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火：兰波诗歌创作中的反叛意识与自由精神

尚　笑郑丽娜（.渤海大学文学院；.渤海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辽宁锦州03）



盗火：兰波诗歌创作中的反叛意识与自由精神

尚笑1郑丽娜2（1.渤海大学文学院；2.渤海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摘要：兰波作为19世纪法国前期象征主义代表诗人，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天才。他凭借通灵者和盗火者的身份，以惊人的敏锐道破时代的预言。诗歌承载着他无限的反叛意识与自由精神，宣泄着他永不妥协和不断超越的激情，字字句句都饱含着他对平庸现实的不满与对自然、对外界的向往，对科学理性、宗教理性乃至整个现代欧洲文明的决裂态度，以及对回归原始蛮荒状态、回归非理性自由的诉求。

关键词：兰波；诗歌；反叛意识；自由精神

闻一多先生说过，“古典主义主张戴着镣铐跳舞，浪漫主义主张除却镣铐劲舞，超现实主义鼓励无拘无束地狂舞”[1]。在法国诗歌史上，便有一位无拘无束狂舞的诗人——被誉为“超现实主义诗歌鼻祖”的兰波。可以说，19世纪的诗人兰波正是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笔下众多拒绝外在英雄行为的反英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他一生以梦为马，逐日而生，心醉于感官的飨宴，在盈溢着炎阳与海水气息的梦田中制造出犹如繁盛罂粟般的幻觉，以仿佛淬过毒药的诗句，以撒旦一般充满引诱和近乎邪恶的魅力，激起人们热烈的回应。无论是他的人生经历，还是他的诗歌，都使得这位诗人成为诗歌史上反叛与自由的标志，成为一个时代的反英雄。兰波一生创作了140多首诗歌，著有诗集《诗集》《地狱一季》《彩画集》，代表作品有《醉舟》《元音》等，其诗歌创作经历了由规范的传统诗歌，到自由诗，到风格独特的散文诗的发展。在这种被伊夫·博纳富瓦誉为“我们语言历史上最为潇洒的诗歌”[2]中，蕴蓄着一种冲破陈旧的新生力量，一种原始的伟大激情，一种前所未有的反叛意识与自由精神。

一、天生的叛逆浪子的情怀

作为一位早熟的天才，兰波在19岁便到达了别人也许穷尽一生也无法抵达的创作巅峰，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反叛者、一个浪荡子，他放浪形骸，不拘束缚，为后世建立了一种生存与反叛的范式。作为一个经历独特的传奇人物，一个天生的诗人，他向往自然，憧憬自由，一生都在流浪奔走。

兰波从小便显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叛逆和对外界的懵懂渴望，而他的家庭环境与幼年经历或许能为他这种特质做出一定合理解释。兰波出生在法国沙勒维尔小镇上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父母关系并不和睦，父亲最后的离家出走更是在年幼的兰波心上笼罩了一层阴霾。于是在兰波的印象中，严厉而缺乏温情的母亲始终是萦绕在周身的令人厌倦的稳定生活的象征，缺少父亲角色的家庭关系令他感到压抑。在《感觉》中，兰波明确地表达了自己渴望出走的愿望：

夏日蓝色的傍晚，我将踏上小径，

拨开尖尖麦芒，穿越青青草地：

梦想家，我从脚底感受到梦的清新。

我的光头上，凉风习习。

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

无尽的爱却涌入我的灵魂，

我将远去，到很远的地方，就像波西米亚人，

与自然相伴——快乐得如身边有位女郎。[3]

首先，诗歌采用的将来时态，似乎暗示着诗人能够预见未来的生活——到远方去，与自然相伴，就像波西米亚人一样。诗人亲近自然，“流浪”是他诗歌创作恒久的主题，而“太阳”和“大海”则是诗中常见的意象。“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的法国奇特的诗歌中这是少有的，大自然在兰波的诗里占了很大的优势，那不是静止的自然，也不是对其宜人的美和创造而被欣赏的自然，而是像携带着灵感的恣肆与悲观的情愫，像是一种鬼斧神工的飞来之笔、创造力和诗之质料及灿烂背景而加入到诗歌的急流中去的自然”[2](292)。尖尖的麦芒搔刮着小腿，纤细的小草慰藉着有梦的诗人。“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在这片空白的思绪之中生出无比的快慰，他和自然俨然成为水乳交融的一体，犹如情欲一般不分你我的温存。

