汤，口头上转达了开放长江渡口的要求。汤恩伯说，他左右蒋介石的耳目很多，时机尚未成熟，并表示不日去杭州面谈。”（34）客厅里连桌子都没有，东西都到哪里去了呢？原来，此时汤恩伯的“家”，连同眷属和什物，都已搬到台湾了。

丁名楠说，胡允恭也到了上海，但没有与他同行。这一点也能说明胡允恭有着高度的警觉性，有着对汤伯恩伯的深刻的怀疑。胡允恭说：“我到上海后，探听到汤恩伯的确实态度，遂决定不去见汤，并连夜回杭州，向陈仪说明事情发生了变化，请他从速采取措施以策安全。”这一细节也很有意思。陈仪让胡允恭去见汤恩伯，胡允恭抱着见机行事的态度。如果真能直接成功策反汤恩伯，那当然好极了。但胡允恭显然不抱多大希望。不与丁名楠同行，也是怕万一丁中途出事，自己受牵连。胡允恭即便去见汤恩伯，也一定不会与丁名楠同去，他必须在丁名楠见过汤之后，才决定自己是否去见汤。丁名楠此番在上海住了两个晚上。大年三十晚丁见过汤之后，应该与胡允恭见过面。胡允恭所谓的“探听到汤恩伯确实态度”，应该就是从丁名楠那里得知汤恩伯的思想状况的。让丁名楠在传达室久等，“家”已经搬到台湾，丁名楠或许并未太在意，但作为有着长期地下工作经验的中共党员，胡允恭却能从这些现象中感觉到汤恩伯不可能被策反。如果是先于丁名楠见汤前从其他渠道获悉汤的思想状况，胡允恭应该努力阻止丁名楠见汤。未能阻止丁名楠见汤，陈仪手书的甲乙条款已经落入汤恩伯之手，胡允恭感到了危险，于是在这大年三十晚上，再乘夜车赶回杭州，向陈仪“报警”。

虽然有胡允恭的郑重提醒，虽然丁名楠回来报告汤恩伯家眷已去台湾，陈仪仍然没有对汤恩伯产生丝毫警觉。陈仪在杭州焦急地等着汤恩伯来协商投共事宜，等了一星期仍不见人影，便命丁名楠再次赴沪见汤恩伯。陈仪又给汤恩伯写一信，信中内容有二。一是介绍胡允恭见汤恩伯，二是要汤恩伯委任丁名楠为秘书。汤恩伯要投共，与胡允恭相见是必须的，因为胡才能代表中共与汤谈判；让丁名楠以秘书身份留在汤身边，当然是为了联络的方便。这一次，陈仪又手书了八条意见，都是针对汤恩伯所属部队的：

一、军队宜紧缩。

二、待遇宜提高。

三、驻地宜规定。

四、军风纪严肃。

五、沪防御工事宜停止，已征集之材料酌量归还。

六、营房宜多建。

七、征兵宜减少或竟停征。

八、军事机关宜紧缩，事权须统一。（35）这样地整顿部队，当然是为投共做准备。但这是汤恩伯的部队，是陈仪越俎代庖，替汤恩伯操心整顿部队以备投共事。陈仪做出这样的举动，说明在他心目中，汤恩伯投共已是定局，下面要做的是技术性工作了。尽管汤恩伯几十年间一直视陈仪为“恩师”“义父”，但此刻，位高权重的他，看到这种形同“手令”的字条，也有理由生出些许不快吧？在这次策动汤恩伯投共的过程中，陈仪倚老卖老之态表现得很充分，对居于如此高位、手握如此重兵的汤恩伯，似乎没有起码的尊重。这么大的事，陈仪就自说自话地替汤恩伯做主了，替汤恩伯筹划了，即便是亲生儿子，也会心生反感的。

当然，此时汤恩伯已经向蒋介石告密了，只不过陈仪还蒙在鼓里。丁名楠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后在汤宅与汤单独见面，他劈头就说事情太忙，未能去杭州，表示歉意。汤看信后，我介绍胡允恭的情况，他说欢迎胡先生来见，随时都可以，并同意委任我为秘书，又说委任状不久就能发下。我转述陈仪要他多住上海、少去南京的嘱咐。汤对我发了一通牢骚，抱怨解放区电台经常斥责他是战犯。”汤恩伯这回完全是在虚与委蛇了。但汤在丁名楠面前对中共斥责其为战犯表示不满，却不应该理解为随便说说。这其实是在为自己不能投共做辩解，只不过丁名楠此刻理解不了这层意思。

