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产业融合的收入效应分析——来自北京市的经验数据

唐超　胡宜挺　冀一凡

（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石河子832003）

农村产业融合的收入效应分析——来自北京市的经验数据

唐超胡宜挺冀一凡

（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石河子832003）

文章以北京市为例，依据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民增收机理，构建农村产业融合综合评价体系，首先运用DEA模型检验了农村产业融合能否促进农民增收，然后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中影响农民收入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从技术效率角度看农村产业融合可以显著地促进农民增收；反映农村产业融合的10个指标中，农产品加工业年主营收入、乡村旅游收入、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设施农业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最大。

农村产业融合；收入效应；DEA；灰色关联分析；北京

一、引言

新常态下如何促进农民增收已经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的重点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最近发改委会同农业部、商务部以及国家旅游局等七部门联合印了发《关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方案的通知》，拟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百县千乡万村”试点示范工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政府之所以选择农村产业融合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显然认为通过农业产业融合能够实现农民增收。但理论上农业产业融合能否促进农民增收？实践中能够得到检验吗？农村产业融合又有哪些关键因素影响农民增收？这些问题的答案无疑对政策执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产业融合作为产业发展的新形态，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学者们从产业融合的概念、类型、途径、驱动力以及识别与测度等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探讨［1-11］，但更多关注的是非农产业的融合，而对农村产业融合的研究还很少，讨论也多限于对策分析［12-16］。从宏观层面来看，农村产业融合就是要对农村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使之趋于科学、合理、有效［17］，因此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研究也可以作为产业融合研究的参考。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到底有无增收效应已有研究还存在分歧，有学者研究认为农业结构调整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但并没有对农民产生增收效应［18-20］。也有学者认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只在微观层面上有作用，而在宏观上没有［21］。还有学者认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有显著影响，是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22-27］。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关于农村产业融合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而关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有无作用学界仍存在争论，研究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对于丰富相关理论有重要意义。

二、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民增收机理分析

从农民收入结构看，农民收入主要由生产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构成。从农村产业融合内涵分析，农村产业融合之所以能促进农民增收在于其提升了农业内部增收潜力［13］。具体来说，产业融合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即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能性发挥和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16］。

（一）纵向延伸，健全和完善农业产业链条

在农产品流通越来越呈现客户需求导向的环境下，简单的销售传统农产品是无法使农民获得稳定收入的，必须延长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产业链，可以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和农民的市场地位，使农民能够分享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非农产业环节的收益［27］。从产权角度分析，农民参与到产业化经营，随之带去自身劳力、耕地和资本等产权，作为组织的利益主体具备了一定的谈判能力，降低了生产成本和合作风险，保证收入的稳定性，并且还能在原有耕地资本等投入量的基础上获得增值利润。具体来说，农业产业链延伸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促进农民增收：一方面，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可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拓展市场空间，增加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农业产业链延伸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二）横向拓展，挖掘农业价值创造潜力

农业除了提供食物、原材料等功能外，还有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以及文化传承等功能，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发挥农业多功能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产业融合对农业多功能性发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生态农业使农业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得以强化；观光农业使农业的文化功能得以拓展；生物质农业使农业的经济、生态等综合功能得以延伸［28］。发挥农业多功能性为农业摆脱弱质低效和农民增收开辟了现实途径［29］，具体来说，农业多功能性的发挥在提升了农业的价值创造能力的同时，通过要素集聚和产业联动激活了农村土地、住宅和金融市场，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生产经营性收入。

（三）农业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组织方式和商业模式

组织方式是影响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30］［31］，农村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能够引发组织方式、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的重大变化，从而对农民收入的各个部分产生影响。组织方式创新通过完善流通体系，降低农产品交易费用，对于帮助农民对接市场有重要作用，进而增加农民生产经营收入，同时，组织方式创新需要相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对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有重要作用。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一方面意味着劳动分工的细化，从而衍生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伴随着资源要素的整合，从而对农民财产性收入产生重要影响。农业服务业融合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和生产经营性收入影响较大，在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如社会化服务）的过程中，增加了农民从事三产的经营性收入。

除此之外，上述三种路径的发生无疑需要制度、技术创新以及政策支持，这必然也伴随着涉农投入的加大，进而对农民转移性收入影响较大，例如在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国家加大了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补贴力度，粮食补贴向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倾斜等，增加了农民的转移性收入。综合来看，农村产业融合通过产业链融合、多功能性发挥以及农业服务业深度融合，全面影响着农民的收入结构，进而在实现农民多元均衡增收上有重要作用（见图1）。