其次，诗歌中提及的波西米亚，是“指19世纪以来一种放浪不羁的文人艺术家生活方式及其精神气质的集合总称”[4]，这个词流行之后，“用来喻指那些不满中产阶级社会现实、贫穷落魄、过着自由流浪吉普赛式生活的文人艺术家”[4](49)。1830年到1914年恰恰是波希米亚思潮的黄金时期，所以这首诗在表达兰波流浪愿望的同时，也折射出诗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兰波作为颓废波西米亚的代表，在生活上表现出来的放浪形骸和离经叛道相当引人注意。1871年后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他蓄长发，衣装怪异，嘲笑中规中矩的中产阶级，同年9月，他前往巴黎，结识了当时名声正盛的诗人魏尔伦，这是发现他的才华并将他领上巴黎文坛的重要人物，也是日后很快与他坠入爱河并开始同居生活的恋人。在今天看来这是一段浪漫的邂逅和爱情，是一位诗人与另一位诗人精神上的碰撞和共鸣。但就当时的社会而言，同性恋的行为并不为世俗所容。当时这对声名狼藉的同性情侣混迹于嘈杂肮脏的小酒馆，耻笑那些一本正经自视甚高的巴黎诗人，种种行为为精英诗人团体所不容，曾经朝思暮想的巴黎文坛成为一个笑柄。他们曾为彼此写过不少诗歌，不乏情色露骨之作，单从这些大胆的诗歌上便可看出兰波骨子里的叛逆特质。

兰波说：“生活在别处。”这是他一生的写照。他是如此不甘于被恶意的平庸生活所围困，他要不断出发，“到新的爱与新的喧闹中去”[3](241)，以追逐生命中某种必须实现却并不具体化的东西。这种对新方向的惊人执念贯穿于他生命的始末，直到临死前他依然心心念着出走，并相信太阳会治愈他，这不禁让人想起他的《永恒》，生命的意义也许就在这一问一答中：“终于找到了!/什么?永恒。/那是苍海/融入太阳”[3](211)。兰波呈现出来的与整个时代的格格不入，他的诗歌蕴藏的惊人敏锐和历久弥新的价值使得他成为一个大时代背景下的异数，一枚诗坛上的惊叹号，一块于时间洪流中击撞出神异光彩的石头。法国诗人勒内·夏尔在献给兰波的诗中称颂——“你出走的好，兰波！我们是这几个人——绝对地相信，可能的幸福与你同在”[5]。

二、神圣的决裂蛮荒的回归

兰波所处的是19世纪下半叶新旧交替、社会转型的动荡时期。1870年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了包括法国在内的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世界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而非理性思想也在迅速蔓延，人们正在经历一场精神和价值信仰的失落。梅欧在他的书中曾经写到，“在西方最早对工业文明的进步性表示怀疑的人就是一群艺术家。如果说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以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来看待这个世界的，而艺术家，则是以心灵的直接感受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他们是一群敏感的人。而且心灵感受往往早于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所以还在人们盛赞工业文明的丰功伟绩时，艺术家们就已看到了其黯淡的另一面”[6]。旧的文化价值体系出现裂痕，现代人在思索着自身价值与命运的过程中，萌生了一种愈发强烈的焦灼和恐慌。处在这一时期的兰波，作为这群无比敏锐的艺术家中的一位，比任何人都敏锐地察觉到即将到来的改变。甚至有人认为他所扮演的正是尼采“超人理论”中的超人角色。他反抗宗教理性、科学理性，企图从原始的蛮荒时代，从非理性的状态中寻找自由。所以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神秘的非理性和对自由的强烈渴求。其反叛意识与自由精神亦表现为一种逐渐深入的决裂，与现实的决裂，与宗教的决裂，与现代文明的决裂，与一切旧事物的决裂，甚至与自身的决裂。他藉由这种决裂以实现向原始蛮荒状态的回归，以成为“尚未出现的文明的第一位诗人”[2](291)，以完成他对现有一切、对自身的超越。