丁名楠此次在上海，住在志安坊汤恩伯送给陈仪住的房子里，等候被委任为秘书。这期间，胡允恭两度来见面。第二次来时，丁名楠告诉胡，警备司令部曾派人来看这里的房子，“事情很怪”。这样很怪的事足以引起中共地下党员胡允恭的高度警觉。胡允恭当即表示：“以后他不再来志安坊见面，接头地点另定。他没有告诉我他在上海的地址。”（36）。胡允恭当然不会让丁名楠知道自己在上海的住地。不能绝对相信任何人，这是胡允恭从事地下工作的原则。

警备司令部派人来看这座房子，是看是否适合软禁，或者说临时关押陈仪。幸亏胡允恭没有第三次来这里，否则恐怕就走不掉了。

八这期间，在杭州的陈仪和在上海的汤恩伯，心态都异常不平静。

陈仪自己在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傅作义已经在北平宣布接受中共改编的时候，做出投共的决定，毫不奇怪。陈仪虽然一直很受蒋介石重用，但出身“北洋军阀”，并非蒋介石嫡系，也从来不曾成为蒋介石真正的心腹。如不投共，就只能离开大陆到台湾度过余生。陈仪已经65岁，实在不愿离开故土。更重要的是，台湾是陈仪不忍回首之地，此生最大的失败是在台湾遭受的。而与中共，陈仪也没有很大的过节，从来不曾站在“剿共”的第一线。以陈仪的资历、声望，在中共执政后受到相当礼遇，那是不成问题的。在陈仪看来，留在大陆，日子会比在台湾舒服得多。陈仪又无亲生子女，万一选择错了，也不过自己承担后果，没有后顾之忧。陈仪要拉着汤恩伯一齐投共，则是想为中共立一大功，是想让自己日后的日子更风光些，换句话说，是一种“政治增肥”，是为增加自己的政治体量。

郑文蔚在《陈仪之死》中说，他奉“民革”领导人李济深、朱蕴山之命从香港到杭州劝说陈仪反蒋投共，陈仪答应得很爽快：

饭前，我与先生促膝而谈，面交了李任公的信（引按李济深字任潮），告诉他这是任公的亲笔。他看后微微颔首……他说：“要我为解放作贡献，但我手中这点微不足道的兵，起不了作用。我至多只能做到不抵抗，也就是和平解决吧，为地方保存点元气吧。但是，你知道汤恩伯和我的关系，他现在是京沪杭警备司令，他是会听我的话的，他放弃抵抗，掉转枪头，作用就大了。还有福建的李良荣（新任福建省主席），我也可以对他说的。”最后，他命我即时回香港向任公复命，并嘱咐，当中共大军决定渡江时，只须派一个联络参谋，携一本密电码，由我陪同到他身边就行（37）。应该说，自从决定投共后，陈仪就处于一种亢奋之中，思维只朝一个方向运动，不能多方面、多角度地考虑问题。陈仪拉着汤恩伯一齐行动，实质上是在把汤恩伯手中的数十万军队当作了一张牌。陈仪觉得完全能够策动汤恩伯，最大的理由就是与汤几十年的情谊。陈仪这时候没有想一想，与汤恩伯有着几十年深情厚谊的，并非只有自己一人，蒋介石也同样与汤恩伯有着几十年深情厚谊，蒋介石也同样是汤恩伯的“恩公”。在汤恩伯事业的起步阶段，陈仪给了他十分重要的帮助，这没错。但是，汤恩伯后来的青云直上、飞黄腾达，却完全得力于蒋介石的赏识、栽培。蒋介石同样对汤恩伯恩重如山。陈仪要汤恩伯反蒋投共，是要汤恩伯在两个“恩公”之间做出选择。汤恩伯在张灵甫师毁灭后遭到蒋介石惩戒，从而在陈仪面前表达过对蒋的不满，这也是陈仪认为可以策动汤的原因之一。但陈仪显然过分地估计了汤恩伯一时的情绪宣泄。更何况，汤恩伯很快便被重新起用和大大重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统帅45万大军，从上海吴淞口到江西湖口沿线各省主席归其节制、物资任其调配，这是何等的信任和倚重。即便当初对蒋介石有些不快、有点怨恨，此刻也烟消云散了。陈仪这时候也没有想一想，他要汤恩伯背叛的，并不只是蒋介石这另一个“恩公”，还有国民党的“党国”。不能认为汤恩伯这样的人心中完全没有国民党的“党国”。 对“恩公”应“孝”，对“党国”须“忠”。 如果说，当汤恩伯在蒋介石和陈仪之间做选择时，还是两孝不能两全的选择，天平还难以向任何一方倾斜。但是，当在蒋介石这一边再加上国民党的“党国”时，天平就只能向这一边倾斜了。现在不是一孝对一孝，而是一孝一忠对另一孝。