图1　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民增收作用机理图

表1　农村产业融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北京市作为研究单元，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北京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较早，程度较高，是典型的都市农业，以其为例可以更好地反映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样本数据具有典型性；二是北京市农村产业融合的数据相对比较好获得，样本数据具有可得性。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历年《北京统计年鉴》，以及北京农业委员会、北京金融工作局等政府部门网站。

（二）指标的选取

依据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民增收作用机理，结合北京都市农业的实际情况，选取农产品加工业年主营收入、种业收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较上年增加数量以及休闲农业年接待旅游人次四个指标反映农业产业链延伸情况，选取休闲农业年营业收入、设施农业收入以及化肥使用强度三个指标反映农业多功能性发挥情况，选取涉农贷款年增加额、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以及农村固定投资增速三个指标反映农业服务业融合情况，从而构建了农村产业融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三）研究方法

1.DEA模型。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来验证农村产业融合能否促进农民增收，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收入之间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可以视为一种输入输出的投入产出关系。因此，令J个决策单元DMUj的输入、输出向量为x，y；输入输出权重为V，U。利用上述的向量和权重，构建DEA模型［14］如下：

考虑到农村产业融合和农民收入互为因果关系，为了检验农村产业融合能否促进农民增收，本文构建如下2个模型：

（1）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θ1）。令，且θ1≤1。当θ1＝1时，促进作用达到最优，当θ1＜1时，促进作用是次优水平有待加强。

（2）农民增收对农村产业融合的推动作用（θ2）。令，且θ2≤1。当θ2＝1时，推动作用达到最优，当θ2＜1时，推动作用是次优水平有待加强。

2.灰色关联模型。首先选取主成分分析法对北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程度进行测算，然后选择灰色关联分析法具体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增收的影响，进而找出农村产业融合各指标中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参考已有研究成果［32-35］，关于农村产业融合各指标数据的处理方法如下：

（1）确定分析数列。确定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参考数列和影响系统行为的比较数列。本研究选择农民收入各指标为参考数列，选择农村产业融合为比较数列。

设参考数列（又称母序列）为Y＝｛Y（k）｜k＝1，2......n｝；比较数列（又称子序列）Xi＝｛Xi（k）｜k＝1，2......n｝，i＝1，2......m。

表2　2005－2014年北京农民收入情况

（2）变量的无量纲化处理

（3）计算关联系数

（4）关联度ri公式如下：

四、北京农民收入和农村产业融合现状分析

（一）北京农民收入现状

通过查找《北京统计年鉴》，并对相关数据进行计算整理后得到2005-2014年来北京农民收入情况（见表2）。从人均纯收入看，北京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0年间呈上升趋势，2008年上升速度最快，较上年增长了11.96%；2014年人均收入为20226元，是10年间最高水平。从农民收入结构看，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较上年增幅遥遥领先于生产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但生产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仍然在农民收入构成中占有最大比例。具体来说，生产经营收入平均年增长率10.7%，近年来呈现增幅下降趋势；工资性收入平均年增长率17.4%，近两年也呈现增幅下降趋势；转移性收入平均年增长率65.5%；财产性收入平均年增长率29.74%。综合来看，北京农民收入水平稳步上升，但收入结构内部差异明显，农民生产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长面临瓶颈，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亮点。

（二）农村产业融合现状

对北京农村产业融合的各指标数据处理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出北京2005-2014年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综合得分（见表3）。从产业融合综合水平看，北京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在10年间整体呈上升趋势，2009年上升速度最快，翻了1.247倍，2014年综合得分为2.06，是10年间最高水平，说明北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稳步上升，其产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样本选择的典型性。

表3　2005－2014年北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表4　DEA模型检验结果

五、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DEA模型的检验及结果

按照上面的分析，运用DEA模型对北京产业融合能否促进农民增收进行了检验，根据以农村产业融合的10个指标和农民收入构成的4个指标数据为投入产出，运用DEA模型进行计算，得出检验结果（见表4）。表4的结果表明，从技术效率的角度看，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强于农民增收对农村产业融合的推动作用。在所观察的年份中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民增收的发展程度均处于最优水平；农民增收拉动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程度θ2则有1年处于次优水平。依据模型对θ的定义，可知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强于农民增收对农村产业融合的推动作用。

