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燕平《〈人民文学〉复刊和编辑日记》①劄记（一）
——解放军文艺社学习毛主席关于《创业》批示的情况纪要（1975年）

吴俊

施燕平《〈人民文学〉复刊和编辑日记》①劄记（一）
——解放军文艺社学习毛主席关于《创业》批示的情况纪要（1975年）

吴俊

1975年下半年，随着毛泽东有关《创业》的批示②的传达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权力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博弈又起了一个波澜。相似的情形在文革期间算是常态，但这一次的态势已经可以见出文革政治的颓势实在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有关文艺界的舆论中，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文化部成为矛头所指：

……很多人对文化部的意见多，特别是主席对《创业》的批示出来后，文化部的压力很重。

（日记1975年10月28日）

……讲到文化部，说现在正处于不景气的时候，几个头头过去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毛主席对《创业》批示一下来，现在都垂头丧气了，在传达批示时草草了事，下面的同志意见颇大。

（日记1975年11月27日）

舞剧团去新疆演出，有人骂道：文化部都受到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还来干吗！

在毛主席对《创业》批示后，邓小平公开说，《创业》问题实质是路线问题，因而有的人就跟着说文化部要检查路线错误，要挖文化部后台。

（日记1976年3月17日）

这种批评或批判，名义上都是由学习毛主席的《创业》批示生发而来。可见当时对于文革政治和文革文艺的不满已经相当普遍。除了散见的几处外，日记中的相关记录，以解放军文艺社的学习座谈会纪要为最重要，后来也被追究、追查了。

解放军文艺社学习主席关于《创业》批示的情况

在讨论中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

一、关于怎样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同志们谈到如下几点：

①调整应按照主席三条重要指示的原则精神进行。……调整是必须的……

②调整应是坚持方向（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调整。……总的是基本肯定，局部调整，注意划清延安和西安，成绩与错误和缺点的界限。

成绩主要是什么？一是革命样板戏，二是对文艺黑线的批判。

③调整中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情况。……所谓防止另一种倾向，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也当成教条主义反了，把革命样板戏这个文艺革命的重大成果也否定了，把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个根本任务也取消了，这就不是调整，而是搞修正主义了。

④但，一定要调整，这是坚决的，如果在毛主席党中央指示以后，无动于衷，拒绝调整，就是一种非党性的立场态度，对党的文艺事业是有害的。

二、关于调整什么？……主要意见如下：

①关于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和三突出，同志们认为强调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正确的，应坚持。……

塑造和树立哪个阶级的英雄典型，历来是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焦点。……但是在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前提下，同志们认为在有关“三突出”创作原则的宣传和推行中，有一些问题是需要调整的：

一是“泛用”。如对抒情诗、短诗、山水画也要求三突出；二是主要人物只能有一个，如有两个往往被批评为“平分秋色”。……突出唯一，并不一定都好。……三是“起点要高”，即成长中的英雄人物不能成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

同志们在学习讨论中还认为在总结创作经验、研究和评论作品、发表创作问题的文章时，要切实地探讨创作的成败得失，引出经验教训，但是不要搞成一种“作文规则”、“创作法大全”之类的东西。……不要再搞繁琐哲学，搞程式化，现在这方面的东西多了：三突出，三陪衬；远铺垫，多侧面；立体化等等。一讲情节、结构（矛盾冲突），又有多层次、多回合，多波澜、多浪头等等。一搞繁琐哲学，革命原则反而被淹没了，创作精神反而被束缚住了。

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四突出，即加上了一个主要英雄人物又要突出主要性格特征，主要性格特征又往往只两个字或四个字来概括。这样搞下去，容易搞成概念化、简单化、八股化。

有的属一般技巧，常用，但有时也可以不用；有的局部经验，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不宜搞成程式。……理论工作的繁琐倾向，不利于文艺创作的繁荣。

②关于文艺创作不受真人真事局限的问题。

同志们认为文艺创作不受真人真事的局限，总的原则是正确的，实践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一是用得太“泛”。……二是一些不适当的做法引起了对源于生活重视不够的副作用。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生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真人真事的总和。创作总是不能离开真人真事的，过分地追求素材来源，作品中有一点可与生活相互印证的，就认为是受真人真事的局限，这种做法不适宜。……把不受真人真事局限这一原来正确的提法绝对化到要同志脱离真人真事，甚至实际上要搞到“绝源”那样的程度，就是违背创作规律的了。