兰波后期的作品表现出更加决绝的反叛态度和企图打破一切枷锁的自由感。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地狱一季》这部散文诗集都表达了对传统诗歌观点的激烈反叛，是对兰波“通灵”理论的新一高度的实践。在诗歌中，诗人频繁地提及“异教徒”，他似乎目睹了火刑，目睹了审判与裁决——“我闻到了异端的焦味，确实无疑”[3](194)。“地狱不能控告异教徒”，“往后，下地狱将变成一种更深的乐趣”[3](194)。诗人正在进行一场精神上的流放——他逃离了宗教的启示，逃离了理性与文明。一般认为这部集子写于兰波同魏尔伦分手后的精神危机时期，然而它却暗示了当时整个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状态，正如他在《序诗》中说到的那样，“我终于使人类的希望在我的精神中幻灭。我像猛兽一样不声不响地在欢乐之上跳跃，为了掐住希望的咽喉”[3](183-184)。从20世纪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看，兰波确实是瞻望到历史发展方向的先驱者，他正是以神秘“通灵者”的身份道破“神谕”——人类的全部希望破灭，旧的基督教道德信仰价值体系到19世纪下半叶便行将崩溃。

在《坏血统》中，诗人的反叛尤为激烈。他渴求自由，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勇敢地脱离任何依靠而存在。他渴求的自由超脱于理性而存在，他的伟大也在于“拒绝其时代和环境为他提供的可以变为自己的那点自由”[2](296)。在探索的过程中，他发现上帝无法施予救赎，福音已成为过去——“在这段往昔中，我不断地审视自己。可我总是孤零零无家可归；我甚至不知自己说的是何种语言。我从未在基督或代表基督的上帝的劝告中发现自己”[3](186-187)。

诗人自喻是发狂的“野兽”，对现代文明的绝望促使诗人回归原始的自然中去，于原始与蛮荒中开拓出新世界，创造一个非理性的乐园，于非理性力量营造的自由中狂舞——“大声叫喊，敲起锣鼓，跳舞，跳舞，跳舞，跳舞！尚未看见白人登陆，我将跌入虚无”[3](190)。诗人面临着自我精神的拷问和灵魂的撞击，他质疑了整个人类的生存境遇，讽刺飞速发展的科学——“科学，这新贵族！进步。世界在前进！世界为什么不回转”[3](187)。值得人类骄傲的科学理性究竟要把人类领上什么方向？人类该何去何从，又要从哪里寻得救赎？于“神圣的混乱中”，场景疯狂转换，诗人犹如蒙昧时期巫术仪式中神灵附体，自导自演，自问自答，展示着自我精神探求的过程，在矛盾与冲突中寻求超越。

此时面对上帝，面对牢不可破的现代文明，诗人悲悯着被蒙蔽双目的芸芸众生，又因自己亦身处其中无法打破桎梏而萌生绝望。鲁迅先生说过，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以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而兰波总要以饮鸩止渴般的虚无和绝望沉醉于用酒精和大麻制造的幻觉中，经历从诗歌毒辣又甘美的迷幻中清醒和回落的苦痛，于身心俱裂的一问一答中交替着虚妄与幻灭。“因为人类理性的严谨逻辑之链，是那样的坚韧而且具有巨大的束缚性，因而他一旦清醒了，他便被理性的秩序征服了，他便马上会变成被束缚在山崖、被恶鹰啄食其脏腑的被罚的普罗米修斯，而不再是艺术领域里的英雄”[2](21)。

兰波在社会现实的平庸与晦暗、狭隘与专断中萌生的愤怒、对既定秩序的难以自抑的厌倦和对无限未知境界的饥渴感令他做出这样的决断——“我愿成为任何人”。诗人在《地狱一季》中体验了各种角色，而现实生活中诗人也是这样做的，1875年后,兰波基本在文坛上销声匿迹，曾经的诗人在沙漠与山谷间穿梭，于蛮荒之地做着军火商、贩毒者、逃兵、记者、勘测员……我们唯有想象这位履风之子如何迈着细瘦的双腿长途跋涉，何如迎着炙烤沙漠的阳光在一个埃塞俄比亚女子怀中驱赶蚊虫。生活的苦涩艰辛让这个恣意妄为的少年成长为一个瘦削深邃的男子。我们不必诗化他的生活，一些照片和资料能够显示他在非洲的苦难经历，这一期间他穷困潦倒，孤独和迷惘时时与他相伴，被病痛折磨之时他痛恨苦难。1891年，37岁的兰波死在马赛医院惨白的病床上。死亡为他带来了解脱。