陈仪也没有设身处地、细细地替汤恩伯想一想投共后的可能处境。与陈仪不同，汤恩伯可谓双手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甚至被中共方面称作“汤屠夫”。现在，又被中共列为“头等战犯”，宣称“国人皆曰可杀”。要汤恩伯投共，他能没有顾忌？更重要的是，并非中共主动想要策动汤恩伯，而是陈仪在替中共策反，这就让汤恩伯更不能确信今后能有很好的前途了。汤恩伯是国民党方面的如此要人，现在又担负着江防重任。按理，中共要策反汤恩伯，应该有中共方面的重要人物直接与其联系，应该有人带着中共要人的信去见汤。而现如今，是陈仪派自己的外甥带着自己的信去见汤恩伯，这感觉不是共产党在策反国民党，而是国民党在策反国民党，是自家人在策反自家人。陈仪的确提出让胡允恭这个中共党员去见汤恩伯，但胡允恭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分量显然太轻。在山东战场上，汤恩伯曾是陈毅的对手和手下败将。如果不是陈仪而是陈毅出面，派人策反汤恩伯，汤恩伯的感受应该好些。可现在，是陈仪在替中共策反，好像汤恩伯要牵着陈仪的衣角走到中共这边来，汤走到这边后的待遇，也要靠陈仪争取，这让汤恩伯如何好受？如何放心？

汤恩伯的家眷已经迁往台湾，在大陆已是“裸官”，这个因素也完全不在陈仪的考虑之中，这说明陈仪其时思维有多么偏执。蒋介石将汤恩伯这类要人的家眷先期迁台，一方面固然是让这些人在大陆与中共最后拼杀时无须考虑家眷问题，另一方面，也正是让这些人在最后关头没有二心，不敢变节，家眷实际已经成了人质。汤恩伯的家眷既然已经到了台湾，要再迁回那是万无可能的。陈仪如果认为汤恩伯投共后还能把家眷从台湾接回，那只能说明陈仪已经亢奋得失去理性；如果陈仪认为家眷无所谓，可以不要，汤恩伯不妨裸身投共，那只能说明陈仪已经亢奋得不近人情。

1949年1月28日，丁名楠与汤恩伯见面，将陈仪的信和那写有甲乙条款的纸片交给汤，并且口头转达了“开放长江渡口，迎接解放军过江”的条款。29日，丁名楠回到杭州，向陈仪报告见汤经过。丁特意说了汤宅已空空如也，家眷已去台湾，但是，“对此，陈仪没有在意”。接下来，《陈仪全传》有这样一段：

当晚，陈仪独自沉思，憧憬与汤联手起义之未来，在欣喜之余，想要丁名楠和胡允恭再去与汤恩伯具体洽谈起义之事，并想为便于与汤联络，要丁名楠就在汤身边工作。他思绪澎湃，不由得筹划起了改编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有关事项（38）。这虽然多少带些文学性的想象，但对陈仪此时心态的把握，基本是准确的。所谓筹划改编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就是陈仪第二次派遣丁名楠赴沪时带给汤的那八条整顿汤部军队的方式。在并未得到汤恩伯的准信时便想出了收拾汤部军队以迎接解放军的具体方式，陈仪此时确实是异常亢奋的。

而此时汤恩伯则愁苦万分。根据相关资料，汤恩伯应该是在1月30日向蒋介石告发陈仪并交上陈仪的信和那张纸片。这之前，汤恩伯应该一直在痛苦地选择着。我认为，与其说汤是在投共与否之间选择，毋宁说是在告发陈仪与否之间选择。汤恩伯不大可能认真考虑过是否投共的问题。他不愿投共，按理，应该赶往杭州，向陈仪说明自己的想法。汤恩伯应该考虑过是否这样做，但终于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这是因为，陈仪投共态度异常坚决，在八字还没一撇、汤恩伯还未与中共直接接触的时候，就列出了改编汤恩伯部队的具体方案了。与这样一个已决意投共、处于高度亢奋状态的前辈、“恩公”、“义父”面谈，表明自己不愿投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自己只是被痛骂而已。此其一。其二，汤恩伯自己虽然不愿意投共，却不便阻止陈仪投共；投共，其时在国民党方面是一股潮流，已有那么多军政要人被策反了，陈仪做出这样的选择，汤恩伯没有阻止的理由。陈仪投共后结局是否好，汤恩伯不能确知，但可以确知的是，陈仪到了台湾，晚景不会特别好。既如此，汤恩伯如何能劝阻陈仪投共？赶往杭州，仅仅表明自己不能投共，但不反对陈仪如此行动，是否可能？也不可行。这样，就等于向“恩公”、“义父”表明要分道扬镳了，要各奔东西了。更让人为难的是，汤恩伯知道自己身边有许多蒋介石的耳目。汤恩伯在这样的关头担负如此重任，一定是受到监视的。汤恩伯果然到杭州，瞒不过蒋介石。陈仪公开反蒋投共后，汤恩伯知情不报的责任，也一定会被严厉追究。