③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

……这个提法本来也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产生一些问题和意见，也在于用得太“泛”。如要求每个小戏，短篇小说，都要写阶级斗争，就有点绝对化。

……

下面是总政文化部于1975年9月22日的批文：

送上《解放军文艺》社的同志学习毛主席关于影片《创业》重要批示的情况，请参阅。我们认为这些见解是可取的。目前许多作者在创作思想上一些问题不明确，影响创作，文艺社同志们的这些见解似可以用于他们编稿和指导作者进行写作。

（日记1975年11月12日）

文革政治、文革文艺到了1975年后，已成强弩之末，对其的质疑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公开化。邓小平的复出及对文化部的批评③，体现了权力高层在意识形态主导权上的争夺。而毛泽东《创业》批示的传达，则使文艺政策的“调整”问题成为公开的合法的讨论话题。上述解放军文艺社学习《创业》批示的情况，即围绕着“调整”打开文艺政治的话题空间。其第一部分强调的是调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措辞中虽然必须维护文革文艺、革命样板戏等的政治正确性，但对于调整必要性的极端强调，也透露了对于文革文艺、样板戏之类的批评潜台词，否则就无从理解毛泽东有关调整问题的提出。

解放军文艺社学习情况的核心意见是在第二部分，就是对于具体的调整对象、内容和问题的实际探讨，这是结合了文革文艺、样板戏的文艺现实而提出的一系列文艺实践问题，突出的是文革文艺、样板戏的弊端。包括三突出、真人真事、阶级斗争等，都与文革文艺、样板戏的理论和实践所提倡、树立的主要文艺指标有关，原本具有文艺政治典范地位和指导作用，但它们现在都受到了批评和质疑。——这是这份学习情况意见在文革政治中出现的价值所在。当时也就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文革期间有关文艺的政治歧见体现的绝不仅是文艺观的不同，而主要是权力格局和政治生态的分布。因此各方对于解放军文艺社学习《创业》批示情况的态度就极为敏感，对其真实意图和现实风向的揣摩就费尽了心思。

日记主人施燕平（时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是从《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下属同事处看到解放军文艺社学习《创业》批示情况纪要的笔记，认为“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日记1975年11月1日）。其后，就有人来借阅（日记1975年11月6日），并因多日未还而遭笔记主人催要归还（日记1975年11月12日）。11月14日，施燕平回上海组稿，在《朝霞》编辑部与以前的领导和同事再聚欢谈，过程中提到了：“有一份解放军文艺社一个座谈会材料，倒有些新的提法，于是凭我记得的有关内容，扼要讲了几点，他们倒听得很认真。”（日记1975年11月14日）

施燕平的转述介绍应该是当天就被汇报到了上海主要领导那里，次日一大早他就被通知领导要急看这份材料。

今天一早，《朝霞》编辑部打传呼电话来，要我马上打电话给陈冀德……我马上给陈打了电话，她问昨天我在她那里讲的解放军文艺社的那份材料带来没有，我说在我笔记本上。她要我抄一份给她，我说内容你都知道了怎么还要抄。

她说徐景贤要看一下。这份材料是总政作为正式文件发到部队的，他怎么会看不到呢？这件事有点麻烦，徐景贤看了这份材料，万一发现里面有什么不妥之处，告到春桥同志那里，而春桥同志又是总政的什么负责人，将来查这件事查到我身上，我吃不消，何况这份东西转抄来的，有没有差错，我也没把握。我在电话里支吾了一阵说，这事情我有点怕。她说这有什么好怕的，你抄好后交给我好了。说到这个份上，我硬了头皮答应了下来。④

（日记1975年11月15日）

两天后的17日，施燕平带着抄好了的材料去《朝霞》编辑部，“《朝霞》同志听说有什么材料，吵着要我给他们介绍，我只好把封好的材料取出给大家读了一遍。大家听后，议论纷纷，有的说，这里有些意见显然是针对样板戏创作经验谈的，也有的认为观点有道理，百家争鸣嘛，有些不同的声音也好。”（日记1975年11月17日）