在1871年的通灵者书信中，兰波提到诗人作为通灵者的使命。“在难以形容的折磨中，他需要坚定自己的信仰与超人的力量；他与众不同，将成为伟大的病夫，伟大的罪犯，伟大的诅咒者，——至高无上的智者！——因为他达到了未知！他培育了比别人更加丰富的灵魂！”[3](330)冥冥之中诗人已然感受到了某种“悲剧性”的东西，他收到了某种启示，萌发了某种呼之欲出的欲念，他知道必须由自己来背负诗人悲剧性的命运。所以他要自己“寻找自我，并为保存自己的精华而饮下毒药”[3](330)。他要以自我毁灭式的激情过上危险的生活，任凭这种热度不断逼近极限。无论是写诗，还是游离于蛮荒之地，总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有关诗歌的巨大苦痛和不被理解的彻骨孤独不断侵扰他、威胁他，他一直身处于异乎寻常的可怕矛盾中——崇高总与放纵相伴，希望常和幻灭毗邻。

诗人海子在献给兰波的诗中称他为“诗歌的烈士”，烈士的精神存在于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冲突之中。一生标榜着自由与反叛的诗人，在诗歌的殿堂之上是缔造了神话的王者，是在意识和认知领域为人类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在现实中他被截去一腿沉卧病榻，任由病魔消耗他的身体，磨损他的精神。他是在滞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风驰电掣的速度急遽成长为诗人，又马上于心醉神迷的幻觉与纷扰沉闷的现实的尖锐冲突中猛然惊醒的诗人。他是直接用生命去自由而流畅地体验，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在灵光跃动的一瞬间，他所发出的搏击带有堂吉诃德式的个人反抗的悲剧性，他对内在深度的发掘是沿着浮士德式的精神探索的轨迹。所以，兰波的反叛意识与自由精神象征了一种改变和创造，一种勃发和超越，一种对人类永恒的进取态度的吁求。尽管他作为诗人的时间极为短暂，但毫无疑问他是天生的诗人，也是真正的诗人，而他的这个绝无仅有的盗火之举亦是一场神圣的悲剧性的征服。

兰波的一生，充斥着猜测与好奇，误读和误解。和所有诗人一样，他的诗歌和人生，充满了浪漫与悲剧，又与其他诗人不同，他不是一个追求崇高的理想主义者，不是一个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他甚至是一个极度自负之人，一个异想天开之人，一个破坏者，亦是一个创造者。一种新诗歌，始于他决定成为天才、创造未来的一瞬。兰波是盗火者，为了燃火而身处黑暗，为了燃火而灼烧自己。他亦是深知自己需要成为盗火者，藉由此举来打破陈旧，迎接新生。同为“诗歌三王”之一的马拉美曾这样评价兰波：“他像一颗流星，倏然出现，他的存在就是他的光源，他的出现也是他的泯灭。但确定无疑，他一旦出现，就将永存……”[2](287)这位诗歌史上的普罗米修斯，用尽一生的力量，以诗歌革命者的姿态，宣泄着他对反叛与自由的吁求，不遗余力冲击一切未知，在短暂的一瞬爆发出全部的光与热——“我生命之中的世界，用我的全部生命创造出的世界在我眼前渐渐地闪现了光华，在我周围燃起了烈焰，将我的内在世界照亮”[2](25)。

参考文献：

[1]杜青钢.浪漫与自由[J].法国研究,2003(2)：5.

[2]葛雷，梁栋.兰波诗全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296.

[3]王以培.兰波作品全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0:10.

[4]卫华.欧洲19世纪末思潮视域中的颓废波西米亚[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0(3)：49.

[5]弗朗西斯·雅姆，等.法国九人诗选[M].树才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169.

[6]费孝通，方李莉.工业文明进程中的思考[J].民族艺术,2000(2)：14.

[7]杨国政.兰波无神话[J].外国文学,2000(2).

[8]王以培.通灵者,今安在——纪念兰波诞辰150周年[J].外国文学评论,2005(1).

（责任编辑陈方方）

作者简介：尚笑（1990—），女，渤海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郑丽娜（1961-），女，渤海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教授，从事中外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4-15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254（2016）02-0092-04