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与社会距离
——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研究

文/王毅杰 茆农非

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与社会距离
——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研究

文/王毅杰 茆农非

社会距离是衡量群际关系的重要指标。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及其惯性，市民与农民工虽然同属城市环境，但彼此在生活境遇、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有较大差异，特别是文化观念上的不同而带来的歧视与排斥，更是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进而在两群体间形成了一定的“社会距离”。中国社会当下正向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方向发展，社会结构和政策环境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体还是宽松起来，与此同时，伴随农民工的大量涌入、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也越来越离不开农民工。在新的形势下，两群体间的社会融合不仅是政府和社会的共同追求，同时也是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议题。

已有研究多从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社会交往等维度探讨了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其中，社会经济地位往往是社会距离产生的决定性因素，而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交往等维度的解释逻辑暗含了群际接触对改善社会距离的作用。然而，国内学者大多从单向的视角（或是以市民的视角，或是以农民工的视角）来研究社会距离，而融合始终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仅关注某一类群体，难以对社会融合问题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因此，本文将重点从社会经济地位和群际接触两个维度分别探究农民工对市民、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分析

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对农民工而言，无论是否考虑群际接触变量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即受教育年限与主观阶层地位均对其感知的社会距离作用显著，且影响效应一致。具体表现为：受教育年限越长，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主观阶层地位越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越好，能够弥补其处于弱势地位的心理落差，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平衡感，在与市民的交往中也更加自信。但对于市民而言，社会经济地位的具体效应受到群际接触影响。具体表现为：在不考虑群际接触的情况下，受教育年限在0.1水平上通过检验，且为负值，而主观阶层地位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教育程度高，则施予的社会距离小些，可以理解为教育的启蒙性质会使得人们在看待社会上种种问题时，变得更加的理性、客观；一旦考虑了群际接触变量，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而市民的主观阶层位置越高，施予的社会距离也越大，这也与以往的研究呈现出了不一致，即底层因容易产生竞争，因此社会距离高，而高层因不产生竞争，因而社会距离小些。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明确，农民工进入城市往往从事较为低端的工作，也不会在很大程度上排占市民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农民工进入城市中，也给城市的治理带来了诸多难题（治安、城管、环境等），这也难免会在哪些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管理者或精英心中产生一种“厌恶”的情绪。

群际接触的影响。对市民群体而言，市民社区参与程度越高，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越小。而居住环境对市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对于市民而言，周围农民工的居住情况并不会改善其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可能的解释是，相比农村社区，城市社区的居民间本身互动与接触就比较匮乏，邻里关系较为冷淡，且已不再是社会交往网与支持网的重要构成部分。从经历与体验来看，市民的经历体验通过了显著检验，体现为与“出生就是非农户口”的相比，“后来转入非农户籍”的市民施予的社会距离要小些。

对农民工而言，群际接触同样能有效缩小农民工感知的社会距离。与市民不同的是，居住环境通过了显著检验，表现为农民工的居住地周围如果本地人多，他们自身感知到的社会距离会小些，接触机会的增加有助于彼此之间的了解，消减了距离感；此外，农民工社区参与程度越高，感知的社会距离越小。尽管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经历和体验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相比1980年后出生的但没有随迁经历的新一代非随迁农民工，1980年前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和1980年后出生的且有随迁经历的新一代随迁农民工影响系数均为负值，呈现出负向的影响作用，表明这两群体感知到的社会距离会更小。

通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市民而言，当涉及到通婚这种距离感最强的项目时，主观阶层地位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此时它的影响得以凸显，具体表现为主观阶层地位越高，与农民工通婚的意愿越低，正如中国人观念中强调婚姻要讲究“门当户对”那样，两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相当，结亲才适合。因此，阶层地位较高的市民难以和地位相对较低的农民工群体形成亲密的通婚关系。相对应的，在农民工群体中，社会经济地位，即受教育年限与主观阶层地位通过了显著检验，表现为受教育年限越长或主观阶层地位越高者，觉得城里人与其通婚的意愿越高。这点不难理解，对农民工而言，在经济上获得高的成就，才能弥补与市民的心理差距，只有地位同等或者地位距离缩小才会增加通婚的可能性。

对于农民工而言，群际接触对于改善通婚意愿的效果更加显著：社区参与程度高，越觉得市民愿意与自家通婚；相比外地人多，如果居住地周围本地人和外地人一样多，农民工便觉得市民与其通婚的意愿高。从生活经历与体验来看，相比新一代非随迁农民工，新一代随迁农民工更觉得市民愿意与自家通婚，因为他们从小就随父母来到城市上学与生活，也从侧面反映出其父辈或家庭在城市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此外这种生活体验使得他们与同龄城里人在生活方式、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并无太大差异，因此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观念上，他们都觉得自己具备了与城里人通婚的“资格”。

进一步讨论

第一，社会距离的测量问题。以往研究对社会距离的测量大多是通过题项累加或者因子分析等方法。我们认为，在新形势下，既要遵循一般社会距离，也要关注社会距离的梯度层次变化——也即梯度等级并非线性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可能今后一些层面变得平滑了，而有些变得凸显起来，具体梯度发生了变化，因此需要对群体间距离中凸显的部分需要特别关注，如本文的通婚意愿。

第二，有效群际接触问题。可以看出，群际接触对于缩小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感效果更加明显，原因究竟是怎样？新近的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低地位群体中普遍存在高地位群体偏好的现象。研究者们从社会认同理论出发，指出共时性歧视（consensual discrimination）是解释上述现象的核心，它是指各群体之间在群体地位的看法上达成了共识，每个群体对群体间关系都有着正确感知。当低地位群体成员感知到的群际地位差异是稳定且合法时，会表现出明显的外群体偏好。因此，处于低地位群体的农民工，有着与处于高地位的市民群体的偏好，群际接触的效果也就凸显出来了。

尽管本研究证实了群际接触的改善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否所有的社会接触和交往都会起到缩小社会距离的作用？从本研究来看，我们以市民群体为例，若以累加题项得出的社会距离作为因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作用并不突出，表明多数市民并不会因为自身社会经济地位来排斥农民工，若以通婚这种亲密甚至涉及到私人家庭利益的变量为因变量时，群际接触的效果就不显著了。可以看出，并非所有的群际接触和社会交往都会带来缩减距离的积极效果，当涉及到个体私人利益以及敏感性问题时，群际接触所起到的作用可能需要进一步来审视。

第三，身份特征的同情心作用。我们发现，先前身份特征作为一种他群体验与经历的代名词在两群体的社会距离间扮演着融合剂的作用。对于新市民，曾经的农民身份；对于随迁子女，城市化的孩子身份，都为改善群际关系提供了新路径和可能。鉴于这一发现，需要在“市民化（城镇化）”和“保障随迁子女”的举措多有着力，因为这些有利于加强彼此间的“同情心（共鸣）”，进而提升今后的社会融合水平。

在新形势下，对两群体间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分析，尤其是对通婚意愿这一亲密性领域的思考，为我们缩小社会距离、促进融合提供了一些启示。在宏观层面，要缩小城乡之间贫富差距，给予市民和农民工平等的身份地位和均等的公共服务。在微观层面，要认识群际接触对于促进群际融合的作用，因地、因时制宜地采取各种有效的群际接触形式，扩大他们各自的社交网络，加大群际沟通与交流，消除彼此间刻板化印象；政府还应当创造条件促进广泛的社区参与。除此之外，还要在全社会倡导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体制和理念，促进更好的融合。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摘自《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