正要离开编辑部时，陈冀德打来电话，说徐景贤知道我回来，想约个时间见见面，暂定于明天下午三点，地点在市委小礼堂……

（同上）

施燕平将次日徐景贤的谈话要点整理记录在了日记中：

现在的形势有点像1956年时一样，当然不完全相同，56年时，毛主席根据当时的形势，就提到了双百方针，调动人的积极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当时党内部分人思想，有反对的，也有一些人从另一方面去理解。现在呢，也有些人思想不通，但得注意，比如革命样板戏，它对文艺革命有着深刻的意义，有不能否定的功绩，对此是不能动摇的。

（日记1975年11月18日）

毛泽东关于《创业》批示的“调整”指示精神，使徐景贤联想到了1956年的形势和双百方针，这意味着他已经感觉或判断出了此时此刻意识形态需要宽松的政治气候。作为文革期间上海文化宣传的最高领导人，他自己也需要调整，需要顺应当下形势的变化，并需要对当下形势的变化做出解释。他将当下形势与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的形势做类比，怀抱的应该就是这种心态吧。

但徐景贤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原则仍是坚定而清晰的，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革命样板戏这一文化大革命的文艺成果及其不可撼动的政治地位，则是无论如何也是必须要维护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讨论和评价一切文艺问题的基本前提。因此，说到的调整，也就不可能是否定样板戏而进行的调整，应该是在全面肯定样板戏的前提下再谈文艺（政策）的具体调整问题。换言之，调整不能产生批评和否定样板戏的负效应（副效应），否则就是首先犯了政治错误。徐景贤告诫他的下属的最要之点就在于此。

对徐景贤的这次谈话记录很长，内容相当丰富。主要的还有：

关于重大题材问题的认识，强调“是否反映了比较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并举例说：“《春苗》虽说是写小单位，但接触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写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这题材还不大吗！题材还是要讲的，题材无差别同反题材决定论，不是一回事。”

对《人民文学》的编辑建议是要突出工农兵作者，老作家则应做区别和选择。

关于上海的文艺工作，他认为要谨慎对待上海的干部和作品，“上海的稿子不要发得太多”。

对文艺创作和评论的“地方化”倾向则表现出明显的忧虑和批评。（以上俱见日记1975年11月18日）

从徐景贤的谈话中不难看出，作为地方政府的主管文化大员，他对文革政治的立场、文革文艺的策略、文革文艺的问题和弊端等，其实都有比较清晰的体认和把握。而文革政治中的复杂性包括一些（重要）人物的思想性格的体现方式等，也可以在其中获得一些基本的呈现。

“四人帮”倒台之后，事情的演变当然就逆转了。日记主人施燕平所遭遇的清查和交代内容中，这份解放军文艺社学习《创业》批示情况纪要也被重点关注，但有关的评价显然已经颠倒了。

按军代表高兰亭的要求，今天下午，再次在党内向大家作交待，今天重点检查我在《朝霞》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一些错误作品的出笼经过，以及关于一份《解放军文艺社学习主席关于〈创业〉批示的情况》向陈冀德提供的情况，有许多问题，当初是无意识的或者并未意识到它的严重性，今天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检查，问题就严重了。如“解放军文艺社”的那份材料，事实上成了向四人帮提供了攻击部队的炮弹……⑤

（日记1977年3月19日）

今上午，再次向编辑部作补充检查。一开始老高就作了提示，他提出：

一份有关《解放军文艺》的座谈纪要抄给上海，所起的后果怎样，进一步讲清。

（日记1977年6月5日）

今天，编辑部开了一天会，对我上次的检查，进行批评和帮助。……有些问题的危害性，如一份情报（指部队的座谈纪要），写走资派，办学习班鼓吹等等，认识很不够。

（日记1977年6月15日）

如此检查、交代了几个月，不仅仍未讲清，仍未能取信于组织，而且有关问题还在不断地向纵深处延伸。

上午……要求写几份材料。

一、有关徐景贤的问题……

……

三、有关一份解放军文艺社的座谈会纪要，杨筠是怎么提起来的，她还讲过一些什么话？

……

晚上开始写徐景贤的材料。

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就认识徐景贤……但正式与我谈话，只有一次。那是1975年11月18日下午三时，在市委小礼堂。……