（二）灰色关联模型的检验及结果

按照上面关于灰色关联的计算方法，运用spss统计软件计算出农村产业融合各指标与农民纯收入以及收入各构成部分的关联度情况（见表5）。

1.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各指标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关联分析。由表5知，农村产业融合各指标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灰色关联度值排序为：X1＞X5＞X9＞X6＞X4＞X2＞X7＞X3＞X8＞X10。在衡量北京农村产业融合的10个指标中，农产品加工业年主营收入、乡村旅游收入、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设施农业收入、休闲农业年接待旅游人次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关联度最高，其关联度值都在0.9以上，属于高度关联；种业收入、化肥使用强度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关联度次之，其关联度值都在0.8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较上年增加数量、涉农贷款年增加额、农村固定投资增速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关联度最低，尤其是农村固定投资增速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关联度最低，且与其他指标关联度值相差较大。综合来看，农村产业融合的各个指标都与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相关，说明通过农村产业融合是能够促进农民增收的。直接反映产业发展效益的指标（如农产品加工业收入、旅游业收入等）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关联度最高，反映产业内部投入、组织、政策支持的指标（如涉农贷款年增加额、农民专业合作社较上年增加数量、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等）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则相对较小，尤其是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关联度最低。

2.农村产业融合各指标与农民生产经营收入关联分析。如表5所示，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休闲农业年接待旅游人次、农产品加工业收入与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关联最大，种业收入、化肥使用强度与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关联次之，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关联最小。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对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影响最大，是因为该指标反映了农村产业化组织的发展情况，农林牧渔服务业越发达，农业的产业化程度越高，对于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商品化程度有重要作用，从而对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的影响较大；休闲农业年接待旅游人次反映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情况，乡村旅游业发展越快，带动农民从事第三产业经营的能力越强，进而增加农民第三产业的经营收入。农产品加工业年主营收入的增加可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拓宽农产品销售空间，进而增加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种业收入可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对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影响较大；化肥使用可以增加农产品产量，进而影响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农民生产经营收入关联程度最低，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农村固定投资的作用主要在于完善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适宜环境，而对农民增收没有直接的作用，对农民增收更多体现的是溢出效应；二是农村固定投资效率不高，对农民的增收作用不明显。

表5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各指标与农民收入灰色关联度值及排序

3.农村产业融合各指标与农民工资性收入关联分析。由于农民财产性收入和农民转移性收入与农村产业融合各指标的关联情况与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基本一致，因此重点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各指标与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关联情况。表5显示，农产品加工业收入、设施农业收入、乡村旅游收入与农民工资性收入关联最大，种业收入、化肥使用强度与农民工资性收入关联次之，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农民工资性收入关联最小。农产品加工业收入、设施农业收入、乡村旅游收入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影响程度较高，是因为这些产业在促进农民就业方面的作用显著，从而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影响较大；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指标与农民工资性收入关联度低，是因为农村固定投资不能直接的增加就业，从而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影响相对其他指标来说较小。

4.同一指标与农民收入结构关联情况。表5显示，农产品加工业收入与农民工资性收入关联度最大，与农民转移性收入关联度次之，与农民生产经营收入关联度最小，整体来说，关联度差异不大；乡村旅游收入与农民工资性收入关联度最大，与农民转移性收入关联度次之，与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关联度最小；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与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关联度最大，与农民转移性收入关联度次之，与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关联度最小；设施农业收入与农民工资性收入关联度最大，与农民转移性收入管理度次之，与农民财产性收入关联度最小；其他指标与农民收入关联度排名较低，但也不是不重要，只是当前阶段不显著而已，随着农村产业融合的不断推进，其与农民收入的关联度会不断提高。农产品加工业收入与农民工资性收入关联最大，说明农产品加工业在促进就业方面的作用比较突出，同时，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从而对农民的转移性收入产生重要影响，与生产经营收入关联度最小，说明当前北京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比较低，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还不够强。乡村旅游收入与农民工资性收入关联度最大，说明乡村旅游在促进农民就业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北京的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较好，进而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就业，同时乡村旅游与农民生产经营收入关联最小，主要是因为当前农产品销售仍然是农民生产经营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乡村旅游对于农产品销售的并没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与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关联度最大，是因为农林牧渔服务业对于农业增产和农民对接市场有直接作用，从而对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有重要影响。同时，农林牧渔服务业对于激活农村的生产要素并没有直接作用，因而与农民财产性收入关联较小。设施农业在促进农民就业方面也有重要作用，从而与农民工资性收入关联较大。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北京市为例，实证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能否促进农民增收以及农村产业融合中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增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反映农村产业融合的指标中，农产品加工业年主营收入、乡村旅游收入、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设施农业收入以及休闲农业年接待旅游人次是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主要因素；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休闲农业年接待旅游人次以及农产品加工业收入是影响农民生产经营收入的主要因素；农产品加工业收入、设施农业收入以及乡村旅游收入是影响农民工资收入的主要因素。