再说，既不跟着陈仪投共，也不向蒋介石告发陈仪，汤恩伯也招架不了陈仪的催逼。汤恩伯此刻要阻止中共渡江，忙碌异常，而陈仪每天不停地打电话，又一次又一次派人来，弄得汤恩伯焦头烂额。汤恩伯既然不愿投共，就要尽量做好眼前的工作，不能让陈仪把一切都弄乱了。无奈之下，汤恩伯向蒋介石告发了陈仪。

九1949年2月17日，陈仪浙江省主席的职务被解除；23日被拘押；4月27日被押往台湾。负责拘押陈仪的毛森，晚年在美国写了《陈仪迫汤投共始末》，其中说：“汤之本性对蒋尽忠，对陈纯孝，到了忠孝不能两全时，把他难倒了。几经考虑，认为此事体大，不能私了。”又说，告发陈仪时，“汤的唯一要求，即保全陈仪一命，由其奉养天年”。（39）

告发陈仪后，汤恩伯最大的愿望就是蒋介石饶陈仪不死。陈仪投共毕竟未成事实，未给蒋介石的“党国”造成明显损害，且陈仪已经高龄，为蒋介石的“党国”工作了几十年，也算劳苦功高，再加上自己的求情，汤恩伯认为，蒋介石有可能留陈仪一命。这种考虑，也应该看作汤恩伯下决心告发陈仪的一种原因。

1950年6月9日，陈仪在台湾的军事法庭受审。汤恩伯必须作为证人出场，这可真是难为了汤恩伯。其实，蒋介石完全可以找个理由不让汤恩伯如此难堪。蒋介石没有这样做，说明汤恩伯真的已经失宠了。据说，汤恩伯从边门溜进法庭，见到陈仪，自然而然地举手敬礼，陈仪不屑一顾，旁听席上则响起耻笑声（40）。可以想象，此刻汤恩伯真是恨地无缝了。

蒋介石没有满足汤恩伯的要求，陈仪被判处死刑。6月18日夜，被枪杀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如果陈仪能不死，汤恩伯的心情会好一些。但陈仪终于死了。汤恩伯终于永远被钉在 “卖师求荣”的耻辱柱上。

心情对肠胃的影响是直接的。几十年征战，汤恩伯落下了严重的肠胃病。陈仪受审后便死了，也就一了百了了。而汤恩伯却必须永远在道德法庭上受审，即便死了，这种被审判的境遇也难以改变。

这样，汤恩伯的肠胃病便日益严重。本来可以到美国治疗，但因为美国费用较高，无力负担，便选择了日本。（41）汤恩伯这样的人，到台湾后居然经济很窘迫，甚至赴美治病的钱也出不起，可见其位高权重时，并不敛财。

在日本，进的也是庆应大学附属医院。1954年6月29日，死在医院手术台上。

应该说，自从陈仪决定拉着汤恩伯一起反蒋投共，就把汤恩伯推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这是政治困境，更是伦理困境。人生遇上这样的事，是极难处理的，万全之策是没有的。换个人处在这样的境地，也未必会处理得更好。

如果不与陈仪相遇，汤恩伯的人生会很不一样吧？

2016年2月20日星期六

注释：

（1）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见《狷介与风流》，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193页。

（2）（3）（5）（7）（8）（9）(10)（25）（27）（29）（32）（34）（35）(38)(40)严如平、贺渊：《陈仪全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16—17页，第21页，第 22—23页，第 30页，第 477—480页，第104—106页，第351—352页，第359—360页，第92页，第402—406页，第415页，第418页，第417页，第457页。

（4）（6）(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4）（41）邹伟平、章瑞年：《汤恩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4—5页，第6—7页，第9—9页，第9页，第11页，第12页，第13页，第13—14页，第20页，第24页，第24页，第 251—252页，第67页，第255页，第129页，第176页。

（23）（37）郑文蔚：《陈仪之死》，见《陈仪生平及其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

（26）侯定远：《我所了解的陈仪及其被扣见闻片断》，见《陈仪生平及其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

（28）（31）胡允恭：《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见《陈仪生平及其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

（30）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679—680页。

（33）（36）丁名楠：《一九四九年初陈仪策动汤恩伯起义的经过》，见 《陈仪生平及其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

（39） 毛森：《陈仪迫汤投共始末》，《传记文学》(台湾)第52卷第4期，第50—54页，见《陈仪全传》第4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