我把正式谈话之间的交谈，以及他的谈话内容，按原先记录，全部抄上。我在《人民文学》的一套指导思想和方针，不是由徐景贤的这次谈话形成的，但有些要点，如注意样板戏的宣传，注意“重大题材”的作品，发表时，注意老作家占的比例不要太多等方面，应该说同他讲话的影响有一定关系。⑥

（日记1977年8月19日）

上午把有关杨筠的一个材料写好。这件事，杨筠绝对是无辜的。一开始谈到这份座谈纪要时，我们都没有把它看作是反四人帮的东西，只是觉得它同文化部总结样板戏的经验，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而且这些观点同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或是接近的。我当时抄下这份纪要根本没有想到要将它作为情报传递给四人帮的。……事后我对杨筠也说了。我告诉她，在上海陈冀德要这份东西我抄给她了。

（日记1977年8月26日）

施燕平的日记和交代材料里，杨筠确实只是一个受领导之托而向别人“代借”纪要的人，施自己才是在不知情或无意识情况下起了“收集、输送的作用”的人。那么他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

施燕平除了在自身的清查过程中对解放军文艺社的座谈纪要写了多次交代材料外，同时还必须协助各方外调人员提供有关的情况说明。其中主要的一项就是配合清查他在上海工作时的老上级陈冀德的问题。

自11月12日上海市委清查组来人外调有关陈冀德和市委写作组的情况，问了一大堆问题。……到昨天为止，一共写了61页稿子，交代了这么些问题：

一、陈冀德向我索要一份《解放军文艺》座谈会纪要的详细经过情况……

（日记1977年11月18日）

半年多后，此类外调仍未结束。如1978年的日记：外调有关“借阅一份《解放军文艺》社座谈纪要的……按照老规矩，要我写成书面材料”。

又过了半年多，日记中总算有了结束这一切的消息：

前几天党支部对我的问题作了研究，大家认为对我的审查已有两年左右了，该为我解脱了。……但必须向全体同志再作一次检查，希望我做好准备。

这次检查，我准备主要讲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的主要错误：

一、在《朝霞》工作期间，贯彻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极左路线。……

二、在《人民文学》工作期间所犯的主要错误……

……除工作的错误外，还有几件性质严重的错误。如给上海方面提供了一份《解放军文艺》社的座谈会纪要……

我把这一次的检查，题为《在11次路线斗争中的错误检查》。

（日记1979年3月12日）

不久，在组织给出的“解脱”结论中，明确写进了“向陈冀德抄一份《解放军文艺》座谈纪要”（日记1979年4月5日）的记录。就此定论在案。

从小处说，解放军文艺社学习毛主席关于《创业》批示情况纪要只是文革中的一份传播范围有限的“内部材料”，日记主人施燕平也不是“大人物”，两者的社会政治影响并未形成大气候。只是从中国政治的定性逻辑上说，尘埃落定之日，两者的归属是必须彻底确认的。尤其是施燕平，长期在权力边缘行走，对最后的政治结论应该有基本的认识和理解。但看他的日记，似乎“毕竟是书生”。——卷入文革政治漩涡，包括与权力高层有所瓜葛的人，应该各有着复杂的生存面相和曲折的精神世界，“一言以蔽之”的看法恐怕会将一切简单化了。对具体的个人，失之武断的结论就更可怕了。在政治大潮之下，体认渺小个人的困境应该是一件能够显示人性色彩的事。不纵容恶行，但不妨同情人的弱点。这或许是文学性的情感和逻辑。

从大处看，解放军文艺社学习毛主席关于《创业》批示情况纪要之所以显得重要，应与文革期间的权力政治及其社会影响有关，特别是与其时的权力博弈直接相关。1975年的7、8、9月，后来被批判为邓小平复出掌权后刮的“右倾翻案风”时期，受此影响乃至主导，文艺界借毛泽东的“调整”尚方宝剑，对文革文艺进行了某些反拨，一时有了“政出多门”的气候，连《人民文学》都发表了蒋子龙《机电局长的一天》⑦这样的作品。解放军文艺社作为军队单位的地位既特殊又敏感，文革期间的部队文艺常常发挥着影响全国大局的作用，著名的两报一刊⑧中的“一报”，就是《解放军报》。军队的舆论堪称政治的风向标。在此背景下出现的解放军文艺社学习毛主席关于《创业》批示情况纪要，至少意味着若干重要信息。