鉴于此，当前对于北京通过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民增收有如下建议：第一，通过技术创新和政策支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加工业，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和产品附加值。第二，加强农村基层服务队伍建设，构建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农林牧渔服务业，提高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第三，深挖文化内涵，整合旅游资源，创新发展模式，提升旅游品位，建立健全乡村旅游产业各类人才教育培训体系，推动乡村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另外，积极探索农产品销售和乡村旅游结合新模式，大力发展林果采摘业以及体验农业。第四，加大设施农业资金支持力度，进行标准化生产，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同时完善销售渠道，积极推进农超对接、电子商务等新方式畅通销售渠道，以此促进设施农业的发展。第五，完善农村固定资产管理体系，提高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利用效率。

［1］Brand，S.The MediaLab：InventingtheFuture at MIT. NewYork：Penguin，1998.

［2］马健.产业融合理论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02，（5）：78-81.

［3］Greenstein，S.，T.Khanna.“What Does Industry Convergence Mean？”In Competing in the Age of Digital Convergence，ed.D.Yoffie.Boston：HarvardBusinessSchool Press，1997.

［4］Malhotra，A.Firm Strategy in Converging Industries：An Investigation of US Commercial Bank Responses to US Commercial Investment Banking Convergence［D］.Maryland University，2001.

［5］Hacklin，F.，V.Raurich，C.Marxt.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 on Innovation Trajectories：the Case of ICT Industr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2005，2（3）.

［6］植草益.信息通讯业的产业融合［J］.中国工业经济，2001，（2）：24-27.

［7］Hacklin F.，C.Marxt，F.Fahrni.2010.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Convergence：Inducing a Stage Model of Inter-industry Innov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2010，49（1／2／3）.

［8］Curran，Brring，J.Leker.Anticipating Converging Industries Using Publicly Available Data［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Social Change，2010，77（3）.

［9］Bryce，D.J，S.G.Winter.A General Inter-industry Relatedness Index［J］.Management Science，2009，55（9）.

［10］贺正楚，吴艳，蒋佳林，陈一鸣.生产服务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互动与融合关系的推演、评价及测度［J］.中国软科学，2013，（5）：129-143.

［11］白雪，雷磊.我国城市群“两化”融合水平时空变化分析［J］.经济地理，2014，（7）：52-57.

［12］郑风田，乔慧.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机遇、挑战与方向［J］.中国合作经济，2016，（1）：27-31.

［13］赵海.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J］.农村经营管理，2015，149（7）：26-29.

［14］马晓河.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J］.中国合作经济，2015，（2）：43-44.

［15］姜长云.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题应有新解法［J］.中国发展观察，2015，（2）：18-22.

［16］黄祖辉.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增加农民收益［J］.中国合作经济，2016，（1）：23-26.

［17］宋洪远.改革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的演变［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18］张明林，黄国勤.农业结构调整的经济学思考及分析［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02，（2）：11-14.

［19］张建武.广东省农村产业结构变动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及解释［J］.中国农村经济，200，（11）：20-24.

［20］王萍萍.农民收入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1］赵晓锋，张永辉，霍学喜.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194（5）：127-144.

［22］李国祥.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效应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5，（5）：12-20.

［23］李晓彤，司红十，张旭东.河北省山区地带增加农民收入对策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36（4）：3-4.

［24］陈婷婷.安徽省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与农民收入的效应分析［J］.现代农业，2007，（9）：11-13.

［25］李林杰.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业产业化经营［J］.河北大学学报，2002，27（2）：24-26.

［26］张晓山.创新农民经济组织发展现代农业［J］.新视野，2007，（6）：15-17.

［27］杜吟棠.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民组织创新对农民收入的影响［J］.中国农村观察，2005，（3）：9-18.

［28］李俊岭.我国多功能农业发展研究——基于产业融合的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9，（3）：4-7.

［29］周镕基，乌东峰.现代多功能农业的价值及其提升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29（3）：59-62.

［30］成德宁.我国农业产业链整合模式的比较与选择［J］.经济学家，2012，（8）：52-57.

［31］李翔，朱玉春.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结构的灰色关联分析［J］.统计研究，2013，30（1）：76-78.

［32］王卉彤，王妙平.中国30省区碳排放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1（7）：140-145.

［33］邓莉，冉光和.重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3，（8）：52-67.

［34］王雨濛.湖北省粮食生产灰色关联动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1，（6）：81-86.

［35］韩林芝，邓强.我国农村贫困主要影响因子的灰色关联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4）：88-94.

（责任编辑：管仲）

兵团屯垦戍边研究中心开放课题（项目编号：ZX1405）。

唐超（1990-），男，安徽宿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胡宜挺（1978-），男，安徽砀山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业产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