文革进行到1975年下半年，政治权力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而且还有了恶化的趋势。权力高层的政治分裂已经到了公开化的程度。能够使之暂时平衡的力量只系于毛泽东的健在这个唯一因素了。这是一个国家政治的危机时期。能够测试各种力量所持的政治立场的底线，就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而在文艺领域，对待文革文艺成果的样板戏的态度，就是政治立场的“试金石”。解放军文艺社学习毛主席关于《创业》批示情况纪要中流露出的对于样板戏的意见，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政治挑战和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争夺，说得最严重一点，这关乎文革走向、文革评价和中国政治走向的根本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有关方面是没有退路也无从回旋的。

其次，解放军文艺社学习毛主席关于《创业》批示情况纪要中对于样板戏的意见，既是权力系统内部出现政治歧见的表现，而且也揭示了这种歧见的影响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连日记主人这种政治身份的人都对纪要意见持认同态度，并还推波助澜，可见文革文艺的“革命大厦”已经到了摇摇欲坠、即将倾覆的程度。这就不仅说明了文革政治的颓势，而更主要预示了中国“革命”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解放军文艺社的学习纪要代表的是中国政治异见表达公开化的征兆。结合稍后展开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各领域特别是社会基层遭遇抵制的现实，就能明白即使是最高领袖的指示和号召，也很难真正起到全面政治动员的作用了。文革使政治神化达到巅峰，但同样也使政治神化最终遭遇破产。

因为这份纪要触及了文革政治、文革文艺的敏感、要害问题，不仅当时各方对之极度关注，而且文革结束后的清查也将之作为重要的政治内容，以对其的态度作为政治划分的标尺。不过，政治定性相对容易，文艺观的纷纭就显然不能完全依靠政治权力或高压来消除。文革的政治空间尚且不能剿灭异端，甚至，在文革的政治生态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游离于政治权威、为政治主流之外的文艺寻求生存合法性的努力。——另外，换一种视角从相反的方面来看，为什么不能将有些“异端”看作或许是出于对文革文艺和样板戏经验及原则的一种理论补充的动机呢？如此则文革后的情形就更难简单概括和把握了。可以“清查”政治，文艺则难以结账。由此而言，宏观意义上的文革文艺应该同样是一种多样、多元的“场域”概念，博弈不仅发生在政治方面，实际也在文艺的特殊方面或技术方面一直进行着。只是我们更多习惯了将（文革）文艺完全拴在文革政治上的思维方式，就像文革中习惯了将政治笼罩于文艺一样。复杂而隐秘的往往是事实，简单而浮面的倒是我们的思维。

解放军文艺社学习毛主席关于《创业》批示情况纪要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出现了，它会遭遇到的各种反应和应对也就是必然的。特别是它的传播时期其实已经在发生着权力的再度分划和演变，当反击右倾翻案风露出端倪、形成气候时，这份纪要就成为文革文艺主流所代表的政治势力的对立面了。其间曲折姑待本札记的后续。

【注释】

①施燕平:《〈人民文学〉复刊和编辑日记》，新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2015年3月。本文所引施著日记文字，包括行文格式等，均据该书，下不再注。

②1975年7月25日。

③在于会泳签发并以文化部核心小组名义向国务院请示创办《人民文学》的报告上，邓小平圈阅并批示：“看来现在这个文化部要领导好这么一个刊物也不容易”。（日记1975年10月23日注一）

④陈冀德是上海市委写作组下属文艺组负责人，直接管《朝霞》。

⑤高是文革后出版局派来《人民文学》负责清查运动工作的军代表。（日记1977年1月10日）

⑥杨筠是《人民文学》编辑。

⑦《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

⑧文革期间的两报一刊是指《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 《红旗》杂志。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